阅读聂华苓——纪念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创立50周年

聂老师比我父亲年轻四岁,较我则年长三十二岁,十足是个母亲。这位母亲不但是
《聆听父亲》的第一个读者,在创作的关键角度上说,她也堪称是
《聆听父亲》的第二个作者。

安格尔(1908-1991)是美国著名诗人,还是华人作家聂华苓的丈夫儿。谈起安哥儿,还有一段逸事。聂华苓在她的回忆中曾经非常风趣地写道新风霞画《金秋》一幅相赠,有折菊赠远的情意;吴祖光题:华苓、哥儿雅正;告我安哥儿是凤霞想出的名字。我一迭声叫好。安哥儿的是京片子吧!住在北京四合院里吧,上街溜达手里还提着鸟笼吧那是社会的哥儿了!但在戏台上仍然有那个哥儿这个哥儿的。我突然想起《三娘教子》里的小哥儿。凤霞是评剧艺术家,安哥儿是她从民间术联想创造出来的。我非常珍惜。中人名字之外还有个号,我那老伴就叫安哥儿,号称安格尔吧也用不着告诉老伴他既叫安哥儿又叫安格尔。这就是洋人不懂中x的好处。我在中文世界里可以我行有素。反正对他也说不清:他准会愣着对灰蓝色的眼睛望着我:两个名字?听起来一样嘛!中国人!中国人!那两声中国人透着钦佩,喜爱,迷惑,还透点儿成天价无事忙的味道。当然,他说的是英文1994年,安格尔去世。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以下一段话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照亮。看到这个墓志铭,不由会让人想到,这是多么谦卑和可爱的一位诗人啊!他虽然颇有成就,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看得有多么了不起,他只是尽力照亮一些人而已。别的我们不讲,只谈谈他设在爱荷华的国际写作中心。1967年,安格尔和聂华苓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心,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到爱荷华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写作、讨论、旅行。两人主持IWP共2年,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到爱荷华的作家有七百多位,大陆作家有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萧乾、汪曾祺、白桦、吴祖光和徐迟等等。1978年6月,中国的政治环境正是初春天气乍暖犹寒的时候,有一天,有人传呼艾青去接电话。是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打来的,说她和安格尔以及她的两个女儿,都想见见艾青。这对于刚刚解放的艾青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这不是一般的会见,是和外国人会见,弄不好又会给他扣上个里通外国的帽子。但是,不见又怎么对他们解释?后来是王震将军给他们解决了难题:可以见,想在哪儿见,什么时候见,都由艾青决定。于是这一对著名的诗人,终于在艾青那拥挤寒酸的家里见了面从来没有见到过艾青的安格尔,一进门就紧紧地拥抱着艾青,说着艾青听不懂的话,就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这样的激动场面,对艾青来说多少年都不曾有了。安格尔眼里含着泪,艾青眼里也含泪,这情谊,只能意会,很难言传。对于近二十年一直处在冷漠、仇恨环境中的艾青,安格尔简直是寒冷天气中射出的一缕阳光!艾青的妻子高瑛还激动地写了一首诗《给诗人安格尔及聂华苓》。过了几年,艾青夫妇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又一次领会到安格太阳一般给人温暖的感觉。两个诗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起来。安格尔用他的手,拍打着艾青的后背,你好,你好地表示他的热情。而艾青,心里热乎嘴里却不知说什么好,聂华苓握着艾青的手说:艾青,你真的来了吗,我不是做梦吧?这是什么?是尊重!尊重是什么?是阳光在国际写作计划的几个月,由于欢乐所以时间过得特别快。在临走时,高写下了自己深深的感受我要赞美伟大的太阳。这无比万能的美容大师,是她把爱华打扮得如此绚丽多彩,是她创造了神奇的美。我庆幸自己,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了这儿的客人。难忘啊,小城的秋色!更难忘啊,小城里的朋友,和他们的深情厚谊中国作家贾宏图也去过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事后他在他的回忆中写道美国有个幽静的小城爱荷华,小城有个国际写作中心,有个五月花楼家住宿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上许多作家和热爱文学的人们。据统计,华作家前后有94人之多,几乎囊括中国所有著名的作家,如丁玲、王安忆、白桦,华、张一弓、张贤亮、徐迟、北岛、王蒙、苏童看了访问过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作家的回忆,就会承认,安格尔墓志里所说的绝对没有错!安格尔像太阳,能够给人们带来光亮,带来温暖。一位在五月花楼住过的巴勒斯坦的女作家莎哈,在写给安格尔夫妇的信中所表达的情感,也许会使你更加感动。莎哈写道我可爱的、亲爱的、奇炒的、最最美丽的一对人儿。说话无法表达我的情绪只有吻了又吻才能表达。你们知道,我多想念你们。你们感应到了,是吗?你知道,我多怀念五月花,纵令风号雪虐,没有关系,爱荷华很温暖:你们那儿我在那儿度过这辈子最好的时光。我可以写作,睡眼,大笑我可战斗。①我喜欢许多人,但只爱几个人。你们俩是属于那几个人的。别保秘密,我会在最寒冷的一天回到爱城,站在五月花停车场上,向你们山叫:我爱华苓,我爱安哥儿!还没叫完,就一屁股跌在冰上,冰立刻融化冰为什么立刻融化?光呀,热呀!

在强调聂华苓的传奇性的同时,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她的选择无独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她将早年作品结集成为《台湾地区轶事》,有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与之在多个向度上交相呼应;她的集大成之作《三生三世》,如果拿齐邦媛的《巨流河》进行对读,便会发现一番精彩的“交响”与“共鸣”。二是她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极为朴素的文学与历史常识。而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一种“常识”的力量与气度。

“是的。”我忽然之间有回到中小学课堂上缴交作业的感觉,“每天都写。”

在访问者眼中,聂华苓曾经“像走在雪地上,极少回顾留下的纤纤足迹”。但在安格尔于1991年猝然离世后,“回忆”却成为了她主要的表达方式。她的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辈子》与《三生影像》在海峡两岸相继推出。2013年,由陈安琪导演的电影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公映并在中国大陆一些文化活动中播出后,一个隐含在“爱荷华的故事”背后的“聂华苓的故事”开始广为人知。

女官尴尬地笑了,又问: “那么,IWP如何?”

聂华苓之于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正是其间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她不仅在自己的讲述中呈现了历史,也通过讲述的逻辑与策略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她的选择无独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她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极为朴素的文学与历史常识。而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呈现了一种“常识”的力量与气度。

不过我没有去成。因为据说当时有另一位任职报社的作家提醒余先生:张大春刚刚担任中时晚报的副刊主任,实在不宜旷工放洋过久。她说得入情入理,于是我的爱荷华作家写作
计 划 (International W riter’s
Program,简称IWP)就延宕了九年。IWP唯一的主人聂华苓老师在1997年初秋见到我的第一天,第一句话就是:
“你迟到了多久?”

1978年,聂华苓访问中国大陆。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家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中国大陆作家陆续赴美。“爱荷华的故事”的另一部分,是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独到眼光与道义担当。作为国际性的作家交流平台,“国际写作计划”虽然也邀请功成名就的作家参加,但他们所占的比重其实很低,大部分的名额留给了尚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托尼·莫里森、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与中国作家莫言等,都曾是聂华苓的“座上客”。而几乎所有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崭露头角时,便都会进入聂华苓与安格尔的视野并得到她的帮助。因此,聂华苓与安格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高度评价与普遍尊重。

恰由于1997年我赴美的经费与两大报无关,而是美方出资赞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得为三个月的新鲜体验
“陛见报销”,那顿饭非吃不可。女官倒也开门见山,劈头就问:
“感觉美国如何?”

澳门新葡亰网址,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历史研究法”课程时,提出“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以作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而聂华苓之于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正是其间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

聂老师也不假思索地说:
“是,九年。”就连没有能够如期前去参与那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盛会,聂老师都念兹在兹,不稍释怀。于我而言,耽延行程不算什么,她一直挂记着则令我由衷感念。聂老师对人的用心可见于此。

聂华苓的那句“我是一棵树/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不胫而走,成为了世人阅读其文其人,以及她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她90岁生日前后,中国大陆的《读库》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推出了两篇人物特写。无论是前者的《聂华苓叙事》,还是后者的《90岁聂华苓:根在中国大陆,干在台湾地区,枝叶在爱荷华》,便都是循此“三生三世”的逻辑展开的讲述。的确,一个世纪的政治沧桑与文学浮沉如此凝练而又戏剧性地集中在一位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女性身上,通过三个异质空间的转换完成了一部90年的时间叙事,堪称传奇。

我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我只消三分钟车程的,就可以见到 《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的译者
(吕嘉行),他太太是一本文学杂志的社长 (谭嘉),而就在Ridge
Road上、隔着
‘五月花’的另一侧,便是小说家、以及数十年来发动IWP的主要引擎,聂华苓的家,你说:我还能找到更cultivated的文学环境吗?”

聂华苓在台湾地区与美国的高校中都曾讲授写作课程,熟稔“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文学潮流,在她的早期创作中,也曾经有意探索透过现代主义技巧叙述“中国故事”。她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中译,也大都围绕现代主义的取向进行。

我说: “是个帝国。”

阅读聂华苓,不应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动与内在的人生的接榫之处,除却一桩桩文学因缘,还有她一部部文学创作。她是创作、翻译、评论与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说创作与翻译见长。换言之,她不仅是“伯乐”,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只不过日后作为“伯乐”声名日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其实,早在1959年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时,聂华苓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翡翠猫》。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此后的《桑青与桃红》更是奠定了她作为华语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继尔,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问世。值得一提的是,先于回忆录的写作,聂华苓在自己的小说中其实已经援引自己的身世作为文学资源,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老家伙’。”

作为作家的聂华苓的成功与影响,可以参见1990年出版的45万字的《聂华苓研究专集》。试想,倘若现在重编,那么此书的篇幅恐怕需要扩大不止一倍。因为在这些评论与研究中,还不包括她此后更为著名的一系列回忆录。

女官犹带惊讶地恭喜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接着一连三个why,似乎意味着爱荷华的地产并不值得投资。

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以自己抗战时期流寓重庆的经历为背景,即兴点染,书写了一位少女的隐秘心迹,可以视为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而《桑青与桃红》则通过主人公横跨30年的故事,呈现了一位中国女性在四个不同时空,作品致力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将易代去国的悲欢离合压在纸背,是聂华苓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与先锋色彩最浓的一部。1980年,这部小说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时,鉴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与读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她删去了其中实验性质最强的第四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被评价最高的篇章。白先勇认为聂华苓在其间写出了“卡夫卡式的梦魇”。不过,1981年中国大陆又出版了小说的全本英文版,这也构成了《桑青与桃红》在接受史上的一段逸闻。《千山外,水长流》是聂华苓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两代主人公在1940年代中国与1980年代美国的故事为线索,讨论了“中美之间”在战争、人道、伦理与情感等多重层面上展开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有她对于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的反省。正因她在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已经积累了讲述自己人生阅历的成功技艺,加之她的散文也多以志人志言为主,所以当她开始写作回忆录时,也就能很快打开局面。系统地读聂华苓的小说与人生,当是一个值得认真经营的题目,从中不仅可见出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态,更可见出文学在历史中的结构作用。

“当然,我很乐意。”这位太太像秋天的晴空一般爽朗地笑了——显然,她也如获大赦,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聂华苓的回忆,大多到1991年为止。即便在最新版的回忆录中,她增订的内容主要也只是关于此后经历的图片,而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历史的大幕已经落下,世纪的长河悄然远去。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聂华苓比谁都明白,对于一部志在传世的作品而言,恰到好处的“留白”远比“不能自已”的抒发更为重要。

原标题:我和聂老师和我们的家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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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任性地想:那里是一个家;而我和聂老师的家族史都在那里。

聂华苓

大体而言,聂老师的家在
“五月花”南侧朝西,我看上的小屋则在“五月花”北侧朝北。她的电话号码尾号是
1615,而我的门牌号则是1516。那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日后要不要在此地常住?多久来一次?一次待多久?台北和爱荷华城之间要转几个机场?几段陆路交通?几程天涯?

正因为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聂华苓对于西方经验的接受也多能以调和中西传统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她对于中国作品的英译,也就特别能够见出她的历史眼光。除去《中国女作家小说选》,她还是《毛泽东诗词》与《百花齐放文集》的英译者。后两者一在美、英、法等国陆续出版,风行一时;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权威选本与译本。对于二者,聂华苓都做出详尽注释,借以触摸与考察亦近亦远的“红色中国”。

“不行,他是爸爸啊!”

1967年,聂华苓与其先生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基础上创办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作家前往,每届为期4个月,迄今不衰。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这里相聚,借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们“交流”而非“交锋”。在20世纪后半叶充满对峙与斗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写作计划”发挥的作用尤为引人关注。

聂老师当下接道:“你每天都写吗?”

聂华苓对于自己的故事具有十分自觉的历史意识。她的首部回忆录《三生三世》的自序便是《我所知道的一点儿民国史》,而首章首节即是《再生缘》。《聂华苓叙事》的作者开笔从“故国离散”说起,可谓与传主的自我叙述正相契合。不管“再生”,还是“离散”,都是晚近海外华语文学研究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重要命题。聂华苓先在地将它们从自己的人生道路中作为关键词提取了出来,但她无意为思想与学术“预流”,而是因为她原本就是历史中人。她不仅在自己的讲述中呈现了历史,也通过讲述的逻辑与策略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

我原话再说一遍,又补充了一句: “IWP让我变成大帝国的小地主,how’s that?”

我刚到爱荷华的那一天晚了,无法住进 “五月花” (May
Flower,宿舍楼名),只好投靠吕嘉行和谭嘉夫妇。那天晚上嘉行兄再三问我:
“有没有在IWP期间写点什么东西的计划?”

我万般无奈地改了,就改成
“老人”。然而一年又几个月之后,我做了父亲,逐渐逐渐变成一个老家伙,然后我大概体会了一点:改作
“老人”是对的。毕竟,我没有要刻意显示自己有多么无情的意思。而聂老师的不安,让我体会到温柔敦厚四个字真正的意义。

聂老师不只是IWP的主人,也是更多闻名来访之过客的主人。过客大多出身两岸,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与写作或者艺文活动有关。说来就登门打招呼,说去就挥手告辞,聂老师则不动如山,像一座泊船之港。

我打过预防针了,胸有成竹地说:“要写一部以家族史作基础的东西——我连稿纸都带来了!”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那些翻译课上的学生对于中文、西班牙文、韩文甚至越南文……可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所谓
“合作翻译”,毋宁就是两个人对坐执咖啡杯指认作品中之某字在英文中应该如何表达。

1988年我接获通知:一向由联合、中时两大报出资赞助、俾使作家得以赴美进修的一个计划,居然落到我的头上。中时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亲自告诉我:“今年就你代表去一趟爱荷华吧!”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对我来说,那三个月IWP的生活里最重大的事情根本与写作、演讲、国际作家交流……无关。每当有人
(尤其是也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作家们)说起来,我总是说吕嘉行、谭嘉,还有像妈妈一样的聂老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九年。”

“如果改成 ‘老头子’呢?”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可是可是可是怎么讲——”聂老师又起身在餐厅和起居室之间踅走了几趟,说:“不行,叫
‘老家伙’我过不去。”

那一天,我触景生情地和聂老师聊着刘大任的
《秋阳似酒》,聂老师就显得有些恍神,时而起来走两步,时而像是想起要到柜子里拿什么东西却又什么都没拿。鼓秋了老半天,忽然岔开话题,说:“大春啊,我不想干扰你写作,可是有个词,你不能那么写。”

嘉行兄仰天大笑,说:
“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的。只不过聂老师一定会问起,你随便有几句话也好。”

那本书,是我想了多年的家族史。在起心动念的第一瞬间,我给这书起的名字就是
《聆听父亲》。

她不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从手捧原稿的第一页开始,就带着一份积极的情感。我记得她才读了几行,还不到一个段落,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也在整理我的家族史呢。”她说的,应该就是多年后出版的
《三生三世》。

在IWP的诸般活动之中,有一个翻译活儿。1997那年的设计,是让来自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分别与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合作,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聂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不干预IWP行政实务,可是正如嘉行兄所料,两天之后,我们一见面的第二个话题就是:
“在写什么吗?”

“哪个词?”

我猜想这女官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的答复竟然是: “我在 ‘五月花’旁边的山脊路
(Ridge Road)买了一栋房子。”

“你每天写了些什么,就给我看看好吗?”

分配到与我合作的,是当地一位选读社区大学文学及翻译课程的中年妇人。她很爽朗健谈,对于近代英美文学的作者、作品也十分熟稔,可是中文一笔不识。所谓翻译工作,不过就是由我用我所能够使用的英语字汇将
《聆听父亲》说给她听,再由她打造成她认为通顺甚至优美的语句。如果按照表订计划,我们每周有整整三个下午要如此度过。我在第二次
“合作翻译”的课程中就提出了 “分手”的建议, “你可以退掉这门课程吗?”我说。

“什么?”她瞪大了眼,简直不像一个上国衣冠之辈。

于是,毫不犹豫地,我每周有三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都会从
“五月花”闲步到聂老师家,从书架上拿下杨宪益翻的
《奥德修斯》;那是我在心里给自己规范的翻译课。而聂老师,就在她餐厅的长桌上翻读我新写的
《聆听父亲》。

回到台北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在台协会来电相邀,要我和当时主持两地文化事务的一个女官吃顿晚饭。

于我而言,聂老师不止是一位同行前辈,她的
《桑青与桃红》一直是我开蒙以后最受撼动和感动的当代长篇——虽然当时因政治因素之故,没有在联合报副刊上完整发表。

“‘老头儿’呢?”

我很讶异他这么关心连我自己都不太在意的事。于是小心翼翼地探询:“如果没有什么计划呢?”

这位前辈作家就坐在离我三五码之外的餐桌上,一字一句斟酌着
《聆听父亲》,神情专注而严肃,秋日午后的阳光从不知什么角度洒进屋来,照着她、也照着手稿耷拉下来的纸角。那是我多年不曾忘怀的一个画面。

一霎时间我就明白了。那是我特意设计、使用的一个称谓词。为了让父子之间保持一种类似于同极磁石相近而相斥的张力,我在全书开卷之后将近两万字的篇幅之中,都使用一种看似中性的、冷峻的、不沾带炽热情感的角度,甚至是刻意放大的距离,去描述年迈的父亲在病中病后衰败的身体和精神。

我不知道那女官相信了几分,然而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片言不虚,我只隐瞒了一点:之所以买下那房子最主要的动机,是它的门牌号码。

“你就叫他 ‘老人’不可以吗?他都病成那样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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