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陈丹晨聊巴金

陈丹晨老师从1978年开始酝酿《巴金评传》的写作,时光匆匆,至今已四十年矣。我与丹晨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图片展上。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而已。但在我心里,与他的距离很近。这不但因为他是上海人,更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巴金研究专家。

“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巴金”

图片 1

我读到巴金的书,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的书开始重印出版,我排队购得一册《家》,只用一二天时间就读完了,很不解渴。读过《家》,想更多了解巴金,却无从入手。没过几年,在书店里见到一册《巴金评传》,迫不及待地购回捧读。二十出头的我,自然不能有更多的领悟,但对传主巴金已有了初步认识。同时,我记牢了写作《巴金评传》的作者名字陈丹晨。以后,每遇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总要拜读。凡见到他的著作,总要购入一册细细品味。读得多了,对丹晨师的了解更深些。

——陈丹晨《巴金全传》读后

刘昆作品

陈丹晨出生于1931年,今年已届八七高龄。他祖籍宁波,却出生于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就读,50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国家外文局主办的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后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社副总编。退休后,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著书立说,成果频频。写文学评论,写散文随笔,尤其是忆人怀旧的文章,留下文坛珍贵史料。更撰写出版《巴金全传》,完成一个夙愿。

刘锡诚

陈丹晨先生是我在《文艺报》工作期间的领导,长我10岁,应该说他是我的前辈、师长,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视我为朋友。我的老友可谓多矣,但在治学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推他了,故我以良师益友视之,以丹晨兄称之。

今年五月,我有北京公干之行,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看望丹晨师。于是,电话中约好时间就去了。我坐在客厅里,只顾与丹晨师聊天,无暇去参观下他的书房。客厅宽大,却有些凌乱,片刻即知,这是一个缺少主妇打理的客厅,独居老人太不容易了。记得2011年得丹晨师来信,说“因家事变故,悲痛之余,不及复函,深感歉疚不安”。我不敢去信询问“变故”之事,今日见客厅空落,不禁心中怅然。

一个多月前,老友陈丹晨冒着酷暑来到舍下,把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传》(上下册)赠送给我。当我从他手中接过这部沉甸甸的新著,并得悉我是第一个得到赠书的人时,不假思索地对他说:“您写了那么多书,包括文学评论和散文结集,出了就出了,只有这本泣血之作才是您的代表作,是可以传世的!”这不是虚于应付,这是我的由衷之言。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据我了解,他对巴金的研究,起始于新时期之始,迄今已有30多年了,在如此漫长的文字生涯中,他不畏艰难,锲而不舍,不断地冲击思想禁锢,也不断地解放自我、超越自我,在这部书里倾注了他从青年到老年的才华和智慧,付出了大半生的辛劳。他的第一个成果《巴金评传》问世于1981年,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中的第一本书,而他对巴金的研究并未因“评传”的出版而就此止步,继而又撰著了《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月)、《天堂·炼狱·人间——<巴金的梦>续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2月)。如今这部长达799页的《巴金全传》,乃是在这三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最终成果。我怎么能不为他的这部煌煌巨著高兴呢?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文艺报社的,当时《文艺报》复刊不久,首先要搭建领导班子,新建的班子,除冯牧、谢永旺、吴泰昌、阎纲诸位是老《文艺报》的人外,陈丹晨及编辑部的中青年编辑,全都是从各单位调入的,彼此不熟悉,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我们聊得十分惬意,时而普通话时而上海话,他谈儿时在上海的经历,谈在《上海文学》上开设回忆钱锺书的专栏文章,更多的是谈他与巴金几十年的交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不少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不仅艺术地概括了中国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及其矛盾,而且曾给万千步入社会和走向革命的青年读者们以思想的启迪和审美的陶冶,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巴金就是这些文坛巨匠之一,尽管他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诚然,巴金是一位有着丰富复杂的生活史、奋斗史、心灵史、信仰史而又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要正确地描述和剖析他的一生,在曲折多变的中国现代文坛背景上评价他的文学贡献,对传记作者来说,毋庸讳言,是一大难题。在我读完了全书后,我愿意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读后感:“丹晨,您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巴金!您实现了‘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准确的巴老的形象和心灵’的原旨!”

我最初分在新闻部,后转到副刊部,正归陈丹晨副主编分管,也许是半个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与丹晨兄一见如故。记得我最初写的杂文《闲话唐玄宗》《浮士德的悲剧》,都是先请他过目指正,并由他引荐给上海《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先生的,后梅朵先生在京城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原来这么年轻,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说我年轻,实过不惑,并不年轻了,也许文章写得有点老气横秋,故有老先生之感。这两篇杂文,连同《张嘉贞缘何不营家产》一文,均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杂文精选集,居然选了我三篇,前辈严秀先生真是太抬举我了。由此而论,丹晨、梅朵、严秀都于我有知遇之恩。

他清晰记得童年时代的事。比如,他看到大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大姐看着看着就悄悄流泪,什么书会让人哭?后来才知道,大姐看的是巴金的《家》。

传记写作,在我们的文学界,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很不发达。个中原因固多,但笔者以为,最主要的是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左”和文艺政策上的“舆论一律”所致,虽然有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台,但出台未久,就被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打断。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文学研究者郑克鲁先生为苏联文学理论家奥勃洛夫耶夫斯基所著《巴尔扎克评传》的中译本写的序言里提出一个问题:“一部作家评传怎样才算具有价值呢?”他的回答是:第一,它要提供较丰富的资料;第二,对作家的某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有见地的看法;第三,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这三条标准不仅适用于巴尔扎克、甚至托尔斯泰等素有争议的大作家的传记写作,也适用于对巴金这样的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的评价。

我与丹晨兄在文艺报社共事约10年,90年代初,他和主编谢永旺都调离报社,一别近10年。再见面时,他告诉我,近10年来他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多次访问学者,除了讲学、写作外,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巴金资料、写作巴金传记。我知道丹晨兄是研究巴金的专家,长期致力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与巴老有40年的交往,也是巴老信得过的一位挚友。他真心拥戴巴老的“讲真话”精神,身体力行,传承发扬。

上小学不久,丹晨就有了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看的最多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巴金的书,把每天买早点的几个零钱也用来买《激流三部曲》。

第一,丹晨在《全传》里说:“个人传记是社会历史的组成”。不错,作家传记是建立在作家个人以及与作家相关的社会与文坛史料的基础上的。他始终坚信这一写人与写史的原则,并且贯彻始终。他搜集了尽可能多的有关史料,包括传主的“内心世界”的难得的史料,而且把传主时时放到一定的社会的与文坛的事件与思潮中去写。史料的丰富与完整,细致与准确,落笔处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也就是古人所称赞的“信而有征”,因而成为这部传记的重要特点。限于篇幅,恕不举例展开来说了。

我是巴金的“粉丝”

最让丹晨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任职《中国文学》期间,在策划人物报道选题时,大胆提出了专访巴金的计划,经严格审批获得准许,使他如愿以偿得以上海之行。那是1963年,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丹晨第一次走进巴金先生的家门。采访巴金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不过瘾,再接再厉又连着进行了两次访谈。之后,写成《巴金访问记》发在《中国文学》上。这是1949年后少见的对巴金的报道,让海内外读者有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巴金的机会。

第二,上述三条标准中的第二条,显然是与对有争议的巴尔扎克的评价有关的。巴尔扎克是与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并列的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的世界观问题却成为在对其评价时最聚讼纷纭的问题之一。对巴金的评价也一样,最绕不过去的,是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研究、阐释和宣传,概括地说,亦即世界观问题。正如《全传》作者所说:“他的大量著译活动,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一位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在修订新版的《全传》里,作者对巴金各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作为毫无回避之意,而是作了相当充分的引述和分析,梳理和解读,而在他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评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先后到工农兵中去,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总之使他接触和熟悉了过去他并不熟悉的劳动者的生活、人事、伦理和思想,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文革”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从“炼狱之梦”回到“人间之梦”,以清醒的意识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察现实,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但“爱人”(泛爱)和“人道主义”等观念,仍然在他的信仰和思想中牢固地占有重要地位。怎样看巴金的信仰和变化?对于这个读者关注的问题,《全传》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不必用‘主义’之类僵硬的概念套用到他头上”。诚然,不能用一种“主义”、一种声音来要求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作品,即使我们耳熟能详的“党的文学”中也有不同的观点和风格呀。君不见,198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茶会上作报告,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毅然修改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文,从此,“党的文学”这个不是法律条文而实则长期起着“舆论一律”作用的名词,被从文学领域里勾销了。

谈起巴老,青少年时代,我曾经是巴金的“粉丝”,还是“铁杆粉丝”。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和平中学求学,校内藏书不多,于是到离家较近的江苏路图书馆借阅图书。这是一家区级图书馆,三层楼房,馆内藏书较丰,尤其是现代文学,诸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的小说应有尽有。我对巴金小说情有独钟,曾借阅了一二十部小说,几乎把馆内的巴金小说借阅一遍。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见我痴迷于读书,有一次笑着问我近视多少度,我漫不经心地回道大约1000度。他劝道,要保护眼睛哦。我笑了一笑,但未听进他的善意劝告,致使近视度数越加发展,成了“瓶子底”。回想当年如痴如醉地阅读巴金小说,主要是被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博爱而不屈不挠地与封建礼教、专制独裁作斗争吸引,当然也是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青春期的一种叛逆反映。毕竟当年还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我曾经把这段痴迷于“读巴”的经历,与丹晨兄交谈过,他听了若有所思地回道:“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大多数巴金小说的爱好者,都有这种经历。”无独有偶,丹晨兄“读巴”经历与我竟然如此相似,诚如他在《明我长相忆》一书的“我的记忆”一章中写道:“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本书。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对于我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使人变得善良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怀。”

让丹晨刻骨铭心的是,他1973年出差上海,在七月初夏的一个晚上敲开了武康路上巴金的家门,开门的是巴金九妹,她听明来意,就对丹晨说:他(巴金)今晚正巧与家人外出了,明天这个时候吧,他一定在家。丹晨说好,我先留张纸条吧。这样,第二天晚上,丹晨在隔了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巴金。在他眼中,巴金苍老了许多。

第三,作者在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所作的交叉叙述中,有重点地对巴金的一些代表作作了的解读和评价。无论是早期的《灭亡》,还是稍后的《激流三部曲》,特别是以对封建家族制度发出猛烈抨击的成功之作、堪为新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的《家》,作者认为,其中的“呼唤自由意志、人道精神、民主思想……成为作家强烈爱憎的基石。”这种思想情感和社会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笔下每一个受到封建家族制度摧残的青年男女身上,他们发出的一个共同的声音是:“我是一个人”、“我要做一个人”!作者在阐述了以觉慧为代表的反叛性格的、敢于行动人物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价值的同时,还把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人物和概念,移植到对巴金作品的分析中来,提出了“中国式的‘多余人’”的概念和论点,分析了《新生》、《激流》(《家》)、《雾》等作品中那些说得多做得少、事情不成时渴望至极、事情成功时又不敢接受的人物的性格。这些典型的塑造,触及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无疑使巴金的小说显示了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和力量。“十七年”中间曾经盛行于文坛和“文革”中不可一世的“左”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抓住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作品的影响和痕迹,批评和指斥他在作品中没有给读者指出前进的方向。他们要求于作者的,是要具备在“舆论一律”律条下的写作理念,他们取消了作家的思想个性和创作自由,认定只有让笔下的人物走向革命才是作品的唯一康庄大道。传记作者承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他的文学的现实主义成就之间的矛盾,但他在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巴金过去十多年狂热地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活动后所感到的幻灭,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补偿和满足。巴金在这部小说(指《家》——引者)一开始就宣布:‘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这‘里面’就是那股由爱与恨、生与死、欢乐与受苦所组成的动荡不止的生活激流。”——这就是传记作者、也是传主巴金的回答,从文学理论的要求来看,《全书》的论述也许还显得不足和薄弱,但作为对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回答,已经足够了。至于巴金晚年以《随想录》为题所写的一系列令人振聋发聩的随笔,无论就其思想的深度而言,还是就其艺术的境界而言,都是富于历史的超越性的作品。萧乾说得好:“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就意味着超越。

丹晨两访巴老

这次夜访巴金后,丹晨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巴金的好友唐弢先生,唐弢闻后也激动不已。没几天,唐弢就把巴金的近况告诉了京城的巴金朋友们,大家稍得安慰。

《巴金全传》是一部浸透着作者几十年心血的成功之作,它不仅写了文学巨匠巴金的一生及其创作,也同时潜心钩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与巴金相关的种种人物、事件、思潮、派别,向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可以展开论说的话题,但这已经不是我的读后感所能承担的了。

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热爱巴金的读者,只是走进了图书馆,粗粗地阅读了他10多部小说,浅尝辄止。而丹晨兄则大不相同,他登堂入室,真正走进了“巴金书库”,他不仅读书,而且不断地走近巴老,与巴老有了较多的接触交往,从而加深了对巴老的了解,聚沙成塔,变成了研究巴老的专家学者。1963年2月4日,他以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的名义,由崇敬巴老的一位青少年读者,变成《中国文学》的青年编辑,首次从北京南下,来到巴老家中,进行了多次拜访。第一次谈创作,谈《灭亡》《家》《春》《秋》;第二次谈巴老的生平、家庭及日常生活,还参观了巴老的寓所。当巴老领着他参观时,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家庭。“使人吃惊的是到处都是书,连客厅、过厅、走廊、改造过的卫生间,都放满了书。中外古今的书籍都有。外文书中又有英、法、俄、德、意、日、世界语……更不必说那间虽说宽大却又被书挤得只剩一些很小隙缝的书房了,似乎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碰翻那些堆在地上的书堆。一排精装的绿色封面的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也陈列在书柜里。巴老大概发现了我的局促,就招呼我到草坪去走走”。丹晨兄真幸运,初访巴老家,就目睹了真正意义上的“巴金书库”,还得到了巴老的签名赠书。这次访问,对丹晨兄以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仿佛冥冥之中,老天爷注定了要他来完成这个使命。这确是他走近巴老带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面对面促膝聊天,听丹晨师讲述与巴金的交往,是那么生动有趣。这些往事,他在回忆文章中也大多写过,还出版过一册专著《明我长相忆》,是与巴金交往四十余年的长短回忆文集。可我觉得,“纸上得来总觉浅”,包括我现在写下的这些文字很难再现丹晨师那原生态的讲述,那眼神那手势,能还原十之五六已是难得。

2014年9月17日

作为一位写巴金的传记作家,丹晨兄是以他的真诚、正直赢得了巴老的信任。“文革”期间,丹晨身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也遭到了诸多骚扰冲击。尽管他只是杂志社的一名中层干部,因为他不参加“造反派”,而被“造反派”扣上“保皇派”和“修正主义黑苗子”、“文艺黑线黑干将”等政治帽子,最后又一起下放劳动,名为走“五七道路”,实为“劳动改造”,剥夺人身言论自由。他由自身的遭遇,联想起巴老在上海的处境。上海是“文革”一月“红色风暴”的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大本营,而巴老正是上海文艺界最早被打倒的“黑老k”,是“众目睽睽”的人物。有关批斗巴金的传闻、大字报、小字报及油印小报纷至沓来,由外地传到京城,传到丹晨的手里,丹晨不可能看不到,心里也不可能不担忧。

也许,在1963年初见巴金先生后,在丹晨的心里就萌生了要为巴金写传记的愿望。一直到1978年,为巴金写传才真正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他反复阅读十四卷《巴金文集》,到各地图书馆找寻巴金的相关书籍版本和资料,遍访在世的巴金朋友,如沈从文、李健吾、汝龙、黄源、萧乾、沙汀、魏绍昌等,还与艾芜、吴朗西、柯灵、李采臣等保持通信联系,以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接着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十多万字的《巴金评传》就定稿出版了。那些年,查找文史资料难。白天他的正业是编辑,伏案“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伏案撰写传记。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10月8日。有删节。

3年后,丹晨从干校回到《中国文学》杂志社。1973年7月,丹晨得到了一次上海去出差采访的机会,获悉巴老已回家,仍住在武康路原来寓所。他想马上去探视,又怕“上海帮”爪牙耳目众多,大白天去拜访会引出麻烦,于是选了一个晚上,来到巴老家叩门。开门的是巴老的九妹,九姑问清情况后,告知巴老与家人去看电影了,他另约了隔天晚上再来。

1981年,由钱锺书题写书名的《巴金评传》始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撰述的第一部关于巴金的传记,为国内外热爱巴金的读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研究巴金的范本。他认为,一部优秀传记,一定是把传主的心灵、思想、生活、情感和创作活动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它不回避令人关注的问题。

第二天晚上,丹晨如约前来,终于见到了巴老。10年不见,巴老老了,鬓发苍白,满脸皱纹。他带着迷茫的神情从房间里走出来,却一下子认出了丹晨。他们在过厅的饭桌两边,面对面坐下聊了起来。丹晨首先向他问候,又说北京好多朋友都很想念他牵挂他。巴老谢谢大家的关心,说到自己的情况,只是说“还好、还好”。后又告诉丹晨,两星期前,工宣队找他谈话,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丹晨问道:“这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什么意思?是指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巴老听了,有点为难,有点结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这么说的,也没有别的解释。”

尽管《巴金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丹晨师并不满足。他一再反思回顾,觉得这部传记列出的十四个章节其实只写了巴金的前半生,1949年后只占了其中的两个章节,实在是过于简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写作难度颇大。但这样的人物传记是不完整的。

这次夜访,是在“文革”特殊时期,是在巴老尚未解放,头上的“帽子”尚在造反派手中捏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巴老心有余悸,谈话十分谨慎,所以交谈时间不长。但是,对巴老来说,丹晨能在“文革”黑云密布之际,在他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人人躲着他,惟恐躲之而不及的危难岁月中,敢于冒险上门拜访探望,并把京城友人的牵挂思念带给了他,使巴老内心得到慰藉,从而对丹晨产生了好感。尤其是他事后获知,丹晨回到京城,把巴老的近况转告京中友人,卸下了友人对他的多年思念,更是令他感念。诚如巴老后来在致友人唐弢信中所写:“还有一位陈丹晨同志到上海出差,居然找到我的家里,他也讲起你对我的关心。这些都叫我感动……”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巴老对当年丹晨的夜访,是既惊又喜,后又由感动转为信任。

之后,丹晨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直继续收集巴金的相关资料。到1994年2月,他又重写巴金传记《巴金的梦》,先后在中国台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仍是以巴金前半生为主,但已有不少作者的反思,正如他在序中所写:“反思这段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解读巴金,也是为了解读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后的1996年,他又续写了巴金后半生的传记《天堂·炼狱·人间》,终于了却记述巴金完整一生的心愿。1999年,丹晨师把这两部书稿作了较大修订,以《巴金全传》为书名交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此书新的修订版,上下卷增补后共七十万字。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较为完备的一部巴金传记,仅仅撰写就前后花去二十多年的时间。诚如作者所言:“《巴金全传》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准确的巴金的形象和心灵。”

10年前后的两次访问,促成了巴老对丹晨的信任。正是巴老的这种信任,转化为丹晨不避艰难、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撰写《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的动力和助力。至于40年来,丹晨兄如何一步一步走近巴老的,今年初,三联书店出版的《明我长相忆》一书中都有了较清晰的交代,恕我不再赘述了。

丹晨师还谈到巴金对待朋友的真诚与细心。一次,他在四川开会期间,无意中与巴金胞弟李济生谈起:“五粮液市场紧俏,到了成都不妨买一瓶。”济生不知何时把这话传到了巴金耳边。一年后,丹晨到上海看望巴金时,巴老就取出一瓶五粮液递给丹晨。这让丹晨颇感意外,他说自己是不喝酒的,无意中的一句话,巴金却一直记在心里。

丹晨兄是位仁人君子,是位不虚饰、不遮掩的性情中人。诚如他的老友邵燕祥所说:“丹晨其人,好学深思,待人以诚,明敏又温润”。我与他相交多年,深受教益。每有所作,常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认真批阅,连错别字也不放过,还不吝赐文点评剖析。在《新民晚报》上,他主动撰文《张大千的情和理》,评论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友有益友、挚友、畏友之别,丹晨兄不仅是我的益友、挚友,而且还是位肯直言批评的畏友。从他身上,我体察到了巴老真诚的待友之道,也看到了丹晨兄身体力行承继巴老“讲真话”、办实事的精神。

这让我想到上海的吴钧陶老师,他跟我也说起过类似的故事。还是在上海解放初的平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吴钧陶曾对巴金说起,在集邮时,收藏了一套梅兰芳专题票,唯独中间的一张小型张,因售价三元买不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不久,在一次社里聚会时,巴金塞给吴钧陶一只信封,吴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梅兰芳小型张。

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巴金的为人品格。

8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陪同巴金赴港的除了家人,另需一名作家,以便向外界介绍一些大陆文学界的情况。此时,丹晨已得到通知将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陪同巴金访港的作家就得另定人选。当中国作协向巴金说明情况,征求巴老意见,是否另外指定一名作家,巴金仍然点名要丹晨陪同。这说明,巴金对丹晨是何等信任。中国作协决定另派作家访菲,让丹晨随巴金赴港。获悉这一信息后,巴金“心情放松了”。

丹晨对我这上海来的后生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有位老诗人跟我说过:人是讲缘分的。虽然京沪相距千里,但并不妨碍心与心的交融。我从丹晨师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他敢于直言甚至有点我行我素甚为钦佩,引为知己,这是性格、趣味的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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