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误娶”陆小曼 陆小曼与胡适关系暧昧?

图片 1陆小曼胡适
胡适故居里有张照片很诡异。是陆小曼坐在书桌前,一手扶着头,看书。旁边配图说文字: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留单人照一张送老师胡适解嘲。何谓解嘲?意味深长。
2016年1月20日讯,《吴虞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坐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中的卢小妹,大抵就是陆小曼。这是1925年6月的事。小曼与志摩已经相识,但还没有实质性进展,此时胡适与“卢小妹”在剧院包间里的做“软语”,说没什么故事,也很难让人信服。
事实上,新月派一帮子人里头,最先盛赞小曼的也是胡适。用胡适的话说,小曼是北平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尽管当时这道风景已经嫁了人,成了“王太太”,胡适还是不遗余力向刘海粟、徐志摩、张歆海推荐,四个人一道去看,仿佛朝拜。
刘海粟记录下了“觐见”社交女王时的场景和心情,很有些惊为天人的意思。徐志摩和张歆海,则一不小心爱上了这位王太太。小曼日记里说,张歆海经常去她家做客,一坐几个钟头不走。志摩就更不用讲,后来爱得死去活来。道理上说,如果胡适爱小曼,不应该如此“引狼入室”,把众朋友引到小曼家,生出诸多事端。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考虑胡适的为人。他是要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他一生做老好人,总归有些“有色心没色胆”,胡适一生号称有六段恋情,年轻时也没少喝酒、打牌、逛妓院,但最终都不了了之,他是白面的秀才,胡太太却是一身铠甲的穆桂英,他始终斗她不过。旧道德,从来都是胡适头上的紧箍咒。
徐志摩空难去世后,小曼曾屡屡给胡适写信,现存六封,遣词用句一例温柔:“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地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哎呀呀,好不惹人怜爱!
胡适故居里有张照片很诡异。是陆小曼坐在书桌前,一手扶着头,看书。旁边配图说文字: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后,留单人照一张送老师胡适解嘲。何谓解嘲?意味深长。
胡适与小曼的关系,仿佛抛物线,顶峰过后,一路下降,最开始两人大概有些“东窗事发”的绯闻,小曼与志摩结婚后,清风吹散大雾,暧昧变友情。志摩去世后,胡适几次去信,要安排小曼的生活,但始终又无实质性的行动,多少有些可笑。
小曼也是明眼人,胡博士家中有一江女士,有如河东狮,胡又是那么个圆滑的人,帮她找徐老太爷说说情可以,终身伴侣就算了吧。于是,小曼果断地选择了说得少做得多的翁瑞午。再后来,小曼与胡适几乎没了联络,当年北平的一段情,发展到上海,成了不留情。
还是胡太太勇猛。胡适说她,你又乱说了。胡太太朗声道:“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她还曾骂:“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

图片 2陆小曼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笔者最近读到台湾版《不容青史尽成灰》一书,内有一篇名为《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阴错阳差”拿错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徐志摩“误娶”陆小曼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
‘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假如,当然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错信的话,他的命运将又是怎样呢?猜不透。但有一点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会断绝他的经济支持,他也许不必到处兼课赚点小钱供陆小曼挥霍。再则,现在各类写徐的传记上,都说徐志摩乘飞机回沪,是探视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机返平听林徽因讲演而遭难。蒋复璁不首肯此说,他认为:“其南下真实之原因,因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徐志摩为五斗米折腰而毙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12月6日北平追悼会后,于20日在上海举行公祭。棺木运回老家硖石暂厝,次年春葬于硖石东山万石窝。葬时匆匆,没有立碑,只将胡适手书的几个字放大写在墓前水泥墙上。直至1946年春积锴母子归,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时,方请同乡大书家张宗祥题“诗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陈从周参加这一仪式。陈从周说:“所以延到后来才立碑,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传记千篇一律沿袭此说,连刘绍唐的文章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
尘封的史料随着斗转星移,渐显水面。笔者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过从较密。小滢把她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吴令华介绍与我相识。吴令华是吴其昌的女儿,而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们的祖母是亲姐妹。2004年2月,吴令华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
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
‘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
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陆小曼与胡适暧昧
胡适与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据说徐志摩会把他的日记拿给胡适看,然后胡适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适,他说,凡是胡适文章中有按语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为这些按语往往都是导引你往错误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适说“知我者志摩”。
后来徐志摩到欧洲去,还托胡适照顾陆小曼,曾经想让胡适带着陆小曼到欧洲去找他,没想到胡适和陆小曼之间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欧洲没去,倒是留下了几封陆小曼写给胡适的情书,用英文写的。
那时的“感情形势”是,陆小曼还是王赓的太太,却与徐志摩大谈恋爱,胡适又插一只脚进来。
被胡适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1925年6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卢小妹即陆小曼。值得注意的是“软语”二字,胡陆“软语”,师生关系的胡陆,“软”什么“语”?而陆小曼对于胡适这位老师,当然知他有妻,更知他和另一情人曹诚英的关系,但仍和他过从极密,写信给他,说什么“别太认真,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两人关系之暧昧,昭然若揭。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小曼才转而许身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遍九城,而胡适又参与其事,尽力撮合,胡太太怒不可遏,一天到晚骂胡适。
有一天叶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当着这些人的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刚说到这儿,胡适从楼上走下来,对太太说:“你又在乱说了。”胡太太说:“有人听我乱说我就说。你还不是一天到晚乱说。大家看胡适之怎么样,我是看你一文不值……”(叶公超《新月怀旧》)若仅仅是为徐陆的结合帮忙,胡太太再颟顸,也不至于这样骂胡适,总是此中有悖于常理的地方,才让胡太太这样大动肝火。
这场“四角纠纷”没有爆发胡适那一桩,极有可能是胡适掩饰得好。
陆小曼在胡适的生命中,是其中一颗星星而已。胡适曾赞赏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所指的正是她的精彩。有文献记载:“北京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据现存的史料,胡适是太阳,当有三个月亮,一为发妻江冬秀,二为美国女子韦莲司,三为曹诚英。学者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阳》考证说,除了“三个月亮”之外,还有不少的星星伴在胡适的生命之中。只是,胡适善于严守和隐藏他的隐私,可是,他的月亮、星星所留下的文字和信件却逐渐出土,成为史学家所据,将这位一向“感情贫瘠”、“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胡适变成了一位情圣!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收有陆小曼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所写。且看这样的句子:
“我们虽然近两年来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吗?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静心地工作呢?这是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者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的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2015年,陈建军先生在《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收入《现代文坛掸尘录》一书)中披露了徐志摩致上海小报《罗宾汉》主撰的一封集外佚信。这封信题为《徐志摩》,载1929年9月29日《罗宾汉》。2018年被辑入陈建军与徐志东合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中,全函如下:

《罗宾汉》主撰诸先生:

今天的贵报载有《陕灾义赈会之票串》一则,内有愚夫妇合演《玉堂春》剧目,这或许是传闻之误。但如果“洛侨”先生的消息是得之于陕灾义赈会或该会之宣传人员,则我们不得不借重贵报的地位,郑重申明这是完全无稽之谈。前年我们曾经为了却不过朋友的央求,胡乱串演过几次戏,但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内人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她年来的身体简直是疲弱到一些小事都不能劳动,不说演剧一类事。所以我们对于演剧一事是决不敢再轻于尝试的。这次陕灾义赈会的消息,说来更觉可笑,事前一无接洽,也不知是那位好事先生随意把我们的名字给放了上去,连累不少的亲友都特来问及,这也算是小小的一种恶作剧了。现在更离奇了,竟然连剧目都给排了出来,真是叫人好气又好笑的,为了及早解除外界的误会以及招摇人等的
“胡来”,我们特写这信给贵报,敬请立即刊入下期,不胜感念之至。敬颂撰安。

编者在所加的题注中有
“此信作于1929年9月下旬”的说明。经查,署名洛侨的《陕灾义赈会之票串》刊载于1929年9月26日《罗宾汉》第2版。文中确实有徐志摩将与陆小曼在陕西赈灾游艺会中等合演《玉堂春》的“预告”。因此可确定徐志摩的信函写于9月26日。

《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一文在梳理了徐志摩三次客串《玉堂春》的史实后,认为徐志摩信中所谓不再登台表演的两个原因——“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和陆小曼“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身体疲弱,都仅是表面上的说辞,而“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此处不再赘述。不过,陕灾义赈会方面与徐志摩夫妇是否“事前一无接洽”,兴许也不尽然。

1929年1月,旅沪陕西籍人士鉴于“陕西自辛亥以还,兵匪扰攘,民不堪命,自春迄今,雨泽毫无,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在上海组织成立陕西赈灾会,“力图募捐救济,涓滴实济灾民”(《陕西赈灾会成立讯》,1929年
1月 5日《申报》)。同年 10月
2、3日,旅沪陕西赈灾会假座中央大戏院举行游艺会。同在3日发行的《上海画报》第513期为“陕赈游艺特刊”,由黄梅生主编。在梅生(即黄梅生)的《谈陕灾游艺会》中提到:“惜陆小曼女士以病未先加入,令人不能一饱耳福为憾耳。”俞俞的《陕赈游艺特刊赘言》中则有“徐志摩陆小曼梁孟翁瑞午黄梅生二先生原拟合演全本玉堂春,小曼夫人忽染小恙,太夫人不欲其力疾登台,大好佳剧,遂尔作罢”和“丹翁旋苏未还,亦尚不知鼎鼎大名之小曼夫人志摩瑞午先生名剧之改演也”的内容。由此看来,《罗宾汉》上的消息虽然不实,但恐怕也非完全空穴来风。即使陕灾义赈会主办方未曾邀请徐志摩客串一把,一些喜欢热闹的朋友们很可能曾有约志摩、小曼再次登台的提议,只是未获他们同意。

小报刊载一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本属稀松平常之事。徐志摩致函《罗宾汉》主笔澄清事实,一方面说明上海小报在当时市民读者群中的影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也表明
“《福尔摩斯》事件”之后,徐志摩不想陆小曼再惹是非,而是能够“从此振拔”。

金黎明、虞坤林整理的《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中辑有徐志摩致李平的一通书信,题注“此信摘自原件”,归入“作年无考”一类。全函较短,照录如次:

孤帆我兄:

中社成立,适弟在宁,不获雅与其盛,怅怅何似!社址不知何日落成,亟盼之矣。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兄何时有暇,拟趋候一谈。

志摩敬候

星四

李孤帆,名平,以字行世。浙江宁波人,具体生卒年不详。抗战时期出版过《后方巡礼》《西行杂记》两本散文集。后居台湾地区,晚年收集、整理和出版了陈独秀的诸多遗文。李孤帆交际广泛,与胡适、徐志摩、郁达夫、吴稚晖、马寅初、经亨颐等社会文化名流皆有往来。

徐志摩的上封书信虽然透露的信息不多,但大致写作时间还是可以依据内容加以推测的。信中所提的“中社”,系1930年代上海有名的一个民间团体。1930年下半年,由李孤帆与盛丕华等工商、知识界有志之士一起筹建。本年12月30日《申报》刊载《中社内容之一斑》,对中社的社址、宗旨和内部组织等作了介绍,其中“屋凡三层,东为图书馆,为浴室,屋之下层,西为理发室、消费合作部,而食堂居其中。二层为社交室、会议室、女宾休息室、中菜间”,“社员现有三百余人,凡海上之艺术家、实业家、银行家、名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大学教授,俱在网罗之列,聚中级人士于一堂,而以改进社会为宗旨”。

1931年 1月
12日《申报》载《中社元旦开幕补记》,记录了中社元旦开幕的情形,表明蔡元培、褚民谊、杨杏佛、吴稚晖等名人曾出席并发表演说。其中提到李孤帆是“对中社奔走最力”的一位。

徐志摩作为沪上名人,当是中社网罗的社员之一,并被推为该社图书馆委员会委员之一。显然李孤帆事先曾邀请徐志摩出席中社的开幕典礼,但诗人当日恰在南京,故无法到场参加,于是复函解释。由于徐志摩信中有
“社址不知何日落成”的表述,可知当时中社尚在筹备之中,并未正式开幕。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开上海迁居北京,准备重回北大任教。此即信中所提到的“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或许是指胡适将于1931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中基会第五次常会。由此,徐志摩致李平的这封信并非“作年无考”,而是约写于1930年12月的某个星期四,具体日期待考。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作为中社的社员与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徐志摩与该社联系密切,新月社同人还经常将中社作为集会场所。如胡适1931年1月12日的日记有“‘新月’董事在中社集会,光旦等来了,我也列席。这回决定请陆品琴为经理,克木为营业主任,隆基为编辑主任。李孤帆邀在中社吃饭”的记载。徐志摩在同年8月19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再有一件要事:昨夜在中社为《新月》扩充股份,开会成绩极佳。现决定另招三万,股不足以透支足之,分十五组径招,每组任二千。李孤航颇热心,自任一份外,另任招二组数目。”这里的“李孤航”应为“李孤帆”,不知是原信笔误,还是整理者误识。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遭难后,为处理丧事起见,在沪故交组织治丧处,办事机关正是设在威海卫路一百五十号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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