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戏如人生——曹禺的一世悲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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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一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著书《苦闷的象征》明言,“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如果说苦闷完全决定着艺术的创造或许略失偏颇,但对曹禺来说,却并非毫无道理。田本相为他作传采访他时,他曾说:“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生于1910年的曹禺,一生历经了20世纪中国的数个“千年变局”。他从南开辗转求学清华,遍览中西方戏剧,演剧、写剧、编剧,抗战时期先后执教上海重庆剧校,解放战争时期是和老舍一样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的学者。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到《艳阳天》、《胆剑篇》、《王昭君》,这位幼时锦衣玉食的少爷从不掩饰内心的忧郁和苦恼,而是把它们倾泻在一部部戏剧中勾勒出一个个悲喜人生。

《雷雨》的作者曹禺还有什么作品?曹禺生平经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曹禺(左)与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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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他的《雷雨》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话剧作品,剧中人物不多,但是情节非常吸引人,故事的最后也是一个悲剧结尾,每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说是一段孽缘。而曹禺自然也不是只有这一部作品。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些这位伟大的话剧作家,了解他的生平,还有一些趣闻,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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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1910年~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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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彭春先生

一、忧郁苦闷的童年

曹禺本姓万,名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父亲万德尊,字宗石,湖北潜江县人,祖上几代都是乡间饱读经书的私塾先生。万德尊15岁即中秀才,在潜江地面素有“神童”的美誉。待年龄稍长,万德尊怀抱光宗耀祖的雄心前往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1904年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先后在日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9年学成归国后考中陆军步兵科举人,被直隶总督端方任命为直隶卫队标统。

曹禺的母亲薛氏为万德尊第二任夫人,曹禺在家中排行老三。万德尊为曹禺取名“家宝”,足可见对曹禺的喜爱。虽然生母薛氏夫人产后三天便因产褥热不治身亡,但万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便把薛氏的孪生妹妹薛咏南接到天津,两人后来结为夫妻。继母没有生育能力,却始终将曹禺当做亲生儿子来看待。生长于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曹禺本可成为众人眼中“谁家年少足风流”的少爷,却出乎意料地培养出了忧郁的灵魂。究其本因,还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万德尊的官位得益于黎元洪的提携,而黎元洪下野之后,他被迫弃官避居天津,从此赋闲在家,一蹶不振。曹禺后来回忆起父亲和家庭时,也总以“苦闷”和“沉闷”作结:

……他有时不甘心,可他又不愿像有些军阀那样在乱世中去投机,去冒险……这就不能不使他内心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和苦闷。……他内心苦闷极了。……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他对我和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

这样像铅块一样沉重的家庭氛围,像坟墓一样的窒息环境,也给曹禺的童年注入了不可磨灭的忧郁和苦闷。于是,曹禺跟着继母听戏曲,跟着启蒙老师刘其珂读古典书籍,将一腔苦闷都寄托在了“听故事”上。

继母薛咏南是个戏迷,不拘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曹禺从3岁起,就被继母抱在怀里到戏院看戏,当时流行的《西太后》、《火浣衫》、《狸猫换太子》、《唐伯虎点秋香》、《波兰亡国惨》继母都颇为喜爱。曹禺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个表演欲极强的小戏迷。家中《戏考》是最爱,在私塾家馆读书之余,还会时常与小伙伴一起模范戏里人物动作和唱腔戏耍一番。《雷雨》中关于蘩漪的舞台提示中“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一段话,是颇适合于这位继母的。曹禺1981年7月28日接受田本相采访时,也曾有过“周朴园有我父亲的影子,在蘩漪身上也可以找到我继母的东西,主要是那股脾气”的说法。

而曹禺的启蒙老师刘其珂论辈分是曹禺的表兄,曾经中过秀才,万德尊专门把他从湖北请到天津来给曹禺当家庭教师。请刘其珂为师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他旧学根底扎实,视“名教”如命。跟着这位老师,曹禺从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开始,诵读了《论语》、《大学》、《中庸》、《左传》、《史记》等书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曹禺自己坦言:“几千年前的书,像《左传》、《春秋》和孔夫子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左传》、《史记》里的人物故事,读起来是很有兴趣的。”尚未进入中学之时,曹禺就读过了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在内的大量中国古典小说。这些小说,为他打开了一个生动而广阔的天地,使他知道在他家小楼外边还有这么多令人悲伤和欢乐的故事,懂得人间还有那么多不平的事,也在他心底埋下了演戏、编戏的种子。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汉族,祖籍湖北潜江,出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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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气风发的少年

1922年8月9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之时,授万德尊为“藩威将军”。就在万德尊官宦生涯达到最高点的这一年,13岁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三年后,曹禺加入张彭春主持的南开新剧团,拉开了他演剧生涯的大幕。南开新剧团的经历对于曹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从童年时代就播下的戏剧种子,终于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他对戏剧的爱好,也终于得到一个施展发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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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中学时期

南开新剧团由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是中国话剧史上出现较早也极有成就的学生剧团。然而剧团初创时期,仍带有传统戏曲浓厚的道德说教之感。直至1916年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张彭春加盟,才得到完善——导演、剧本、舞美设计等均以现代演剧制度和演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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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中学一景

曹禺入社之时,剧团正在排演由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而成的《少奶奶的扇子》。虽未能出演重要角色,曹禺依旧对剧本认真研读。张彭春相中了曹禺这种精神,并让他出演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中的女主角裴特拉。张彭春执导甚严,精雕细刻,犹如上课一样,每次排戏曹禺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既是演技的训练,又是艺术的熏陶和享受。也正是经过这次排演,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的演剧天赋,也曾向其他人提起他对这个小伙子的看法:

如果单从外貌来看,说曹禺具有表演天才,那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他个子长得不高,而且平时不爱讲话,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可是一旦他在舞台上表演起来,他却总是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对角色有很好的把握。……清秀的面庞,格外明亮的一双眼睛,流盼之间透露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他的嗓音深厚甜润,念起台词来很有韵味。

最后的演出曹禺声情并茂,细致入微,为该剧增色不少。据当时的《南开双周》报道,该剧“连演二天,每次皆系满座;实地排演时,会场秩序甚佳,演员表演至绝妙处,博得全场掌声不少”。

曹禺参演的另一部大剧当属南开中学24周年校庆之日公演的易卜生的《娜拉》,他依旧扮演女主角娜拉。演出时南开礼堂里“观众极众,几无插足之地”,盛况空前。

除了易卜生这两部大剧外,曹禺当时参演的话剧剧目还有霍普特曼的《织工》、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和未来派戏剧《换个丈夫吧》。1926年南开中学校庆前夕,曹禺又与一批京戏迷为初中毕业班演出了《打渔杀家》和《南天门》。这次曹禺不再演旦角,而是出演两戏的男主角肖恩和曹福。时隔多年,看过此戏的同学仍能回忆起曹禺动情而投入地唱《南天门》中曹福在大雪纷飞、弥留之际一段长歌当哭式的唱腔与道白:“数九天冻得我虚气喘,三魂渺渺归九泉”。

如果说西方文明戏为曹禺打开了戏剧的新世界,那么中国传统曲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曹禺的创作思维。《雷雨》中周冲神往于天边外的“真世界”的出神,《原野》中仇虎的冥府神游,与其说是源于奥尼尔的《天边外》和《琼斯皇》,不如说是源于《南天门》、《目连戏》、《宝莲灯》之类最传统的戏曲。

曹禺是这样回忆他在南开中学时代的戏剧生活的:

20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

我大约15岁时就加入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从他那里获益良多。

一个人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偶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一本书,一个事件,一次机遇,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往往导致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奇妙变化,突然转折,导致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有时使人回忆起来,未免感到惊讶,感到奇妙。但人生就存在着这样的偶然的组合和碰击,就如同曹禺与张彭春的相遇一样。

曹禺也对这位老师始终铭记在心。当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这是曹禺发自肺腑的声音,的确是张彭春把他引向话剧创作的道路的。

张彭春和曹禺师生合作另一桩成功的例子是1929年南开校庆的戏剧公演。为了迎接这一年的校庆,张彭春打算把英国戏剧家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他约请曹禺和自己一道改译《争强》的演出剧本,并由曹禺和另一名同学张平群分别扮演剧中的两个男主角:董事长安敦一和工人领袖罗大为。演出同样获得了同学们的好评。

舞台表演的成功,大大满足了曹禺的表演欲望;表演欲的实现,又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在演出《娜拉》之后,曹禺心里在起着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创造自己的故事。关于这一点,曹禺自己后来曾有过介绍:“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

曹禺最初关于创作的实践是他还和几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在天津《庸报》上创办的一个名叫《玄背》的文学副刊。1926年9月,《玄背》第6期开始连载他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至第10期载完。这篇小说是万家宝第一次以曹禺为笔名发表文学作品,堪称处女之作。

因为《玄背》的同仁大多是郁达夫的崇拜者,所以创刊后每期都要给远在广州的郁达夫寄去一份。而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名重一时的文坛巨子1926年11月寄来一封回信,寄托了文学先驱对于后来者的热切而诚恳的希望:

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刊物问世,它们的同仁,都是很新近很有勇气的作者。……总之,我希望你们同志诸君,也能够不屈不挠地奋斗,能够继续作进一步打到恶势力、阻止开倒车的功夫。

这一年曹禺正值18岁,与《雷雨》中的周冲、《蜕变》中的丁昌、《北京人》中的曾霆同岁。郁达夫热切而诚恳的希望,对于“有着大的心”而又“在美的梦里活着的”曹禺,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曹禺后来于1927年4月18日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南中周刊》上发表的《杂感》一文,正可看做是对于先驱者至诚至真、剖心沥胆的响应:

转到自己……我们将避开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敝困惫中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器,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

曹禺未曾和郁达夫见过面,但曹禺始终景仰着郁达夫,而郁达夫后来也对《雷雨》、《日出》和《原野》给予了很真切的评价。在抗战期间,他在《星岛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后》和《〈原野〉的演出》,认为《原野》是“带有象征意义的问题剧”,“只有把象征具体化出来以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指示我们一条道路,一定要有这样的剧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铭在读者和观众的心头”。郁达夫和曹禺之间的神交,也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

曹禺故居纪念馆

三、横空出世的《雷雨》

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曹禺是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的,然则他并不喜南开大学的相对保守,也不喜政治系的课程。而1929年父亲万德尊猝死,曹禺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情世故:

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那时,我才19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这次遭际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在南开新剧团演戏是在体验戏剧里的人生;而这次,就在体验着人生的戏剧了。不过,后者要比前者来得深刻数倍。

1930年,曹禺毅然决定到北平报考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据曹禺后来回忆,自己之所以会对清华大学有着最高层次的向往,就是因为这所留美预备学校所特有的欧美式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传统:

清华非常之自由,和南开不一样,南开统治很严。……我很不喜欢天津,不喜欢南开大学,南开的生活循规蹈矩,张伯苓每周训话都是“公”与“能”,不如清华那么自由。……清华是自由主义,上课不点名,我很少听课,到图书馆去看书。

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的王文显教授是一位戏剧家,在他的影响下,清华图书馆购置了大量的中文戏剧书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悲剧连同莎士比亚、奥尼尔、契诃夫名下的近现代经典剧目,给曹禺打开了另一扇门,使他看到了戏剧世界的别有洞天。直到若干年后,他还在“赞美柏拉图神奇的‘理想国’,同情叔本华对生活的深沉的忧郁。……热爱尼采丰盛的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折服所罗门的智慧,仰叹耶稣对人类所寄予的真诚的慈爱。”曹禺的老同学孙浩然这样回忆在清华读书时的曹禺:

他流连于世界戏剧艺术的长廊里,除了这些令他醉心的戏剧大师,其他如法国的博马舍、莫里哀、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罗曼·罗兰……德国的莱辛、歌德、席勒……英国的王尔德、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还有开现代派戏剧长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人的剧作,都在他系统阅读之列。他在没有写《雷雨》之前,已经读了几百部中外剧作。

与南开相似的是,清华也有自己的演剧传统。由于在南开已经有过大量的演戏经验,曹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演戏编戏,还尝试性地自编自导自演。1932年,曹禺改译指导高尔斯华绥的三幕剧《罪》(又名《最前的与最后的》)。因为此剧,曹禺结识了郑秀,收获了自己的一段恋情,也直接点燃了《雷雨》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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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左)、郑秀(中)1933年在清华演出

在《罪》这一剧里,曹禺自己扮演拉里。在曹禺的主使下,拉里的情人由密友孙浩然出面特邀刚考入清华的郑秀扮演。曹禺一边排演,一边追求郑秀,至剧目成功演出,二人也成功携手。与郑秀的恋情,直接点燃了曹禺的创作欲望。1933年暑假,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已经毕业的曹禺并没有走,在郑秀的陪伴下,他完成了从南开中学时期就开始酝酿构思的《雷雨》,一部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之大成而又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经典巨作终于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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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曹禺

按郑秀和曹禺好友孙毓棠所言,《雷雨》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周冲就是曹禺自己,四凤就是曹禺所爱过的那个侍候他的小丫头。《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中,还记录有曹禺侄子万世雄的奶妈王振英对于万公馆的相关回忆,与《雷雨》中的故事情节颇多吻合之处:

……我去他家前,他有丫环,是买来的,叫福子,老太太有些疑心,便找人许配走了。……曹禺的奶妈不知是姓刘还是姓李,我在的时候,她也常来万家,要这要那的,衣服啦,煤啦,什么都要。她家不会过日子,丈夫也不是个正经人,抽大烟、耍钱。他们的一个女儿,就是她爹把她卖到那种地方去了。

曹禺自己也曾这样回忆刘奶妈和她的丈夫:

家里有一个叫陈贵的,可以说他是鲁贵的模特儿,当然不完全一样,他会画菩萨,他画时把自己关在门里。我的奶妈姓刘,她的丈夫叫刘门君……

丫环福子是不是曹禺当年的初恋情人,已经无法考证。四凤身上有丫环福子和奶妈家的女儿的影子,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正如鲁贵身上有刘门君和陈贵的影子一样。

《雷雨》完成于1933年暑期,这一年,曹禺23岁。1934年冬季,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相继在将《雷雨》搬上校内的舞台,但影响尚不广泛。直至1935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了《雷雨》的演出,这部剧才真正引起巨大反响。日本的两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将《雷雨》介绍推荐给正在海滨度夏的中国留日学生杜宣,三人一致认为“《雷雨》虽然受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上的重大收获”,并为《雷雨》搬上舞台出力良多。日本学者影山三郎在观看《雷雨》首演的当天,连夜撰写《需要理解中国戏剧》一文,在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东大新闻》上发表,文中写道:“由这次留学生的公演,使我们对中国戏剧的既成观念,根本推翻了。……日本的各剧团与其远远地道欧美去苦心惨淡地找那不适合于日本人脾味的脚本,不如就近早日把邻邦的巨作翻译公演。”并明确指出中国戏剧由“梅兰芳”阶段到《雷雨》,是一个飞跃。这篇文章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

东京演出成功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国内人士才异乎寻常地关注起《雷雨》来。1934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排演《雷雨》,由曹禺的老校友、时称南开新剧团“四大导演”之一的吕仰平指导,曹禺亲临现场对人物性格加以说明。加之《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雷雨》一时间得到广泛讨论。

而后,中国旅行剧团(中国第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体,1933年11月组办于上海)于1937年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连演《雷雨》三个月之久。一时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周朴园”和“蘩漪”。此后几十年里,《雷雨》演变了大江南北,并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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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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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剧照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曹禺自小随继母辗转各个戏院听曲观戏,故而从小心中便播下了戏剧的种子。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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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贯通的学者

由于《雷雨》的发表和演出,曹禺的影响逐渐扩展开来,虽然仍旧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但接触文学界和戏剧界的朋友却多了。受到一众朋友们的鼓励,曹禺又开始酝酿新剧。

1935年,红极一时的演员阮玲玉在上海服毒自杀,这是触发曹禺写《日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之前上海交际花艾霞自杀之事,曹禺便勾勒出《日出》主角陈白露的基本形象。而他为《日出》搜集第一手素材的经历,也是一出生动而惊险的戏剧。

曹禺自己回忆刚开始“很怕被熟人看见”,因为自己“一个教授到那种地方如果被熟人发现会被看不起”,“进到那狭窄的胡同里,夜晚,胡同里灯光暗淡,一股制鼻的气息迎面扑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各种嘈杂的声音,要饭的,实报的,卖糖卖豆的。妓院的大门口上都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国天然红胭脂”这样一些低级庸俗的对联,门前站着两三个妓女在那里挤眉弄眼地拉着嫖客。”

冒着被人发现,被军警追赶的危险,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曹禺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

相比于《雷雨》,《日出》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深沉而强烈。

曹禺原先的计划是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因为观众是否肯看,是个巨大的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戏,总是演给人看的。那时,中国话剧经得起上演的剧本并不多,话剧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曹禺在追寻一个目标,既要博得观众的欢心,同时却不以低级趣味投合群众,“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

《雷雨》和《日出》的成功证明,曹禺“戏如人生”的理念是正确的。《雷雨》是取材于自己的人生,《日出》则是发掘了别人的人生。时至今日,我们仍在强调“文化的创作不能脱离了人民大众的需求”,而百年前曹禺预见并成功地应用了这一点,可以说,他是一个写剧本时将观众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的人民剧作家。

1937年5月,曹禺获得了天津《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1937年2月,欧阳予倩指导《日出》再一次登上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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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雷雨》和《日出》的成功,文艺界对曹禺的第三部大剧《原野》寄予厚望。这一次曹禺刻画了一个中国传统农民仇虎矛盾而复杂的复仇心路历程,与奥尼尔的《琼斯皇帝》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会承受着传统的以及外来文学的影响。《雷雨》发表之时,有人称曹禺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说他承袭了欧里庇德斯等希腊悲剧的灵魂时,曹禺曾坦诚过文学创作中“借鉴”与“模仿”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仿谁。……我想不出执笔的时候我是追念哪些作品而写下《雷雨》。

文学家和艺术家在进行创作前大抵都有着深厚的积淀,这些所读、所思、所感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深刻地融入到了骨血中,在下笔的刹那这些人物和故事就瞬间在脑海间鲜活了起来。古今中外的众生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相似的历程,使得戏剧大多有着相似的轨迹;却又因时代和地缘不同,造就了不一样的描写和故事。

然而因为环境已变,当时的上海公演依旧是卡尔登大戏院,民众们却被日本侵略的阴影压头再也提不起当初对《雷雨》和《日出》的劲头。胡风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感叹1937年“生不逢时”的《原野》:“8月12日夜,我去看在演出的话剧《原野》。人心被战争所吸引,几乎没有买票的观众。到了十多个文艺界的人,我只记得有欧阳予倩。戏还是照演。换幕中间,化着妆的演员走到看客友人里面闲谈……”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辞世,享年86岁。

《雷雨》书影

五、抗战中写作《北京人》

1940年前后,曹禺执教江安的国立剧校,在抗战流亡期间同年轻人们度过了一段还算愉快的时光,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北京人》具有诗情画意的色彩。学生们眼中的曹禺“最没有架子”,常同大家一起散步。学生们也经常跑到他的家里,吃着泡菜、腊肠、糖果,听着曹禺海阔天空地谈文学、戏剧。剧校没有什么篮球场,一个小小的场地,有时一二十人玩一个篮球,曹禺也会脱下他的长袍,和学生们一起去抢去争,搞得浑身是土,玩得极为开心。在生活中,学生从来不怕他,因为他个子矮,还叫他“万Dwa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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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西南的曹禺

杰出的剧作家向来倾心于人物,曹禺也不例外。那个时候曹禺最感兴趣的,是江安的茶楼。坐在茶楼里,要上一壶茶,在那里观察着茶楼里进进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们。他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笔记下来。《北京人》就是这样“杂取种种人”而得来的。其中江泰就是是根据他在抗战时在四川的一小小城里,遇到的一个法国留学生作为原型而写出来的:

这个法国留学生和他爱人住在他老丈人家里,是一个乐天派。每次见到我,都是东拉西扯,谈得兴高采烈……江泰这个人物就是取材于这些生活中的人物,……

曹禺说他的人物“都有原型”,但他并不“全然按照这些原型去写”。这个时候的曹禺已经开始探究戏剧的“神”与“味”了。虽然“连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人物是怎样就活起来了”,他却从不拒绝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头脑中撞击着、化合着、孕育着,从不清晰到清晰,从一两点印象联成一片又扩展开来”。在生活中,曹禺留心的是人,引起爱憎的也是人。曹禺没有冷静地客观地去写人,而是将他的爱憎,他的苦闷和忧郁都揉进了他的人物里,勾勒出一幅幅悲喜人生。

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他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戏剧教育家,历任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他所创造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先生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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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终将到来的艳阳天

1945年8月,日本宣传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在胜利的喜悦气氛中,曹禺和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还举行了会员大会,专门为曹禺、老舍送行。欢送会开得十分隆重,包括叶圣陶、郑振铎、李健吾、黄佐临等在内的很多文艺界的朋友都到场。到了美国后曹禺才发现美国其实是以“讲学”为名义,希望他们留在美国为美国工作。曹禺自中学起就熟读西方著作,对于美国看似“民主”实为不平等的行为也颇多愤慨。比如有一次,他和老舍宴请黑人作家吃饭,这家大饭店却挂着“禁止黑人进店”的牌子。在美国期间,曹禺与老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认识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如当代著名作家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琳•海尔曼,演员如海伦•海斯、雷蒙玛赛、考尔门、约翰迦菲等。然而不到一年,曹禺便觉得在美国“无事可做”,邀老舍一道回国,因老舍要留下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曹禺便于1947年先行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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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曹禺赴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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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右)与老舍(左)

回国后的曹禺却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和平与安宁,相反,李公仆、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使他倍受打击。为了养家糊口,他先是应熊佛西先生的邀请,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黄佐临介绍,在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担任编导。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邀请曹禺参加一个读书小组。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到离市区较远的上海育才中学聚会一次,共同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也读些其它的革命书刊。师生在一起不仅热烈地讨论着书刊的内容,还分析当前中国的形势。这些讨论,使曹禺对形势的发展充满着信心,也使曹禺和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近。1948年春,曹禺自导自演的《艳阳天》终于在解放区上映。主人公阴兆时明辨是非,敢于为被压迫者打抱不平的品质更是为全国反压迫胜利的的到来摇旗呐喊。

整个四十年代,是属于曹禺的时代。《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剧目被无数次搬上舞台。建国后,曹禺除了担任组织文艺工作外,还自己编纂了《曹禺选集》,并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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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曹禺

1962年8月,曹禺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这样一部历史剧却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刚开始的时候,曹禺虽然被从床上拖走拽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中批斗,周恩来一句话却暂时解救了他。周恩来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然而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时,曹禺却未能幸免于难。罪名是1956年夏天,曹禺陪同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雷雨》,刘少奇连声称赞过“深刻、深刻、很深刻”。于是,“打倒反动作家曹禺”就成为了大口号。在经历了“比死人还难过”的那几年后,1973年经周恩来亲自过问,曹禺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曹禺将中断了的《王昭君》完成后,并未进行新的创作,而是在垂暮之年更多地转向了对戏剧创作的反思。

他说: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我有一种谬论: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作家应该死在书桌上,演员应该死在舞台上。……引伸说,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人民用尽自己的才智,专长和精力,再离开人间。不然,他总会感受到遗憾,浪费了有限的生命。

……

我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东西,是作家的那个极其亲切又极其真实,他感受到的,思考过的问题和他的答复。当然,无疑问的,还包括作家刻画人物的本领,文字的美,丰富的语言艺术,以及丰富的知识。但是,如果作家没有那个活生生的思想,那个深刻的感受,那么,作品的艺术生命就短,艺术生命长的作品,它总是打动人的灵魂,叫人多懂人生的道理。

1996年12月13日,一生奋斗于剧作事业的曹禺逝世,享年86岁。海上惊雷,化作无声细雨,留给后人一本又一本的传奇。


参考资料:

《曹禺自述》                          曹禺     京华出版社,2005

《曹禺传》                            田本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          田本相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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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书影

1910年,曹禺出生于天津小白楼,三天后母亲薛氏因产褥热去世。薛氏孪生妹妹薛咏南嫁给了曹禺的父亲承担起了抚养曹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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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岁即随继母看戏,得以观赏京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文明戏等中国传统戏剧,这些戏曲为他将来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原野》书影

1922年,秋考入南开中学为二年级插班生。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种戏剧活动,且加入南开新剧团。

 

1929年,父亲中风逝世。同年九月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潜心钻研戏剧,广泛阅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带来巨大影响。

斗转星移,岁月如梭。转眼之间,中国话剧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征程。回顾百余年历史,如果要举出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就最高的剧作家,那就是中外人士一致公认的戏剧大师曹禺。

1933年,夏秋之间作《雷雨》,秋入读清华研究院。开始与郑秀恋爱,秋季应聘赴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曹禺的杰出成就令不少文学前辈、同行看重,也让无数文学青年敬佩。有人不禁发问:曹禺是不是早熟的天才?他光彩夺目的累累硕果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1935年3月,着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曹禺甚表愤慨,于是创作《日出》。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历史现场,沿着曹禺青少年时代的足迹,看看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1936年6
月,与鲁迅、巴金等77人共同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同年秋作《原野》。

1937年5 月,《日出》获《大公报》“文艺奖”

1910年9月24日,曹禺诞生于天津。出生之时,父亲万德尊兴奋地连夜派人给湖北潜江老家的百岁老母拍了电报,并请老太太给小孙儿取名。第二天,就收到来自湖北的电报,老太太为孙儿取名家宝,小名是请阴阳先生起的,定为添甲,取独占鳌头之意。

1938年,夏秋之间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易名《黑字二十八》,同年10月上演。

不料,曹禺的母亲薛夫人产后虚弱,高烧一直不退。她患的是产褥热病,三天之后便撒手人寰。

1940年,上半年作《蜕变》、《正在想》,下半年作《北京人》。

万德尊请薛夫人的孪生妹妹薛咏南从汉口来到天津,照看曹禺。刚刚懂事的曹禺是个机灵聪明的孩子,养母(后为继母)常常教他一些日常用语与称呼,他都接受很快。平时也从不吵闹,爱听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和戏曲。每当他哭闹,只要继母一放留声机,曹禺立刻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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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岁的孩子天真无邪,在曹禺的眼里,世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以依赖的。为了不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父亲和继母都将曹禺出生三天就丧母这件事瞒着他,等他长大成人后再告诉他。

1942年,年初辞去国立剧专职务,由江安到重庆。在复旦大学兼课,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创作改编出四幕剧《家》和独幕剧《镀金》。

不料没多久,万德尊(曾任民国初年中将)一个随身马弁刘门君的妻子,因受到薛咏南的教训,怀恨在心。一天,将曹禺生母去世的情况,一五一十全告诉了他。

1943年1月,翻译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时,曹禺才五六岁。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是个没妈的苦命儿,但又不能不信。他一下子似乎觉得继母变得生疏了,离自己远了。

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同赴美讲学。

自幼丧母,对曹禺的童年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成人后每当他同别人谈起自己生下三天便丧母这件事,便极其悲痛。他说:“我从小失去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直到他七十多岁的晚年,一提到生母仍然有无限的怀念与伤痛。一次,我访问曹禺谈起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此片于1988年摄成,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问他有没有生母的照片,他忽然中断话头,陷入深思之中。生母的过早去世,是造成曹禺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他常常一个人独坐沉思,有时一个人跑到河北宣化府城墙上倾听军号的低咽。

1947年,2月由美国抵达上海。秋,电影剧本《艳阳天》完稿,自任导演,由文华公司拍摄。年底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离沪去香港。

继母薛咏南从湖北来到天津,最大的爱好是听戏。自从她发现曹禺常常一个人抱着小脑袋沉思默想后,便经常有意带他一起上戏院看戏,让他高兴高兴。天津本是华北的文化荟萃之地,这里的剧种丰富多彩,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唐山落子,还有文明戏,各种演出应有尽有,让曹禺看得如醉如痴。

1949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化装成商人,由香港乘船抵烟台解放区。4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和平代表团,于捷克首都布拉格国民议会会场举行世界和平大会。同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随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相继成立,分别当选为常务委员、编辑出版部负责人和委员。

从此,曹禺和继母几乎每天晚上成了天津戏院里的常客。让他后来感到十分幸运的是:他幼年观看的许多戏都是由当时一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演出的。他们的唱腔是那样有韵味,配合是那样默契,使曹禺对戏曲兴趣盎然。

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宣告成立,任院长一职。

曹禺沉浸在艺术美的海洋里。在看戏的时候,继母做他艺术欣赏的导师和“顾问”。看完戏之后,曹禺又迷上了家里的《戏考》,这里面精选的折子戏,他一折一折反复看,唱词也拿来背,整段整段都能背出来,还能唱出来。继母听他唱得有板有眼,夸不绝口。到后来,一本一本的《戏考》都翻烂了……从这些戏曲中,少年曹禺潜移默化地学到了描写性格的本领。

1954年,发表《明朗的天》。

出神入化的戏曲艺术,让曹禺不禁感叹:“戏原来是这样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

1960年,创作并完成历史剧《卧薪尝胆》完成,后易名为《胆剑篇》。

1978年,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发表。

1922年,万家宝进入南开中学学习,在这所学校初中、高中部,他先后学习了六年。

1996年 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在北京医院辞世。

南开的校长张伯苓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将话剧视为“社会教育之利器”,实施“快乐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演剧活动,认为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有时比从书本上得来的还要强得多。正是在这种远见卓识的倡导下,自1909年起,南开中学一直坚持学校演剧活动,1914年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这个剧团的活动有五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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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出的时间固定:每年校庆,毕业典礼演出。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二、演出场地固定:南开中学瑞廷礼堂。

1954年春天,北京人艺排演《雷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作为剧作者和院长的曹禺,竟对台词做了比较大的删改。

三、指导教师固定:美国留学回来的张彭春先生任南开新剧团副团长。

第二幕,蘩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独白——“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冒一次,什么我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四、观众固定:全校师生、教职工家属、学生家长和校友。

这段独白一共有156个字,结果被删改成——“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五、宣传阵地固定:《南开双周》校刊。在这个刊物上可以发表学生的习作、改编的剧本,也可以刊登校内演出的剧评和戏剧通讯。

这段删改后的独白只剩下了20个字。大约,真可以叫做“精益求精”了。

南开新剧团由师生联合组成,是南开中学影响最大的一个课外活动团体。1925年曹禺成为该团一名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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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新剧团有如此优越的演出条件,不仅为当时一般的学校剧团所罕见,连后来的职业剧团也望尘莫及。作为南开新剧团的成员之一,曹禺就是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艺术氛围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戏剧的兴趣。这样的环境和机会,在中国众多的剧作家成长史中可以说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也是曹禺戏剧才能形成、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曹禺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据曹禺的女儿万昭与万黛回忆:“爸爸在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中扮演女主角娜拉。剧中娜拉背着丈夫准备离家出走,爸爸演这段戏,一个人在台上又说,又歌唱,又跳舞,把她在丈夫面前慌乱、复杂的心情,演得精彩极了;爸爸还扮演根据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莫里哀名剧《悭吝人》改编的《财狂》主角,在韩伯康发现丢钱的那场戏中,他一人又是哭,又是闹,最后‘蹦蹬’一下晕倒在台上,把韩伯康这个守财奴表现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受到当时报刊的高度评价。”

从1925年加入南开新剧团,到1933年《雷雨》诞生,这八年间,曹禺不间断地从事舞台演出实践,先后演出过《织工》《新村正》《娜拉》《国民公敌》《马百计》《走雪山》《打棍出箱》《打渔杀家》(后三个均为京剧)等数十个剧目。这些演出对曹禺进步人生观的确立、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艺术构思能力的培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在此期间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自然主要是戏剧创作。老师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其中有活页本、小笔记本、学生用的横格本……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繁杂,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之提纲等。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悍然向反帝示威游行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群众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曹禺参加了配合五卅斗争的一系列演出,尤其是大戏《织工》的演出。这个戏是19世纪剧作家霍普曼创作的描写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剥削的重要剧作。剧中,工人们组成浩浩荡荡的数千人队伍涌向邻村,同政府派来镇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英勇的搏斗。由于曹禺刚参加南开新剧团不久,还是个初中生,在这次演出中,他扮演的是一个戏并不多的角色。虽然如此,这个戏的演出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最后一个不愿参加斗争的老织工希尔塞被流弹打死,织工们终于击退了敌人、热烈欢呼胜利的结尾,久久地在他脑中回荡。联想起现实生活中上海工人的壮烈斗争,使他对工人群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深感敬佩。这个戏的演出,对曹禺进步人生观的确立以及以后《雷雨》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段时间,曹师的枕头边上常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起来很是认真,很有兴致。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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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新剧团,曹禺不仅参加了许多话剧的演出,还多次参加戏曲剧目的演出,先后演出过《走雪山》《打棍出箱》《打渔杀家》等剧,这都是余派的代表剧目。

《走雪山》是全本京剧《南天门》中的一折,这一折却是全剧的高潮,描写的是义仆曹福冒死搭救忠臣之女的故事。曹禺演义仆曹福,同班同学常家骥演小姐。公演时,张伯苓校长及许多老师、同学都来了,曹禺的继母薛咏南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开场锣一响,上千双眼睛全往大大的舞台上瞧。

毕竟是头一回上台唱京戏,曹禺觉得忐忑不安,他身穿蓝布大褂,腰中系着一条围裙,手里拿着一顶按扁的呢帽,一缕胡须嘴上挂,老觉得心突突地跳个不停。一看和他配戏的常家骥同学,扮演曹玉莲,还没有出场,额头上已经冒出汗珠来了。曹禺毕竟登过台,忙说:“家骥,别太紧张,你跟着我走就是!”

乐队过门拉过了,该曹禺出场了,他忙在暗场叫了一声:“小姐哇!走哇!”就走出上场门。刚走几步,他十分干净利索地来了个腾空滚跳的动作,表现行走的艰难,获得观众一片掌声。接着就在音乐的伴奏声中扶着随后而来的小姐玉莲。不料,常家骥人太胖,身子很重,曹禺人瘦小,身子又弱。小常步伐又走错了,脚踩在曹禺脚上,差一点和曹禺一起摔一跤,曹禺只得就势跌坐在地。台下一看,胖小姐把一个娃娃脸扮的老仆撞倒了,一下子大笑起来。常家骥忙扶起曹禺,忍不住也要笑起来。曹禺一边沉着地掸一掸身上的灰,一边乘人不注意的时候,瞪了小常一眼,暗示千万不能笑场。小常忙收敛笑容,进入剧情之中。

戏演到高潮,风雪交加,曹福不顾自己安危,脱下唯一的一件外衣,给小姐取暖,自己浑身冻得直打哆嗦,昏死过去。被小姐唤醒之后,接着是一段西皮导板转二六的唱:“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唤,咳,小姐啊!(二六)尊一声小姑娘细听我言,实指望使姑娘脱离大难,有谁知行至中途不能周全。倘若是到了大同地面,似这等数九寒天,大雪纷飞,闪得你甚是可怜。我的小姑娘啊!”

曹福在大雪纷飞中冻倒在雪地上,这段唱是他临死之前对小姐的嘱咐。曹禺紧紧把握住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唱得悲凉真切,十分动人,博得全场喝彩叫好。曹禺此时感觉自己仿佛真是那个倒在雪地上的老人了,眼中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

《打渔杀家》原名《庆顶珠》,原剧很长,有几十折。戏中有颗宝珠,顶在头上入水,可以避水开路,故名叫“顶珠”,是梁山老英雄萧恩(阮小七)的女儿萧桂英与花荣之子花逢春的定亲“信物”,也是贯穿全剧的一条线索。故事取材于《水浒后传》,全本《庆顶珠》很少有人演,但《打渔》《杀家》两折则一直在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并且几乎所有著名的京剧老生与花旦都会演这两折。久而久之,这两折戏并成了一折,就叫《打渔杀家》。

这出渔家父女杀了渔霸全家的故事,曹禺也在剧场里看过多次。然而,百看不如一演。排演的时候,经张彭春老师一分析,曹禺似乎有豁然开朗之感。曹禺爱好老生戏,这次自然由他主演萧恩,张彭春老师让另一个男同学陈洪反串萧桂英。

两周后,京剧《打渔杀家》正式演出了。剧场里人山人海,鸦雀无声。戏演到萧恩、桂英父女驾舟过江,决定杀渔霸复仇,达到了全剧的高潮。夜间在滔滔波浪上行船,曹禺扮演的萧恩带着紧张的心情吩咐桂英:“夜晚行船比不得白昼,儿要掌稳了舵。”接着又用“西皮快板”唱:“恼恨那吕子秋做事太恶,恨不得插双翅飞渡江河,船行到半江中儿要掌稳了舵。”表现了老英雄对赃官勾结渔霸的切齿痛恨和不杀奸贼誓不罢休的决心。忽然,桂英撒了篷索,两次阻止父亲过江。萧恩一气之下准备送她回去。桂英又不肯,哭喊道:“孩儿舍不得爹爹!”这戳人肺腑、无限伤情的一呼,感动得萧恩也哭唱道:“桂英,我的儿啊!”

这里曹禺根据张彭春先生的点拨,较细腻地演出了人物感情变化的过程:萧恩由生气、无奈最后明白了女儿不愿舍弃父亲,让他一人独闯狼窝虎穴的深情,自己也忍不住失声哭了。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对老英雄的落泪,曹禺做了精心的处理,不仅哭出了真情,而且哭得有韵味。这场戏演出了老英雄矛盾复杂的心理活动,层次也清楚,唱与念,情真意切,声情并茂,台下不少观众含着眼泪鼓掌。曹禺也深深体味到戏曲艺术从生活出发,深入开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巨大魅力。

演出结束后,继母头一个走到台前,笑嘻嘻地说:“啊呀!家宝,你真不错呀!”站在一旁的张伯苓校长伸出大拇指说:“哎呀,好得很,余派,唱得真有余派的味!”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部条件要对未来剧作家发生作用,还必须通过未来剧作家自身的戏剧实践。也就是说,戏剧创作能力还需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有人称曹禺为“早熟的天才”,实际上,他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前,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有过八年(1925—1933)的戏剧学徒生活。这期间,他在编剧、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锻炼,使他的戏剧创作能力获得迅猛发展,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曹禺对名剧《少奶奶的扇子》的观摩学习和导演便是典型的一例。

1925年,南开新剧团演出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部对曹禺日后创作有重大影响的剧作。《少奶奶的扇子》(以下简称《少》剧)是洪深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一部剧作。曹禺曾不止一次地观看过南开新剧团的演出,而且对此剧精湛的艺术技巧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同一般中学生阅读文学作品大都注重故事情节不同,他不是一目十行地看故事,而是一字一句地精读、细读,渐渐地明白了编剧技巧的奥秘。

曹禺深深记得,语文课上老师多次讲过:看一部作品不能只看故事情节,还要留心它的人物描写和艺术技巧,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曹禺琢磨《少》剧,反复思考它在艺术上的成就。这个戏引人入胜的编剧技巧让他折服。第一幕少奶奶瑜贞从陈太太那儿听说丈夫徐子明同交际花金女士有暧昧关系,心里十分不快。后来,徐子明又坚决要求今晚的生日舞会必须让金女士参加,更引起她的愤怒。徐子明不顾妻子的反对,亲自将舞会请帖寄出,今晚的舞会必有一场风波,这就引起观众朝下看的兴趣。这还不算,作者还将人物的尖锐冲突又推进一步。少奶奶见丈夫如此,就针锋相对地对丈夫说:“这把扇子,是你今天送我的生日礼物,金女士如果来,我就拿这把扇子打她,打她的嘴巴!”

这样观众便会更加兴致勃勃地等待下一幕剧情的展开,一连串的疑问在观众心头升起:徐子明为什么一定要请金女士参加生日舞会?金女士今晚会不会来?少奶奶会不会用这把扇子当众打金女士的脸?这种能引起观众无穷兴味的编剧方法,真是太巧妙了!

曹禺一边看《少》剧,一边对剧中一个道具——扇子的运用十分感兴趣。他发现,这个戏中扇子这一道具贯串全剧,用得十分巧妙,既帮助剧情层层展开,又一步一步刻画了人物。他看过很多戏曲,常常用两个字命名一场戏或一折戏。看着看着,他随手拿起一张纸,试着用两个字命名的方法概括全剧剧情的展开:第一幕银行经理送一把扇子,作为给妻子瑜贞的寿礼,这是“赠扇”;第二幕瑜贞本来要用这把扇子在舞会上打金女士,一见金女士雍容大方,不是想象中的放荡女人,失神地将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上,金女士又落落大方地从地上捡起扇子还给瑜贞,这是“拾扇”;第三幕瑜贞要与情人刘伯英私奔,为了掩护瑜贞,金女士承认扇子是她偷的,这是“认扇”;最后,金女士离开上海前夕,瑜贞将扇子作为礼品,回赠给金女士作为纪念,这是“还扇”。直到最后,瑜贞还不知道这位不惜牺牲自己名誉为她解围的金女士就是她失散二十年之久的母亲。一把小小的扇子,留给观众一连串深长的人生回味。曹禺打心眼里佩服剧作家结构剧本的精细和缜密。

《少奶奶的扇子》这个戏曹禺不仅多次看过演出,而且亲自为南开女中的同学导演过,他反复琢磨剧本,翻来覆去将剧本都看破了。《少》剧中风尘女子金女士二十年前离开丈夫。二十年后回到旧地,要求见女儿一面,女婿徐子明答应让她们一见,但相见不能相认。女儿二十年后要重蹈母亲的覆辙,金女士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力劝女儿……这样的情节启发了曹禺,影响着《雷雨》情节的构思和场面安排。同时,曹禺又据此引申:鲁妈三十年后见到的周朴园,也不是一般的资本家,正是当年抛弃过他的大少爷。周朴园也从他的利益出发,同样提出了侍萍与周萍“相见不能相认”的要求。这样的构思不仅将周鲁两家的故事紧紧地纠织在一起,情节也更加集中,而且更便于作者从历史的深度鞭挞封建制度对劳动妇女的摧残。

1933年夏,曹禺将他的这部处女作《雷雨》给了《文学季刊》。两年后,郭沫若读了这部剧作深感震惊,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力作”,称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又过了一年,曹禺又向中国文坛奉献了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顿时引起文坛更大的震动。巴金将它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并列,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英国学者谢迪克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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