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王强华:《实践》数易其稿的亲历者

党的十九大期间,2017年11月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83岁的胡福明老人的采访。他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句话依然深刻体现着实践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产生于新时代和新实践的坚实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思想、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拨乱反正呼唤真理标准

编者的话:改革无停顿,开放不止步。回望四十年,这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始终决定着当代中国命运。从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如今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清远经验到如今自由贸易区、贸易港的全新战略布局……顶层设计与生动实践相互呼应,源源不断带给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从11月5日起,北京青年报开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见证》专版,北青报记者深入各个行业,让“实物”见证历史,让百姓讲出期盼,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折映精彩的未来。

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践》),曾经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的思想大解放,加速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说明这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间摆满了文件柜的办公室里,首师大原纪委书记潘亮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大文件袋,小心地从里面捧出9页八开大的复印稿纸,递给北京青年报记者。稿纸上的内容是一篇文章的修改手稿,第一行用钢笔写着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改稿人划掉了“检验路线”,最终定题为40年前那篇改变了中国国运的文章。

为真实地评述这一不平凡的历史进程,当年《实践》的约稿者和责任编辑王强华老人,邀原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林建公教授和笔者,共同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撰写一部信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平反冤假错案,开辟发展新路。这就是拨乱反正。

这位改稿人叫孙长江。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时,成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撰稿人和最终完稿人。五年后他调至北京师范学院担任哲学系教授,直至离休。多年前,他把这份修改手稿的原件捐给了北京历史博物馆,前年听说潘亮正在筹建首师大校史馆,他就把复印件交给了潘亮。“这份复印件太珍贵了,一定会成为我们校史馆的重要展品。”潘亮说。

在《实践》发表40周年前夕,笔者受王、林二老之托,先将《实践》约稿、写作、修改和发表的真相,公之于世,以飨读者,以正视听。

当时,解决这些问题却异常艰难。

9页手稿摊开在办公桌上,潘亮和北青报记者一起细看上面的手迹。窗外传来校园里年轻人的笑声和北京三环路上的喧嚣声——这是21世纪的北京。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然天翻地覆。但是如今的一切,都始于40年前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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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延续多年的个人迷信仍然盛行,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十年“文革”期间,有些话每天不知被重复多少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一套东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很有市场。

关于稿件的出炉

《光明日报》上刊登《实践》一文

特别是,又出了“两个凡是”。

南北两篇文章被“捏在一起”

《实践》一稿是如何投到《光明日报》社的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两报一刊”)发表一篇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的结尾处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句话中用了两个“凡是”,以后人们就称之为“两个凡是”。“两报一刊”,来头是很大的,人们视“两报一刊”文章为最高权威,几乎等同于党中央。

此手稿为胡耀邦审前最后定稿

1977年7月,南京理论界组织了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深入揭批“四人帮”。《光明日报》社接到了研讨会的邀请函。

“两个凡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1978年,刚刚从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是南京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打成了“黑帮”。他被“解放”之后,由于工作忙,很长时间没有回过南京。报社领导考虑他对南京比较熟悉,又能顺便探望母亲和女儿,就把去南京参加理论研讨会、采写新闻和为《哲学专刊》组稿的任务,交给了王强华。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邓反右倾”是毛泽东发动的,许多重大冤案是毛泽东定的,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毛泽东提出的。按照“两个凡是”,以上这些重大问题就都要“坚决维护”,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总的政治方针,其实质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阶级斗争为纲。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有余,但是“四人帮”造成的精神枷锁依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心灵,长达十年的动乱在整个社会投下的阴影不是轻易就能驱散的。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亟待打破,可是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大部分中国人仍在迷雾之中。尤其是1977年2月出炉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是让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革生产关系、发展经济等一系列紧迫的工作无从下手。

在理论研讨会上,王强华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位声音洪亮的学者,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完全错误的。‘唯生产力论’根本上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嘛!没有生产力,物质靠什么去创造?‘唯生产力论’强调生产力的最大发展,那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啊!它的发展,也并不否认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的出发点……”

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如何分辨是与非、真理与谬误,就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天天喊“句句是真理”,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人们终于意识到,需要认真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理。

就在这个时候,1977年末到1978年初,在南京和北京,各有一位中年知识分子面对思想的迷雾,不约而同地挺身而出,拿起笔写下了题目非常相近的两篇文章——在南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在医院陪护妻子时,连夜在医院走廊里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北京,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些话,引起了王强华的共鸣。他边听边想:现在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一年,“两个凡是”刚刚出台没几个月,“唯生产力论”还被普遍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这位发言者敢碰这个“碰不得”的大题目,恐怕要冒点风险吧!

于是,论真理问题、提出实践标准的文章便应运而生。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并且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党校的学员中开始了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党校高级班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也参加了这场讨论。1978年4月初,胡福明的文章拟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刊出。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联系当时的实际还不够有力,提出修改后可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同时,杨西光听说了孙长江的同题文章,于是邀请孙长江、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编辑一起修改撰稿。最终,两人的两篇文章被孙长江“捏”在一起,数易其稿,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送胡耀邦同志审阅后,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之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的报纸陆续转载。

这位发言者的观点,果然在研讨会上引起了争议,有几个人当即反驳他的观点,说“唯生产力论”就是应该批判,因为它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不相符。于是,讨论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三篇文稿形成两篇文章

在这份修改手稿第一页的最上面,有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亲笔签名:“请即排印15份,送胡各一份,五月十日那期用。”说明这是送去编辑部前的最后一稿。

研讨会的主持人认为会议主题是批判“四人帮”,与会人员自己争论起来,与主题不相符合,就高声宣布暂时休会。

用实践标准来推进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有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

关于孙老的创作

休会时,王强华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位发言者,热情地伸出手,说:“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叫王强华。报社派我来南京参加这次理论研讨会。”

1977年8月25日,《理论动态》第9期刊登了王聚武撰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指出,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

9页修改手稿

发言者边和王强华握手,边自我介绍:“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叫胡福明。”

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叶剑英的观点,也是胡耀邦的观点,因为这个讲话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见证孙长江的贡献

王强华说:“刚才你发言的观点一点儿也没错。”然后,告诉他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于光远等人发言肯定“唯生产力论”的情况。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中明确地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40年过去了,一南一北两介书生如今都在家中安度晚年。只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由于历史的原因,世人大多知道胡福明是此文的撰稿人之一,却鲜有人知道孙长江的名字。而北京青年报记者此次辗转找到的9页修改手稿,是《实践》一文付印前的最后一版修改手稿,见证了孙长江对这篇文章的历史性贡献。

研讨会结束后,王强华再次找到胡福明,向他表示了约稿的意图,但并没有给他定具体的题目,只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宣传主题,在基本理论上,包括在存在与思维、物质与意识、实践与理论、经济与政治、生产与革命等关系问题上,约请他写一篇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章。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成《标准只有一个》一文,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首都师范大学校园内有几栋老式楼房,今年85岁高龄的孙长江就和老伴居住在这里。像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家一样,这套房间简朴而干净,沙发上蒙着沙发巾,家具都是旧式木制,茶几上摆着全家福照片,照片上孙老夫妇被两个女儿和几个孙辈环绕着。北青报记者到访时,孙老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只是因为脑部疾病,他如今已经无法进行顺畅交流,但一生经历的风雨都篆刻在脸上安详密布的皱纹里。

任何一位学者,能有被约请为《光明日报》撰稿的机会,都是求之不得之事。胡福明欣然应约。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能在理论范围解决,而要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提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权,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就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孙长江1933年出生于福建厦门,虽是南方人,却是一副身材魁梧的北方大汉的样子。他自幼跟母亲在泉州长大,靠母亲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水读到中学。1949年9月,正读高二的孙长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随部队到福建永安剿匪。1952年,他从部队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自己挑选了历史专业。青年时代的孙长江勤于独立思考,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谭嗣同》——他对谭嗣同的研究还引来着名学者李泽厚与他进行了一场笔墨讨论。毕业后他留在人大任教,“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劳动,1973年回到人大哲学系工作。1978年初,他调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和老领导——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一拍即合,要写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9月,胡福明就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寄出了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他并未说明如果报社只采用一篇时,他自己倾向于用哪一篇。

从文章和讲话中提出实践标准,到撰写以实践标准为主题的文章,是认识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吴江是中共资深理论家,他在自己的着作《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里回忆道:1978年初,他和孙长江谈起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班学员正在针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进行的讨论,孙长江自告奋勇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草过程中,理论班学员杨西光送来了胡福明的那篇稿件。“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就是由吴江定稿并送胡耀邦审阅的。

这两篇稿件寄到报社时,恰巧王强华出差在外地。“哲学专刊”的同事们认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是批判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女人能够生儿育女,子女成人后就是生产三要素中的第一要素——劳动者(劳动力),因此女人是天然的生产力。江青的本意是为她当“女皇”造舆论,“强调”女人的“生理优势”,充分暴露了她篡党夺权的野心。如果这篇稿子登在别的栏目,当然也是一篇不错的批判文章。但因江青的这个谬论没有什么哲学理论可言,登在“哲学专刊”就不大合适,所以初定不用此稿。

据我了解,当时,有三个地方在撰写以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问题的普遍性。

关于稿件的修改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由于它以较多篇幅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免不了要多引证一些马列原著,对原著进行阐释,但缺乏与实际的联系,而被认为是一篇“纯理论”文章,也不打算采用。

先从《人民日报》讲起。人民日报理论部,处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前沿。他们发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断有人指责他们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这样的问题经常碰到。他们经过研究,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小文章,题目叫《标准只有一个》,发表在1978年3月26日的理论版。文章观点鲜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前面已作了介绍。又有人来信反对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部发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小文章不行,应该写一篇大文章。他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贲思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修改稿突出“唯一”二字

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章是王强华在南京约的稿,他又是哲学组的组长,出于对他的尊重,两稿均未退给胡福明,而是等王强华回报社后,亲自看了稿子,再作最后处理。

再说第二篇文稿。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一位教师叫胡福明,当时40来岁,思想比较活跃。他独自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张行端采访胡福明的长篇报道,对胡福明怎样撰写这篇文稿有生动的描述。

全文增加了四个小标题

直到1977年12月,王强华才回到报社,阅读了胡福明寄来的两篇稿件。他也认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在哲学专刊上发表不大合适,同意不用;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他认为尽管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过多,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当时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稿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所以,就两文相较取其一了。

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9页孙长江的修改手稿复印件在北青报记者面前一字排开。可以看到,每一张上面,孙长江都把大样(胡福明的稿子经《光明日报》多次修改后的版本)一段段剪下来,贴在稿纸上,然后在稿纸空白处写满了字迹。事实上,这一版修改稿已经是他多次修改后、正式排印前的最后一稿。

王强华和“哲学专刊”组的同事们商量后,他们也都有这样的心境,便欣然同意了王强华编发《实践》一稿的意见。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据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孙长江将两篇文章捏合到一起的经过是这样的:“他一边写,一边将《光明日报》送来的大样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上。捏在一起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6600多字的新的稿。其中剪贴《光明日报》稿中2700来字。”

于是,王强华亲自动手,删去一些重复的文字,按报社正常发稿程序,于1978年1月14日,在《实践》最初的修改稿上,签字发排了。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历经多年,修改手稿上的钢笔墨水痕迹已经有点儿黯淡,但是其中体现的思考脉络仍清晰可见。例如文章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就是孙长江手写加上去的,第一部分的整个第二自然段也是他手写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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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批判到谁头上来了?

这里他写道:“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1978年4月,王强华与到北京修改《实践》稿的胡福明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显而易见,孙长江这里在原稿的基础上强调了“唯一”的重要性,紧扣文章标题。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表示,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为了强调“唯一”二字:“我和吴江都认为,当时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流行的‘两个标准’思想是错误的,是糊涂观念,要澄清,所以我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的思想混乱的问题。”

《光明日报》社对《实践》一稿的多次修改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通看全稿,越往后孙长江撰写的部分越多,而且全文四个小标题都是他加上去的。

王强华发排《实践》稿以后,送一份请马沛文审阅;1月19日把小样寄给在南京的胡福明两份,并附上一封信([
]中的字为笔者所加):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光明日报》也曾在1985年发表的《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中证实:“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胡福明则在回忆文章里说:“给这篇文章修改、提意见的有多位同志。杨西光主持这篇文章的修改发表,马沛文、王强华、吴江等同志都参加了修改。孙长江下大力气修改了文章。因而这篇文章成为集体创作。”

我去年9月离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刚回来。

这篇专访稿离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时间较近,所讲情况,应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

关于文章的影响

[《实践》稿]已粗粗编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的第一部分压缩了。突出后两部分,但仍觉得长了一些。是否请您看看再删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复,可否精炼一些。另外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下面讲第三篇文稿,即中央党校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稿件见报后作者曾准备坐牢

您的文章立意是清楚的。但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中央党校是党中央的思想理论阵地,处在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点。

历史已得到的就不会轻易失掉

马沛文是《光明日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分管理论部,是理论部的党支部书记。他很重视这篇文章,和王强华等反复研究,进行了修改。

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叶剑英副主席在讲话中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央党校校刊》第1期)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开学典礼讲话中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每一个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都知道,那样的文章发表需要多大的勇气。事实上,文章发表后引发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震动,超出了孙长江、胡福明乃至杨西光、吴江的意料。“文章发表后,有人说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当时我都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孙长江曾说。

这样,《实践》一稿经过5次修改,马沛文和王强华认为可以在“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并排好了大样。

什么是“三次路线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刘邓,称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1年的林彪事件,称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称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讨论总结“三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总结十年“文革”。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按照《光明日报》社的规定,上专版的文章,都要报经报社总编辑审定。他们没想到,大样送到刚刚上任的总编辑杨西光手中之后,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这个任务非常紧迫,也很复杂、敏感。怎么办?胡耀邦让党史党建教研室先拟一个教学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党史党建教研室写了一个稿子。12月2日,中央党校召开党委会审议这个教学方案。这个教学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帮”如何破坏“文革”。胡耀邦听完之后说,你们这个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销毁。

《实践》一文深深影响了孙长江的后半生,至今他仍然认为“1978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年。”对改革开放他一直持乐观支持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还是一步一步地在前进。我坚信,历史已经得到的就不会再轻易失掉,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面对这篇文章的历史功绩,他曾在回忆文章中谦逊地表示:“这场讨论绝不是由某个、某几个‘秀才’灵机一动或冥思苦想而引发起来的。这场讨论是历史的产物,这篇文章也是历史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前,杨西光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复校后,他是“第一期高级干部轮训班”的学员,参加了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的研究第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的讨论。他在1978年3月6日的发言中,曾谈到,对“原来的东西[指方针政策],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要用实践检验。”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要看实践;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如果按照哪个文件、哪个领导的讲话,那就不是科学研究。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胡耀邦的话不多,但观点非常明确,就是要看实践,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胡耀邦提出由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牵头,组建一个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他认真研读过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并知道这份刊物是由耀邦同志亲自抓的。因之,他写了一篇关于实践与真理关系的材料,请胡耀邦指教。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求意见稿)。这个文稿提出了进行研究的原则,一是要用完整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二是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1978年3月,杨西光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正式到职,则是在中央党校结业后的4月。

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党校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八百学员讨论,然后把学员的意见与“征求意见稿”一起上报中央。

4月10日,王强华就把编好的拟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学专刊”(第77期)的大样(即《实践》)呈送到杨西光的案头,请他审定。

吴江是搞哲学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发现,学员们的认识很模糊,比如有人说,你也在实践、我也在实践,那该根据谁的实践呢?这就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吴江(这时他又是理论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谈这个问题,他确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唯一标准”这个提法,既符合认识论原理,也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吴江画龙点睛地用了“唯一”两个字,既有针对性地排除了别的什么标准,但又比较含蓄,显示出了一个哲学家的水平。

杨西光看了《实践》的大样后,特别兴奋,便让秘书陶凯把王强华叫到办公室,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并对文章的处理,提出了两点要求:

孙长江写出了一个初稿。我没看到过这一稿,据当时两位领导跟我说,他们看了这个初稿,觉得还不行,要再加工。

一,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文章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要放在头版上重要位置发;

以上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孙长江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终形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篇文章。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三篇文稿、两篇文章。

二,这篇文章还要作大的改动。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进一步触及影响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评析和阐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最终形成和发表

王强华马上落实了第一条,从“哲学专刊”第77期上把《实践》撤下,换上了另外一篇文章。

先讲《光明日报》编者对胡福明文稿的处理。

但对第二条,王强华却感到为难。因为按杨西光的意见,文章要作很多修改,而作者胡福明又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如果通过书信交换意见,肯定是来不及的。而如果在修改时不征求作者的同意,又担心他会有意见。

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看了胡福明的文稿后认为,这篇文稿“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他就动手删去了一些重复的文字”,(《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把它发排了。以后又经过几次修改,包括请胡福明自己修改。《光明日报》编者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作为文章的主题思想,在结尾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哲学”专刊拟用文章。这已经到了1978年4月上旬。

王强华把这个想法跟杨西光谈了以后,杨说:没关系,改出来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正在这时,党中央调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但王强华想,杨总编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办报,考虑的是大的问题,只要能够尽快发表,用谁的名义则是次要的。可作为文章的责任编辑,又是自己约来的稿子,把文章作者改成自己的名字,是不合适的,不能这么做。

杨西光“文革”前任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又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到中央党校高级干部读书班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吴江在撰写“三次路线斗争”的文件时,曾请高级干部读书班六位学员座谈,其中就有杨西光。我查找到了参加座谈会的组织员的记录,有杨西光的发言。他提出对过去中央的文件要用实践检验,思想比较明确。杨西光在学习期间,同胡耀邦有几次接触。他对《理论动态》的情况比较了解(因为《理论动态》的一位老同志是他的老战友)。

无巧不成书。正当王强华两难之际,胡福明“从天而降”。他是从南京到北京来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哲学教材座谈会的。

杨西光到任后,看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立即意识到这个主题的重要。他作出两项决定:一是不作为“哲学”专刊文章,要在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二是要加强针对性,要针对“两个凡是”,加工提高。

杨西光很高兴,嘱咐王强华赶快把胡福明接到报社来。还说,我听说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孙长江也准备撰写一篇主题与胡福明的文章差不多的文章。你把孙长江请来,和我们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杨西光作为光明日报的负责人,考虑得更多些。他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就要求中央党校帮助修改,希望得到胡耀邦的支持,文章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然后由《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胡耀邦都同意了。

4月13日,王强华吃罢晚饭,就到朝阳门的一个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报社。然后,又到阜成门外去接孙长江。

1978年4月20日,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请吴江、孙长江修改。但孙长江自己已经写了初稿,吴江让孙长江将两个稿“捏在一起”,并交代,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晚7点多,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胡福明和孙长江,就在杨西光的办公室,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

孙长江拿到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也给我看了一下。我说,文章题目中“一切真理”的提法不好。他说,不用这个题目。

杨西光说,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

4月24日,光明日报又送来一稿,题目已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知为什么仍然保留“我们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结语。

这时,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没有向下传达,在座的几位同志,除杨西光之外,都不知道。所以,在胡福明的原稿和马沛文、王强华的历次修改稿中都没有涉及“两个凡是”问题。

孙长江于4月27日完稿,吴江阅改后即送印厂排出清样,并送耀邦同志审阅(约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审阅后约在5月2日退回。

作为哲学组组长,又是《实践》责任编辑的王强华,对杨西光的这句话非常敏感,觉得很新鲜、重要,就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两个凡是”这4个字。

耀邦同志审阅后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圈,没有对内容作修改,只补写了一个“解”字,改了一个标点。

马沛文发言时,主张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

吴江又让孙长江征求校内外一些人的意见,再作修改。

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是一个极为大胆的意见,是对《实践》一文“画龙点睛”,一下子就抓住了文章的要害。

耀邦同志规定,《理论动态》的文章,不管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加工后,才能报送给他。

关于这天的会议,王强华保留了记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没有经过理论动态组讨论就送审,有人提出意见。5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讨论了再次修改的文稿,孙长江也参加了。讨论后,孙长江又作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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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星期六)下午,耀邦同志在富强胡同6号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再次修改后的文稿交我,让我给耀邦同志审阅。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我即将文稿递给耀邦同志。他很快看完后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改一下。我迅速记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回校以后,将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整理抄写清楚,星期一上班后交给了孙长江。孙长江在这个文稿上写了“按此稿付印”五个字后,即送中央党校印厂。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最后定稿情况。有人在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召开了定稿会,大家讨论很热烈。事实不是那样。

王强华:1978年4月13日晚会议记录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也是《光明日报》的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唯一标准”提法出现的经过

说到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撰写者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胡福明和孙长江。

4月13日会后,胡福明在朝阳门外的招待所,用两天时间,对《实践》稿又修改了一次(即第6次修改稿)。此改稿由王强华取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撰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涉及两个单位和多人,究竟怎样确定撰写者,发生过争论。遵照杨西光的提议,光明日报的同志作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1986年,他们的内部刊物《光明日报通讯》第6期的头条文章就是《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署名辛广民)。这篇文章说:“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

胡福明因学校有事急于处理,提前返回南京,没来得及把4月13日讨论的观点在修改稿中全部反映出来。

我每天都阅看《光明日报》,有一天,看到《光明日报》采访胡福明的报道,副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胡福明谈35年巨变”(2011年11月20日第5版)。不言而喻,另一位作者当是孙长江。

于是,马沛文、王强华接手修改,这就是《实践》的4月20日改稿(即第7次修改稿)。之后,杨西光和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进行讨论,再次修改,形成了4月23、24日修改稿(即第8次修改稿)。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是吴江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吴江又是这篇文稿的主要修改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胡福明的原稿和《光明日报》历次改稿虽然均无“唯一标准”的提法,但原稿的基本意思,与“唯一”是一致的:

“特约评论员”的由来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引毛主席的话)”,“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不能在思维的范围内解决,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等等”。

对此,我还真有一点发言权。

“只有”“只能”的涵义,也就是“唯一”意思,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每期只刊登一篇文章,五天一期,逢五逢十出刊。理论动态组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

王强华和马沛文以及哲学组的几位同志,都觉得需要更明确地强调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性”。因为,如果不强调“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会把本来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说成检验的标准。

这一年的12月,胡耀邦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个题目,叫“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并要求这一期提前发行。这一期约在二十八九日发出。大概是29日还是30日,我有事去耀邦同志处。我刚一进门,旁边秘书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秘书陈维仁拿起接听。放下电话,他就顺口跟我说:人民日报问这个文章发表怎么署名。我这才知道,人民日报要公开发表《理论动态》这篇文章。胡耀邦正坐在旁边一张桌子旁埋头看材料。我转身对他说:耀邦同志,人民日报问这篇文章怎么署名。耀邦放下材料,抬起头略加思索,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办报纸要走群众路线嘛,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他们的特约评论员嘛。我跟陈维仁两人听了,都觉得“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非常好。陈维仁马上拿起电话回复人民日报:耀邦同志说用“特约评论员”署名。陈维仁放下电话说,他们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署名很好。

在当时的哲学界,对“实践标准”大都是认同的,但对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检验标准,却存在不同意见: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但署名不是“特约评论员”,而是“岳平”。这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压缩谐音。这说明,人民日报内部有不同意见。到了2月19日,他们才第一次使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到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五篇特约评论员文章,都是胡耀邦指导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和胡耀邦指导的中组部《组工通讯》的文章。对此,首都新闻单位领导人都很清楚。

不少人认为“是”。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否认理论也是标准,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他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书中,专有一章讲“特约评论员”。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李庄认为,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撰写中国的拨乱反正史,“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是应当写上一笔的。

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不是”。理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与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它的指导作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讲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强调前一个概念否定后一个概念,同样也不能强调后一个概念而否定前一个概念。

总览大讨论

他们还议论到,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张成”的一篇约千字短评,标题就是《标准只有一个》。短评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8年年中开始,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广大基层进行补课,到1981年6月结束。全国9亿多人口,全党近4000万党员,用三年多时间,广泛地、热烈地进行了讨论,确实是大讨论。

马沛文和哲学组的几位同志讨论再三,觉得《人民日报》只发了“千字文”的短评,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收到那么多反对的读者来信;如果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一篇五六千字的大稿子,强调实践的“唯一性”,还不知道会有多少读者来信反对,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风险,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帽子。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翻了“两个凡是”,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大讨论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但是,他们又反过来想: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不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理论工作者和党报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真理再颠倒过来,正本清源。

这场大讨论所以取得成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们以共产党员的党性,以理论家的良知,终于下了决心:不管会有多大的风险,也一定要强调“唯一性”!

1998年5月,我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的研讨会上说,总览这场大讨论,要讲五句话:

为了避免在文章的词句上“授人以柄”,不让别人抓住“辫子”,他们又对文字反复推敲了几次。

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

就这样,“唯一标准”的提法,便第一次出现在4月20日的修改稿中了。原文如下:

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有人说检验真理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实践,一个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错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因为经过了长期实践的证明。……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检验,而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研究问题的指导思想与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问题是两个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唯物辩证法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它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论证的工具。因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具有矛盾的特殊性,都有特殊规律,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内部的矛盾,只有依靠实践,要检验是否认识了特殊规律,只有依靠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坚持辩证唯物论。把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两个,就是二元论,实际上是唯心论。多年里,‘四人帮’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否认实践标准,摘取片言只语加以歪曲,以论证其反革命谬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作风流毒深广,那种所谓的语录战就是突出的表现。

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坚决有效的支持;

这就是《实践》一文最“核心”、最具“针对性”,也是最直接地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文字。

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次修改中,还根据杨西光在4月13日晚会上讲的观点,新增了“路线是非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内容,而这也是胡福明的初稿和历次修改稿中所没有的。

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经过上述修改后,印成了《实践》的“4月20日小样”。王强华于21日把此稿送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交给吴江和孙长江各一份。

今天看这场大讨论,仍然是这样。

之后,杨西光和马沛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又继续对这个改稿进行推敲,不仅将文内“唯一标准”的部分基本保留了,而且把文章的标题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使文章的主题更加鲜明、突出。

把标题加上“唯一”二字,是哲学组的编辑张义德的建议(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届的毕业生)。

这就是形成4月23、24日修改稿的经过。

王强华又一次去中央党校,把4月23、24日修改稿的清样送到吴江和孙长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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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冬,笔者(右)在王强华家中研究真理标准讨论纪实书稿

《实践》中最终未出现“两个凡是”的原因

前面说过,杨西光在主持4月13日的讨论时,就提出修改《实践》一文,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冲破禁区。然而,该文中最后却没有出现直接批判“两个凡是”的字句。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胡福明所写的初稿,直至第6次修改稿,都是这样写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笔者按:指修改],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是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

稿子上还没有出现“凡是”一词。

“两个凡是”的公开发表,是在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感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最早指出了“两个凡是”不行。但当时只有党内少数高层领导干部知道,并没有向下传达。

马沛文和王强华根据杨西光4月13日的意见,才在4月20日的第7次修改稿上,第一次加上了两次“凡是”字样(下文中黑体字是新加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但是,在4月23日和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再次讨论时,杨西光思忖再三,考虑到提出“两个凡是”的那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毕竟是经过华国锋和汪东兴审阅过的,《光明日报》作为党报,直接批评党中央的主席、副主席,不大合适;同时,也考虑到,作为党报,也应该维护他们的威信,文章把道理说清楚了,也就达到目的了。还是要尽量避免正面批评“凡是”的提法。

于是,就在4月23、24日的修改稿上,删掉了“凡是”字样,改为比较含蓄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由于4月20日的修改稿,已经送到理论研究室,杨西光又和吴江等商议,吴也认为杨的考虑是对的,因为按原先的约定,《实践》稿经耀邦同志审定后,先于5月10日在《理论动态》上刊登,而华国锋和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耀邦此时虽已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还兼任常务副校长,点出“两个凡是”,直接批评“顶头上司”也不合适。

所以,此后无论在理论研究室的修改稿上,还是最后在《理论动态》刊登和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实践》中,就都没有“凡是”字样了。

关于这一经过,在1979年1月9日的理论务虚会上,在《杨西光、胡绩伟、曾涛、华楠、于光远、王惠德六同志的联合发言》中,也作过明确的说明:

那时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这两句。后来,《光明日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这篇文章时,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2月7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加上去的这两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的提法。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实践》的经过

吴江收到《实践》的4月20日修改稿和4月23、24日修改稿后,交由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执笔修改。

孙长江是位高手和快手,从收到“光稿”的4月21日算起,只用了五六天时间,就于4月27日完成了修改稿。

吴江也作了添加和删改,虽然不多,但却不乏“点睛”之处,从而使文章更为准确,更为精炼。吴江曾说:我估计,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肯定又要遭到非议。为了堵一些人的嘴,我提出,将华国锋文章中的一句话加到文章中,大家都同意了。这就是《实践》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的那句:“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

对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参与修改《实践》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贡献,在《光明日报》社编辑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作了高度评价:

“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具体贡献是:对原稿作了不少删削;包括内容的增删、段落的调整,加了毛主席修改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论据增加了分量;加了4个小标题,使主题更加鲜明,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加强了针对性等。

《光明日报》的同志极为认真地找出了修改者的每一处改动,不但虚心地接受了这些改动,还予以了热情称赞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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