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宁国府门口的石狮子”——同时代人眼里的陈寅恪

孔子有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若用来形容陈寅恪与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作家关系,不但应补上司马迁的一句“亦各从其志也”,而且似乎“亦可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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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常以现代人思维方式看待那时的文人交往,认为既然陈寅恪思想相对保守,被视为“文化遗民”,又主要从事中古历史和古代文学研究,理应和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文化观和文学观也必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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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陈寅恪与胡适、鲁迅、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戴望舒等很多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著名作家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有些如傅斯年、俞平伯、许地山等甚至可称为莫逆之交。就他们而言,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并不妨碍私交很好,而是否值得交往的最重要因素就是这个学人的人品和学问如何——当然如果在治学上有共同语言或交叉之处就更容易交往了。就陈寅恪而言,他判断一个学人是否值得交往除却上述两点外,还有就是家世如何或者是否学有渊源,也就是极为看重这个学人的家学或师承传统。

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

首先说陈寅恪和鲁迅的交往,陈寅恪常被视为民国时期遗老遗少人物,而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他们好像水火不相容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1902年与鲁迅同船赴日本留学者就有陈寅恪和其大哥陈衡恪,而带领他们出洋者是陈寅恪的大舅俞明震,他曾在鲁迅上学的矿物学堂任总办,自然是鲁迅的老师。此人思想开明,属于新派人物,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这样描述他:“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后来弃医从文,应该和受到俞明震影响有一定关系,鲁迅在日记中也一直称其为“俞师”。鲁迅与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又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直到1904年毕业。鲁迅和陈衡恪回国后,又同为教育部职员,此时陈衡恪在书画方面已颇有名气,但和鲁迅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后来陈衡恪成为民国有名的大画家,甚至齐白石也是在其推荐下才逐渐被世人所知,所以齐白石曾多次表示陈衡恪才是他的知音和伯乐,不过陈衡恪和鲁迅却一直保持好友关系,直至其患病去世。查鲁迅日记,中有很多他与陈衡恪一起逛古玩店、书店、互赠礼品和吃饭的记录,鲁迅甚至为了替他人请陈师曾代写寿联,竟然“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这一个幽默的“捕”字就充分表现他们两人的亲密关系。至于陈寅恪,由于小鲁迅9岁,鲁迅大概一直视其为小弟弟,不过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出版后,鲁迅还是送给陈寅恪一套,并郑重记入日记。后来陈寅恪远赴欧美留学多年,鲁迅则在五四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领袖人物,两人交往自然停止。尽管陈寅恪无论公开还是私下对新文化运动持有异议,却从未对鲁迅其人其作有任何评价。但他们的缘分并未结束——陈寅恪任教清华期间已是大龄青年,恰好有人把唐筼介绍给他,两人相识不久,即很快结为夫妻。除却两情相悦因素外,其实也和陈寅恪一直看重的出身门第有关,因为这唐筼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曾为台湾省巡抚,而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曾为湖南巡抚,恰好算是门当户对。且说这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算起来还是鲁迅的同事,这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罢。20世纪50年代许广平南下香港途经广州时,还特意去中山大学看望唐筼,此为后话。

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1925年被清华聘任之时,其实还在德国留学。他留学欧美多年,既没有获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发表什么有重大影响的论着——至今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最早发表之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过是1923年刊登在《学衡》上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而已。而彼时其他三位导师的学术声望及成就,却都远超陈寅恪。其中梁启超自不必说,仅凭他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以及戊戌变法的重要策划与参与者身份,就足以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至于其学术成就虽然也很出色,却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人们对他的认可已不需要他再做什么。王国维虽然算是梁启超的后辈,也没有梁启超的显赫政治功绩,但确是凭借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就,赢得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人间词话》《宋元戏剧考》《流沙坠简》等皇皇巨着,随便哪一部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都可以保证王国维跻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第一流学者之列。至于赵元任,虽然年龄比陈寅恪还小两岁,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学霸”,不仅自小学习成就优异,学术兴趣广泛,而且当陈寅恪1918底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他已经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并经常获得奖学金,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算是知名人士。次年即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后又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样至少在学历和资历上大大优于陈寅恪。事实上后来陈寅恪到清华后,由于名气不大和治学领域及研究方向过于专门冷僻,愿意接受其指导的学生很少。同时他的成果当时也没有大量问世,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关注。因此陈寅恪就任清华之后两年间,较之其他几位导师一直算是默默无闻。直到1927年王国维自杀以及之后梁启超患病去世,陈寅恪才被推到前台位置,成为国学院的中坚人物。

鲁迅一生冷嘲热讽骂人无数,却没有骂俞明震,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发表过陈寅恪几篇文章,鲁迅也曾撰文对吴宓和《学衡》百般嘲讽,却对陈寅恪的文章保持沉默。究其原因,他和陈氏兄弟的早年交往肯定有关。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何没有讽刺陈寅恪,因为对同时代的很多老乡、老友,鲁迅都会因思想见解上的分歧进行批评甚至与其彻底决裂,如钱玄同、林语堂等,所以陈寅恪和鲁迅早年的一些交往,不能成为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理由。此外,在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中,除了陈寅恪其余三人都曾遭到鲁迅的辛辣嘲讽,尽管他们或者是鲁迅青年时崇拜的对象,或者是鲁迅的同乡兼国学大师。看来,决定鲁迅没有批评嘲讽陈寅恪的原因,除了早年的交往因素外,除了陈寅恪的学问和人品无可挑剔外,也与两人精神气质上很是相似有关。已有学者指出,20世纪精神上最痛苦的两个文人,就是鲁迅和陈寅恪。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有着终生挥之不去的悲凉,也即鲁迅在评价宝玉时所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唯宝玉而已”。

那么当初陈寅恪为何还能被清华聘任呢?这自然和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吴宓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有关,因彼时吴宓正负责清华国学院的筹备工作。至于在学术界一直流传甚广的所谓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陈寅恪的说法,有人考证只是一个传说。姑且把这个传说录在下面:

此外,就学术专长而言,鲁迅虽主要成就在创作,却以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他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地位。而陈寅恪虽主要研究中古历史,却也曾对古代小说演变有精深研究,在这方面两人有一定交叉甚至互相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并未公开,而是采取一种我称之为“潜对话”或“间接对话”方式呈现,对此笔者曾在拙著《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中有所论述,此处只简单提及。例如陈寅恪曾撰写系列文章论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小说发展的影响,并多次指出自己的研究“于治小说文学史者傥亦一助欤”,“以告世之研究小说源流者”等等,这些话显然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别有所指。陈寅恪这些文章大都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此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问世,而胡适等也在从事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考证工作,他们二人也是那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成就最大者,所以陈寅恪应该是以委婉方式建议他们注意自己的研究,或者说对他们研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

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着作?梁答:也没有着作。曹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着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着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到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至于陈寅恪和胡适、傅斯年以及朱自清的友情关系,有关文章已经很多,此处不赘,单说陈寅恪和俞平伯、戴望舒和许地山等人的交往。

这是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着作》其中一段,原文载入《谈陈寅恪》一书,最早由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至于具体的文字表述,还有一些版本,但意思都大同小异。显而易见,原作者陈哲三也是作为逸闻趣事记录下来,并未肯定这就是事实,只是后来大家转相引述,慢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真正对推荐陈寅恪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吴宓。吴宓早在陈寅恪1919年赴美留学时就与陈寅恪结识,而且很快就认定陈寅恪是最博学之人,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从此与陈保持了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记录。不过,尽管吴宓的推荐确实给力,也还是需要陈寅恪有被推荐的资本。既然没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和资历,那么陈寅恪能够被推荐的唯一理由就是“口碑”,即当时中国留学生界和国内学术界对他近乎一致的口头赞誉。

俞平伯是晚清文化大师俞樾的曾孙,俞樾当年科举应试时曾以一句“花落春仍在”博得曾国藩赏识,认为这一句是当时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极佳象征,遂力排众议将俞樾拔为第一,俞樾为此终生感激,并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春在堂”。而俞樾的得意门生之一就是章太炎,尽管两人思想上有分歧,但学术上毫无疑问章氏才是俞樾最佳的继承者,而鲁迅就是章太炎的弟子。当年俞樾曾和曾孙俞平伯合影,后俞平伯把此照片复制件托人转赠给鲁迅,此事极具象征意义——如此从曾国藩到鲁迅这数代中国文人之发展脉络就已贯通,而他们之命运又几乎与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同步,说来令人嗟叹不已。

先看吴宓对推荐陈寅恪一事的回忆。据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当时清华国学院已经聘定梁、王、赵三位教授,吴宓又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当时任教务长的张彭春认为陈寅恪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一无学位二无着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不同意聘请。吴宓则极力为陈寅恪辩护,其中就提到陈寅恪在《学衡》发表的那一篇《与妹书》。吴宓说虽然该文仅数百字,却“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为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但无论怎样推荐,事情还是暂时搁置下来。但吴宓并不甘心,就趁一次宴会机会,直接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甚至不惜以他个人的去留相争,曹云祥才同意聘任。吴宓当即用铅笔拟一电报,让曹云祥签字后发出。不料陈寅恪收到电报后,并未同意立刻就职,说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提出让清华采购必要的图书资料。吴宓怕此事夜长梦多,对陈寅恪多少有些埋怨,在其日记中有“陈寅恪复信来。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的文字。不过吴宓还是说服校方同意陈寅恪可以不马上应聘的要求,给他预支两千元的薪金,而且还让校方给陈寅恪汇去购书款两千元,可见吴宓对陈寅恪到清华之事,确实是竭尽全力。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陈寅恪值得如此,当得起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头。如今看来,吴宓称得上是陈寅恪的伯乐,仅凭他大力推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一点,就已经成就斐然。

说到陈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则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同在清华任教之时。俞平伯有《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一文回忆道:“昔于戊辰(一九二八)春,与陈寅恪共读韦庄《秦妇吟》,寅恪属(嘱)我写一横幅张诸壁间,以备讽咏,又作一文载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后于庚辰(一九四○年)四月在昆明印为单行本,改名《秦妇吟校笺》。其中论点多与畴昔倾谈有关者。”其实他们的相识本应更早,即在1920年俞平伯和傅斯年等同船赴欧洲留学之时,那时的陈寅恪也在欧洲留学。不料俞平伯到英国没有几天,竟思家心切要返回国内,傅斯年赶到船上劝阻也没有用,为此傅斯年还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愧疚。其实这对俞平伯而言并不奇怪,他自幼到大学毕业从未单独在外生活,独立能力很差,所以他返回国内后一两年又去美国,结果不到一个月同样是提前返回。

自然,在当时和吴宓一样认为陈寅恪很有学问者大有其人。先看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在他们所写的《忆寅恪》一文中,对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这样评价:“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同样的话在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中也出现过,只是在“一对石狮子”后加了“是最干净的”几个字,褒赞之意更加明确。如果说这“石狮子”的说法只是对他们二人道德品质的称赞,则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就是对其学习方面的称赞。着名学者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此处由于是傅斯年本人所说,故另一人变成了俞大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出现过,只是这“两人”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差异而已。

后来,陈寅恪和俞平伯的交往还因俞樾的《病中呓语》更加紧密——那是俞樾临终之际写的一组预言诗,其中对200年来的时局预测很是准确,一时引起世人惊奇。1928年陈寅恪应俞平伯之请,为俞樾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其中写道:“曲园先生病中呓语不载集中,近颇传於世。或疑以为伪,或惊以为奇。疑以为伪者固非,惊以为奇者亦未为得也。天下之至赜者莫若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最后,陈寅恪极为感慨的说:“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於不夷不惠之间,托命於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贰第陆首之间,至第柒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1897年,浙江绍兴人。他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着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和他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那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着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再说陈寅恪与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交往。1941年,困居香港的陈寅恪,在阅读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之《俗文学》周刊上刊登之吴晓玲的《〈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一文后,给戴望舒写信称赞该文“论据精确,钦服至极”。当时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的《俗文学》周刊,在第一期《编者致语》中说明了办刊目的及取稿原则:“一、本刊每周出版一次,以中国前代戏曲小说为研究主要对象,承静安先生遗志,继鲁迅先生余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二、本刊登载诸家对于戏曲小说研究最近之心得,以及重要文献,陈说泛论,概不列入,除函约诸专家执笔外,并欢迎各界寄稿。”当时的香港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吴晓铃、冯沅君等等,《俗文学》也就成为他们发表文章的阵地。而陈寅恪和戴望舒的交往除却后者当时是编辑这一因素外,也和戴望舒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成就有关,其成果在戴望舒去世后由吴晓铃整理编成《小说戏曲论集》,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吴晓铃为此评价戴望舒“从遗稿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细如发的、一丝不苟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在跟随着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和《古小说钩沉》的步伐在前进着。”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而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即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这吴晓铃为辽宁绥中县人,自幼酷爱古典小说和戏曲。一九三五年由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转入北大中文系,一九三七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一九三八年受聘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战争环境下依然撰写了许多专业论文,《〈青楼集〉作者姓名考辨》就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一篇。在此信中,陈寅恪指出《青楼集》序中所谓“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就是指《青楼集》的作者元代的夏庭芝,因为“商山四皓”中有夏黄公一人,所以夏庭芝自然可以视为其后裔。夏庭芝字伯和,号雪蓑渔隐。据书前的序,雪蓑渔隐姓黄,名字不详,应为明朝官宦子弟。因元朝异族“百年未已,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故作此书,使“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该书记录了元大都、金陵、及江浙一带歌妓、艺人110余人的事迹,特别是她们在杂剧、诸宫调、舞蹈和器乐方面的才能,同时还记录了她们与当时一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应酬和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戏曲的繁荣状况及艺人生活情景。按照陈寅恪的说法,也该算是一部“颂红妆”之作。后陈寅恪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当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此书的影响。如其中“张怡云”条,所写张氏才华俨然与陈端生、柳如是不相上下: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着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年龄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他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为写《怡云图》以赠,诸名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钟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头》一阕。史甚喜。有顷,酒馔至,史取银二定酧歌。席终,左右欲彻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又尝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腔》,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才亦敏矣。

此外,在当时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着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着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对陈寅恪有很好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一九二四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得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幽默的文字。

再说所谓“商山四皓”,指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出仕,遂长期隐居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待出山时都80有余,眉毛皆白,故称为“商山四皓”。不过,据陈寅恪此信所言,他认为其实“绮里季”应为“绮里季夏”,“夏黄公”应为“黄公”,属于断句之误,如此则《青楼集》序中称作者夏庭芝为“商颜黄公之裔孙”其实错了。至于出现此类现象原因,当与古人抄书时手民误植有关。此外,陈寅恪还拈出《陈留志》和《崔氏谱》,说夏黄公当为崔姓。不过陈寅恪也指出,这些其实与吴晓玲此文所关注问题无关,可以“置之不论”,“不必多赘”也。其实笔者以为陈寅恪写此信,很有可能是“商山四皓”的隐士身份引起其吊古伤今之情罢。再就是下面这篇《青楼集·序》大概会引起他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文人多受颠沛流离之苦时代:

看来,仅凭陈寅恪在留学生中的口碑和个别外籍学者的评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被清华聘为导师。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寅恪被聘请并非清华的首选,他只是作为候补才被考虑。清华最初想聘请的是“旧学”代表人物章太炎,但章氏一来自视清高,二来对到高校任教一直持怀疑态度,当然拒绝。然后清华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但胡适很谦虚,说自己不够格,转而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至于赵元任,按照现有说法和张彭春的推荐有关,这在前面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这张彭春是1910年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赵元任等71人一起赴美深造,所以他推荐赵元任完全可能,而且这其中可能也有胡适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他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为适应国内教学要求,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着名教育家杜威,这其中是否有胡适的影响在内,因未有直接证据不好断定。

君子之于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诸人,行足诸已。其肯甘于自弃乎哉!盖时有否泰,分有穷达,故才或不羁,行或不掩焉。当其泰而达也,园林钟鼓,乐且未央,君子宜之;当其否而穷也,江湖诗酒,迷而不复,君子非获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酤酒载严,诗祸叵测,何以纾其愁乎?小轩居寂,维梦是观。商颜黄公之裔孙曰雪蓑者,携《青楼集》示余,且征序引。其志言读之,盖已详矣,余奚庸赘?窃惟雪蓑在承平时,尝蒙富贵余泽,岂若杜樊川赢得薄倖之名乎?……惜乎天憗将相之权,弗使究其设施,回翔紫薇,文空言耳!扬州旧梦,尚奚忆哉。今雪蓑之为是集也。殆亦梦之觉也。不然,历历青楼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艳史传之也。……黄四娘托老杜而名存,独何幸也!览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时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观梦道人陇右朱经谨序。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1924年,身份还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却已引起日后成为大史学家的顾颉刚的注意。彼时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当时“国学的趋势”,就把陈寅恪归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一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垣比陈寅恪大十岁,当时因“古教四考”等论着早已名满天下,却被顾颉刚置于陈寅恪之后,无论这是否有意,却反映出顾颉刚对陈寅恪的重视以及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已被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事实。

笔者以为,这序言也许会引起处于困厄之境陈寅恪的感慨罢。彼时的陈寅恪,英国牛津去不成,云南西南联大回不去,生存条件之恶劣,其平生从未有过。更重要的在于,尽管“时有否泰,分有穷达”,陈寅恪却不能如很多元代文人那样“才或不羁,行或不掩”,所以才会倍感痛苦。联想到前文陈寅恪对自己从事学术研究所需之基本生活环境的慨叹,使我们不能不对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表示由衷的敬意。

综上所述,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而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不过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陈寅恪的家世为其增分甚多。且不说祖父陈宝箴当年与康粱等人的变法经历及在湖南的改革功绩,仅仅父亲陈三立的民国大诗人身份和大哥陈衡恪的大画家身份,就能让外人对陈寅恪格外尊重。而来自与陈三立多有交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民国遗老如陈宝琛、沈曾植、夏曾佑、郑孝胥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也对陈寅恪“学问很好”这一点大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外国人士和旧学权威的评价,比来自治“新学”者的评价可能更为世人认同,特别是在“学问”这方面。例如早在1902年陈寅恪随其大哥陈衡恪第一次赴日留学时,在上海见到李提摩太,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这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来往密切,是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对陈寅恪即便只是出于客气的赞许之词,也会引起国人的关注。

最后说一下《落花生》的作者许地山和陈寅恪的交往。很多读者都因一篇《落花生》知道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地山,知道他是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却可能不太清楚许地山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在宗教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的《道教思想与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际论》《道教源流考》等论著都是研究宗教学的开创性学术成果。并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陈寅恪曾撰《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其宗教史研究极为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至于两人的私下交往,则首推许地山向香港大学推荐陈寅恪任教一事。那是在1940年,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从昆明赴香港,准备由此转赴英国,但由于战乱被迫滞留香港,一时连生计也成为问题。许地山获知此事,即亲自到宾馆看望陈寅恪,见其女儿有病就马上把她们带到自己家照料,然后极力向港大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以解决陈寅恪的生计问题。他在写给港大校长的英文信中说,陈寅恪是著名学者,其中、外文著作不时出现于美国和日本等国的重要学术刊物上,并指出陈寅恪可以为本科生讲授唐史专题以及作学术演讲等等。等陈寅恪应聘港大后,许地山又特意主持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尽管陈寅恪在香港时间不长,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在香港大学完成。后来陈寅恪要到西南联大任教,但妻子唐筼患病无法同往,陈寅恪只好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许地山照料,后来陈寅恪大女儿对这一段港大生活有极为感人的回忆,其中充满对许地山及家人的感激之情。也正因为他们两人有这一段患难之交,所以当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特意撰写了感情真挚的挽联:“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其下联所提及就是陈寅恪将妻女托付给许地山之事。至于上联的“萧寺属文”,是说许地山喜欢待在幽静的寺院看书撰文,常去地方包括香港的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彼时陈寅恪从香港返回内地后不久,恰逢七夕,陈寅恪触景生情,联想到许地山去世,曾赋诗一首悼念:

至于旧学权威的推崇也很多,如俞大维晚年曾提及陈寅恪和夏曾佑交往的一件事。说陈寅恪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拜访他父亲的老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等到陈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这回忆出自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不过这回忆在时间上有问题,就是陈寅恪1949年后一直在大陆,而俞大维在台湾,两人似乎没有机会相见。但当时一些所谓的“封建遗老”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旧学殿军式人物对陈寅恪的学问都给予褒赞,倒是确实的。作为佐证,不妨再说一个罗振玉对陈寅恪的评价。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王国维的临终托付“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以及陈寅恪所写《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等文字,让学术界认为陈寅恪是王的“后继”。罗振玉也致书陈寅恪说:“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又据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日记:“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虽然罗振玉此言写于1927年,但如果陈寅恪在此之前一点名气也没有或者学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罗振玉重视的东西,那罗振玉自然不会对陈寅恪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期待。

壬午桂林雁山七夕

当然,陈寅恪的名气之大,也离不开治“新学”者的认可甚至鼓吹,这其中胡适的意见当然非常关键,因他就是“新学”代表。公开的评价且不说,只看胡适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评价:“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当然这是1937年的日记,那时陈寅恪的学术地位早已确立,不过胡适连用三个“最”字表明他对陈寅恪的学问确实佩服,此外就只能从标点用法等处找陈寅恪的缺点了。

香江乞巧上高楼,瓜果纷陈伴粤讴。羿殼旧游馀断梦,雁山佳节又清秋。已凉天气沈沈睡,欲曙星河淡淡收。不是世间儿女意,国门生入有新愁。

那么,在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任教清华前后,胡适对陈寅恪有无评价呢?目前从胡适日记中似乎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至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很晚,那是在1929年梁启超逝世之时。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惠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在这种场合,两人是否有交谈不能肯定,但出于礼貌的打招呼应该会有,毕竟两人对于对方都是早就熟悉。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日,正是陈寅恪在哈佛求学之时,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对这一运动的非议之词。他们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主义学说,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吴宓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当然陈寅恪对胡、陈的主张不赞同,并不等于他对胡适个人有多么反感。相反,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说“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所指就是胡适推荐王国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事,其实是陈寅恪对胡适这一行为表示称赞。后来,两人的交往就逐渐多起来。1928年陈寅恪将其新着《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寄给胡适,后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附记中说明“他举的证据都很可贵,故我摘录此跋的后半,作为本章的附录。”

说到这里其实他们两人还有一件发生在寺院的趣事。据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回忆,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时,有一次伴随陈寅恪游览北京西郊的大觉寺,这大觉寺又称西山大觉寺或大觉禅寺,始建于辽代咸雍四年(1068年)称清水院,后改名灵泉寺,明重建后改为大觉寺。当蒋天枢随陈寅恪进到大觉寺正殿中,发现有一人“攀援屋栋旁,正在端详审视,若甚用思者”。等到此人跳下来才知道是许地山,而许地山看到陈寅恪及蒋天枢后也不禁大笑起来。原来那时许地山正在研究古代建筑内部结构以及一些装饰特点等,所以才会爬到上面进行观察。之后许地山即陪同陈寅恪继续游览西山各处景点,直到傍晚数人才返回市内。由于这是蒋天枢第一次看到作为老师的许地山有如此奇怪之举动,所以印象极深,并终于在数十年后将此事写入《师门往事杂录》之中。

1929年5月20日,胡适又有一信写给陈寅恪:“承寄示大作,感谢之至。前两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赞一辞。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至。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判教之说不起于天台,诚如尊论。……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饮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此处胡适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单说胡适建议陈寅恪写文章时注意标点符号,即可与之后其日记中说陈寅恪不会用标点之文字相互对应,说明胡适对此点确实极为重视,而陈寅恪也确实有些“不够重视”罢。但陈寅恪之后似乎并无怎么改正,这只能说明他有他的想法而已。

即便学术上有分歧,文学上流派不同,但那些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依然既可以维持很好的私交,又在学术上互相切磋质疑——却不会互相贬低甚至恶意中伤,更不会以诬陷他人、踩着别人身体往上爬方式混迹于学界。他们尽管见解不同,却都因高尚的人格和气节,博得后人的尊重和敬仰。就陈寅恪而言,他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有所非议,这是事实,但并不代表他就必然轻视那些用白话创作者,事实上对于学术和人品俱佳者,陈寅恪也乐于与之交往。而如果这些从事新文学创作者又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获,则更能引起陈寅恪的重视乃至尊重,鲁迅是如此,胡适是如此,其他如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许地山的宗教研究、朱自清的古代文学研究以及戴望舒的古代小说研究均属这种情况。加之他们的人品或者说私德值得佩服,陈寅恪与其交往甚至成为挚友就很自然了。

不过,陈寅恪回国之后那个时期胡适虽然没有正面肯定其学术研究的文字发表,同样也没有任何批评文字。与此差不多的是另一位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那就是鲁迅。对于吴宓、梅光迪及其《学衡》,胡适和鲁迅都曾写文章给予讽刺批判,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遗老遗少”放过不提,相反鲁迅还称赞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国学”,这态度其实有些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遗少”情结可能和他与陈衡恪的友谊有关的话,则胡适对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其实是首先看重其学问然后才是所谓的“政治态度”罢。陈寅恪姑且不论,在日记中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就极为佩服。1917年胡适回国后即认为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还在日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看来为名人加标点或者提醒名人注意标点,还真是胡适的一个情结。也是在这一年8月,胡适又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也正因为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敬佩,才会有后来的向清华国学院大力推荐之举动。

嗟夫,“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诚哉斯言!

说来说去,尽管陈寅恪的学问在刚到清华任教时尚未为世人真正认同,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者且也能潜心学术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而来自方方面面的甚至来自文化理念截然对立之双方的一致好评,诸如对陈寅恪的“读书很多”“很有学问”以及是“世家子弟”“名人之后”等等评价,其实就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中,无形中抬高了陈寅恪的声望。而且,无论新文化提倡者还是旧文化维护者,五四之后在复兴国学或“整理国故”这一点上竟然态度一致,这样的学术氛围才致使陈寅恪的任教清华,虽然遭到一些怀疑和挫折,但最终还是得以实现,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聚集所出现的国学院鼎盛阶段也得以呈现,实乃中国现代学术之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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