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牛人

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的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

1964年,当萨特得知自己被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并有可能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当即致信评委会,表示将拒绝该奖项。但评委会还是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给他,其理由是: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着作。
当得知颁奖消息后,他立即起草了一份“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于当年10月22日由萨特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为宜读。他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直到今天仍值得重提,“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以下是声明全文: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10月15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决定。这时我就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作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
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位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尔·萨特还是让-保尔·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诺贝尔奖得主让-保尔·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联进去。
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
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于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冲突互相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者胜”,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那怕是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内里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他在于有权力拥有不止一双鞋并且有权力吃饱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的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作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作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
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在东方或是在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朗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
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作出的拒绝都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附: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着名、最权威、最有影响的文学奖项,在全球文学界享有盛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获得这一奖项,是非常荣幸的事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也是许许多多作家一生梦寐以求的向往和追求,那些获奖作家的姓名和作品将在文学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1957年前苏联着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引起轰动,这部作品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译成15国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发行。1958年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以苏联十月革命前20年到革命后1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日瓦戈这一知识分子从投身革命到对革命现实不满的过程。利用日瓦戈医生这一文学形象,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不人道,广泛宣传“知识分子不接受十月革命”、“怀疑共产党”等错误言论。苏联国内对此反映强烈,作协立即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甚至苏联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还要求驱逐作家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帕斯捷尔纳克以公开信的形式作了检讨,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位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法国的萨特。
萨特是20世纪法国着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哲学的领袖人物,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三个基本原则。他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存在主义小说《恶心》、《墙》、《自由之路》等、存在主义戏剧《禁闭》、《死无葬身之地》等。名言“他人就是地狱”即来自《禁闭》。
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他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领奖。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病逝。当时的法国总统曾遗憾地说“一颗当代智慧的巨星陨落了。”19日自发来为他送葬的达数万人,据说这是法国继雨果之后最盛大的葬礼。

此外,他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正如前文提到的,萨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那些“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而萨特本人是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对右派的妥协,而拒绝它则是对原则的坚守,从这个意义上,他就更不能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了。

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萨特

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11月S日《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始斯待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1958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项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以上两位作家都是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出于各种理由拒绝接受颁奖,但他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无敌意,帕斯捷尔纳克刚被授予奖项时表示“无比激动和感激”,即便是萨特,也在拒绝奖项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然而以下提到的这些作家,往往声称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不感兴趣,甚至对诺奖嗤之以鼻。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

“在一封书信中,雷蒙德·钱德勒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过从甚密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专门提及了他对各类文学奖的看法,其中一段尤其有趣:“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弄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因此,下次村上春树继续“陪跑”诺奖时,粉丝们大可不必遗憾,不然反而会弄得村上“心情复杂”了。

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依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依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糟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

必须承认,瑞典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其中当然蕴含着政治因素,正如几年后另一位拒绝诺奖的作家萨特指出的那样,“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帕斯捷尔纳克正是作为“东方叛逆者”的形象获奖的,这一行为本身便极具政治象征意义。

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作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涌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作了许多不将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

与帕斯捷尔纳克相比,另一位拒绝诺奖的作家萨特就显得主动得多,他拒绝诺奖是基于他的哲学信仰和政治立场。

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

那么,这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无所谓的态度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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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起颁布,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坛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奖项,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都会引起世界范围的热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们在奖项上所能获得的最高殊荣。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作家对诺奖嗤之以鼻,甚至直接拒绝领奖。他们又是基于什么理由不愿获奖呢?

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还提及了另外一位作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轻视态度,这就是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村上写道:

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拒绝诺奖为哪般?

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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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畔性出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坏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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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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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特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须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苏联作家、诗人,他拒绝领奖是出于政治的压力。195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叙事文学传统”暗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书并未在苏联国内出版。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

萨特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谈到:“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这一观点隐含的意思是,自由选择定义了人的存在,“我命定是自由的”。因此在他的自由观下,“被赋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行为本身便意味着不自由,“自由的萨特”在“被赋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行为中成为了他人眼中的“物”,此即“他人即地狱”的内涵。因此,对萨特而言,接受任何奖项都是对自由的背叛。

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作为一个奖项,它确实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雷蒙德·钱德勒所提到的“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的说法固然有些刻薄,但不可否认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错过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诸如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乔伊斯、普鲁斯特等,都是当代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家,却无一例外成了诺奖遗珠。在提名机制和评价机制上,似乎也缺乏更广泛的视野,尤其是仅由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会选择获奖作品,难免有一些学院倾向,因而忽视民间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创新力。此外,正如萨特曾经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受到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偏爱至今仍有所体现,而近年来对于“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偏爱也显然受到了西方主流政治正确的影响。因而,硬要说诺贝尔文学奖真的有多么客观权威也是牵强的。

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拉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

不出意外,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消息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强烈反抗,当时的《真理报》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这一评价是否恰当确实需要商榷,《日瓦戈医生》中对于苏联与红军的描写总体上是克制的、辩证的,书中尽管有对于帕夏残酷对付平民的描写,但总体上帕夏作为一名苏联红军,仍然体现了一定的英雄气质和对正义的追求。而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核心显然也不是政治上的功过,而是对人性中的爱的表现。但无论如何,正因为苏联国内舆论和政府的强烈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最终不得不拒绝诺奖并进行了自我检查。他的获奖与拒绝获奖都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宣传小众作家和引领大众审美方面,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仍然是难以替代的。不过与此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不过分看重奖项的意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阅读文学,领略文学作品的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奖项,终归不过是个奖项罢了。

村上春树近年来频繁与诺奖擦肩而过,年年被宣传成“大热门”,又年年“陪跑”,颁奖前被消费一波,颁奖后还要被再次消费,素来在人前低调的他想必也很头疼。尽管粉丝们常常觉得遗憾,但村上本人似乎对于诺奖并没什么执念,译者林少华曾经回忆2003年与村上见面时村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帕斯捷尔纳克

尽管有过各种各样“拒绝领诺奖”的传言,但真正官方记录的、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两位,分别是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1964年的萨特,而巧合的是,他们拒绝领奖的原因都与政治有关。

雷蒙德·钱德勒

这种对于“匿名性”的追求,在旅行随笔《远方的鼓声》中也曾透露过。《挪威的森林》出版后大受欢迎,村上春树一下子成了日本国民作家,然而他却感到十分不适应,在《远方的鼓声》中将这种状态比作蜜蜂在耳边不断嗡嗡作响,甚至一度失去写作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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