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中国的大学:变革及其意义

欧阳健先生的《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中谈胡适靠一张博士文凭当上了北大教授,有违史实。

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

历史上常发生机缘巧合之事,胡适应聘北京大学教授应属于此类。1916年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学位的胡适思考明年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写信托友人汪孟邹谋职。9月1日在法国的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现任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邀请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11月回国,12月接受总统命令任北大校长。与此同时,《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于11月末一同到北京办事。蔡元培力邀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汪孟邹托陈独秀在北大为胡适谋职。经文科学长陈独秀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胡适到北大任教。从1916年9月到1917年1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三个卯字号人物(蔡元培(丁卯)陈独秀(己卯)胡适(辛卯))偶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要为改造北京大学干一番事业。蔡元培的决定,不管是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还是聘胡适任文科教授,以及聘鲁迅任文科讲师,都与那张“羊皮之纸”的文凭毫无关系。

1917年;近代大学;“高深学问之机关”;

关于胡适

作者简介:周川,男,江苏南通人,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和大学史研究。江苏
苏州 215123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辛卯年十一月)。1910年,19岁的胡适考取第二次庚款留美生,于8月16日启程赴美,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翌年转文学院,1914年获文学学士。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7月回国,9月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以蔡元培、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相继进入大学,他们主导了中国大学在制度和观念上的种种变革,加速了中国大学从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了科学与民主要素在大学里的生长。1917年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转型到现代的重要过渡之年。

1916年9月27日胡适致母亲,谈到写博士论文,“夏间已完成约四分之一,今当竭力赶完,以图早归。”按庚款留美生的规定,在美留学五年即当回国。因专业需求或读更高学位可申请延期。按规定胡适应在1915年6月归国,因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延期两年。胡适计划在1917年6月前完成博士论文和考试后归国。信中,胡适还谈了在此后10个月的时间里“须早日筹备”的三件事,“第一、归国时做何事业,第二、归国未得久远事业时,该如何办理,如何糊口。第三、家事如何安排,何时结婚,何时出门。”从此信可知,此时胡适对归国后从事何种事业尚无明确目标。

关 键 词:1917年 近代大学 “高深学问之机关”

此前,1916年5月16日,汪孟邹致信胡适问及何时毕业回国并谈日后事业,“吾兄定何时卒业?何时返里?便请告知。吾皖有人拟俟时局定后,组织一日报,友人议论均谓请吾兄主任至为佳也,未知尊意如何?”这个办报的事业还是未来时,此时胡适是要尽快找到归国后即可从事的职业。以当时的寄信航程,应该在写给母亲的信同时,胡适即给汪孟邹写了信,请他帮忙找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420305-0086-08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校长呈教育部,要求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3日即获教育部批准,15日在校内公布。也就在此时,陈独秀给胡适写了信。“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当为“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此数。”此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接受了陈独秀的举荐,欲聘胡适为北大教授。

1917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凡之处是,没有颁行什么划时代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全国性事件,高等教育总体上看似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不平凡之处是,在各个大学里,又实实在在地由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其意义深刻而持久,至今仍不失其镜鉴之价值。因此,本文选择191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通过梳理这一年中国大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分析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历史意义。

1917年1月13日,汪孟邹也写信给胡适:“炼(汪孟邹)于(1916年)11月28日与仲甫(陈独秀)一同抵京……兄事已转达,仲甫已便代为谋就。孑民(蔡元培)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
“兄事”应指胡适托汪孟邹在国内谋职之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赶上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并邀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胡适谋职的事竟然是如此顺遂。

191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很少,当时在北洋教育部记录在案的高校大约不超过70所[1]:国立大学1所;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高等师范学校5所(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私立大学3所(中华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4所直辖的专门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其他还有大约50所公、私立的专门学校(如直隶政法专门学校、甘肃政法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

1917年1月20日胡适母亲致信胡适:“顷有人自都门来,道尔明年将受蔡元培先生之聘,担任京师大学文科教务。此说想自有因。谈者又谓,尔与尔二兄信道及此事,果系如此,自属的确,予亟为赞成。予意尔回国后,当以置身教育界惟最佳。以尔平日志行,万不可居政界,因近来政界龊龌特甚,且党同伐异,倾轧之风,若出一辙故也。”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虽已开办但却没有在教育部立案的高校,其中既有公立的(如外交部的清华学校、交通部的铁路管理学校、实业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有私立的(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大同学院)。除此之外,还有几所身份很另类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其另类之处就在于,当时它们都还没有向中国政府立案,严格来说,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大学,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学。

这样看来,应该在1917年2月中旬,胡适就可接到汪孟邹和陈独秀的信,知道自己的求职有了着落。此时要做的,就是抓紧完成博士论文。1917年4月19日胡适在给母亲信谈到,“论文五日内可完,论文完后即须预备大考。”胡适还谈了对学位的态度,“学位乃是末事耳”。信中说:“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这几年内,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以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有北京大学的邀请,校长等盼其尽早回国,“一切事都不在意料中”,所以胡适对那个博士学位的考试成败也就“非所注意矣”。
5月27日他追记了五天前的博士考试:“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参加了博士学位口试,是否通过,胡适没有记。后来有人猜测口试没有通过,论文需要修改。即便论文通过,美国大学要求把论文印出一定的份数备案,尽管留美学生监督处负责报销博士论文的印制费用,胡适已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了,北京大学以文科教授相邀,要比那个博士文凭更有实际意义。

总之,1917年中国的高等学校,数量很少,规模较小,历史也都很短,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就是在这样一个单薄的高校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和事,发生了种种的变革,从而使得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意义。

胡适1917年6月15日离美,7月10日抵达上海。他到上海的当天即写信给母亲说:“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可于一二日到上海,且俟他来一谈,再定何时归里。”可见胡适也很看重与陈独秀的晤谈。此为陈胡的第一次会晤,陈应向胡介绍北大的情况,具体任课事宜,当然,也会谈到文学改良的话题。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在1917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进到中国的大学之中,正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化才发生了。

7月中旬,与胡适见面后,陈独秀于8月9日写信给蔡元培说:“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者,皆可令彼为之。”信中还就胡适的工作与待遇提出建议:“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六时,将来必不止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薪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沪,乘车北上。”

毫无疑问,1917年入场的最重要的一位高等教育人物当属蔡元培。1月4日,他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在这一天之前,不算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的校长在短短四五年内就经历了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橘时、胡仁源诸公。那时的北大,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教师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还有不少教职是由官员充任的,学校弥漫着浓厚的“衙门”、“茶馆”习气,被指已经“腐败到了极点”[2]。前几任校长虽有心整顿,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危难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于是在191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3]蔡元培于11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多数朋友如马君武等都劝阻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也有几位是劝进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尤其是孙中山,他力主蔡元培“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以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4]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决定就任,他于12月21日抵京,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这一天上午,蔡元培乘车进校,经过校门口,见校役排队毕恭毕敬向他行礼,他当即下车,“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5]仅此,这一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就可以记上一笔。

8月14日蔡元培电陈独秀:“群益书社陈独秀先生请电速胡教授来京元培”。
接电后陈独秀当即致信汪孟邹:“前曾知告蔡孑民先生,拟请适之先行赴京,彼如同意可来电。兹电谅系言此事。倘电文是请适之北去,当电促胡适之速来。电文列后:
○○○○○胡适之鉴盼速来独秀。”

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在其网罗之下,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的有陈独秀、秦汾、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等学者名流。这些学者型教师的到来,对北大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大,尤其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位,他们进入北大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烈的革新意义。

胡适在上海大约停留一周,于7月26日回到阔别7年的家乡。一个多月后,胡适告别母亲,北上赴京就任北大教授。9月2日,胡适由家乡北上经芜湖到汪孟邹处,写信给母亲,“始知北京大学所以屡次来催者,并无他事,不过因北京招考,无人帮助看卷子,故欲适先去耳。”此信表明,胡适在家乡期间,汪孟邹给胡适发信或电报催促其尽快赴京。

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主编,他于1916年12月下旬自沪抵京为杂志筹款。几天前刚到北京的蔡元培闻讯后,径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请陈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的缘故没有接受。蔡元培心有不甘,仿“三顾茅庐”的做法,在12月26日前后,“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6]。蔡元培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还允诺陈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大继续办,终于打动了陈独秀。据传,蔡元培为了减少麻烦,居然在给教育部的呈请信中把陈独秀的履历“包装”了一番。当时教育部对国立大学教授的学历、资历都有一定之规,而陈独秀多有不符之处。陈游学日本时,只是在东京高师、早稻田大学等校短期学习,没有取得文凭;陈曾参与创办安徽公学,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这些资历似乎也够不上北大的格子。但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呈请信中却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7]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蔡元培这样做,也许只能用“求贤若渴”、“用心良苦”来解释了。教育部接到蔡元培的呈请信,不明就里,也可能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准“同意”了。陈独秀就这样于1917年1月中旬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冯友兰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8]

9月10日,胡适抵达北京大学。之后,胡适接受了蔡元培9月4日签发的聘书。10月1日,胡适开始上课,“教者英文学、英文修辞词学及中国古代哲学三科,每礼拜共有十二点钟。”月薪260元。胡适开始了在北大的教授生涯。

胡适于1917年9月上旬进北大,这时距离他的26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一个26岁的“文学青年”,只不过在美国喝了几年洋墨水,何德何能,居然当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事情还是与《新青年》有关。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留美期间,胡适萌生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因此与陈独秀有了通信来往,胡适的思想和才情深得陈的赏识。1917年1月,正是胡适准备博士论文最紧张的关头,他却忙里偷闲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本人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当时,陈独秀刚刚接手文科学长,于是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得到蔡的支持。陈独秀致信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并告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9]胡适当时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一边是位高名尊的教授职务,鱼与熊掌何取何舍?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等博士学位到手,便于5月启程回国向北大进发了。胡适后来常常引用英国大主教纽曼的诗句来激励北大学生:“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10]胡适新进北大之时,这首诗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来了,北大确实有所不同了。

蔡元培晚年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鼓吹文学革命,而我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适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胡适晚年回忆:“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两人回忆同一件事,各依各的思路。晚年的回忆是美好的。在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胡适时,蔡元培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不会是那篇十九岁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当然更不会是一张博士文凭。

1917年新进大学的人物众多,再举几位当年新任的校长为例,以此可以推知当时大学校长群体的一个基本概貌。4月,27周岁的阮尚介(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造船系,当时任北大工学院教授兼院长)出任同济医工校长;5月,27周岁的陈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任中华大学校长;7月,金邦正(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理海大学,曾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任北京农专校长,章宗元(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北京财政学堂监督)任唐山工专校长;此外还有,金曾澄(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复任广东高师校长(1912年初任校长,未及一年辞职[11]);钟荣光(当时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讯后即回国赴任)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12]。

说到胡适的博士文凭,又有一大段故事。1919年2月,胡适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的讲义整理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说在封面,有说在扉页印上了“胡适博士著”,我想这样印应该不是胡适的本意,属于出版商的一种促销手段。但是,此举却在美的留学生中引起的反响不小,说胡适冒充博士。9月7日朱经农致信胡适:“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绝不能接受的”
朱经农建议胡适把博士论文印出,以平质疑。1922年胡适把他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学史》)由亚东图书出版公司印出。1927年初寄给哥伦比亚大学100册,书中加贴一小纸片,上印:“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中文意思是:“呈交此本以满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授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要求之一。”之后,胡适完成了博士学位的注册手续,注册时间是1927年3月21日,距他的博士论文考试已有十年之久。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早先虽已在任而1917年仍很活跃的校长,例如,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校长高时臻(留学英国西南堪邦矿务学校)、清华校长周诒春(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科,曾任职清学部实业教育司长)、武昌高师校长张渲(留学日本,曾任教育部视学)、上海工专校长唐文治(进士,曾任职清外务部,出使日、英、法、比等国)、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留学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耶鲁大学)、大同学院校长胡敦复(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湘雅医专校长颜福庆(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等。

其实当时的媒体,常把留美归来的学生给个博士的称号,似乎是一种时尚。与胡适“昔为好友,今为讐仇”的梅光迪,也未取得博士学位,甚至硕士学位也没落实。1919年10月回国到南开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也常被媒体称作梅博士,今用百度,仍有“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之誉。还有准备与胡适激战一场的吴宓,拿了哈佛的硕士学位后提前一年于1921年回国任教授,编《学衡》。直到1925年《清华周刊》的记者还有时以“吴宓博士”相称。

关于鲁迅和周作人

欧阳健先生的文章说,“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这样写真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随意发挥了。

鲁迅和蔡元培的相识始于1912年年初,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2月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蔡元培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请,早日来京。”之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3月29日唐绍仪组阁,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5月3日鲁迅到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7月14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顺便说一句,如今有学者要重写北大校史,说教育总长蔡元培排挤北大校长严复,逼迫严复辞职,并安插了自己的学生。基本史实是蔡元培辞职在先,严复辞北大校长在1912年10月)。鲁迅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1912年8月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命鲁迅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因为有教育部的老关系,又是绍兴同乡,鲁迅与蔡元培应有多次会晤。在1917年2-3月间,鲁迅把弟弟周作人推荐给蔡校长,蔡校长当即应允了。周作人曾留学日本,学习日文和希腊文,研究欧洲文学史,也没有取得学位的记录。鲁迅于3月7日给周作人寄去60元旅费,让他来京。周作人于4月1日到京。到京后,周作人立即拜访蔡元培。因学期中无法安排本科的课程,蔡校长想聘周作人在预科教国文,但他不想教。后来,蔡元培聘周作人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120元,4月16日起上班。秋季开学后,周作人拿到蔡校长9月4日签署的聘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40元。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但与北大常有联系,1917年8月7日鲁迅把所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寄给蔡元培校长。鲁迅到北大任教是在1920年,聘书上说,“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聘鲁迅为讲师是根据北大的新章程。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一个月后,1917
年2月2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就刊登了《蔡元培整顿大学之办法》,关于教员的专任和兼任做了六条规定,其中第三条,“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因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在北大也就只能是兼任讲师。但鲁迅还可以在其他学校兼课,1920年8月2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鲁迅为该校讲师,也是教授《中国小说史略》。

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博士学位的是少数,据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一览》中的教员表,21名教授,只有陶孟和、辜鸿铭获博士学位。教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是讲师,比胡适还年轻,连大学都没有上过。在蔡元培时代,那个博士的头衔真不算什么。另外,在1920年之前,留学生取得博士学位者为数有限,全国也只有几十人,可举者如顾维钧、王宠惠、陈焕章、赵元任、竺可桢、茅以升、金岳霖等。因此,当时国内大学的校长们聘请留学生归国任教并不关心有没有那张“羊皮之纸”的文凭,主要是看有无真才实学。

参考文献: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中华书局 1979年5月

2.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
人民文学出版社

3.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
敦煌文艺出版社

4.荆江波:《胡适补交博士论文小考》
2016-03-27 《东方早报》

5.眉睫:
《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0日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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