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树棠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点滴

今年是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先生(1898—1948)诞辰120周年。前不久,清华大学老图书馆举办了“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

有这样一个人,用“不觉百年半,何曾一日闲”形容再合适不过。他从2l岁来到清华,来到清华学校图书馆,一直到73岁时才退休,他就是毕树棠。他是清华大学的“守望者”,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守望者”,他见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陪伴下,毕树棠走过了和平时期和烽火年代。毕树棠倾尽自己一生,让“守护”成为一种使命,也将自己的生命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融为一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的奠基,不仅是胡适、郭沫若等少数人的努力,而且还得力于一批新诗人在处女地上的开拓与耕耘。其中,朱自清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1919年他以《睡吧,小小的人》这写给襁褓中长子的第一首新诗,登上了“五四”诗坛,成为一位新文学初期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并且影响着一批年轻诗人的成长。浙江杭州的“湖畔”诗人深受其影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朱自清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即到杭州一师教书。1920年8月至1925年8月,中间除短期在中国公学和扬州省国立八中执教外,近4年的时间他在浙江的杭州、台州、白马湖的中专和中学做教师。他把自己的这段生命称之为“我的南方”。除了教书之外,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实施文学理想的活动。与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朱光潜、夏丏尊等一批现代文化名人结交,与朋友们办刊物并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交流,等等。同时,还因天时、地利、人和,与湖畔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年4月,湖畔诗社成立于杭州。这个社团的成立是一个充满温馨的传奇故事。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当职员的应修人,看到汪静之发表的爱情诗《定情花》并被这篇作品深深地吸引;于是他写信给汪予以鼓励,并在信中表示,很迫切地希望结交和见面。这种未见如故、文人相敬的纯情与信任,成为随后年轻诗人们结社的思想基础。应修人自己拍了一张右手拿礼帽、左手拎皮箱的照片寄汪静之,要汪也如此装束在车站接他。3月30日,应修人赶到杭州,住在湖滨清华旅馆11号房间。他们四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仿佛故友重逢,畅游西湖,以诗作进行心灵的交流。第二天,应修人把自己带来的诗稿与汪静之把他准备付印的《蕙的风》的底稿,拿出来相互传看。第三天,潘漠华、冯雪峰也把自己的诗稿拿来一起切磋。在四人交流诗作之后,应修人提议四人合出一本诗集的建议,立即得到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的赞成。于是由应修人着手编选,到4月3日辑成四人合集,题名《湖畔》,准备出版。那时出版书籍时兴取个名义,4月4日便在应修人提议、众人赞同下成立了湖畔诗社。4月6日,应修人怀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杭州,汪、潘、冯到车站送别。应修人回到上海后,自筹款项195元自费出版《湖畔》。5月上旬《湖畔》出版,印行3000册。诗集共收作品61首,其中应修人22首,潘漠华16首,冯雪峰17首,汪静之6首。1923年年底,由应修人编选的、并仍由他出资自印的《春的歌集》出版了。《湖畔》《春的歌集》两本诗集的出版,对当时的新诗创作与发展,无疑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魏金枝、谢旦如也正式加入了诗社。谢旦如的《苜蓿花》,也以“湖畔”的名义,于1925年3月自费出版。
新文学之初,由“新青年”社团的滥觞,作家、文学青年纷纷结社并出版同人刊物,是“五四”时期及其后普泛的一个文学现象。湖畔诗社的成立看似偶然,其实是四人共持结社情结的使然,也与朱自清等人的结社情结相关。其时朱自清与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同在杭州一师执教,四人中间的汪静之、潘漠华则是朱自清面对面教授的学生。在湖畔诗社成立的前一年即1921年的10月,朱自清与叶圣陶就关心以杭州一师学生为主体、联合杭州几所中学的学生而成立的“晨光社”,成员有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魏金枝、柔石等,特请朱自清和叶圣陶担任其顾问。其实从某种意义看,“晨光社”的成立是“湖畔诗社”的序幕,为后者的成立做好了思想与组织的准备。后来冯雪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正是源于与“晨光社”及其主要成员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这种特殊关系的延续,朱自清才顺乎自然地与湖畔诗社延续了难分难解的缘分。
朱自清既是这批年青诗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而得到拥戴和尊敬的。一方面,朱自清与汪静之、潘漠华等人是师生关系;另一方面,朱自清在他们心目中俨然是一位诗坛前辈。名曰“前辈”,先生仅比他们年长3至5岁。但他在诗坛的实绩又是名副其实的导师,足以使他们对他倍加尊敬。例如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雪朝”诗人,是八位诗人合集《雪朝》中排列“第一”的诗人,收录其《新年》《满月之光》《煤》等19首新诗。用郑振铎的话说,他的诗“远远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例如说,1922年1月,朱自清与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四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刊物《诗》月刊,这个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对这家刊物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朱自清先生,莘莘学子们自然也是倍加仰慕与信任。在这批青年诗人面前,朱自清并非以师长、前辈、导师自居,而采取低调的平视与平等的姿态处之。正是如此,“湖畔”出版之后,谦谦君子的朱自清也加入了湖畔诗社,如季镇淮先生所说,“后来先生也是湖畔诗社的社员之一”。因为朱自清先生的谦和,他与他们的创作交流就更加密切与无拘无束了。
朱自清对“湖畔”诗人的关怀与扶持,主要表现在对其诗创作进行文字的评论,通过评论达到对青年诗人的创作进行切实的指导。在湖畔诗社主要的成员中间,最幸运也是最早得到老师指导的,是汪静之。在出版《蕙的风》之前,他就将自己的10余首诗抄了给朱自清先生看,如先生所说:“汪君静之抄了十余首诗给我看,我从来不知道他能写诗,看了那些作品,颇自惊喜赞叹。”朱自清先生自然提出自己的意见给予指导。在诗集出版之前,朱自清先生又特地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在《序》中,他虽然看出其幼稚、“工拙”的弱点,但还是充分肯定了汪诗的“天才”,在总体上肯定了其作品单纯率真、自然清新的风格。他说:“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小孩子天真烂漫,少经人间世的波折……所以他的诗多是赞颂自然,咏歌恋爱。所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同时,朱自清又指出,虽则那个时代需要“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但应该承认汪诗的价值,“血与泪”虽是“先务之急”,但“爱与美”有着“并存底价值”,因此,不应该求全责备,而应该“领解静之底诗,还他们本来的价值”。这些评论,可见朱自清对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的百般呵护与帮助,拳拳之心掬然于纸面。(顺便应该提及的,汪静之还曾经得到鲁迅的鼓励和指导。在致汪的一信中,鲁迅先生指出:“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
《湖畔》诗集出版之后,得到了很多前辈作家的欢迎与称赞,纷纷支持这几位年青诗人跃上诗坛。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李曙光等人的肯定,是对他们的极大鼓励。最先介绍这本诗集的,是周作人。在1922年5月18日的《晨报副刊》上,以“仲密”的笔名发表了300字的《介绍小诗集〈湖畔〉》的短评,他称诗集“结成了新鲜的印象……过了三十岁的人所承受不到的新的感觉,在诗里流露出来”。在《湖畔》评论中,最有分量的是朱自清的《读〈湖畔〉诗集》(刊6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虽然是随意写下的读后感,作者自谦说“不能算做正式的批评”,但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比较“正式”的批评。此文大体做了三方面的评论:第一,作者肯定了四位青年诗人的共同特点,清新、缠绵,作品里充满“少年的气氛”;比之“成人”的作品,他们“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惟其涉世未深,所以“只有感伤而无愤激了”。第二,作者联系并例举作品,大体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有共同歌咏自然、爱情的清晰与烂漫,但“漠华、雪峰二君底‘人间悲与爱’的作品”,难得在内容题材上区别于其他两位诗人,尤为难能可贵。第三,作者在艺术表现及风格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短长。“漠华君最是稳练缜密,静之君也还平正,雪峰君以自然、流利胜,但有时不免粗疏与松散,如《厨司们》《城外纪游》两首便是。修人君以轻倩、真朴胜,但有时不免纤巧与浮浅,如《柳》《心爱的》两首便是”。在诸多关于《湖畔》的评论中,朱自清的文章是一篇评论到位的文章。写作其时,他只有24岁,凭着对四位青年诗人的理解以及与诗人们之间的心灵会通,才能写出如此切中肯綮的文章,同时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那时朱自清对文学的悟性与进行理论批评的视野;然而最重要的,这一篇评论充满了朱自清对湖畔诗人成长的殷殷期待。
1935年即在事过13年之后,朱自清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时候,他的学术视野里依然没有忘记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他在《诗集》中,编选了应修人《小小儿的请求》《或者》《妹妹你是水》等7首,汪静之《海滨》《伊底眼》《别情》等14首,潘漠华《游子》《月光》《问美丽的姑娘》等11首,冯雪峰《桃树下》《落花》《春的歌》等7首。以汪静之入选的诗作为最多,表明在朱先生的心目中,对汪静之的诗作最为看重。事实上他的影响更大些,《蕙的风》出版后,由于时在东南大学读书的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彻底否定汪诗的文章《读了〈蕙的风〉以后》,而在诗坛上引起诗与道德问题的论争,而论争的结果,维护了汪静之在诗坛的位置,同时也因此传播、扩大了他的影响。这一历史论争,也是朱自清以历史与美学的眼光看好弟子汪静之的一个根据。次之选得多的,是另一位嫡传弟子潘漠华,因潘诗“最是稳练缜密”,故而深得朱先生的偏爱。有例为证: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刘延陵等以“O.M”
派出版同人刊物《我们的七月》的时候,发表了署名“潘训”的《卖艺的女人》和《我的泪灼燿着在》两首诗,这在已经成名的“成人”刊物上,破了“辈分”,发表“少年”的作品是实属少见的一件事情。
应修人等四人的诗作编进《诗集》,自然表现了朱自清的史识。但最能表现朱自清史识的,是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关于湖畔诗派一段史论性的评价。他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白地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这段经典性的史论,不仅对四位青年诗人的爱情诗进行了风格的概括,最重要的是,把他们的“情诗”在文学史上进行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无疑,是朱自清将“第一个十年”放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予以梳理之后的史识。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说,缺少“情诗”,他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几乎是没有。如果说有,也只是在民歌民谣里,在正统的文学里只存在着“忆内”、“闺怨”一类的诗。从“五四”新文学史上看,出现了极少数的爱情“告白”的诗,如胡适的《应该》,康白情的《窗外》,就连朱自清在自己几十首新诗中,也只有一首《别后》
;而潘漠华等四人专做“情诗”,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人性的发现”与“人性的解放”使然,不仅数量多、且是一个诗歌社团的群体的共识所为,这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上功德长存,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笔者猜想,当为四位后辈写下《导言》中所引述的这段文字的时候,朱自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为他们为文学史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章而骄傲,同时他也是以沉痛的心情,以这段史识的评价,对四人中间的逝者表示深深的悼念。应、潘、冯三人后来都投身革命事业。1933年应修人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在联系“左联”书记丁玲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因拒捕而英勇牺牲。1934年潘漠华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时被捕,在敌狱中绝食而付出年轻的生命。两位诗人的牺牲,离朱自清写《导言》仅仅是一年与两年的时间,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至1925年年底,因以推翻北洋军阀为宗旨之北伐战争的酝酿与兴起、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三位主要成员先后参加革命,以及朱自清离开浙江去清华大学任教等等原因,作“情诗”的时代已逝,湖畔诗社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诗社从成立到解体仅仅3年多时间,虽然短暂,却充满了诗的生命与活力、充满了诗歌创新的精神。惟其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会永远有着记载湖畔诗社及年青诗人的一章;也永远会铭记作为师长的朱自清对湖畔诗社的积极关注和扶持的一笔。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向读者传递人间的爱与温暖。重忆朱自清与湖畔诗社的情与缘,相信给读者带来的也是一种文学的温暖,并且让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唤起被当今时代所淡化甚至是所弃置的、奉献于文学的一种责任——
一种无功利诉求的责任。
澳门新葡亰登入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朱自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作家之一,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匆匆》《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因此,纪念展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朱自清文集。除此之外,最引人关注的是,展览揭开了朱自清与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一段往事:朱自清曾在清华大学任图书馆代馆长,留下了珍贵的购书批阅清单,他还向图书馆捐赠了不少他的签名本图书。

澳门新葡亰登入 2

通过以上这些图书,展示了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也勾勒出一位出生于新旧时代之交、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形象。

毕树棠,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

1 其作品很早就进入清华图书馆

澳门新葡亰登入 3

从清华大学极具标志性的二校门(上刻“清华园”三字的牌楼式校门)进入校园,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就呈现在人们眼前。走过一汪荷塘,再往北穿过一座小桥,就能找到清华大学老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

每到夏季,这栋爬满了爬山虎的三层建筑,翠绿葱茏,在烈日下显得格外清凉。步入其中,大量拱形的门窗、古旧风格的原木桌椅以及靠墙而立的古朴书柜,令人恍若穿越到八九十年前。

1921年秋,毕树棠经人介绍到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最先做杂志管理工作。

“最不能忘记的背影——朱自清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就在清华大学老图书馆里举办。纪念展策展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焦阳介绍,清华大学老图书馆的建筑格局少有变动:1919年3月图书室独立馆舍(现老馆东部)落成,1928年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馆舍不敷使用,1930年3月开工扩建馆舍(即今老馆之中部和西部),一直沿用至今。而朱自清先生从1925年起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勤勉认真的他在图书馆里留下了诸多印记。这样的环境,是凭吊朱自清先生最合适的场所。

澳门新葡亰登入 ,展开剩余89%

本次的纪念展,虽然规模上并不大,却颇具特色。作为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焦阳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1935年至1936年,朱自清曾任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相当于代馆长)。在任期间,他为图书馆选购了大量图书。幸运的是,在最近的整理中发现,老一代馆员保留下来了朱自清当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这些清单记录了朱自清先生为图书资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手迹也是我馆的重要藏品,此次展览,我们遴选其中的一些精品展出。”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管理员就是知识海洋里的领航员。毕树棠无愧于领航员这一称号。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应的学识是不行的。毕树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清华学校图书馆又给毕树棠提供了极好的自学条件,使他可以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他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后又自学俄语。扎实而全面的外语功底更使得他在管理、翻译、推介外文书刊方面得心应手。他成为师生们难得的“活字典”。除了图书馆专业知识之外,毕树棠还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他所提供的服务,既配合“教”,也配合学”。

在这个重要藏品的基础上,焦阳决定充分发挥老图书馆的历史资源优势,并以书为介质,通过大量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种类的图书来揭示朱自清不平凡的一生。展览分为七个方面:“生平简介”、“诗意情浓——朱自清的诗”、“久远的记忆——朱自清日记”、“文采飞扬——朱自清的散文”、“朱自清与清华中文系”、“馆藏珍品——老馆大库朱自清签名本”以及“朱自清手迹”。

毕树棠对清华图书馆的“守望”并未因抗战而间断。

在这些展品中,最为珍贵的自然是朱自清签名本和朱自清任代馆长时选购图书的批阅清单。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南下,校方高层任命他为图书馆校产保管员之一。具体任命时间,按照毕树棠日记中的记载为1937年的8月31日。“八月三十一日: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做保管员。上午赴清华,被派任保管者共四十余人,常期留校,分区驻守。我负责东北区,办公处在图书馆。”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医院本部,馆中约三十万册书刊分别由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取走。书库中一本存书不剩,设备亦荡然无存。

在展品中,焦阳特意提到了《我们的七月(1924年)》这本书。根据馆藏章判断,该书是清华学校期间(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所购进图书,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发行,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出版,中华民国十六年(1927年)二月再版,每册定价大洋五角。

当日寇占据清华整个校园之后,由于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收入,毕树棠全家十三口人的生活顿时陷于极困之境,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毕树棠到伪教育部任职,他坚辞不就。为全家生计,他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做过翻译、在天津《民国日报》担任过主笔。他也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或中学教过中文,也写书。1940年3月,他的散文集《昼梦集》在上海出版。毕可松回忆说: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有趣的是,这本书与朱自清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时的清华总部尚在云南。在北平留守保管校产的毕树棠受命先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当时任务繁杂:拆除日军在馆内添设之物,恢复图书馆原貌;从伪北大、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及其他各处回收被掠图书;回收书架、目录柜、屉柜、书档等设备;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以及装卸、清点造册等杂务。当时人手极缺,有一度毕树棠同时负责庶务科和期刊股两科工作。结果只用一年,1946年10月,图书馆便复员开馆。按照1947年《大公报》报道中的说法:“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这其中,毕树棠功不可没。1949年,毕树棠成为首批中国作协会员。1953年,因“历史”原因,他被降职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做管理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坚守了20年,直到1973年退休。1979年毕树棠终获平反。

1920年6月,朱自清从北大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鲁迅、刘大白等人在此教书)的校长,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希望校长能够帮他推荐几个合适的学生做教学辅导员,蒋梦麟便推荐了朱自清和俞平伯。于是,那年秋天,在去杭州的路上,朱自清和俞平伯开始了两人持续一生的友谊。在“一师”,两位年轻人在教书之余,开始了文学活动,相互切磋诗艺。

澳门新葡亰登入 4

俞平伯在浙江一师工作了半年,在年底便回到了北京。朱自清也于一年后离开了一师,前往自己的故乡扬州,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到任不久,就因为诸多原因辞去教职,经友人介绍,他到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教书。在上海,朱自清认识了叶圣陶,他也得以将更多热情投入到文学上。1922年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叶圣陶等人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最早、以提倡新文学为主张的进步诗刊,在当时备受关注。《诗》月刊创刊后,俞平伯和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交往颇为频繁。不过,在《诗》月刊正式出版之前,因为中国公学的“风潮”,朱自清被迫返回浙江一师。后来,朱自清在台州、宁波、温州等地多所中学辗转,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夏丏尊、丰子恺以及朱光潜等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做伴,也为朱自清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欢乐。

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

1924年,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人组织了一个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名为《我们》,逐期以出版年月作为书名,第一期就是《我们的七月
(1924年)》。这本书里有论文、小说、诗、戏剧、小品、札记、通信并精印书画、摄影等。这本书用瑞典纸印,格式新颖,封面为丰子恺的作品:《夏》。《我们的七月》一书中收录了俞平伯《鬼劫》、叶圣陶《泪的徘徊》、朱自清《温州的踪迹》、刘大白《旧诗新作》等作品。

事时久远,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记录碎片中得到毕老守候清华图书馆的粗略轮廓: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朱自清怀着悲恸的心情写下了《血歌》一诗,此时《我们的六月》已经付印,为了配合“五卅惨案”的斗争,朱自清临时将《血歌》刊在《我们的六月》的扉页上。

陈寅恪:从1926年起到国学研究院讲学,他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为陈寅恪购置图书资料的有助教顾子刚和浦江清,也有毕树棠。

当年朱自清是《我们的七月(1924年)》中的一名作者,未曾想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将这本书买入几年后,朱自清成为图书馆的代馆长。

吴宓: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他与毕树棠来往密切,经常向毕树棠求助求教。上世纪30年代初,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他约请毕树棠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

焦阳说,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在该书中作品的相应位置,分别有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的亲笔签名。“一般情况下,签名本的图书中有作者的签名是非常普遍的。但这本书有如此多的大师联合签名,实属罕见。”

朱自清:清华著名教授,他竟对小自己两岁的毕树棠称“毕老”,不难理解,称谓中有对人品、学识的尊重,也有对协助教学的感激。他还以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名义,邀毕树棠到院主讲“小说选”课程。

多位作者联合签名,或许与当年朱自清他们创刊时的设想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七月(1924年)》创办时,杂志独具一格,除封面设计者丰子恺署名外,所有文章都没有作者的名字。几十年后,俞平伯曾做过解释,“之所以《七月》不具名,盖无深义。写作者自都是熟人,可共负文责。又有一些空想,务实而不求名,就算是无名氏的作品罢。”

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建筑专家邀非建筑专家毕树棠翻译《建筑十书》。

不过,这种“新潮”的方式,造成了读者不习惯,大家议论纷纷,引起多方猜测。朱自清和俞平伯商量后决定,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在《我们的六月》出版时全部署名,同时附录《我们的七月》的目次和作者的名字。或许在1927年,《我们的七月
(1924年)》再版时,各位作者便在相应的文章那里,补上了各自的签名。当然,这都是后来者的猜测,至于真相如何,早已湮没在岁月里。

吴良镛:中国两院院士,当时的清华建筑系主任要出国开会作报告,他请毕树棠帮他修改英文发稿。

2 抗战前运走图书馆珍贵书籍

俞平伯:学者曾邀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

1925年,说不清的压抑和苦闷,蔓延到朱自清的内心。朱自清也对教书生涯感到了厌倦。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自清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的好友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授。当年暑假过后,朱自清便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从此,他在清华任教二十余载,一直到生命最后。

或许我们可以再听一听当年学生以及其他人的回忆:

焦阳说,对于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历史,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1935年至1936年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主任的历史,知之者不多。因此,本次展览就着重展出了朱自清在任代主任(代馆长)时的部分批阅清单。

季羡林: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他后来又说:“1946年,我出国十多年以后,又回到北京,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打听清华的人,据说毕老先生还健在,我十分兴奋,几次想到清华园去会一会老友,但都因事未果,后来听说他已故去,痛失同这位鲁殿灵光见面的机会,抱恨终天了。”

作为代馆长,在购书时也打上了自己文学趣味的烙印。朱自清是新文学的实践者,也对古典文学珍爱有加。因此,在购买的书单中,既有罗振玉《集古遗文续补》等古籍,又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新文学书籍。

何炳棣:这位当时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回忆中,也对图书馆“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大加赞扬,他特别提到了“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

其中最珍贵的一张是朱自清与冯友兰共同签名的清单:中文系与哲学系合买了日本一诚堂的《朝鲜古物图录》。清单上这样写:“价款由中国文学系出三分之二,哲学系出三分之一。”签名为冯友兰、朱自清。冯友兰1928年应邀至清华大学哲学系。1929年起任清华哲学系主任,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姜德明: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在回忆文章《毕树棠先生》一文中写道:“毕先生精通英文,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就见过收有他译作的名家短篇小说选《贼及其他》,他还翻译出版过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当年清华的名教授都很礼遇这位图书馆的小职员,特别是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常因学术上的事情请毕树棠来帮忙,甚至还常有外国学者来请他修改翻译作品。”

除此之外,朱自清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欧游杂记》上,也有他的签名。他在这本书上,写有以下字样:“国立清华大学图惠存
朱自清敬赠”,下面签有时间,是民国二三年(1934年)。1931年,任教于清华的朱自清,获得公费出国游历的机会,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他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威尼斯等地,回国后写下了游历欧洲期间的见闻,该书于1934年出版。

黄延复:黄延复在文章中说:“当年的清华图书馆,最能体现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她首先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所谓‘藏龙卧虎’,是说不管你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资历,在这里都会有你发挥才智的余地……毕树棠先生可作为典型例子。他来馆后,经过刻苦自修,很快便成为著名文学专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以及清华文学院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经常过从的好友。由于他的文学造诣,他曾是解放初期清华园内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朱自清性格温和,为人和善,对待年轻人平易近人。焦阳介绍,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在担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代馆长时,一位学生因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想借的书,直接打电话到朱自清家里,请他到图书馆来帮着找。朱自清欣然应允。

毕可松:毕树棠之子,提到“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块大洋。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才的好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

这次展出的一封信件,也展现了他在年轻学生中的受欢迎度。一位学生,写信给朱自清,陈述自己家境困难,并托朱自清先生帮他留意图书馆的工作,如有合适的岗位就介绍给他。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后,这位学生接过朱自清的“衣钵”,成为清华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1960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

作为图书馆人,图书推介是一项常规工作,而撰写书评是其主要手段。毕树棠到清华时,学校出版一种由吴文藻负责、吴景超等编辑的校内出版物《书报介绍副刊》,从第一期起就有毕树棠撰写的中外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这类文章发表。

除了帮助图书馆购买经典的书籍,对于当时清华师生来说,朱自清最重要的贡献是保护书籍。1935年,时局动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快,平津一带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时任清华图书馆代馆长的朱自清,未雨绸缪,准备将贵重书刊装箱和搬迁的工作。1935年11月19日,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写下寥寥数语:“学校决心迁移各种物品,今晚开始包装书籍。”

除了书评他也写散文,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报刊都有发表。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图书馆工作报告》中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宛平卢沟事件,竟为燎原星火……馆人乃将本馆及各系预装之图书仪器五十余箱,及馆中目录文件卡片等,不顾敌军严密检查,运存城中某处……幸而年前运出所有中西文善本,全部地志,及各系需用书籍等四百余箱,运存汉口,连同运出者,共约五百箱。”“幸而年前”说明在1936年,朱自清便将中西文善本等贵重书籍和物资运出北京。

有人说,毕树棠是“馆员模范”,虽然五十多年的图书馆生涯,连个“副研究馆员”的职称也没评上过。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到的专业水准,他广博的各科学识,他超常的外语能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对图书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人的爱。我们猜测,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爱,让他用了大半生守望清华,并且再也不能与之话别离。

焦阳说,当时学校附近有个清华园火车站,在朱自清主持下,师生们将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装上火车秘密南运。这五百余箱重要物资南运后暂存湖北汉口上海银行第一仓库,后来从汉口辗转运送至重庆北碚和云南昆明。“在那艰苦的岁月,这些珍贵的图书成为了西南联大学生们的学习用书,也是师生们学习用书的唯一来源。”

清华大学在抗战期间遭受到重创。1937年10月,清华校河以南被日军占领。1938年1月,清华校园全部被占。8月,日军强令将校内各馆、室钥匙全部交出。1939年春,日军将清华园改为一五二陆军伤兵医院。当时的图书馆被占用后,被作为日军病院本部。其中的图书、杂志损失非常严重。日军还挑选了总计五万多册有关书籍运走,其余交给一些敌伪机构保存。

抗战胜利后,此前曾经运往西南联大的图书又跟着师生们北上,回到清华校园,后来在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主持下,馆员们把其他敌伪机构瓜分走的图书,尽全力搜集回来。

焦阳不无感慨,“今天我们在老馆书库里所见到的部分图书,就是当年曾经经历了南渡北归等诸多事件。它们饱经沧桑,它们也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我们应为当时的图书馆负责人及老一辈图书馆员的巨大付出致以崇高的敬意!”

3 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一生著作颇丰,在纪念展的实物展示中,朱自清的诗集和散文集占据了重要的比例。朱自清的诗歌和散文,在经过数十年时光的洗礼后,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焦阳也将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朱自清文集分列展示。在当今出版的朱自清文集中,《匆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篇章自然少不了,但实际上,朱自清最先是作为诗人引起世人关注的。

1918年,还是大学生的朱自清,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上了新诗。在新文化雨露的哺育下,朱自清开始释放自己的才情。他的处女作《睡罢,小小的人》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扣开了艺术的大门。

1922年,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创办了《诗》月刊,它开宗明义向社会声称这是新诗“向人们说话”的阵地。《诗》月刊发表了朱自清的很多新诗,也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适、周作人都为它写过稿。《诗》月刊于1923年5月停刊,共刊出两卷七期。

在停刊后,朱自清仍然坚持诗歌创作。1924年,朱自清第一本集子《踪迹》由上海东亚书局出版,内分两辑,第一辑收录诗歌31首,第二辑收录散文7篇,《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便是出自这本集子。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中曾评价道:“朱自清的《踪迹》是远远地超过《尝试集》里(《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编者注)的任何最好的一首。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力来写着的。”

1935年,郑振铎受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文艺编辑赵家壁的委托,邀请朱自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分为十大卷,蔡元培作总序,《建设理论集》由胡适编选,《文学论争集》由郑振铎编选,小说分三集,分别由茅盾、鲁迅、郑伯奇编选,散文分两集,分别由周作人、郁达夫编选,戏剧由洪森编选。朱自清接受任务后,将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选本借来阅读,还把清华图书馆存的新诗集都借了出来。他从七月中旬开始整理,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完稿,最终,《诗集》共选59位诗人的408首诗。在写导言时,朱自清严肃认真的秉性,使得他仅写了五千来字,不过,正是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得这篇简短的导言成为新诗史上的重要理论文章之一。他把五四以来诗歌创作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这也是朱自清对新诗发展历程最为独特的见解。

4 由作家转向国学研究

在本次纪念展的展品中,还有《国文教学》《朱自清讲国学》等不同时代出版的书籍,这与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的执教生涯有极大的关系。

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1932年,朱自清从欧洲游历回国后,被校长梅贻琦任命为中国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还担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以身体为由辞去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清华国文系主任一职)。这一年,朱自清也组建了新的家庭(1929年结发妻子武钟谦因病去世,1932年与陈竹隐结婚),朱自清在清华开始了新的篇章。

这一学期,朱自清开设了“诗”、“歌谣”、“中国新文学研究”三门课,后又开讲“陶诗”和“李贺”诗,开始从事国学的研究。他在教学之余,还从事考证类的研究。朱自清深入研讨陶渊明和李贺的作品后,写下了《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疑问,纠正了一些不妥的说法。这是朱自清第一次写考证文章,当它发表在《清华学报》上时,朱自清非常高兴,特意寄给叶圣陶一本,请他“教正”。

朱自清教学负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陶诗》课里,常常要学生背诵或默写诗句,写错字还要扣分。因此,一些学生都不敢选他的课,以至于“李贺”的课只有五人选修。不过,虽然要求严格,但是朱自清对学生非常关爱,他还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比如,他建议吴组缃多选外文课,并鼓励他学英语和法语。

这一时期,朱自清与学生们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32年11月,鲁迅为探望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北京的许多高校都邀请鲁迅去讲课。鲁迅也应邀到北大和辅仁大学讲了课,清华中文系学生也纷纷向系里提出请求,希望能邀请鲁迅到学校演讲,朱自清答应去试试。当朱自清到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的住宅(如今的鲁迅纪念馆),请鲁迅去清华演讲时,鲁迅或许因为抽不出时间,婉拒了朱自清的请求。朱自清回到学校,流着大汗对学生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处讲演,你们进城去听他讲罢,反正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师生辗转来到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因为炮火的临近,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又跋山涉水来到昆明,学校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朱自清开讲了“宋诗”,所用课本都是他从明末清初学者吕留良的《宋诗钞》中精选而成。因为对于宋诗非常熟悉,朱自清讲得也非常生动。在讲授时,他不仅逐句解析,探究用辞的来历,还剖析了宋诗不同流派的差异。他还常要求学生当堂讲解,学生不敢不预习,虽然要求很严格,不过,凡是选修这门课的学生都受益不少。

抗战胜利后,朱自清和师生们回到北京。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没有为人们带来任何希望,法币贬值,物价暴涨,人们困苦不堪,朱自清发出了“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见沉重了”的感喟。1948年5月,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后来反帝爱国风暴波及全国。当时,为了欺骗和收买知识分子,国民党发放了配购证,用此证可低价购买“美国面粉”。6月,患胃病多年的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朱自清还将面粉配购证以及面粉票退了回去。这也正是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故事的由来,不过,后来流传很广的朱自清因拒领美国粮而饿死的说法,是以讹传讹。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不堪胃病折磨,离开人世。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时,朱自清却匆匆地离人们远去。他为人们留下了无数经典的诗歌和文字,还有永不屈服的精神。

通过这个展览,策展人焦阳再次深刻理解了朱自清的为人:他不但在文学创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也是一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