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严肃背后的温情

原标题:胡振郎口述:潘天寿严肃背后的温情

访谈人物:马其宽(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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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网投,时代风云激荡中的美院生活

访谈主持:刘海勇(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

 陆维钊先生在接待外宾时挥毫

1958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杭州南山路98号的浙江美院,校门外柳浪闻莺,风光旖旎。3个月前,它刚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更名过来,因此我们这批学生是顶着浙江美院的校名第一批入校的。

刘海勇:请您聊聊当时您在美院学习时的情况。

  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立,开了新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先河,专业的建立离不开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朱家济、方介堪、刘江、章祖安诸位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

我们同期入学约有40个人,油画系六到八个,版画系五六个,雕塑系不到十个,国画系最多,十七八个,我就读的正是国画系。

马其宽:我是1960年入浙江美院国画系学习的。当时院长是潘天寿先生,国画系主任是吴茀之先生,系书记是刘苇先生。我们班级近廿人,没有分科学习2年,三年级开始分科(即1962年9月)。但是国画系从1961年正式分科,新生比我们早分科一年。当时花鸟教师有4位: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抑非先生。潘先生教书法(后由陆维钊先生教)及画论、诸先生教篆刻及写意、吴先生教写意。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3位老先生,他们都是从吴昌硕这路走下来的。我入学时,陆抑非老先生刚好调入美院,从我们这届开始,都是他教基础课。陆抑非是海派画家,主要画工笔、兼工带写、没骨、小写意,功力很深,像他这么全面的先生在全国也很少。当时他和江寒汀、张大壮、唐云一起被称为海上花鸟四大家。这4位先生都能画没骨、写意、兼工带写,而且都画得很好,各有面目。陆抑非先生上世纪60年代到浙江之后,画风有了变化,变得更放更写意了。我们学习的时侯正好碰到的是老先生的晚年,炉火纯青,非常成熟。中国美院的国画教育体系也是最全面完整的,当时是5年制的。虽然我们现在画意笔,但那时工笔都是学过的,画画主要是院体画和文人画两类。我们不光要学花鸟画,还要学古文、书法、篆刻等其它很多课程。书法课四年都有,一年级是潘天寿先生教,二年级是陆维钊先生教,这些东西都是文人画里包含的。学校以前没有临摹室,有时候拿些作品挂在班上柜子里。因为学生少,所以和老先生都很熟悉,常到老师家问候请教,学到许多东西。上课的时侯先生也会示范,示范的时侯看老师如何拿笔、行笔、调色、调墨、调水。过去老先生示范的作品都画得很完整仔细,会落款,有时送给你,或者送给系里当范本。学意笔画,没有师傅带是很难入门或者入门很慢或者入了门没有走正路子。此谓奶水喝错了。有句话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跑进哪里,就容易受哪类的影响。老先生教得用心,我们也非常尊敬他们。读书时要立定主意走哪条路,我和张立辰四年级开始专攻大写意。同样是大写意,还有不同的路数,确定自己要走哪条路,努力的方向会更加明确。

  面对着中国传统书法的衰落,他们秉持着‘为往圣继绝学’和‘敢为天下先’的信念,毅然担负起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日常教学,平日往来,校园里基本就这四个系。但如果认为浙江美院1958级,只有四个系,却是错了。这一年,美院也未置身世外,同全国大学一样,掀起了讴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多快好省”地创作和大放“美术卫星”的热潮。

刘海勇:美院的老前辈们在专业上都是传承有序的,能否谈谈这一传承脉络?

  第一个书法专业是怎样筹建起来的

我们入学时,学校机构已经膨胀起来,新办了工艺美术系、民间美术系、工农专修班、舞台美术班和连环画宣传画工作室。这些专业纷纷向外招生,本科生由上年的213人,骤增至444人。同时,还增设了浙江美术出版社、浙江工艺美术研究所、浙江幻灯片制片厂等附属机构。只是,这些都是适应形势的外围组织,传统优势专业仍是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个。

马其宽:吴昌硕是浙江人,他后来到上海发展,弟子很多,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有影响力。陈师曾国学基础好,各方面修养都很好,他书法篆刻都不错,画得传统,人、山、花都好,又有诗情画意。他的花鸟主要是吸收了扬州画派的东西,笔触较小,后来拜吴昌硕为师,画风就变了,往吴昌硕那个画风靠,但因为他学吴昌硕还没有学太久,吴昌硕的面貌还不强烈,还是能保持原先自己的面貌。他对齐白石的影响很大。齐白石没有和吴昌硕交往过,他也学吴昌硕,叫衰年变法,学了很多,但又保留着自己原先的东西,后来成为了大画家。吴昌硕的弟子王一亭,同时也是任伯年的弟子,画任伯年这路非常到位,后来受了吴昌硕影响画大写意,但在用笔和造形上还是有自己的面目的。上海有王个簃,浙江有诸乐三,他们都是吴昌硕的入室弟子。王个簃先生想变的意识很强烈。诸乐三先生手头功夫非常到位,他学吴昌硕非常像,因为一直搞教学,所以比较规范严谨。

  ——纪念潘天寿、陆维钊等先生

美院生活的确如我预想的那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潘天寿和吴茀之两位先生是上门请教吴昌硕的。潘天寿先生以前学吴昌硕也学得很像,尤其是构图方面,后来学八大、石涛之后,就变成另外一种风格了,尽量与吴昌硕拉开距离,最后变得比较彻底。吴茀之先生20多岁去请教吴昌硕的时侯,吴昌硕已经80多岁了,吴昌硕过世后海派领袖人物就是王一亭了,所以吴茀之先生也请教过王一亭,从他画里看出来受了王一亭的很多影响。传承都是有一条线的,是可以随着脉络追溯的。我们应该去了解这些传承脉络上的人物,了解他们的师承、流派、变法,这对我们今后的学画之路是个启发。没有根基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像浮萍这样表面生长得非常旺盛,风一吹就散了。我系老一辈教授,基本上是沿袭宋元文人画,特别是明清大写意,孕育大写意的风格,影响深远。

  文|刘 江

先说团结,上世纪50年代本是个讲集体主义,讲团结合作的时代,无论是下生活采风、写生,还是教育与生产结合,大办工厂、大炼钢铁,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互助;再说活泼,美院是艺术院校,汇集着一群艺术青年,大家思想驰骋、创意无境,即便是在“大跃进”这种纲举目张的年代,依然浪漫不改,氛围轻松灵动。而说到紧张和严肃,既与当时的政治氛围相关,也是时任院长潘天寿教授的教学风格使然。

  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它是民族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我入学这年,潘天寿正式执掌美院。他的大名,我们入学前就如雷贯耳。大学的本科教育基本都是四年制,但浙江美院不循此例,潘院长规定学制五年,第一年有点预科或考察期的意味。美院自20年代传承下来的灵魂是“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强调德艺并重。多出的一年时光,既考察学生在技艺和学识上是否跟得上,适合走艺术道路;也考察德行,包括艺术态度,艺术追求,艺术精神,强调做真正艺术家。

  作为这门艺术的传衍方法,最主要的是书法教育。书法教育的方式,过去主要的都是由老师(多数是文学或美术老师)来兼任的。1949年前,小学有写字课,美术院校的国画系曾开设过这两门课,是作为中国画学生的基础课而设置的。1949年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连同国画系也一齐被取消了,当然更谈不上讲授这门课或建立这样的专业了。

前面说过,第一年属于试读性质,因此没有班主任,靠学生自治自理。我是团员,根正苗红,思想进步,主持团支部工作。杭州一中考上来的陈家泠做班长,那时他叫陈家邻,还没有给自己取这个风雅的名字。我们一见如故,沟通融洽,配合默契。

  我院1949年前是全国唯一的最高美术学府,很重视书法篆刻教育,1949年后的命运也同其他艺术院校一样,被取消了。作为绘画系中国画科的毕业生,画都挺不错,但在画上都不会题字落款。有的能大胆题写的,但字与画极不相称,甚至反而破坏了画面的完美,不得已只得去找潘天寿、诸乐三等老先生代笔了。

1958年,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政治运动的热浪日益高涨,美院虽是艺术院校,但全国一盘棋,也不能例外,又是下乡参加秋收劳动,又是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教学。但觉校园内人潮涌动,川流不息,各项活动风起云涌。

  1957年,批判了‘虚无主义’,不重视国画的现象有了改变。1958年,我院恢复了国画系,从旧社会来的书画家,开始被重视,任命潘天寿为院长,邓白为系主任,在潘天寿等先生的倡议下,国画系又恢复了书法篆刻课。

教素描课的顾生岳老师,画得好,水平高。当时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要求入党,所以非常积极地投入到下乡劳动中,带领我们到半山钢铁厂写生、劳动,谦虚接受工农兵教育。我们班就在顾老师带领下,在这家钢铁厂上了第一节课,非常具有时代意象。

  1962年3月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工作会议时,潘天寿院长在会议上谈到全国国画系基础课设置问题时说:‘现在学国画的学生,不会在自己画上题字,这简直是笑话……国画系不但要学书法、篆刻,应设为必修课。’接着谈到全国和将来的忧虑并呼吁:‘现在中小学还不能开设书法课,但应在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开设书法专业,以培养书法人才……书法篆刻艺术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须继承。要抢救遗产,如果再不抓书法教育,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与会同志和文化部领导,都非常重视和支持这个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全国各美术院校国画系应设书法、篆刻课,有条件的先开设,缺少师资等条件的,积极创造条件早开设;试办书法专业的任务就委托浙江美术学院去筹备。自此以后,我院国画系一、二年级开设书法课,三年级设篆刻课。筹备书法专业的事,由潘天寿亲自组织了一个以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沙孟海、朱家济、刘江的七人小组,并指定由陆维钊先生具体负责,刘江协助。

两个月后,全班回校,稍事安顿。连轴转,还是下乡。

  筹备工作从1962年夏季开始,预计到1963年暑季招生,在此一年时间内要进行教学大纲各课教学计划的制订、图书资料的扩充、师资的聘请、招生等工作,是很紧张的。

这次去海宁。海宁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观潮胜地,每年中秋节前后,可以在此观看有“天下奇观”之称的海宁潮。但我们没有观潮,也没有写生,纯粹去劳动。具体点说,就是拔络麻,做麻绳,做粗麻绳。劳动持续了两个礼拜,我们又打道回府。

  记得第一次筹备会是在国画系办公室召开的,出席者除了七人小组外,还有院党委与系的书记高培明、刘苇等同志参加,潘院长谈了筹建书法专业的重要意义与要求,望大家抓紧时间搞出各课教学大纲,落实聘请教师等。高、刘、吴茀之(当时系主任)等院系领导也分别对筹备组提出希望等。

此时,第一学期已经临近结束。一入学就劳动,一劳动就两三个月,同学们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进入学习阶段呢?大家都渴望进入教室画画。

  因为潘天寿院长日常工作很多,我们研究讨论各课教学大纲、计划等放在暑假进行。虽然杭州天气酷热,但每次讨论时,潘院长都准时来参加,并对每次讨论都提出很多修改与补充意见。记得篆刻教学大纲分工是由诸乐三先生负责,由我起草经诸先生看过的,但讨论时潘先生说:‘还不够详细具体,应由乐三再补充完成,下次再讨论……’后又婉转地批评说:‘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等的制订,应由有教学经验的助教代劳。’而讨论由陆维钊起草的古汉语教学大纲,讨论中补充意见不多就通过了。篆刻教学大纲根据讨论意见,仍由我补充修改,再由诸先生补充修订后,在下一次的讨论中通过了。

潘天寿院长亲自上课

  那年暑假特别热,学校为此开会选择了最阴凉的后来作为医务室那一幢小楼的底楼,除我以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他们每次都准时到会,边挥扇边讨论,非常认真热烈。尤其是沙孟海和朱家济先生,他们路途较远,还有本单位的工作,如讨论课程安排时,对书史、书论、印史、印论是作为四门课,还是并为两门课上的问题,沙先生说:‘现初办尚无经验,课时又不多,史与论选读还是合并为好……’在讨论各课教学计划中,对书法实习的作业要求时,朱家济先生说:‘作业不要要求太多,时间也不宜太长,能坚持每天写两张,写时认真用心。临帖时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字临不好?’暑假中每隔一周左右开一次会,开了四五次会,主要的都讨论了,‘未了的事待下学期再安排时间讨论’。

学院当然要教学,劳动结束后,便让同学们上专业课。

  为了扩充图书资料,文化部拨了专款两千元。九十月份,陆维钊先生带我到上海各古旧书店去选购碑帖、印谱及其他有关教学资料。在上海待了大约二十天,每天都去,先挑门市部书架上的,然后到书库。在狭窄、阴暗、多灰尘和蠹鱼成堆的书库书架中,爬上、蹬下,一本一本地挑选,陆先生主要挑选碑帖等,吩咐我挑选印谱,然后再给他过目定下来。半天下来,满身都是尘埃、汗渍,中午只到附近小店简单吃点点心、喝口水,下午又继续挑选。这家挑完了,再到另一家古旧书店去。日复一日,我就感到有点吃力了,劝陆先生休息两天,他不肯,并说:‘现在挑选已经晚了,若在1949年初买的话,又多又好,价又便宜……学校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抓紧时间先挑选一部分回去,以后有机会再来。’有时在很高的书架上的大部头书、丛帖等,陆老就叫我爬上去取下递给他,放在地板上再挑选,合意者留下,不合意者仍以传递方法放回原处。

专业课以临摹为主,临摹是基本功,国画班集中临摹永乐宫壁画、任伯年的手稿、王石谷的山水,还有夏圭、马远、沈石田……大师都是大师,但临摹枯燥,又没有创作的乐趣,可能当时的氛围如此,大家兴趣不大,我也是。但院里有要求,这是必修课,规定动作。老师说,一定要临,不临不行,否则啥叫科班出身呢。

  那一年时间内,陆老同我先后到过苏州、绍兴、上海等古旧书店、碑帖店。在杭州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多了,还派人到扬州古旧书店去,总共购买了大略近万册(部)碑帖、印谱等。

我们临古代名家,也临老师的画。顾坤伯老师,山水画名家,将自己的作品拿来给学生们临摹。那年老先生六七十岁,眼睛看不清楚,不久去了香港。虽然不情不愿,通过临摹,我们也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1963年暑假,因为是试办,没有公开对外招生(初步摸过一下社会的情况,估计也招不到合适的),只在本院附中毕业班遴选了两名有一定书法基础的学生(金鉴才、李文采二人)直接进入实验班学习。并正式成立书法刻印科,与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并列,陆维钊为科主任,刘江兼秘书。当时教师有分工,朱家济是书法(楷),陆维钊是古汉语,章祖安协助,诸乐三是篆刻,刘江协助,沙孟海是印学史论,临时来兼课的有方介堪(篆刻)、陆俨少、陆抑非、潘天寿、吴茀之等。

和专业课相应的是文化课,院里开设了“中国美术史”,王伯敏主讲;“西洋美术史”,严波主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诗词”,潘天寿院长亲自上课,同学们高兴极了。他来上课,我们老早就端正坐好,既喜且怕。喜的是聆听大师教诲,怕的是他的严肃认真。中国画讲究诗书画印结合,缺乏深厚的文化修养,是无法攀上国画的高峰的,这样的道理现在说起来都懂,但当时我们还是感到懵懂。

  好事多磨,办一件事总不会那样顺利的。1964年上半年,国内刮起了一股批判‘只专不红’的风潮,贯彻‘六十条’而进行的正规教学是过‘右’了,因此又增加了下乡下厂劳动的时间,那一学期差不多近一半的时间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在此风潮下,有人认为书法刻印这个试办的专业是复古,完全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培养‘封资修’的接班人,望能早日悬崖勒马。为此曾有人好心地私下动员书法班学生自动提出转专业,并向老师提出申请。不久此事为潘院长所知,他大为恼火,愤愤地说:‘此事我怎么不知道?书法专业试办是文化部的意见,是有文件的。要撤销,也要有文化部的文件来,不能随便拆散,是要办下去的……’等我带学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回来后不久,潘老还找书法教研组的教师和学生分别谈过话:‘试办一年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教学大纲定得是否合时宜,教学执行的情况如何,尤其是对课程内容与思想教育等方面,看看哪些还有不足之处,应补充、修订、改正。试办嘛,总是会有缺点的。过去从没有办过这个专业吗,哪能没有缺点呢!……’

潘院长说,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要求同学们倒背如流。这项要求只针对国画系,还是美院全体,我没考证过,只记得他在我们国画班上这么说。

  因为学生太少,不能达到‘试办’的预期目的,于是1964年秋,又公开招生,来报名的有十多个,结果录取了三名(朱关田、蒋北耿、杨永龙)。此事从头至尾,陆老事必躬亲,潘老也时时关心此事,尤其是在评审专业试卷时,在陈列馆里,全教研组老师都参加,潘、陆、沙、朱、诸等逐人逐幅讨论评比,十分认真。并对考生的家庭及其思想情况也作了了解,并嘱我事后对准备录取者,逐个进行调查核实。

大家上课都绷紧精神,聚精会神,战战兢兢,因为潘院长随时会叫同学起立背诵古诗,其中不乏生僻之作。同学们都有一定基础,也都认真准备过,但总归有不熟悉的,或者一紧张而忘了,一站起来,往往背得语无伦次,这时就会被潘院长狠狠批评。也有的同学,课前课后背得顺畅,能够当场站起来解释诗意,或者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自己也感到洋洋得意。我也不止一次被潘院长点名,所幸,都还顺利,印象里没有特别狼狈的记忆。

  开学以后,两个年级共五人,并班上课。潘院长亲自来上课,第一堂课讲的是书法篆刻在历史上和现在的重要性,着重介绍了他任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副团长去日本访问的情况,以及日本当前对书法教育的普及和重视的情况,以启发同学学习该专业的雄心大志。以后几次来都是讲草书的特点和规律等,并给学生作示范。有时也来参加我们教研组开会,共同研究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示积极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等。1964年10月的一次教研组会议上,重点研究会后怎么办的问题:书法篆刻专业课与国画课的比例?教学大纲如何具体化?下乡时间多又如何教?如何教书教人?因那时客观舆论对我们很不利,也有些压力,说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小古董’‘不符合接班人的要求’等等。潘老在讨论中发言:‘学生只弄旧的,不管新的,这是思想问题。但不学旧的也不行,旧的学了是为了新的用,如毛主席的诗词,没有把旧的思想放进去。所以一方面怎样继承旧的传统,又要发展,中国画也是这样。思想先要矫正,再学传统。不要弄了旧的,不管新的;弄新的,旧的又不要了,这都是片面。教师要教技术,又要教思想。所以教课的要多当心些,否则他们必然会变成‘小古董’的。’又说:‘看看教学大纲,目的要求还是思想方面多点,如第一条培养目标,很完备而且明确,传统的基础,又要有新思想。培养目标,一种是创作人才,一种是师资或是编辑……至于课程设置,不要某人说要学人物画,其他课都去掉,应该讨论一下,不要一个人决定。书法科的课程变得太厉害,以后是不是稳定一些呢。’

潘院长负责教“诗”,吴昌硕的弟子诸乐三教“印”。诸乐三19岁拜吴昌硕为师,比王个簃早入师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鬓生华发。其时,在国画系,潘天寿、诸乐三、吴茀之号称“三杰”,关系亲密无间。陆维钊教我们“书”。陆先生书法好,绘画也好,是个全才,以前在杭州大学做教授,潘院长从杭州大学将之请来。还有一位潘院长挖来的人才,就是上海人熟悉的陆俨少。

  当时在学校课堂教学,相对来说是稳定些,但每学期均有一半时间下乡、搞运动等,学生又分散,老师多年老体弱,不能随同下去‘三同’,但布置同学下去每天最好能坚持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书法练习。有的坚持了,是在昏暗的猪栏旁或油灯下,多数的还没有这个条件和时间,就只得服从‘改造思想’这个大前提了。

老师们上课就用自己编写的教材,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陆维钊的《诗词》,诸乐三的《篆刻》,潘院长也有自己的教材。

  紧接着是1966年的狂风巨浪,摧折了这株试办的幼苗,开办此专业也成了潘天寿、陆维钊老一辈书法艺术教育家的罪名而被斗争,潘老也在这场不幸的灾难中去世了。

美院的前身是国立杭州艺专,创校校长林风眠先生,曾留学声名显赫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故而浙江美院,也深受西方美术教学模式的影响。虽然解放了,但林先生打下的西洋教育的传统和底子还在。潘天寿懂艺术,懂教育,美院继续承袭西式绘画教学的部分手法。模特教学就是一例。模特有男有女,专职的、兼职的都有。模特理解艺术,非常敬业。杭州的冬天,空气湿冷,偌大的教室,没有空调,中间放一个炉子,以木炭取暖,模特保持一个姿势让大家作画,是极为辛苦的,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她)们。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恢复了国画系,1979年又招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书法研究生五名(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陈振濂)。

对于油画系、雕塑系、版画系,模特写生是必修课。国画系跟着画,技法上和他们有差别。他们画素描,光影结合。我们重线条,白描为主。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两张作业。一张是一个男模特,戴斗笠、穿蓑衣,我用工笔描绘,上色。另一张是一位26岁的女性。

  1980年秋开始,不少外国学生要到中国来学习书法篆刻,教育部、文化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院。至目前为止,我们先后接受了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奥地利、哥伦比亚、丹麦、瑞士等国二十六名留学生。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方方面面都封建闭塞,特别是男女关系之间,鸿沟壁垒,界限分明。第一次上女模特写生课,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女性胴体,内心忐忑紧张,手上出汗,纸和笔几乎都沾湿了。又不想让人看出我的局促,于是强装镇定,竭力表现出一名美术专业学生的淡定从容。不知道其他同学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情形,大家从来没有交流过,大概都不好意思吧。

  经过三年多的申请,以及社会各界书法艺术爱好者越来越多的呼吁,国家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上级批准,从1984年秋,书法篆刻专业又开始向全国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了。

大学三年级结束时,我分去人物画组,因为有这段模特写生训练打下的基础,在人体造型、色彩调配、线条表达方面,比其他画种的学生来得更为准确敏锐。

  现在书法专业正同国家‘四化’建设一样,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全国有好几所院校也在近两年开设了这个学科。形势大好,但前进的道路上仍有不少困难,尤其是为此专业创办历尽千辛万苦的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朱家济、吴茀之等先生已先后作古。为了缅怀他们创业维艰、筚路蓝缕的精神,我们将继承他们的遗愿,将此事业办得更好,为我校历史再增添光彩。

毕竟是学生,我与潘院长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知道他不光教学认真严肃,严格要求学生,而且对待自己的艺术创作也相当苛刻,不满意的作品随手扔到废纸篓里。逢春节,大家都会集体去潘院长家拜年。每年都去,这是传统。他家就在学校边上。每天清晨,潘天寿后门一推,便进入校园。

  1987年2月于杭州

有一年,我们依例仍去拜年。一位同学坐在画案边,脚底下纸篓里有潘院长废弃的作品。人多嘴杂,同学们热烈地彼此交谈,相互探讨时,他悄无声息,从纸篓中捞出一张画稿,悄悄地带回了家。

回来后,这位同学急不可待,将这幅捡来的潘院长作品送去装裱。装裱师傅以为是潘院长送他的,按要求帮他托裱。裱画厂是潘院长经常去的地方,一天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废画,于是问裱画师傅,哪来的?答案当然很清楚。潘院长说,你告诉同学,带上这幅画到我家里来。

这可不得了,这件事先在同学们之间传开了,大家都估计这位同学要倒霉了。第二天,这位同学硬着头皮,带着画去了潘家。据后来传闻,潘天寿并没有如大家预计的那样,火冒三丈,大声斥责,而是态度平和,还让他坐下,问他为什么拿画,说:“我作废的画,你为什么拿走?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行为符不符合一个学生的身份?你回去写个检查,一定要认真检讨。”后来这位同学做了检讨,写了一份认识深刻到位的检查,潘天寿看后,竟然另外送了他一幅画。

这位同学因祸得福,也让我们了解到,潘天寿严肃背后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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