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晖:黄肃秋先生在台湾

1946年6月,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同乡、留日老同学陈仪之邀,许寿裳赴台筹办台湾省编译馆,并出任馆长,担负肃清日本殖民文化,重建中华文化的大任,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发生了
“二二八事件”,随后,陈仪离职,台湾省编译馆被裁撤,许寿裳随后受邀出任台湾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更为不幸的是,1948年2月18日深夜,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六号日式寓所为歹人杀害,时年66岁。

《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1日孟向荣署名文章《一位渐被遗忘的真学者——兼记黄肃秋与钱锺书的一桩公案》,以掌故轶闻的写法,真实地记述了黄肃秋的事迹。唯对他在台湾的活动描述不多。黄先生与笔者亦为忘年交,笔者曾去台湾旅游,访问台湾师范大学,了解其历史,根据所掌握的文献史料以及相关人物的口述,撰写成文。

许倬云先生是博古通今的知名学者。从他撰写的悼念我弟弟张光直的文章得知,他与光直是台湾大学前后期同学,又与光直的夫人李卉是同窗。所以许先生说他们是“弱冠相交,终身相契”。

许寿裳多是以鲁迅的同乡挚友的身份为一般人所知,其实,其人志行高洁,为人谦冲,学术精进,著作丰富,毕生服务于教育事业,自有其功业和风采。

一、恩师推荐渡海峡

最近,偶然看到许先生去年发表的口述回忆录片断,其中在回忆傅斯年先生时,谈到有关张光直和家父张我军的一些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文中所述与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实有大相径庭之处,因此渴望许先生能对此释疑解惑。

许寿裳生于1882年,绍兴人,幼年丧父,毕业于求是书院,1902年官费赴日留学,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学习,在日期间曾与鲁迅等人受业章太炎,主编
《浙江潮》,回国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民国初建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招赴教育部任参事,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7年出任江西省教育厅长,1920年离职返部,1922年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复入教部,担任编译,1927年,受鲁迅之邀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之后蔡元培创设大学院,招任为大学院秘书长,1929年大学院撤消,蔡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招任中央研究院文书干事,1934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西北联合大学史地系主任,1940年离陕入滇,任中山大学教授,半载后赴成都,任华西大学英庚款国学讲座教授,1942年赴重庆,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日本投降后,1946年应陈仪之邀,组建台湾省编译馆,并任馆长,编译馆裁撤后,任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1948年2月,不幸遇难。他著有《中国文字学》《周官研究》《传记研究》《历代考试制度述要》《鲁迅传》《俞樾传》《章炳麟》等书。从中可窥,许氏一生之功业。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9月,国民政府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会议”,针对日本统治台湾50年“殖民化”教育的严重现实,提出以消除殖民教育影响为当前教育重建的主要目标,确定台湾教育“祖国化”的方针,实现台湾社会由日据时代“皇民化”向光复后“祖国化”的快速转变;针对光复后大部分日籍教师被遣返的现状,应迅速征召一批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特别是能够承担祖国文化教育重任的中国教师,要通过对师范教育的扩充,为教育重建培养师资力量,尽快恢复台湾教育的正常秩序。于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提出“收复后教育上急要工作即是成立一师范学院”,并指示长官公署教育处即刻着手筹建师范学院。10月下旬,台湾长官公署向上海、福建派员征选办学人才,邀请时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的周予同担任准备筹建的师范学院院长,委托其选聘相关人员。周先生动员同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的好友郭绍虞一同赴台办学,并恳请他帮助推荐赴台筹建师范的教学人才。郭绍虞经慎重考虑,第一个向周予同推荐的就是黄肃秋。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首先,许先生说家父“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见《许倬云谈话录》第三章:台湾大学[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我是张我军的长子,北京沦陷时期一直生活在家里,曾听到家父与伪政权“情报局长”管翼贤通电话时,坚决拒绝过管某拉他担任伪官职的游说。沦陷八年,家父一直以教书、译文为业谋生。在我看到过的台海两岸和海外有关张我军的传记、年表中,也从未出现过他担任过伪官职的记载。另,在华北伪政权中未闻有所谓“教育总裁”之称谓,只知道周作人曾充当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莫非许先生错将“周冠张戴”?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寓所为歹人所杀害一案,由于其系一代人杰,名重一时,案情离奇,现场惨烈,曾轰动一时,加之今人对此案之了解又殊为有限,由是,值许氏被害70周年之际,本文根据当年诸报刊对此案的报道和台岛现存的一些相关文献,大致还原出许氏被害一案之经纬。

1928年,黄肃秋就读燕京大学国文系,郭绍虞为该系主任,他十分喜爱黄肃秋勤勉治学、为人耿直的品行。九一八事变后,黄肃秋与众多东北学生一样,无家可归,处在贫寒交困之中。是郭绍虞携夫人在一个风高雪漫之夜探访黄肃秋,送去御寒之衣、度日之资和厚爱之情。对此,黄肃秋在诗集《寻梦者》中真情地唱道:“北国的天高于人,北国的风冷透身。在世路崎岖中,我看见了一片平原;在魔鬼狰狞中,我相逢了两张笑脸;在人间的冷酷中,我握紧了一双热的手:我看见照隅的先生,我看见了慈爱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推移,师生情感愈加深重。

沦陷时期,平津一带确有充当“社会局长”、“新民会长”、“畜牧司长”、“道尹”、“县长”等伪官职的台湾人,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逐一逮捕入狱。后由旅平及旅津台湾同乡会代为申诉,要求对日籍台湾人网开一面,宽大处理,遂于北平解放前夕,先后被释放出狱。此事与张我军风马牛不相及。不知许先生有关家父的上述种种说法,所据为何?

案件离奇谣言纷飞,警方推断谋财害命

五十多年后黄肃秋得知郭绍虞病逝,万分悲痛地说道:“郭先生与我份属师生,却情同父子。”由此可见,郭绍虞推荐黄肃秋赴台创办师范,既有举贤之意,更有师生之情。

其次,关于张光直在“四六事件”中被捕一事,《许倬云谈话录》中的记载与张光直本人的叙述(见《蕃薯人的故事》,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1月出版)有很大出入。张光直在北京读书时,受过我和他的同学温景昆的思想影响,追求进步,憎恶社会上的黑暗和腐败。到台湾后,在与温景昆的通信中发泄不满,被台湾邮检机关发现,遂以“共党嫌疑”被捕。他的思想转变是在来台以前的事,并非如许先生所说与家父返台后的处境有因果关系。光直是1949年4月6日被捕,至1950年3月12日交保释放,坐牢近一年之久,并非许先生说的“下了两个月牢”。光直在无辜羁押期间完全丧失自由,被蒙过眼,戴过手铐,吃不饱饭,限制大小便,受到严厉追讯,强迫接受反共“训导”等,也不是如许先生所说“没有怎么虐待”那么轻松。

1948年2月20日,许被难的两天后,《申报》报道了许的死讯:

郭绍虞给黄肃秋修书一封,信中写道:赴台办学,是以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为宗旨,肩负着台湾教育重建和更新的使命;还特别说明:台湾光复初期,创办师范面临诸多难题,请黄肃秋考虑自身现状,慎重而三思。黄肃秋接信后,既感到赴台兴教为民族大义,又深知恩师器重惦念之心,未加多虑,辞去教职,启程来沪,面见郭绍虞、周予同,商量赴台办学之事。随后,周予同通知黄肃秋与另外邀请来的张同光、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等七人准备赴台。原定一起赴台的还有郭绍虞和周予同,共计九人。但,周予同临时要处理其他公务,郭绍虞因赡养的老母身体抱恙而无法离开,张同光家遇急事需暂缓数日。所以,1946年3月第一批从上海赴台创办师范学院的包括黄肃秋在内一共六人。3月中旬,一行人到达台北,时值国民政府刚刚接收台湾,一切尚在恢复之中。由于联络不畅,接洽不顺,黄肃秋等六人到达台北后一时无处安身。困难之时巧遇台北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陈先生了解到黄肃秋等人来台目的后非常敬佩,十分热情地将他们安排在一所学校礼堂暂住。由此黄、陈二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20多年后,两人同被发配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洗礼。一日,黄肃秋路遇骑在牛背上的陈文彬,他喜笑年近古稀的老陈如此放牛犹如孩童一般,陈文彬则不以为然,自得其乐,即兴赋诗一首请黄肃秋指正:“政协委员来放牛,骄娇二气一时休。老牛若解其中意,定与吾人反帝修。”这已是后话。

再就是,许先生要为傅斯年先生“说一句公道话”,而指责“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据查,张光直的“回忆录”是这么写的:“台大是按名单一个一个抓的,师大没有名单,所以整个宿舍的人全都被捉……凡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学校(校长傅斯年)与警备司令部合作,供给他们名单和宿舍地址”(见《蕃薯人的故事》59页)。光直被捕时不是台大学生,也不是在台大宿舍被捕的,他写的是“台大的学生都相信”,并非如许先生所断言是光直个人“判断的错误”。且光直还写道:四六事件的受害者都没有说在狱中被刑求过,是傅斯年先生对警方说了话,在这方面“帮了学生一个大忙”(见《蕃薯人的故事》66页)。所以,许先生指责张光直对傅斯年“不公道”,也是不够公道的。

前编译馆长现任师范学院(按,当为台湾大学)文学系主任许寿裳,十八日晚三时,突遭暗杀。凶手系用柴刀猛砍四五下,刀刺颈部深寸许,许遂惨死寓所。七时始经长女世璋发现报警,经拘嫌疑周家风一名,正侦讯中。按许籍绍兴,六十六岁,为名学者,长子世瑛另居,为师院副教授,女世玮现任台大文学主任。凶手并偷去皮箱一只。

3月23日,黄肃秋等六人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报到,填写个人履历表,并被安排到台北市大安路的一所日式旧宅居住。黄肃秋与任德庚、沈明璋同住一室,与其他人也相邻而居,共同在此等候周予同的到来。

至于张光直与李济先生关于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是否存在渊源关系的争论,我这个外行和局外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但经查阅李济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他们曾不只一次地谈过这个问题(参见李卉、陈星灿:《传薪有斯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页)。虽然李济先生直到晚年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如光直撰写的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正是经过李先生的首肯,而发表在他主编的《史语所集刊》(1959年)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光直到哈佛读书,到1979年李先生驾鹤西去,他俩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师生关系十分正常。作为学者,学术见解不同并进行讨论,是极平常的事,许先生也肯定“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那么,光直怎么会因此而对老师“在感情上有疙瘩”,“常常成心躲开他”呢?我想许先生的这些说法,似乎是过度地“警觉”和“敏感”了。

最初看到许寿裳被害现场的是其家中的两个“下女”在许氏被害的第二天早晨,她们发现许先生早晨久未起床,不合其作息规律,便前去察看,始发现许先生被残害于床。报上云,“凶手自低墙越入,颈部中四五刀,颊边中一刀,席子上有一堆血,室内凌乱不堪,大约在三时许。直到天明六时半,住在另一个房间里的长女世玮
(时为台大农院二年级生),催醒两个孩子似的下女,看一下怎会迟起的主人,结果发现昨晚活着的老人,仍横躺在竹床上,……这样才慌忙由长女急吿同学后报警,由军宪警及法院派员至现场査检。”

二、创建学校春催桃李

许先生口述回忆录发表后,关于张我军、张光直的上述种种谬说,己为各方传抄引用,成书出版后影响更广。本文提出的问题,如确有回忆时口误或记录者笔误,祈盼许先生校正,以利维护“小心求证”的传统学风。至于本文所写,如有不符事实或理解错误之处,也恭请许先生不吝赐教。文词上如有冒犯,则敬祈见谅。

案发之时包括许先生在内,家里共住有四人。“同住的有正在台大农学院读书的许世玮——他的四女儿,两个台籍的下女王美昭,王月娇共四人。许先生的长公子许世瑛,是师范学院的副教授,住在师院的宿舍里。四小姐是宿在住宅中花园对面两间房子里,许先生住的是卧室、书房、会客室、厨房、沐浴室、下女卧室也联接在一起的房子里。”本来许氏的住所和两“下女”的住所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在一周前,家里进了贼,被偷去了脚踏车和皮鞋,许先生就把房间下了锁,下女每天早上,必要叫门。于是,不幸的是,许氏被害之际,同住的三个人竟都没有听到杀人的动静。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改变了周予同的任用,请其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代替负责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是陈仪的同乡李季谷。李先生于五月初抵达台北,随即召见了先期到达的黄肃秋等六人,转达了省教育处筹建台湾师范学院的决定,宣布成立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初步拟定人选,李季谷为主任委员,委员有黄肃秋、王志义、朱道钦、任德庚、沈明璋、陈俊雄、张同光七人。并将筹备委员会组成等有关情况呈报行政长官公署。几日之后,行政长官公署向上述七人正式颁发台湾师范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聘任书。王志义拿到聘书后对黄肃秋开玩笑地说:“这将来可以说明咱们的资历了。”据黄肃秋回忆:师范学院筹委会成立后,办公地点和校址选定在台北原日本人所办的商业高等学校。

许世玮对前来往吊的人们哭诉了当时的情形。当天早晨,四小姐带着忧戚的面孔,红肿的眼睛,流着泪对往吊的人们说:

学院的各类筹建事项初定后,便开始了最为重要的招生工作。五月底,黄肃秋协助李季谷校长前往台中、台南招生,这也是师范学院成立后和台湾光复以来的第一次招收师范生,学院和台湾行政教育部门都非常重视。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培养师范生必须遵循全国统一的师范条例,而在台湾高等学校招生,首先要打破日据殖民时期以出身门第为主的录取衡量标准。于是,黄肃秋遵照李季谷校长的要求,冲破殖民统治思维残留之重重阻力,以国民政府颁布的师范条例为要点,规范招生事项。坚持公平公正,摒弃门第观念,明确规定师范学院所招之生,必须按教育当局确定的时间,如期进行入学考试,并按照统一标准择优录取、绝无例外,从而保证了大批优秀学生得以进入师范学院。此次招生共录取了包括国文、数学、英语等九个专修科的295名学生,并得到了台中农学院、台南工学院的大力支持。回到台北后,李季谷校长委托黄肃秋向给予相助的两校致信答谢。黄肃秋曾回忆:他记得答谢信是用“六朝体”写的,李季谷校长看后,不仅对内容评价很高,对书体文才更是大加赞赏。

父亲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晚上八九点钟就睡觉,早上准五点钟起床,读关于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平常除了到学校外,是绝少出门的,谁想到……。说着说着哭起来了,经过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解劝后,她又继续说:
“在十八日晚上,父亲已经睡了多时,在十一点钟,我亦就去睡了,在夜里并没有听到意外的动静,可是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下女因为六点多了父亲卧室门还没打开,就推开了门,看见帐子上全是血,跑来告诉我,才知道……做梦亦想不到的……。父亲被暗杀了,我们看到书房里书籍很紊乱,和卧室相接的会客室虚掩着,大门和右侧门全大开着,于是马上告诉同学陈耀强去报警,我去找师范学院李季谷院长,和台大附属医院陈礼节院长帮忙,这时,警务处和地检处全派人来了,大哥亦赶回来了,我们只丢掉了一只故父亲夏季西装的皮箱,东西没关系,可是父亲……

专修科招生结束后,七月初正式开课,黄肃秋担任国文系副教授,同时兼讲其他系的国文课。在课程设置上,他依据1946年《台湾省师范学校普通师范科暂行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的规定,结合当时强化师范生中国语言、中华文化、历史知识和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培养的切实需要,每周《国文》《国语》不少于7课时,并于课外为学生补讲3课时中国历史,从时间上保证了国文、历史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效果。这一时期黄肃秋还兼任台湾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其原由是与张同光同住一室的台大教授朱文叔因年纪较大,家眷又在上海,想离开台大回上海任教。他十分欣赏黄肃秋的学识,故恳请其代替自己为台大讲授国文课,黄肃秋欣然同意。为此,台湾大学向他正式颁发了国文副教授聘书。

四小姐悲伤得已经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按照师范学院的教学发展计划,1946年暑假后,师范学院又招收了700多名本科生,加之此前招收的学生共计1000多人,教学任务明显加重。黄肃秋每周在师范学院的授课增加到20多课时,台大授课五六课时,他在两校之间奔波,每周要讲30余课时。同时,还要根据学生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背景的现实情况,探索教学内容、方式及方法,使授课更具针对性、时效性和适应性,教学工作十分繁重。即便如此,为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更加优秀的教育人才,不辜负国家、民族寄予的厚望,黄先生仍孜孜不倦地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先后在《创作》上发表了《论丰子恺〈唐诗画谱〉》和数万字的散文诗,撰写了十多万字的《论诗十稿》,编写“赋史”参考《历代赋汇》(笔者按,《历代赋汇》由[清]陈元龙编,为凤凰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当代新刊总集着作)等建立了几万张资料卡片。非常遗憾的是,精心积累的几万张资料卡片,在他离开台湾时全部遗失。正是由于黄肃秋在古典文学方面潜心研究、造诣颇深,加之他才思敏捷、睿智博学,并具有传情达意的生动口才,由他授课时,总是学生满堂,不仅是本班学生,更多的是外班旁听。勤奋的精神、豪爽的性格、出色的教学,使他在两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英语教授周学普与黄肃秋素来情投意合,周学普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时,请黄肃秋对译文润色加工,以求达到风格典雅、语意达情的境界。二人相邻而居,白日忙碌,只有掌灯之后才得谋面。叙谈酣畅而不顾早晚,往往夜深之时仍在说古论今、品诗评词、把酒抒怀。多年之后,每当黄肃秋着述夜半,小酌杯酒,便会触景生情、忆想当年。这对情深意重、相互敬仰的挚友自黄肃秋回到大陆后,未再相见。

许先生死状惨不忍睹,前来勘察的警方看到以下现场,所获破案线索亦极为有限。

从1946年到1949年,台湾师范学院历经了初创的三年,从筹备建立到稳步发展,黄肃秋为学校的教育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

许氏被害于床上,……床前遗留柴刀一把,刀上血迹殷红,显为凶器;此外,并发现失踪皮箱一只,内有西装三套,书房内之书报,狼藉遍处,电灯开关未闭,光炬依然;寓所围墙右角小门上边遗有皮箱姓名标识一枚,门上下锁处之锁匙已被扭断……再经详验许氏所在的整幢房间各门窗,毫无凶手入室之痕迹,且锁门之钥匙仍在门后,仅发现锁上遗有指纹一处。经过这一番详密的勘察,仅有的收获,就是门上遗有的雨鞋脚痕一处及锁上指纹一处。

三、风雨如磐中的抗争

问题是,可是人家为何要杀他?是仇杀?“但是这被称为‘好好先生’的许先生,无论是对同事、学生、工友、下女,全是一团和气,谈话之先给你个笑脸。”是政治谋杀?这有两种可能猜测,一是许先生思想“前进”,会不会是某些势力所为;二是“二二八”发生不久,会不会是“台湾人士组织的暗杀团”所为?

黄肃秋在创建台湾师范学院和教学工作的日子里,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台湾岛内的“一·九”、“二·二八”等重大事件,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白色恐怖,以及内战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面对腐败的政府和苦难的百姓,黄先生奋笔写道:“自有金条构巨厦,更多船舶走公卿。人人都道台湾好,来了将军去了兵”。特别是许寿裳被杀案,对黄肃秋的震动极大。许寿裳先生为中国近代着名学者、传记作家。早年留学日本时,与陈仪同窗,与鲁迅是同一屋檐下的挚友,三人为浙江绍兴老乡。1946年5月,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邀请许寿裳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6月,许寿裳应邀赴任。其长子许世瑛也随父来台,出任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因其与抗战全面爆发时的驻日大使许世英姓名同音,人送绰号许大使。许世瑛与黄肃秋同在师院国文系任教,二人由此相识、相知,且情趣相投,并以兄弟相称。许世瑛大婚,请黄肃秋作执宾,为其主持婚礼。黄肃秋随许世瑛尊许寿裳为长辈,后因许寿裳担任台大国文系主任,黄肃秋兼任该系副教授,又尊许寿裳为老师。许寿裳主持编译馆时,一重要职责即编写学校教材;其间他本人还编着《怎样学习国语与国文》,以期迅速普及和推广台湾的国文教育。为此,许寿裳常常通过许世瑛邀约黄肃秋和师院国文系主任张同光到青田路六号家中征询教材编写意见,探讨教学问题。黄肃秋对许寿裳的印象是:学风严谨、学识渊博,和蔼可敬、为人谦和。1948年2月18日上午,黄肃秋正在给学生们作学术报告,刚刚开讲,突然两个学生破门而入,惊恐悲愤地说:“黄先生,不好了,许寿裳先生被杀了。”黄肃秋顿感震惊,不知所措,回过神来冲出大门奔向青田街六号许寿裳家。跑进许家大门,看到许多文化界人士、记者和台大医学院护士也已赶到。黄肃秋不顾阻拦冲入卧室,但见凌乱不堪、一片狼藉。许寿裳斜躺在床上,头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喷溅的血迹染红了蚊帐。在场的师生无不声泪俱下,李季谷抱着黄肃秋哭得话都说不出来。此案的发生,引起了社会极大震动,在舆论重压下,台湾当局几日后抓获一罪犯,未经法定程序审理,便匆匆以谋财害命定案,不足一月即执行枪决。众所周知,许寿裳是鲁迅挚友,一贯宣扬鲁迅的爱国精神、揭露国民党政府之腐败,于是,社会各界均怀疑许寿裳被害绝非谋财,而是政治暗杀。这一怀疑在多年后被此案的主审法官陈醒民和沈醉所证实。许寿裳遇害使黄肃秋真正认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国家才能安定,人民才有幸福。于是,他追求进步思想,与许多爱国师生包括中共地下党员保持着密切关系。

真相没水落石出之前,谣言满天飞。有的甚至说是因为许辞退了“下女”,其姘夫将许杀害:

1949年,发生了台湾当局镇压爱国学生民主自由运动的“四·六”事件。这一事件是以台湾师范学院为核心,联合了台湾大学,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目的的学生爱国运动。1949年3月20日,一名师院学生和一名台大学生骑单车违反交通规则,遭警察殴打、扣押,引起师院和台大学生强烈不满,学生们包围了警察局,要求警察局长赔礼道歉,处理打人者,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孤立的,自“二·二八”之后,台湾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学生对当局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物价暴涨、物资匮乏,广大学生陷于生活无着的困境,看似民生问题,背后的实质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二·二八”后,加强对学校的监控,连收发室、学生宿舍都安插了特务,毫无民主自由可言。此时发生警察殴打、扣押学生事件,仅仅是导火索,更加激发了台湾学生对统治当局的愤慨。因此,警察殴打、扣押学生的次日,3月21日早上,师院学生集中在操场上,部分学生提出要继续抗议和斗争。由于事发突然,缺乏组织和统一行动,对要不要继续抗议及如何抗议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这时,师范学院第一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郑鸿溪找到黄肃秋,他说:“现在是坚持斗争的关键时刻,需要激励学生们的斗争热情,唤起斗志。黄先生在学生中一向威望很高,请黄先生登台演讲,号召同学们走上街头继续抗议和斗争。”黄肃秋毫不犹豫地登上演讲台,鼓励同学们要斗争下去,号召同学们要反内战、争和平;反迫害、争民主;反饥饿、争民生。最后他讲道:“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在呼唤,我们已经听到人民的呼唤,我们应该寻着人民的呼唤而奋勇前行、继续斗争!”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之后,学生们组成游行队伍,高唱《你是灯塔》《跌倒算什么》,浩浩荡荡地拥向街头,再次包围警察局,提出正义要求。警方在学生斗争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被迫道歉。紧接着,3月29日晚,黄肃秋参加了师院、台大两校同学举办的营火晚会,与学生们共同高唱解放区的歌曲,欢庆胜利,学生斗争热情空前高涨。

原来许寓中雇有三位娘姨(下女),有一位娘姨名叫王小妹的,最近被许发觉她患有梅毒,乃将她解雇,并到警局声明备案,这本是许老先生特别仔细之故,可是,这一来,却激怒了这娘姨,认为主人太辣手,竟在离开许寓之后,怂恿其姘夫高万俥里夜前往暗杀,许氏的一条老命,竟不韦(按,原文如此)在解雇一下女小小事件下而送掉,真是死得一点也不值得。

学生的斗争运动使台湾当局非常害怕和惊慌,认定学校中藏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命令警备司令部立刻予以镇压。4月6日凌晨,军警包围了师院学生宿舍,学生与军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一百多名学生被捕。此时的师院一片混乱,师生人人自危,黄肃秋不顾个人安危,怀着愤怒的心情向院长提出要立即安抚和保护在校学生,并要求学校出面保证被捕学生的人身安全。同时,召集其他教师组成营救委员会,数次前往警备司令部营救被捕学生,甚至闯入警备副司令彭孟辑的办公室据理力争,力保学生安全。

从对许氏用词之不恭,可知此“水落石出”的真相恐怕只是当年上海滩小报造谣长技的故演。

20世纪80年代,中央对台办组织收集整理台湾早期学运史料,时任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的郑鸿溪专门写信给黄肃秋,信中写道:“台师院这部分的情况要我来张罗,……现在在大陆的人,您是最清楚的,知道得最多的。因此,请您抽空回忆一下,帮我们把师院学运的史料搞得更完整一些。……‘四·六’后的营救活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一代宿儒,死于非命,各方高度重视。事发之日,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警备司令彭孟缉,正陪同国民党政府副主席孙科赴台南视察,彭司令特于二十一日赶返省垣亲自办理,令限期破案。省警备副司令钮先铭、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省警备处长王民宁、副处长刘戈青、陆遂初、地检处首席检察官沙宗棠、检察官蔡万田、方宗南、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德洋,陆续到场检视。省教育厅长许恪士,副厅长谢东闵、师院院长李季谷、台大校长陆志鸿、附属医院长陈礼节、许先生生前友好门生前往吊唁。

由于黄肃秋在“四·六”事件中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参与学运斗争活动以及不顾校方阻拦,不遗余力地营救被捕学生,台湾教育部门解除了师院对他的教职聘任,警备司令部将其列入黑名单,实施监控和跟踪。一天深夜,学生林身长来到黄肃秋的住处,对他支持学生运动表示钦佩和感谢,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分析、判断,他告诉黄肃秋:您已被特务盯上了,要尽快离开台湾、返回大陆。并当即给台湾作家杨逵写了封信,请黄先生持信去找杨逵,请他帮助设法返回大陆。临别时,林身长紧握黄肃秋的手说:希望曙光到来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再见。

虽说各方重视,但要破案此案,并非易事。警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各种嫌疑人也都在排查中,他们捕拿了惯偷四十余名,“检查故衣店当铺及脚踏车店百余家”,就连自行车行的小老板亦曾为了修理自行车与许四小姐吵过嘴,亦遭到讯问。

第二天,黄肃秋准备乘火车去台中找杨逵,候车时买了一张《新生报》,报上登载杨逵已于前日被捕,黄肃秋的台中之行只好作罢。危难之时,中共地下党派人找到了黄肃秋,告诉他:你目前处境十分危险,特务正在追捕你,必须立刻返回大陆。党组织已做安排,《大公报》台北负责人严庆澍为你买好了回大陆的机票,请你马上动身。黄肃秋迅速与严庆澍取得联系,拿到机票直奔机场。在机场遇到军警搜查,黄肃秋躲进厕所逃过一劫后登上飞机,于1949年5月22日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

一个叫周家风的人成为重大嫌疑人。

在广州,黄肃秋住在中共广东省负责人古大存家中,古大存对黄肃秋回到大陆表示热烈欢迎,安排人员护送其北上。临别时,古大存交给黄肃秋一封写给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信,对他说:到北平如遇困难,请持此信去找叶剑英帮忙。到达北平后,黄肃秋感到自己政治觉悟还不够高,跟不上新中国的思想、形势,需要继续学习,主动申请去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以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学习期间巧遇周扬,周扬了解了黄肃秋的情况后,认为应该人尽其才,便选调其到文化部艺术局,编辑中国第一部《新文学选集》。

人们翻出了许寿裳罹害前数日的日记。他在日记中记有钱被盗的记事:

余话

二月六日 上午至校,嘱周家风去领薪
(上月份加成补)二万四千余元,我因正在校稿先置

黄肃秋70余年前的台湾之行,反映出周予同、郭绍虞、李季谷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祖国宝岛台湾的教育发展与政治走向的忧患意识和高度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写就一段佳话。黄肃秋和学生们在“四·六”事件中的英勇表现,是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灭亡的有力证明。“度尽劫波兄弟在”,陈文彬、李季谷、朱文叔、郑鸿溪等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陈文彬,台湾高雄人,积极支持“二·二八”起义,被台湾警备司令部拘捕,出狱后继续参加爱国民主斗争,1949年被迫离开台湾来到大陆。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和语言拼音研究工作,是《毛泽东选集》的日文翻译者,当选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又如李季谷,任教华东师范大学,着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等。再如朱文叔,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小学语文课本,还曾为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审校《现代汉语词典》等。周学普、许世瑛、林身长、杨逵等人,继续生活在台湾,均为宝岛的着名学者和作家。黄肃秋生前一直在思念他们,下录其怀友绝句二首:

皮箧旁,及校毕将如厕小便,即将款暂搁抽斗内下楼去,及回室洗手,家风亦入,我检抽斗,此款已失,为时仅两分钟,极可骇怪。后由筱海命校警査视,周警长对于周家风极注意,以家境及此地寓中之负担,及由何人荐入等等问我极详,我均替家风回护。

怀台静农绝域弦歌竟始终,每怀山斗思无穷。峡中雨止风平后,好共先生颂大同。

上个厕所才两分钟的时间,新领的工资就不翼而飞。当周家风成为嫌疑对象时,许氏“均替其回护”,足见其为人的确宽厚。

有怀台湾诸友玉山云雾双潭月,一别牵心卅载余。寄语白头天畔客,故园春满待归车。

二月七日
至校主持中文系会议,得家风信,知昨日下午校警唤他至校盘问,此事于他面子不好看,但校警为职责在不能不从各方面检査,且家风近来不检,与其女工奸私生子,知之者甚多,人因将疑其家庭负担问题也。

谁把钱偷走的?许氏当然怀疑是周家风,校警亦当然要调查他,就在许氏被害的前两天,周家凤提出辞职。二月十六日日记中记有,“信周家风,准其辞职。”看来,多半许的丢钱与周氏相关,不然他为何要辞职。

在这节骨眼上,许氏被害,“许多人都感觉着一个廿八岁河北人的助教周家风,似乎有着相当的嫌疑”,周家风自然就成为重要嫌疑人而被警方问讯,“但是在出事后的早晨,他还去找寻他的老师世瑛
(死者之长子,现任师范学院副教授另居)”。

另一个重大嫌疑人则是许世玮的同学陈耀强。

这也就是许世玮说的案发后,她“马上告诉同学陈耀强去报警”的那个陈耀强。有报刊称,“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和许四小姐正在恋爱的同学陈耀强——退伍青年军——因为在他的皮鞋、袜子、手指上发现了血迹。胸部和大姆指等处还有类似伤痕,同时他又丢了一件衣服,一双袜子,为了这些嫌疑,警务处会经传讯了他一次,此间的报纸居然发了条消息,大意是说,陈耀强每夜跳进许宅,和四小姐幽会,被许老先生发现,而且他们同向许老先生求婚,被拒绝而遭痛斥,于是嫉恨在心,出此毒手云云。”报警人成了嫌疑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的确,在警方侦破过程中,陈耀强几乎就成了案犯。在警方事后的检讨中就这样说:“当本案分途侦查中,曾获得一被嫌者,非独具有可能谋杀之原因,且染有杀人之血迹,及具备凶手应有之各种特征,众咸认;渠即为本案之凶手也,然经吾人审慎检讨,认为罪证不足。”

最让警方不解的是,对他这样一个宽厚仁和的学者,忽罹横祸,似乎与一般凶杀案中诸因素关涉不大。就是人家没有理由杀他啊。警务处副处长刘戈青说:“假使是一个贼,以前偷过他的东西,再来偷(凶手似故布疑阵,临走时,还偷去了一只皮箱,内系不值钱的夏季衣服),那又何用杀死他?而照凶器是一把柴刀和颈部同一部位伤痕五六刀来看,一定又不是英俊的胆大的惯徒。但就离床较远有血迹来看,死者一定反抗过的,但反抗为什么没有声音,最后挣扎的声音不能惊醒女儿和下女?虽然下女年纪很轻,或许不懂事。”虽然治安当局限期破案,但人们并不看好,皆以为此将为一件“无头公案”。

特别是案发后毫无常识的警员没有封锁现场,案发现场被纷踏而来的人们所破坏,这给破案人员带来了莫大困难。“当地警员于本案发生后,未将现场予以封锁,致许氏家属及亲友,均得趋前探亲,现场上一切有关之痕迹,被其蹂躏,及刑警到达现场勘验时,现场已成为不纯粹之现场,殊难鉴识罪犯与犯罪内容,供给侦查本案之线索。甚至案发现现场蚊帐右后角都为人所挤脱落。而且最重要的证物柴刀上的指纹亦被无刑警常识的警员破坏。“与本案最有关之证物,即为杀人凶器——柴刀上之指纹,然首先莅场之警员,当发现该凶刀时,不知禁止他勿予接解听候刑警人员前来采取指纹以供鉴识,竟拾起凶刀,以报纸包扎,将刀柄上之指纹完全破坏,殊属可惜,当场刑警未予精细检查,致凶手位于何方向行凶,不能立刻判断。(盖此项有关仇杀与谋财害命之判断)”

不过,警方勘查案发现场,并从许氏伤口和丢物来推断此案性质为“谋财害命”,而非仇杀。他们“一致判断这是谋财害命案,并认定凶手为一无杀人经验而且胆识极小的人”。其分析有以下五点:

1、按血花溅洒之方向,及血流痕迹,认定许氏死前必定在清醒状态,凶手可能纯为窃盗目的,被许氏发觉因系旧识,为恐奸情败露,故必致许氏于非命。

2、许氏每日在下午八九点以前入睡,时在夜中三时即醒,并起身在书房中写作,又其女世玮必在九时至十时入睡,因之被杀之时间可能在十一时至二时之间,又许氏睡时必关闭所有灯光,但经发觉时其得房灯光仍亮,故划定凶手曾从容于书房之内搜查财物,必熟悉此中房屋之人。

3、许氏被杀之住所,毫无凶手入室之痕迹,而且许氏最近已被窃一次,且前次被窃时,窃者曾将该寓所有电灯总开关闭住后行窃,此次按其家族云:“门窗悉锁闭”,凶手何由而人,此节与前次之关开关行窃技术,不无蛛丝马迹之牵连。

4、被窃物件,虽属无多,但许氏一生清高,除收藏有价值之文学书籍外,则无长物,故所失窃之对象,当然为凶手行窃之对象。

5、许氏之思想及人格,向为文化界所敬仰,且生活清高而单纯,仇杀当不可能。政治谋杀,尤无理由。

警方从现场分析还原当时发生的情形:

根据现场判断许氏之床系置于进门之右边,其头卧于近门处之一端,被害时脸朝外边,即朝室内,其里边为板壁,……由此判断,凶手入室之初先寻找钱财杂物,因翻箱取物之声,使许氏惊醒,许氏可能已目击凶手容貌,斯时凶手始以右手持刀向许氏头部猛砍,然后将财物带走,若入室后即杀许氏,似应在进门处之床头动手,……如斯则仇杀成份占大半,且仇杀之目的即达,不一定带走什物,是以谋财害命案成立之主因,即以此现场情景而判断者也。

是谋财害命,而非仇杀,事后证明此一推断基本正确,可见警方还是有“一把刷子”的。当然,许氏亦无多少钱财,“死者所遗留的现钞,只台币一千元。”

“一把钥匙”顺藤摸瓜,“无头公案”水落石出

推断正确,然又是何人谋财害命的呢?1950年,周作人记录了这么一个“魔幻”场面:

至于破案的手段也用的很是特别,大有《龙图公案》的风味。伪官方既认定是窃贼伤事主,可是凶手也找不到,于是忽发奇想,由警官到许的灵前磕头,请求死者显灵,指示破案。结果是怎样?过了一两日之后,突然从外边隔墙扔进一把破扫帚来,警官们说这是许君显灵,因为扫帚是仆人所拿的东西,便断定凶手是旧听差,不知从那里抓了一个人来,说是他干的事,那人也招认了,但是判了死罪,那人还要说什么,却不让他说,含糊的执行了事。

有趣倒是有趣,但这样的事岂能当真?不过,直至今日,我们还能听到类似的故事。2017年笔者暂居台岛时,台湾的电视里就在介绍一些妈祖显灵的事迹,其中有一故事就说到一个正到妈祖前祈祷求脱的窃贼,正好被同时在妈祖前祈祷破案的办案警察抓获,而警察正得助于妈祖的指示。

其实,真正打开此案大门的是“一把钥匙”。二十一日,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德洋突然想到,“许氏的寓所系日本式的建筑,一般日式房屋每门各有不同之钥匙两把,但现场许宅仅有一把,因而推测到凶手可能是利用另一大门钥匙进入许氏的卧室,而此凶手所有钥匙必窃自许氏,其对许氏亦必极为熟习。”

由丢失的另一把钥匙而推测得此凶犯必为熟识许宅之人,于是刑侦人员开始找许宅的“另一把钥匙”。结果发现许家进住该屋时仅只移来锁匙一把,于是又找寻上家住户查询锁匙移交情况。当警方在士林镇找到曾在上家住户服务过的一个叫阿桃的下女时,她因为此案被警方问讯了多次,早都不耐烦了,就没好气地说,“什么锁匙,锁匙的,我记不清了,她们不会去问问别人吗?那时许先生不是派有两个人去看房子吗,在他还没有正式搬进去的时候……”警员从这“气话”中得知许先生没搬进前有两个工友曾为他看房子,于是找到了当初为许先生看房的两个人,陈合和高万俥。他们发现陈合没什么嫌疑之外,于是又找到高万俥,“立即发现他的神态很可疑,当在他的身上搜出当票五张,其中一张是当皮鞋的,又搜获国币二万九千一百零二角,又发现他家有一套很时麾的西装,而且看来与他所穿的极不相称,刑事当即拿着布尺要量他的身子”,这时他就坦供了。凶犯落网。真相大白。

对于许案,警方可谓是合理推断,蛛丝马迹,顺藤摸瓜,终将一个希望渺茫的凶案,在短时期里弄了个水落石出。

家贼难防。

凶手高万俥,二十二岁,家住台北市罗斯福路四段五六巷十五号,1946年11月间,曾在许寿裳主持的台湾编编译馆当工友,后来编译所裁撤后,许先生介绍到省编审委员会当收发,一直到1948年元月底,他辞了工作。“当他在编译馆当工友时,许先生曾派他和另一个工友陈合二人去看管房子,及照顾花木一个多月,所以,他对于许宅的门路,很为熟悉,他又知道许家有一辆很好的脚踏车,便在一个月前(按,实为“数日”前)把它偷走了,同时还偷去了皮鞋一双。”

关于此次失窃情形,许寿裳在2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夜九时半入睡,十时后,晨三时前,窃贼入室盗去富士牌,牌照49465号,克罗米色,黄色马来胎28寸新男车一辆,车胎底黄色,新男皮鞋一双,盗系由炊所隐入
(炊所门想女工未必栓好)即开玄关门,推取隔室所置之车(未下锁),并到电灯总开关处,将保险丝放下,在玄关鞋箱中选取新鞋一双,客室衣架上之雨衣未取,而取其下面之黑布伞置玄关处,晨六时始发现被窃,即托陈耀强报警察局,并经警局派员来查勘一过。”注意,许氏以为贼入家的原因在于
“炊所门想女工未必栓好”,他没想到的是,其实窃

贼自有另一把钥匙。

杀手持刀前来本非要杀害许氏的,砍杀许氏的刀系凶手白天中午在船上吃饭时偷了别人的,因为他虽有许宅一把锁匙,但怕许氏的卧室打不开,就拿了刀用来准备开门用的。

当时案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只有高万俥一人知晓,我们能从他的供述中知道案发时的情形:

在十八日晚上八点多钟,我就从后门进院子里去了,可是许先生和许四小姐都还没睡,我就在院子暗角里,蹲了两点多钟,等他们都睡了,我就蹓进了会客室,蹲的太疲乏了,就在会客室里坐了半点多钟,才轻轻的推开门,走进他的卧室,刚刚进去,就被他发觉了,他在床上坐起来,拿手电筒直照我,又拿他床前的东西掷我,当时我心就慌了,不知所措,狠心的上去,就是一刀,我一看还动,就又连砍了几刀,到底怎么样?连我亦不清楚……可是……第二天我在许先生门口看看究竟如何?一看那么多人,还竟是大官,报纸上又是登着特大的字体,完了!许先生是被我杀,死了,闯了祸了,逃吧!我知道逃亦逃不脱的,就想到自首,可是……他们就抓我来了……”

熟人作案,被人发觉,狗急跳墙,遂下杀手。这与警方所做的推断“八九不离十”。

杀害了许先生后,凶犯搭乘六点钟的早班车逃到桃园,将偷得的箱子寄在桃园旅社。随后又返回台北,竟然前来许家一探究竟。察完动静,他又跑到桃园,将箱子里的衣服拿出,在台北当铺当了三万余元,就一直呆在家。

如果数日前许氏丢失自行车和皮鞋时,警方能认真对待,查获此人,许氏就不会死于非命了。事后,警方就反省称,如果当初
“应即注意该区域之治安问题,随时前往查察,一则可进行侦查许家之失窃案,二则可防止宵小之再活动,不独凶手高万俥早已落入法网,且一代宿儒亦不至惨
遭杀害。”

高万俥被抓拿时,曾提出两点要求,他称,“许先生是我杀的,你来捉我,我给你方便,不过请你答应我的要求。第一,我的父母很穷,我有一万多元台币及手表一双,请你们派人送到我家里;第二,让我写封信给双亲,如果你不答应,我死也不承认,或者自杀。”这个条件并不过分,没什么不能答应的,他给家人的信的大意是:“我愧对你们二位老人家,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请以后不要想我。我所受的教育也是白受的请将我从前读的书一起烧掉罢!”

人常说,“可怜人必有可憎之处”,反过来,“可憎人必有可怜之处”。在凶犯一面,高万俥虽死有余辜,“这个惨案之动机与肇端,实属简单,完全基于贫穷与下愚,以致在偷窃失风时竟出之行凶”。凶犯一家有父母弟妹八口,很穷。饥寒生盗贼,穷极而偷窃,偷窃走熟门,适被许氏发觉,因为熟识,所以就“恶向胆边生”,铸成大罪。正如他说的“谁愿意杀人呢!”

终于三昼夜的奋战,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凶犯被缉获。晚十时,警方发表书面谈话称:

自本月十九日清晨,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在寓所被砍身死后,本省治安当局极为惊讶。当由警务处长王民宁令饬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德洋,限于三日内破案,并派该处刑事室主任陈砥澜,率全体官警及刑事警官大队协助,于副处长刘戈青统一指挥下,不分昼夜,四出侦查,其中可疑者虽多,但经多方研究,尚未能遽下判断。迄二十一日下午,李局长以凶手由大门而入,依日本式房屋各门皆有不同之锁匙两把,而此大门锁匙,死者仅有一把,由此推测,另一锁匙必落凶手中,而此凶手,必对死者寓所情形熟识,可能即为昔日之雇用之工役私自窃去。据此残索,即令台北市警察局刑事科及第四分局全体人员,连夜慎密侦查,卒查获凶手即系死者前任编译馆长时所雇用之工友高万俥,并将其所窃之衣箱赃物及其行凶血衣全部搜获,凶手本人供认不讳,此一轰动全省之谋杀案,至此全部破案。

真凶被抓获,许世瑮对记者称:“余父一读书人,平生对人宽厚,今竟如斯丧命,殊感人世可悲”。而其他嫌疑者亦得以释放。

3月13日,审判高万俥。高万俥
“在刑庭供认杀死许寿裳不讳,更谓并无任何人指使,辩论终结。庭长宣布候期宣判,并允接见家属,高母老泪横流,高则谓已没办法。仍予还押。”18日,高被判处死刑。24日,高万俥申请上诉,“惟状呈未述理由,仅大写‘不服上诉’四字”。你把人家德高望重的许寿裳无辜残忍杀害,物证如山,百死莫赎,还有什么不服的?

1948年7月26日,《申报》登载其被执行枪决的消息。“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许寿裳惨案凶手高万俥,前经台地高两院先后判处死刑,虽曾于四月间声请三审上诉,顷亦经驳回,司法行政部执行令同时抵达,傍晚六时许,在台北监狱执行枪决。高犯临刑前,神色自若,遗书寄交其父母,嘱不要火葬,继即抽烟饮酒毕,向检察官要求一下子打死。法警挟其跪下,后脑首中弹,未气绝,再于头部胸部各击一枪后,始毕命。”

虽然案犯因谋财害命而伏法,不过,1950年的周作人仍相信许氏之死系政治谋杀。“许常批评国民党政府,很不客气,在重庆考试院时便是如此,久为特务所侧目。”“陈公侠走后,魏道明一上任,立即把编译馆裁撤,这是明显的给许一点颜色看,叫他以后可以识相点了吧,但是他毫不在乎,改在台大教书,依旧对了学生大放厥词,即使因语言关系打一个折扣,这在国民党匪帮总是极不痛快的。许又常写文章,有好些关于鲁迅的短文,陆续在
《台湾青年》上发表的着实不少,这也是国民党所很讨厌的一件事。国民党要除去许君的意思是很明了的,他的手段却很复杂,他不明显的由内地来的特务行动,却转过弯叫本地入来下手,结局再把他牺牲了事。”不过许案破获的经过来看,这些推断似难成立。

公祭、入殓、追悼:魂兮归来,哀哉雪涕

有关许寿裳先生殁后入殓、公祭之情形,其长公子许世瑛随后编写的《先君年谱》中这样简约记述:“二十日下午三时,先君遗体入殓,当即移灵至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冷藏室暂殡。二十三日上午八时举行公祭,礼毕,即将灵榇运至台北市火葬厂,举行火葬。”

其具体情形可在当年报刊得知。许氏被害后的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在许氏寓所举行入殓典礼。典礼情形如下:

省府谢秘书长,新闻处林处长,警务刘副处长,省参议会李副议长,台北市政府游市长,台湾大学陆校长,乃教授学生,暨许氏的生前友好等二百余人,均到灵前鞠躬致哀,由陆校长主祭,灵前陈列着省府魏主席及谢秘书长等所致送的花圈数十个,典礼开始后,大家绕着许氏的灵柩一圈,瞻仰着许氏的遗容,这时很多人便压不住了一种悲哀的情绪,相继红着眼眶哭了,有的竟是泣不成声,尤以李季谷校长,悲泣最甚,许氏的遗体收棺后,即寄厝台大附属医院。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先生的公祭仪式在台大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十时许,凶犯被押解到许氏灵前示众,人心略得安慰。前往致祭的有监察使杨亮功,教育厅长许恪士,副厅长谢东闵,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台省师范学院院长李季谷,及台湾大学学生一百人许。警务处曾将凶手及赃物凶器等押至灵前示众,高万俥全无“惧态”。公祭结束后,十时多,许寿裳先生的遗体移至三板桥火葬场火葬,台大陆校长,师范学院李校长,及许氏生前好友十余人,送殡至火葬厂。二十四日晨八时,取骨灰。

相关追悼纪念活动也相继展开。

二月二十八日午后二点半,在上海绍兴路中华学艺社(今上海绍兴路7号),由中华学艺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科学社、中国民生教育会、中国教育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上海分会等十二学术文化团体发起举行许寿裳先生追悼大会。各团体代表和来宾有李石曾、陈鹤琴、蔡无忌、孟宪章、许广平、林辰等近百人。中置巨幅遗像,四周挂的挽联,发起团体每单位推一人组成主祭团领导行祭礼。李石曾代表主祭团献花后,作简短演说,痛惜一代宗师惨遭毒手。许寿裳的女儿报告遇难经过,接着陶公衡、许广平等报告生平。许广平说,“有人说寿裳先生的作风对人平等,主张自由,然而蔡先生是寿终,许先生却被暴徒暗杀了,我们该怎样为这一代宗师复仇雪恨?在是非颠倒,黑白不明的今天,我们希望他的死是最后的一个。我们有手不能写,有嘴不能说,但良心是不能泯灭的啊!”四时多祭礼毕。

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文化教育界假台北中山堂开追悼会。“出席谢瀛洲,严家淦,钮先铭等一百余人,秘书长谢瀛洲主祭,监察使杨亮功,教育厅长许恪士,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台北市长游弥坚及师院院长李季谷陪祭,魏道明及彭孟缉司令等均有挽联吊唁,开会读祭文后,即由李季谷氏报告许氏生平,嗣由陆志鸿氏致谢,渠对许氏惨遭杀害,极表痛惜,对于军警当局迅速破案,表示谢忱。最后由许氏长子世瑛,次子世瑮及幼女世玮向到会人士答谢,十时许散会。”

其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廿九日,台湾各界人士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季茀许先生灵前曰:于戯先生,稽山秉秀,鉴水含清,多文为富,早享盛名,尽瘁教育,鞠躬毕生,既开风气,亦作群英,太炎文字,师其渊泓,鲁迅呐喊,友其大声,不厌不倦,谦而弥诚,弸中彪外,性气和平,威而不猛,人莫敢撄,经师人师,远近心倾,及来台湾,馆设编译,抱大决心,具大计划,学校教程,社会读物,省中文献,海外图籍,纂组纷罗,研深探迹,期以三年,当大收获,未蒇厥事,遂移教席,化雨和风,弦歌朝夕,何图飞祸,丧国之良,非疾非疫,血溅衣裳,群疑群骇,何人所伤,元凶虽得,人百莫偿,高风追忆,泪雨淋浪,先生之仁,人受其惠,先生之勇,宜有防卫,一刹那间,祸不克避,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设位而哭,荐羞而祭,凄怆一堂,人间何世,魂兮归来,哀哉雪涕,尚飨。

时邀许先生出台湾大学校长的陆志鸿撰诔词云:

会稽毓秀,自幼岐嶷。读书种子,经史手披。东渡扶桑,益加砺砥。驰聘文坛,腹笥孰比。善诱循循,树人学府。南北东西,群沾化雨。尽瘁教育,四十载有奇。经师人师,兼而有之。守真抱朴,乐道安贫。珠玑咳唾,著作等身。颜筋柳骨,试笔临池。银钩铁画,肥瘦皆宜。德行超逸,古之高士。温文尔雅,今也君子。秉性仁慈,无怨无雠。觊觎青毡,仆砍主头。天昏地黑,鬼怒神嘻。玉山黯然,淡水凄其。世风浇薄,一至于斯。哲人长逝,我心伤悲。

当时名流如居正、戴传贤、李书华、潘公展等多有挽联挽辞,或彰其德业,或抒发哀思。居正挽联为,“名重鲁齐,乐育春风垂教泽;耗传台岛,凄凉夜雨霣仪型。”李书华挽诗为,“呜呼许公,士林所宗。四千余年,教泽靡穷。胡来殂者,找我文星。山高水长,永念遗风。”又有《社友》刊有的挽许寿裳社友一联云,“沧浪濯足,东海钓鳖。斧声烛影太无端,要令短气清流,古今一痛。余杭及门,山阴弼教。才达德成真健者,况有白头家学,薪火千秋。”

3月15日,吴敬恒、李石曾诸致信上海吴铁城市长,请协助将许寿裳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挚友鲁迅墓旁,以使得两位生前挚友,死后仍能相聚一起。报云:“许寿裳教授在台遭狙击殒生,噩耗传来,亲朋雪涕。现许氏家属及其生前友好,拟就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旁为之营葬,因许本与鲁为至交,得傍松楸,益征生死不渝之契,其墓地需空穴八方,已由吴敬恒,李石曾,陈仪,潘公展,方治,蔡无忌等于昨日联名致函吴市长,请予协助,俾安窀穸。”

刊印许氏遗著亦成纪念文化名人的当然之举。3月18日,报上呼吁
“凡挽送联幛花圈,均改赠现金,以为刊印许氏遗著之用”。随后还能看到“本市文化团体联合商印许寿裳遗著,正在接洽中”的消息,但后来,许氏遗著似未印出。

从以上叙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许氏惨案的案发情形、破案经过、凶手伏法、各界悼怀诸情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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