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序

“对学术刊物而言,关键不在于作者认不认识,熟不熟悉,而在于文章够不够在本刊的发表水准。作者再有名,如文章不符本刊要求,只能说声抱歉。作者还是硕士,文章有新意,照样刊用。对拙编《现代中文学刊》,即便是约稿,实在不行,也只能不用”,作为执行主编的陈子善有自己编刊的原则,那就是稿子的质量必须过硬。正是因为这一点,《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8月创刊)在执行主编陈子善以及黄平、张春田等责编的努力下,作为一个十分年轻的刊物,影响力与日俱增,2015年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文学类核心期刊,2016年入选南大“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目录》中国文学扩展版期刊,同时还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笔者看来,《现代中文学刊》有以下几点。

王富仁兄是我的畏友。但是,哪一年认识他,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现在竟想不起来。这种遗忘好像很不应该,确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年太自信了,自以为记忆力强,不必记日记或记事之类,而今已悔之莫及。

首先是刊物的作者来源广泛。如今的不少学术刊物是有严格的门第等级观念的,即使是副教授或者在读博士在核心期刊上发一篇论文也并非一件易事,有的甚至要缴纳巨额的版面费,但《现代中文学刊》的作者并非全是专业研究者,赵国忠、吴心海、夏春锦、曹然等数位都是非专业出身的业余的文学研究者,单是吴心海一人就在《现代中文学刊》发表了七篇史料考证文章。从年龄上来说,几乎遍布各个年龄段:20后(如钱谷融、徐中玉)、30后(如洪子诚、吴福辉)、40后(如钱理群、王富仁)、50后(如王晓明、程光炜)、60后(如黄乔生、杨联芬)、70后(如周立民、易彬、)、80后(如李松睿、王贺)、90后(蔡东、丁雄飞),既有学术名家,也有学术新人。

不过,首次与富仁兄见面,一定与我们共同从事的专业,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关,也应是不争的事实。我现在只能推测,认识他,应该在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留在北师大执教之后。他是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单是这二条,就令人刮目相看。李何林先生与唐弢先生、王瑶先生一起,为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导师,早在1920年代末,他就在中国新文坛崭露头角了。富仁兄师从李先生,自是他的幸运,而李先生有富仁兄这样的高足,想必也会感到自豪。

其次是专辑化。既有作家研究专辑(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老舍、徐志摩、何其芳、沈从文、郁达夫、施蛰存、张爱玲、夏衍、丁玲、曹禺、赵树理、萧红)、作品研究专辑(如《繁华》研究)、文学社团或流派研究专辑(如创造社作家研究、现代派作家研究、1910-40年代通俗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专辑(如抗战文艺研究、中国新诗百年研究、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文学与语言形式研究、左翼文艺研究、80年代文学研究、“十七年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香港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共和国初期文学研究),还有学者研究(纪念)专辑(如中国近现代文学学人研究、庆祝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陈世骧研究、纪念贾植芳先生、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纪念夏志清先生、纪念樊骏先生、纪念王富仁先生)。对于鲁迅、郭沫若、胡适、巴金等重要作家,不单设有专辑,还有专号。比如2011年第3期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专号,单是鲁迅,分设鲁迅思想和作品、日本鲁迅研究、鲁迅与托洛茨基、史料四个专辑。比如2011年第6期是“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专号,分设胡适遗稿、胡适思想研究、胡适的爱情观、胡适与文学艺术、史料四个专辑。现当代文学学术刊物设有专辑的并非只有《现代中文学刊》一家,但能每一期都能设有1到3个专辑,据笔者观察,唯有《现代中文学刊》。设立专辑(专号),最大的好处是对某个作家、文学社团或文学史专题能有一个深入的研究,能将相关的学术成果集束化推出。

1990年代以后,与富仁兄见面的机会多起来。这是有合影为证的。一次是1990年代末在浙江桐乡的合影,照片上人很多,有钱理群、张梦阳、葛兆光、夏晓虹诸位,富仁兄正好和我对面而站,大家一起在观赏桐乡钱君匋艺术馆的藏品。这次同仁会聚桐乡,是黄育海兄主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重新编注《鲁迅全集》的启动会议,不料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后来被迫中止,却留下了与富仁兄这张难得的合影。另一次是新世纪之初,摄于西安,我们一起在陕西师大开会,照片上富仁兄与刘勇、陈国恩、罗岗诸位和我并排合影,富仁兄笑容灿烂,右手亲切地搭在我肩上。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没过几年就患上了绝症。

再者,刊物的栏目多样化。《现代中文学刊》不局限于学术论文,除了专辑,还设有特稿、访谈、演讲、批评、学术随笔、书评、译文、史料、回应等众多栏目,封面的背面或者封底刊有作家的手迹或者故居照。整本刊物具有执行执行主编陈子善鲜明的学术风格,集学术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可读性非常强,并且每期还印有少量的毛边本。

无可否认,富仁兄抽烟太厉害了,厉害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一次在重庆开会,我俩都很早到餐厅用早餐。不过,他不急于去选取食品,而是坐下来先抽烟。我不禁好奇地问:老兄一大早就烟瘾发作?他乐了,不慌不忙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包烟。看着我吃惊的眼神,他狡黠地笑了笑,再从长裤左右口袋中掏出两包烟,像变戏法一样。好家伙,堂堂大教授成了魔术师一般。他得意地告诉我,一天至少五包烟,不一大早开始抽,怎么抽得完!看来古人说的人无癖不可交,在富仁兄身上也应验了。他的烟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如此有名,烟给了他许许多多“烟士披里纯”,但也终于缩短了他的寿命,以至他离去后,我的挽联上句是“腾云驾雾,得迅翁真传”,这完全是写实。

另外,一般的学术刊物单篇论文一般不超过一万五,但《现代中文学刊》“既发数万字长文,也发数千字(五千字以下)短文,只要言之有物,有创见或有新史料”(陈子善),还刊出过三四万字的长文,比如2017年第3、4期连载的王富仁的《学识·史识·胆识(其四)—“鲁迅与顾颉刚”续篇》(上、下篇)长达七万余字,2014年第1期王贺的《超越纪念史学与现代中国鲁迅纪念的多重面向——以西北诸地鲁迅纪念实践(1936—1949)为例》近四万字。

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每次见富仁兄,谈的都不是学问,都不是我俩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而是兴之所致,海阔天空,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北方人所谓侃大山,南方人所谓嘎讪胡是也。也许我俩都认为既然难得相见一次,干脆就纯粹聊天,反而比一本正经论文说艺来得更有意思。若说要与学术相关,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我听说他在某次鲁迅研究会后态度严正地直斥某人。后来见到他,忍不住求证,果有其事否。他不直接回答有或没有,只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陈子善在《编辑学刊》2009年第2期写有《有感于编书三十年》,他坦言编书是为“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研究打下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石”。在笔者看来,他编《现代中文学刊》的时间虽然远远不及编书的时间长,但同样值得关注。他不是为了编书而编书,不是为编刊而编刊,而是有他的文学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用编书(刊)的方式,一个人在重写文学史,重新构造现代文学史的版图。

说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众所周知,富仁兄擅长宏观研究和理论阐发,而我醉心于微观研究和史料爬梳,虽然我俩对现代文学史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接近。我一直很钦佩他的学问和敬重他的探索勇气。他胸怀高远,他视野开阔,他看法独到。他的文章汪洋恣肆,颇有气势,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有一种充满激情、富于雄辩、直指人心的力量。这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也是我所难以企及的。从出版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到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史到倡导“新国学”,富仁兄一直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和发扬真正五四精神、总结和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沿,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锲而不舍,义无反顾。

富仁兄有自己的操守和追求,但他并不墨守成规,也不划地为牢,和我这样的朋友也很谈得来,常常在谈笑中流露出他天真可爱的一面。他的包容和与时俱进,同样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他对学生不强求一律,而是因材施教,看重并支持学生的学术兴趣。他指导的硕士生宫立对文学史料着迷,他亲自致电我,郑重推荐宫立报考我的博士生。后来宫立的成长也证实了他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并非每个研究生导师都具备的。

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以后,富仁兄理所当然成为我的重要约稿对象。承他不弃,时有新作贻我,如《学刊》2012年第1期就发表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骏论〉之一章》。当我得知他病中仍在奋力撰写《学识·史识·胆识》的系列论著时,就很希望他能惠稿。《学识·史识·胆识》大概是富仁兄后期最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前三篇专写胡适,分别以《胡适与学衡派》《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胡适与“胡适派”》为题,刊于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5期和《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也构成了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一部分。而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部长达22万多字的《鲁迅与顾颉刚》,前29节连载于《华夏文化论坛》第13至16辑,而他慨然允诺把此文后15节交《学刊》刊出,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鼎力支持。令我十分痛惜的是,《鲁迅与顾颉刚》后15节在《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4两期发表时,富仁兄已不及亲见了。

在简要讨论富仁兄这部精彩的力作之前,略为回顾一下顾颉刚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据鲁迅日记,两人1924年10月12日首次见面,是日下午顾颉刚随鲁迅学生常惠(常维钧)一起拜访鲁迅。一个多月后,鲁迅应顾颉刚之请,为他主编的《国学季刊》创刊号设计了颇有特色的封面,这是鲁迅设计的第一种杂志封面,不能不特别提出。此后两人互有通信,顾颉刚1926年6月15日寄赠鲁迅新著《古史辨》第一册,并在环衬上题字:“豫才先生
审正
颉刚敬赠”。同年9月8日,也即鲁迅抵达厦门的第五天,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即拜访鲁迅并赠《诸子辨》(宋濂著)。9月22日,顾颉刚又赠鲁迅其所编的《吴歌甲集》,环衬上又题字:“豫才先生评正
颉刚敬赠
十五、九、廿二厦门”,此书和《古史辨》第一册至今仍保存在鲁迅藏书之中。

从以上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与顾颉刚虽然交往并不频繁,最初还是较为友好,顾颉刚对鲁迅是尊重的,多次赠书求教;鲁迅对顾颉刚也给予了帮助,有求即应。当然,两人的矛盾在厦大时已逐渐开始显现,鲁迅1927年4月26日致孙伏园函中已有所提及。此后发生的事,凡读过鲁迅杂文《辞顾颉刚令“候审”》、鲁迅1927年5-7月间致章廷谦、台静农、江绍原等人的信以及所作历史小说《理水》的,应该都已熟悉,不必再赘言了。

显而易见,富仁兄并不满足于对鲁迅与顾颉刚关系始末的简单追溯,或者说这不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他更关心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为什么会交恶,他们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的实质。用富仁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之所以花费如此长的篇幅清理这件‘积案’,是因为它实际牵涉到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并且直至现在这些分歧还常常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它们。它是在当时历史时代两个‘大师’级人物的‘互视’关系中发生的”。确实,在这篇长文中,富仁兄探讨鲁迅和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来龙去脉,探讨他俩因文化上的分歧而导致情感、情绪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还重新审视“整理国故”与古史研究、胡适和“胡适派”、“现代评论派”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分析论列,直抒己见。富仁兄坦率承认“根据作者本人的看法,本文更多地谈到顾颉刚的缺点和不足”,但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有理由、有资格轻视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这种对待历史人物客观而全面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深得我心。

总而言之,富仁兄这部《鲁迅与顾颉刚》是厚重的,也是尖锐的,全文高瞻远瞩,思辨严密,博通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仅对我们重估鲁顾之争,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20世纪中国的学人、学术和文化,均不无启发。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富仁兄最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如视为他的精神遗嘱或许更为恰当。因此,不管赞同富仁兄的观点与否,它都值得我们珍视。

主持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的贺圣遂兄常读拙编《现代中文学刊》,他读到了《鲁迅与顾颉刚》后15节,大为叹服,立即致电我询问此文前半部情况,明确表示原意出版全书,以纪念他所尊重的富仁兄。以此为契机,“王富仁三书”(除了《鲁迅与顾颉刚》,另二书是《端木蕻良论》和《樊骏论》)的出版计划开始在商务实施。我感谢圣遂兄慧眼识宝,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以寄托我对富仁兄的思念。我相信,虽然富仁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纸墨寿于金石,他留下的文字会一直伴随我们在思想和学术探索的长途上继续前行。

2018年5月2日王富仁兄周年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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