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花前又见燕归迟

牟先生一生最后一部大书是长达一千页的《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0出版。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学识和见解的综合,也是我见到的有关这九百年中国史的西文通史性著作中最详尽的一部。此书的缘起是他和杜希德先生曾订约合写一部给大学生读的中国通史,当年决定由杜先生写从秦汉到唐的中华帝国史前半部,而他则负责写下半部。可惜后来杜先生因主持剑桥中国史工作的缘故不得不放弃前半部的写作计划,而牟先生所负责的部份则在他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契而不捨地完成了。

2009年,当史景迁教授应邀至史语所担任
“傅斯年讲座”,我把这一段对话转述给他听,他一脸狐疑,似难置信。要之,杜希德奉行的乃是严谨的实证史学,史景迁却是以文采灿然行于世,二者学问风格截然有异。乍听杜希德的赞美,令史景迁大出乎意外,经我婉转解说之下,盖缘杜师酒后吐真言;史景迁方才释然。剎那时,我顿时体会到,他终因严师的肯定,喜形于色的一面。

文汇报:关于“汉学”这个概念,海内外各个领域的学者有各种的解读。看似相近的其他一些概念——比如国学、中国学等,也常被用来与“汉学”进行比较。您视野中的“汉学”是一个怎么样的研究领域?是否有“旧汉学”和“新汉学”这种概念的区隔?

除了这一本小书之外,他对西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翻译萧公权先生的杰作《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书篇幅庞大,且微言大义,引用文献无数,英译者所面临的挑战自不言而喻。更何况以牟先生的学术标准,他是决不肯草率从事的。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已高,按理不必要作此种吃力又未必讨好的事。但他出于对萧公权先生的尊敬和对这部著作的价值的重视,间断花了许多时间,并特地为此休假一年,到萧先生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专心从事此书的翻译。虽然最后仅完成并出版全书翻译的一半,这已经是继
Derk Bodde
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西方对中文学术著作介绍的里程碑。好像在牟先生之后西方学界就无人成就类似规模的工作了。译文的质量如何,读者只需比较一下原文就可判断,这里也不需我多说。

不容讳言地,史景迁治学以个人才性为主,究竟高不可攀;但其师杜希德的治学方略,按部就班,有迹可寻,却造就人才不少。若说杜希德的贡献,在于提升西方汉学的研究水平,史景迁则是将中国历史的研究推展至广泛的英语读者,其作品经常入列《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他遂顺势变成中国史在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代言人。2004年,他打破中国研究的藩篱,继费正清之后,膺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成为西方主流学术的领军人物。为中国史的研究挣得许多光彩,此当不在话下。

文汇报:我们如何理解“汉学典范转移”这样一种变动?

我在过去十几年中所见到在西方的中国学专家亦可谓多不胜数,但以人品,学问和见识三者等量齐观的话,能超越牟先生境界的恐怕是没有的。尤其是他的充满创造力的学术生涯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的建立与成长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其一,由于史语所有些同仁,曾经游学普林斯顿,经他们两相奔走,杜希德遂决定于1997年将知名的老牌学志——Asia
Major从普大移至史语所续刊。这个举措两相得宜,使 Asia
Major不致断炊,而赓续至今。另方面,史语所立即在西方汉学取得发言的舞台。

陈珏是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历史所教授,汉学研究是他近年来的一大聚焦领域。他从2010年初开始主持两岸清华大学的“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并积极推广“新汉学”全球论坛的理念。在两年多来的摸索过程中,陈珏对“新汉学”这一学术新领域有很多体会。在他看来,“新汉学”有容乃大,尚在型塑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学术社群,各有各解,决不是简单的“新”与“旧”的二分问题。

有趣的是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系建立的贡献与史东造就普大历史系的贡献真可说是旗鼓相当。牟先生对普大中国史研究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确立以古代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二是对中文教学的尊重。如果前者还是从当时西方汉学主流发展出来的话,后者则可以说是不同流俗的创举。他反覆强调中文的教学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而且要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并重。这是一种从语言学而非从西洋汉学只重书面解读的角度来主导的中文教学法。他以前的同窗学友陈大端教授当时正在普大主持中文教学,所以牟先生得以和陈大端在这点上通力合作。

1999年我重返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其间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教授,邀我去镇上一家法国餐厅用餐。这家餐厅位于镇上,号称是普林斯顿最佳的法国餐馆,的确盛情可感。席间的谈话,迄今犹心存感念。杜老突然问我:“想不想留在美国发展?”由于事出突然,一时无以作答。歇时,我才支支吾吾地答道:“故乡还有两老需要奉养,必得回去。”看得出来,他有些微的失望。这顿饭吃得汗颜。

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初开始,规划了一整套雄心勃勃的“剑桥洲别与国别史”,至今还在不断出版中,意在出齐一整套数以百卷计的权威性“世界通史”。除了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剑桥不列颠帝国史》和《剑桥现代法国史》等之外,尤重欧洲以外的“洲别与国别史”,每一套都是多卷本,如《剑桥拉丁美洲史》《剑桥非洲史》《剑桥伊朗史》等许多种,其中也包括一批重要的“文明古国史”,如《剑桥埃及史》《剑桥印度史》和《剑桥日本史》等。每一套个别的“剑桥洲别与国别史”总主编,都是西方学术界中的公认大师,由他们邀集各套“洲别与国别史”中不同时段的一流专家来撰写各自相关的卷与章。《剑桥中国史》共有十五卷,在“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系统中,是分量很重的一种。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出版,从某种角度标示,其时“中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成熟学问,因而有里程碑的意义。

他最重要的贡献自然是对于元明史的开拓。这方面的成果现已蔚为大观。他将蒙元和明连在一起的观察能力和眼光至今仍无西方学者能步其后尘。我猜想这和他在中国受到极好的训练有关。他那一代的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时多只注意其在日本和欧洲的进展,而他却一直强调对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的吸收。比如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评
John Dardess 明初政治专著的书评裡,就直言不讳的指出 Dardess
不该不参考保括萧启庆在内的台湾及大陆学者的蒙元史研究成果。

杜希德平常举止庄重严肃,不茍言笑;论学尤其认真,学者因是敬畏有加。可是我业经高人指点,三杯红酒下肚,就打开话匣,侃侃交谈了。席间我们不时以学术轶闻助兴,他有一个论点:只要一本书出版之后十五年,还有人征引,即为好书。当时我尚年轻气盛,听了颇不服气。文章不是千古事吗?但随着年岁既长,方才觉得其所言不差。记得我也曾抛砖引玉,提出:他的门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 )的学术渊源,应来自19世纪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9)文史合一的传统。杜老嗤之以鼻回答:“算了,黄博士,那是天赋!”(Come
on! Dr.Huang, it is a gift!)令我灰头土脸,不知所云。

陈珏:如前所言,杜先生不仅长于唐史,还是一位汉学界通才。谈到“通人”的部分,我认为杜先生一生里程碑式的贡献,为主编《剑桥中国史》、《泰东》学报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其中《剑桥中国史》与费正清共同主编,《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度与哈佛韩南(Patrick
Hanan)共同主编,将以剑桥为代表的“欧洲派”英国汉学,与大西洋对岸风起云涌的新兴的“美国派”汉学融合起来。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基金不断括充,到今天可说已使普大东亚中心和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一样,是世界上东亚研究方面资本最为雄厚的机构。这和一九六八年史东成功地将
Shelby Davis
捐助给普大的大笔款项成立了名闻遐尔的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在普大所遇到的东西方研究东亚方面的访问学者,几乎无一不是由东亚中心资助。如果没有这一层机制上的保障,则普大东亚研究的格局恐怕会是另一番光景。

初始,我读过史景迁的《中国康熙皇帝的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4),当时只觉公私文书剪裁甚佳,读来趣味盎然,并未充分领略到他真正卓越之处。但日后他一连串的巨作,以个人传记所拓展出去的叙事手法,烘托出该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特色。其运笔、布局的特色,连赖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教授生前均称誉他
“拥有天使般的书写能力”。而正是这项非凡的本事,终令其在众多西方中国史家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中国史
“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的典范。而其所致的“文史合一”的境界,丝毫无愧于其中文命名“景仰司马迁”的涵意。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为何这一套重要的汉学研究丛书在西方之外少有人知?

联陞

他本来长期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日后才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这与普大的枢纽人物——牟复礼(Frederick
Mote,1922—2005)教授脱不了关系。杜希德能从剑桥过来,和之后余老师也从耶鲁前来加入,均是牟复礼苦心积虑的杰作。该时无疑是普大东亚系的黄金时代。他们三位遂成西方汉学的实学典范。

这样一位当代汉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在中文世界也与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一样默默无闻。杜希德对汉学的三大贡献,除《剑桥中国史》外,其他两项在西方闻名遐迩,在中文世界却鲜为人知。对此,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认为,“也许正可看出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宛君 致候 一九七五双十二

其二,他身后,家属和同事决定把他的藏书及重要档案全数捐给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无疑增添该馆的收藏不少。2007年9月,举行的捐赠仪式,其子Peter和Nicholas均来台出席,以示隆重。

陈珏:我略举《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史”部的几个例子。20世纪中叶开始,汉学界逐步与当代西方史学潮流同步,从以前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转向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各个分支的细致研究,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经济史、家族史、地域史、外交史,乃至华人的“离散”(Diaspora)史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分支,也都纷纷登场,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今天已汇成巨流,蔚为大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在此过程中,扮演过一个前驱的角色。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在牟先生任教期间,普大的东亚系成立并发展为人材济济的一方雄镇。光就中国史而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除了牟先生负责明清以外,隋唐方面有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大陆多误译为崔瑞德)先生,宋史则有刘子健先生,所以一时间普大有中华帝国的称誉。虽然于八十年代后期牟、刘二先生相继退休,余英时先生的到来又使这一盛况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必须一提的,牟复礼二战后曾在金陵大学、燕京大学读过书,跟过几位饱学宿儒,中学底子扎实可靠,能吟诗作词,在洋人中极为罕见。后在美国,复师从适时在美任教的萧公权(1897—1981)教授,萧乃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牟因景仰萧先生,曾英译了其师的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上半部。尔后杜希德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1907—1991)合作编纂《剑桥中国史》,他又出了不少力气。他本身学问极为了得,乃是春风化雨型的良师。牟的中文名字盖取自《论语》“克己复礼”,为此他始终执一不迁。有趣的是,另位美国汉学家孔飞力
(Philip
Kuhn,1933—2016),原名为“孔复礼”,因“文革”而改为“飞力”,二者的文化坚持不言而喻。

陈珏: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地域和人种的“地球村”里。以此为背景,分析正在悄悄走近的汉学第三次“典范大转移”的动向,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在地域上此消彼长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学问的不同思路和不同学术传统逐渐汇流的过程。我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有机会在美国、新西兰和台湾地区的主流大学任教,并经常到大陆、日本和欧洲各国访问研究,深切感受到这些不同思路和不同学术传统都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十分有必要汇流,也正在汇流。

双福 并贺新喜

按,杜希德在西方汉学以治隋唐史闻名,在财政史和史学史均有所建树。杜希德中国学问的养成,源自英国的汉学传统;进而,他前往日本东大进修,遂受扶桑汉学之益。他的老师乃是中国法制史的名家——仁井田陞(1904—1966)教授,我个人在研究孔庙时,因取资《唐令拾遗》,也领会到仁井田先生在制度史上的功力。毋怪杜希德的成名作《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1963),染有极明显日本治学的风格。

“红粥会”的创办人是如今已届九十高龄的哈佛教授赵如兰。哈佛常有世界各地的汉学名流来去,赵教授常常邀请他们到家中客厅发表演讲,席间招待一碗“红粥”,座下的听众有本校重量级教授,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研究生,这里成为重要学术信息的一个前沿交换场域。“蟠桃会”的创办人,则是现已退休的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乃吉川幸次郎的弟子,在京都为圆心的日本关西地区“汉学圈”中影响力甚大,其以校园名胜“乐友会馆”为主场办“蟠桃会”,围绕文学、考古、宗教诸领域,宣读论文,自印辑刊,凡二十余年,成为京都汉学的一大景观。今年台湾清华大学和姐妹校加州柏克莱大学、京都大学的教授,连袂发起成立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并在联盟的架构下创办了台北“金萱会”,邀请两岸和世界各地的一流学者参与,希望办成一个中文世界的“汉学交流圈”,成为呈现海外、大陆、台湾地区等不同据点之间的各自视野的高端交流场域。

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往往有其所谓的传奇(legend)故事。我于九十年代初才来到普大,所以无资格细数此间东亚研究创业期的人事掌故。但有一个和牟先生有关的小传奇则是耳熟能详的。牟先生的夫人极多才多艺,製得一手好陶瓷。当年牟先生为了让东亚系的研究生有一个讨论研究心得的场合,特地创办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茶会。茶会的名字叫
Cracked
Pot,字面的意思是「有裂缝的茶壶」。这当然是因为茶会所用的茶壶出于牟太太之手,上面的确有一道裂痕。但其名之所以起得很贴切是英文中「cracked
pot」
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是指痴狂之人。此名用来形容研究生初生之犊的无畏精神可谓妙语双关,且富有禅意。这一茶会沿续至今,可惜这一代的研究生中仅有极少数知其渊源了。

(作者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文汇报:前不久胡晓明教授刊登于本报的文章,提到“汉学交流圈”这样一种存在。能否请您介绍一些这个圈子的动向和交流情况?

牟先生的博士论文是对陶宗仪《辍耕录》的研究,而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则研究明初诗人高启,将其放在明初的政治下分析。在这之后他几乎在元明史的各个领域内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他写的关于南京的论文,收在斯金纳(William
Skinner)所编有关中国晚期城市的论文集中,是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典范。可喜的是这部书如今也有了中文译本。牟先生在明史方面的工作以主持两大本《剑桥明代史》的编写而达到高潮。我不治明史,且这部著作的影响已有公论,这裡就从略了。

可见其新旧无欺,同受欢迎。我也见证过他在台湾讲演高朋满座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

陈珏:我在《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的缘起说明》文中提出汉学有三次“典范大转移”:第一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的典范转移,以欧洲为中心。第二次发生在二战后,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完成了从一门“象牙塔”中的“古典”学问到一门与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同步的“新”学问的典范转移。第三次目前还是一种“有迹象的预测”,亦即也许只要在本世纪再过短短十五到二十年,“汉学”研究的重心就会从欧美返回到东亚,这与近年学术界热议的所谓“汉学回家”的说法,不无共通处。

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普大迄今为止都保持了的特色。但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的影响并不止此。他对普大东亚研究资源的积累作出的贡献同样地意义深远。首先是他对普大葛斯德图书馆发展的关注。虽然葛斯德图书馆在牟先生来之前就已是收藏中国文史珍本善本最有名的中心之一,但整体的图书收藏尚远不及哈佛燕京等其他老牌东亚图书馆。这种情况在牟先生任教期间就完全改观了,葛斯德的中国文史方面书籍的收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到他荣退之时,藏书的完整和丰富都已举世公认了。同时他又创办了《葛思德图书馆馆刊》(Gest
Library Journal),现已改名为《东亚图书馆馆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y),内容以研究古籍为主,并涉及东亚文史哲各领域。其次是他对普大博物馆东亚文物书画收藏的扩充。

不止其著作文采斐然,即使他在耶鲁所开之课,亦极受欢迎,竟成耶鲁一景,学生动辄近千。曾为其研究助理的陈弱水告诉我,助教即有二十位之多。日后,连“后现代史学”的阵营,亦亟亟欲将其纳编,屡取其《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1987)作为同调(请参阅拙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页
204)。

陈珏:胡晓明教授提到的“汉学交流圈”,正是上述的“汉学汇群流”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这样的“汉学交流圈”在英文世界和日文世界中早已存在,它们分别是名闻遐迩的美国“康桥”“红粥会”和日本京都“蟠桃会”。

在这方面他和创立普大中国艺术史研究传统的方闻先生以及已故收藏家 John
Elliot
同样地有长达数十年的密切合作。而牟先生个人对于中国书画和版本印刷等的浓厚兴趣和渊博知识的修养已融入他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比如他写关于元代文人隐逸(eremitism)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象徵的经典文章就是迄今研究元代士大夫艺术必需参考的作品。当然从学术体制的角度来看,牟先生对普大东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七十年代与校方交涉成功,将原来由校方掌控用于支持东亚研究的大笔经费移到东亚中心(East
Asian
Program),由和东亚研究直接有关的教授支配,这样不但确保了未来和东亚有关的学术活动经费无虞,并使其完全独立于学校官僚系统之外。

末了,1996年,他欣然接受“傅斯年讲座”的邀请。在访台期间,我特别邀他共餐,以答谢他先前协助拙著在剑桥大学出版。前几天,他因门生故旧热情的安排,享用了不少丰盛的中餐,遂提议吃西方的食物。因此我特地四处打听,找了一家在本地颇有名气的法国餐馆,谐音叫“花得起”;据说是台北最好、最昂贵的西餐厅。的确,该餐厅装潢雅致,气氛极佳,菜色尚属上乘,可是,杜希德餐后所下评语只是:“吃起来像法国餐!”(It
tastes like French food!)让我为之气结,血本无归。

正如《剑桥中国史》不是一部孤立的“剑桥史”,《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也并非一套孤立的“剑桥丛刊”。“剑桥丛刊”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初开始规划的另一个里程碑式学术工程。它涵盖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重要领域,意在把上述各领域内顶尖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本一本及时刊布出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剑桥丛刊”已经出版了几十“套”,凡三千余种丛书:按“套”计,举例如《剑桥高等数学丛刊》《剑桥美国文学与文化丛刊》《剑桥比较政治学丛刊》《剑桥犯罪学丛刊》《剑桥公司法丛刊》《剑桥基督教义丛刊》等,每套都有十来种到百多种不等,成为一个前沿学术“万有文库”和相关领域学者的“必读书”。

五十年代中,牟先生初来普大教授中国史的时候还没有独立的东亚研究系,更谈不上有全方位的中国文史研究,连牟先生自己都是隶属于东方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的教授。该系以近东研究为主导。1968
年东亚系的建立,以他的推动为关键,所以称其为普大东亚系之父并不过份。我们今天可能已很难想像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的格局之中东西方文化比重的悬殊。

有数件事,杜希德与史语所关联非浅:

文汇报:“转移”意味着一地的衰落和另一地的繁盛吗?能否简单地理解为汉学在地域上的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的印象中,牟先生治学的特点是结和汉学的素养和史学的眼光。他的汉学素养之深,对古文献的解读能力之高决非西方大部份学者所能比拟。这是任何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能立刻感觉到的。比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刚完成一篇长达百来页的书评,将美国学者
John Knoblock
翻译的《荀子》和他所构建的荀子的生平作了彻底的批评,证明其荒诞(注:Knoblock
的见解,后来被完全吸收入《剑桥中国上古史》的有关部份)。这是我在普大写的第一篇学习报告,所以也就上呈牟先生,请他提意见。两三天后,他将稿子交还给我。鼓励之馀,他在稿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正的意见,从诸子版本的引用到清儒的见解,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至今还保存著这份他修改过的文稿。

陈珏: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以我个人看,一方面,杜希德为人十分低调,不喜张扬。另一方面,中文世界的汉学史研究,迄今还十分年轻,对一些关键的人物和转折点,有待作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换言之,这种知名度的“落差”并不是只出现在杜希德个人身上。举例来说,费正清(John
Fairbank)、芮沃寿(Arthur
Wright)与杜希德都是20世纪后半叶汉学界名闻遐迩的人物。40年前,三人以各自“掌门”的哈佛、耶鲁和剑桥的汉学研究群体为中心,开展过不少轰轰烈烈的学术合作,已经成为在西方汉学史上必须书写的一个篇章。然而,在今天的中文世界,似乎很少有人听说过芮沃寿的名字,更少有人知道这位美国汉学界的扛鼎人物之一,当年对推动中国古典文史的研究,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只要从他培养出的两位传灯人,即可见其不凡身手之一斑——一位是不久前从耶鲁荣退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还有一位是仍在哈佛如日中天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而且说话很平和风趣,决看不出是个经常要和病症作抗争的人。他当时正在和杜希德先生合编《剑桥中国史.明代史》的第二册,所以当他知道我师从杜希德先生时,就和我谈起了他的这项工作,并用中文说「我在山上随时听他指挥」,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杜希德先生。但他用标准的京片子来讲,听来好玩极了,让我顿时觉得和他亲近了许多。

目前,《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已经被引入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

我最后一次见到牟先生应该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天,那也是牟先生最后一次回来普林斯顿。在他离开前的某一天,突然说要送我一样东西。等我收到赠品时才知道这是他所藏大慧宗杲的《宗门武库》,是光绪七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的版本。尤其珍贵的是全书有杨联陞先生的标点和批校。当时牟先生知道我开始任教,所以特别以此来对我加以鼓励。我一直要到最近才体悟到他大概是要我像接受禅门的衣钵那样继承前辈先生的学风。牟先生在赠我这部书时,还特地附上一封杨先生书信的影印件。杨先生的那封信写得很殷切,特抄录于此:

近三十年前,孟尔康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钱锺书携手,合两人之力,创办“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首届在北京举行,以钱、孟领衔,双方各出十位学者,人才皆一时之选。第二届以孟氏为东道主,在普林斯顿、印第安纳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校以“接力跑”的形式举行,为20多年前的中美学术交流盛事。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东西比较文学方面之外,孟氏当年还和高友工、蒲安迪等一起,在普林斯顿共同指导过许多博士研究生。时过境迁,这批当年的研究生中的大多数已成为今天的名教授。然而,对当代汉学交流史如此重要的人物,在中文世界至今仍然鲜为一般人所知。从以上这些例子,也许正可看出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牟先生是我见过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文说的最为标准典雅的西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有极高的语言天份,亦是由他特定的学术背景所致。牟先生在二战期间参加了由赵元任先生所主持的美军汉语培训班。杨联陞和周一良两位先生当时正担任赵先生的助教。这一班为后代培养了许多极重要的中国学家,而牟先生在班上是第一名。他在抗战后期到中国,从成都到南京,再到北平,所接触到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中国学者。他先后在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听过包括向达、启功等先生们的课,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明史专家王崇武。

◆尽管与《剑桥中国史》齐名,且培养了当今世界汉学界的一批顶尖学者,但中文世界对《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并不熟悉,对丛刊主编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也知之甚少。近日,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执行主编的陈珏教授围绕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任思蕴

这封信写作的年代离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距离我最初读到这些文字时也已十年了。于风片雨丝的春日光景将临之际,留下的是哲人不再的感慨和一个特有的人文时代之斑斑印迹。

陈珏:我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到20世纪中叶为止,国际比较文学的主流,向有“欧洲中心”之称;以中国文学为大宗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的一股潮流,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从此,汉学与比较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这一新局面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已故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孟尔康(Earl
Miner)。

在今日北美的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普林斯顿应该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心之一,科门齐全而且资源充分。但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校相比,普大东亚研究的不同于之处在于其发展历史较短,成立迄今不过四十多年。

文汇报:杜希德的汉学研究与他本人的学术所长和背景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书的价值自然也不须我多赞一词,但我一直特别欣赏其中论及周边民族政权和蒙元史的部份,并折服于他对历朝和周边关系的那种明晰而平允的讨论。我曾在此书出版之后写信给牟先生,表示希望能有中译本出版。牟先生很谦逊地回覆说,这书裡没有什麽特别的高见,他同时亦表示出版中译本的时机或许尚未成熟。但我总希望不久的将来他这部论著能有译本与在中国的读者见面。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所推重要的汉学专书众多,能否为读者圈点其中一些?

据牟先生自己的回忆,当年他到中国求学,曾和顾颉刚先生等很多知名学者围在饭桌边一起聊天。当时顾先生问各位在坐的先生们有谁愿意来指导这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但可能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有多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就一个推一个,直到最后王崇武先生因为喝得有些醉了,没能推托成功,便接下了这个洋徒弟,也因此指导牟先生走上研究明史的道路。这当然是一则令人莞尔的故事,让人认识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学者的身上所能发生的作用。但回顾牟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可塑性之强。

在中文世界推动设立“汉学交流圈”,迎接汉学的第三次“典范大转移”

原标题:陆扬 |
花前又见燕归迟——忆牟复礼先生

我举从1972年到1986年间出版的4本书,分别作为代表性的例子。第一本是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中国与海外华人:北京政策变化研究,1949-1970》。华人“离散”史在今天是一门“显学”,40年前,它的地位却十分边缘。此书从外交史闯入华人“离散”史,开出一方学术新天地。第二本是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是他的首部专书,是战后汉学界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部“税收”研究补缺之作。第三本是伊沛霞(Patricia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族: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此书内容早在三十年前,就经周一良在《中国史研究》上撰文介绍,这篇书评点出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家族史”个案研究的拓荒之作在学术史脉络中的价值。第四本是韩明士(Robert
Hymes)《官员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精英阶层研究》。作为汉学界“地域史”研究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是国际间宋代的南方地域史研究冒出头来的岁月,韩氏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此书却被时间证明是一本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名著,比“东京学派”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出版还早了两年。

牟先生是个对学术水准要求非常高的人,他可以说是对文献的一字一句都不放过。普大东亚系以往徵招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员,
即便在牟先生退休之后,也常请他参与评鉴。我曾亲见他在信中在肯定某位很有才气的年轻学者的学术成绩时,亦不忘提醒系同事其立言超出可证范围的研究倾向。但牟先生与旧时汉学家或所谓的东方学家不同的是,牟先生既不会去追求亦不会满足于考订史料史实的餖钉之学。他所关注的和发表的作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课题。而且几乎每一篇都在西方中国史的领域内有导夫先路的作用。

杜先生的胆识和慧眼,体现在主编这样一套大分量的“剑桥丛刊”时,网罗的作者虽然也有当时已经成名的学者,如有“美国西岸的费正清”之称的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名宿侯思孟(Donald
Ho1zman)等,然而其主体竟然是一些极有才华却在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年学者甚至默默无闻的年轻人。

我对牟先生的了解是从进普大开始的,而且是从读他那本《中国思想之渊源》开始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三年,那是我作普大博士生的第二年。当时他已退休多年,且已移居到景色瑰丽,空气清新的科罗拉多山中,但每年还是到普林斯顿来小住两三个月以便查阅图书和作研究。

文汇报: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在大陆学界的知名度与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并不相符,为什么中文世界并不是特别熟悉杜希德?

牟先生写作的文笔一向练达而幽默,和他为人的风格很接近。不知为什麽,我总觉得在风格上它与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文字有相似之处。同时牟先生的论著又很富有想像力,最有趣的当属牟先生为一九九二年于华盛顿所举办的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周年的超级展览所著的章节。此展览的主题之一就是把哥伦布时代的欧州和明代中国作一横向的比较,如表现在艺术方面就是丢勒
(Albrecht Dürer) 和沉周的对照。牟先生负责执笔配合展览的专著《 Circa
1492》
中关于明代文化的这一部份。这当然是为美国知识大众写的,所以要深入浅出。牟先生把明代中叶的文明和社会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下作了很全面的概括。其中有一小节题为「哥伦布在中国」,他用假想的笔,写如果哥伦布真的到达中国会有何种际遇,读了让人印象深刻。

有趣的是,在2010年前后,世界各地开始有学者和政治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含义不同的“新汉学”,从侧面说明新世纪中国文化全球崛起的潮流,引发了学术界与非学术界人士对“汉学”的共同关注。然而,这些论述者各自的角度不尽相同。例如,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强调,“新汉学”需能结合“中学”和“西学”,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则认为,“新汉学”的重点是研究正在崛起的今天的中国等。总而言之,目前尚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认同的“新汉学”概念,因为它才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百年清华的汉学研究传统源远流长,台湾清华的陈力俊校长和北京清华的陈吉宁校长都十分重视切实推动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两年前,我有幸与北京清华同仁共同主持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在去年创办了“新汉学”台北论坛。今年,借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成立会的机会,又举办了“新汉学”京都论坛。从明年开始,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应运而生,我们将和国际“汉学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盟一起努力,争取每年在世界各地选择一所有汉学传统的名校,举办“新汉学”论坛,办成名副其实的“新汉学”全球论坛,迎接汉学的第三次“典范大转移”。

复礼,多谢替我写信吹嘘。《宗门武库》年节之间应可标点寄还。附甲骨文词一首,仿董彦老,释文是:「风(借凤字)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借史字)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字写得不好,聊博一笑而已。即祝

中文世界与汉学界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还有相当大的增进空间

虽然牟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史家,但他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向来是採取文史不分家的态度。也正由于此,他和当时强调科学化的正统西洋史学取径不同。比如与牟先生同时在普大任教而执西洋史牛耳的大师史东(Laurence
Stone)虽然对牟先生很尊敬,但对人提到牟先生时总称他为 expert in Chinese
literature, 而不称其为
historian。因为在史东看来,像诗人高青丘这样的课题仅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算不得是真正严肃的史学题目。这种区分在当今西方人文界几乎已不存在了,但这一词之差却恰恰体现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牟先生为中国文史研究创出一片天地,需要何等的自信和从容不迫的态度。

陈珏:《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之纳入“剑桥丛刊”的时间,与《剑桥中国史》之纳入“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的时间,约略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时至上世纪60年代,不仅“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门在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成熟学问,而且在该领域内新的重要成果层出不穷,于是需要有一套专门的“剑桥丛刊”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牟复礼先生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书
《中国思想之渊源》(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这是给本科生读的先秦诸子思想介绍,在百来页的短短篇幅中,对儒法名墨的特色和交互关系的阐述清楚而观点独到。其笔锋带著同情的幽默,真是高手所为,到现在都是西方大学中国思想史课的基本读物之一。

从上面的四个例子可以看出,杜先生当年作为总主编之一,为《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设定的分工:前者作为一部里程碑式的“洲别与国别史”,只能收入成熟的定论,而推动方兴未艾的学术新潮流,则是后者作为一套“剑桥丛刊”的任务。两者的互相配合,在20世纪欧美汉学的第二次“典范大转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以上所谈可以看出,上世纪的下半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汉学领域内又有层出不穷的新视域和新方向,有待开拓。如果说,《剑桥中国史》是为了响应前者,那么,《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就是为了推动后者。杜先生一生的这三大贡献,都与汉学第二次“典范大转移”息息相关。至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为何在西方之外少有人知?也许和杜希德、芮沃寿、孟尔康在中文世界较少为人所知一样,原因之一是中文世界的汉学研究界,仍然还比较年轻。

文汇报:《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对汉学而言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初开始,规划了一整套“剑桥洲别与国别史”,其中包括著名的英语学术性中国通史《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
China)。几乎从同时期开始,剑桥大学出版社还规划了另一个里程碑式学术工程——“剑桥丛刊”。“剑桥丛刊”意在及时刊布自然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重要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就包含《剑桥中华文史丛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andInstitutions)。

这里需要稍加回顾剑桥汉学的历史与传统。剑桥的”汉学讲座”,从19世纪末晚清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归来首任开始,直到本世纪初金庸的博士论文导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荣退的百余年中,共有过八任,代代相传。有意思的是,后四任“讲座”接力传棒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居然无一不以唐代研究为专业。其中除了第六任杜先生外,第五任浦立本(Edwin
Pulleyblank)是唐代中古汉语研究的先驱,第七任杜德桥(Glen
Dudbridge)是唐代传奇研究的专家,第八任麦大维则是唐代制度史研究的权威。人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划时代的贡献,这便是“唐代汉学圈”。经过50年的持续努力,剑桥成为西方唐代研究的一大重镇,杜先生正是这个“唐代汉学圈”承先启后的领袖,杜德桥和麦大维都曾是他的学生。杜先生立足剑桥,放眼世界,当年“座上客常满”,其中惺惺相惜的好友包括:研究隋代的美国学者芮沃寿;研究南北朝至唐代社会经济史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日本的池田温和砺波护,两人现也已年过古稀,分别被尊为“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唐代研究的“元老”。杜先生本人的唐代研究“一家之言”,便是在这种有容乃大的交流中逐渐形成的。

文汇报:中文世界与国际汉学界之间,的确是存在不少隔膜的。

陈珏:杜先生是一位唐代的专家,又是一位汉学界的通人。首先从“专家”入手,汉学界常说,20世纪西方的唐史研究,到杜先生的手中,开始趋于成熟。这种说法,应该和20世纪下半叶剑桥出现的“唐代汉学圈”有关,而中文世界对这个重要的“汉学圈”,也仍然了解得比较少。

陈珏:这些看似相近的概念背后,都有复杂的内涵。如用高度简化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说“汉学”是“国学”的异国对照,而“中国学”则是“汉学”的现代延伸。英文的sinology概念,亦即“汉学”,以前在西方的大学中被认为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埃及学、阿拉伯学、亚述学、印度学、日本学等并列,同时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Classics)等遥相对峙,都是研究世界灿烂古文明的学问。这种用外国人的视野研究中国古文明的学术取向,与以本国人视野为主导的“国学”对照,必然会带有“隔洋观火”的“洞见”与“不见”。同时,经过二战后完成的汉学第二次“典范大转移”,国际学术界将中国研究的重点,逐步从古典转到现代,便形成所谓的“中国学”。在这样的视野下,“汉学”涵盖的研究范围及其特色自然会与以前有所不同。

陈珏:让我把《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和《剑桥中国史》连在一起谈,这样也许可以把来龙去脉说得更透彻,同时也更看出杜先生作为“通人”的贡献在哪里。从学术史的视野看,简而言之,《剑桥中国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剑桥洲别与国别史”的一种,而《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剑桥丛刊”的一种。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英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主编,至今出版约50部专著,在汉学界影响深远。杜希德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汉学讲座教授。剑桥的“汉学讲座”,从19世纪末晚清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归来首任开始,经过50年的持续努力,使剑桥成为西方唐代研究的一大重镇。杜希德正是当时“唐代汉学圈”中承先启后的领袖。为中国学术圈所熟悉的《剑桥中国史》亦由他和费正清合作主编。此外,他还将欧洲最重要的汉学学报《泰东》从德国迁移到美国普林斯顿,再转移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至今仍是国际汉学界顶尖学刊之一。

文汇报:杜先生在国际汉学领域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日前,陈珏接受本报专访,围绕《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的来龙去脉、杜希德先生的汉学研究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汉学典范转移”等陌生而重要的问题,一一为读者答疑解惑。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开拓了汉学领域新视域和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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