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伟:怀念恩师汪熙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凌晨逝世,享年97岁。汪熙先生毕生致力于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澳门新葡亰网投,著名历史学家,中美关系、世界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家,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常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汪熙先生遗体告别仪式,30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今天,我是以一个普通教授的身份,来谈谈对谢校长的一些感想和体会。我觉得今天我们缅怀谢希德校长,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尽管她是中央委员,尽管她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但谢老始终坚持一个学者的姿态。在和她有限的接触中,我从没感觉到她身上有一丝官气。她上下班跟师生们在公车上一起聊天,我觉得这是作为学者极其重要和极其高尚的部分。正因为谢校长坚持了学者应有的一身正气,她才能在各种艰难险阻中,依然坚持改革和开拓。例如,在受到被称为“美国特务”的不公正舆论时,她依然提出要建立美国研究中心。这说明谢老坚持的是科学精神,坚持的是真正的爱校、爱国,这种精神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

作为“生于乱世,长于日寇蹂躏、国家山河破碎之时的一代人”
,他的一生,著书丰硕、桃李天下,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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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作为学者应该怎么对待学生,我觉得非常好。试想如果导师本身在学术上不严谨,导师对学生的论文批改等各方面不认真,或者如果学生发表论文,导师只知道在上面画个名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当下,我觉得无论是学者还是机关干部,乃至是校领导,我们都应该学习谢希德校长对待学生、对待学术的一种极其严谨的态度。

斯人已逝,转眼汪熙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年。

汪先生1920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字怡荪,原籍安徽休宁,2016年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汪先生1947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回国之后,汪先生先后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工作,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国际经济关系等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汪先生在中美关系史领域卓有建树,他不仅培养了众多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人才,还致力于中外学术交流,主持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汪先生中、英文著作丰硕,并在学术研究、教育、工商管理和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汪先生逝世后,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深切哀悼,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周明伟,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会会长姜建清,上海综合经济工作党委原书记赵效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梁碧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文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宁镇疆,《美国研究》主编赵梅,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石源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云深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77级、1978级校友等,汪熙先生生前友好、同事、学生敬送花圈,对汪熙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我曾经说过,一所学校的精神要真正得以传承,关键在于这所学校所有的先贤们在大家心中是活灵活现的。我也曾在退休教授协会上说过,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老教授、老教师,在空余的时候写一些关于复旦各学科杰出的先贤们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艺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传承,它的作用会远远超过我们校史馆或者大事记中冷冰冰的历史,是可以拿来颐养千千万万学生的宝贵财富。所以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王增藩老师所做的工作,让《谢希德传》及时面世。其实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教授和学者值得我们去宣传,希望我们今后能够改善工作,积极地为复旦历史延续做着扎扎实实事情的同志提供条件。我们的学生也完全可以在暑假里采访一些老教师,采访一些复旦的老校友,从而让复旦的历史更加有血有肉。

汪先生是我的导师——我攻读学位意义上的导师,也是我人生、事业的导师。汪先生和我也是忘年意义上的朋友。我一直以能成为他的学生和朋友为傲。先生仙逝周年,我内心有许多话想对汪先生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中国民主建国会复旦大学委员会,上海政协之友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研究》编辑部,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会,沃顿商学院上海校友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资料整理组,美国通用再保险公司,德国通用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斯米克集团等单位也发来唁电、敬送花圈。

参加今天这个会议,对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记得谢老在去世前,知道我要担任当时复旦的副校长,曾给过我一段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为一位学者,在学校的领导班子里所应该担任的角色。我想,如果校长的精神高尚,学校是能做到风清气正的。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谢校长执掌校政时整个学校的良好氛围,包括当时大家努力投入,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信念十分坚定。我非常怀念这段时间,我觉得这与谢校长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那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对谢校长也是怀着非常敬仰的心———我们不是怕她,而是作为一种尊敬,发自内心的尊敬。而且我们知道作为这样一位校长,在复旦的历史上存在的真正价值。尽管当时从理智上想得不那么清楚,当时我们青年教师就是在精神上和谢校长建立起了联系。

2015年春节我到汪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当时汪先生、汪楠和照顾他的阿姨都告诉我,得知我要去看他,他兴奋了好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开心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当面承诺每年春节都会给汪先生拜年。但恰恰是之后的一年,2016年的春节我不在上海,因此只能通过电话给汪先生拜年。尽管当时我心有歉意但是没有太大的压力,觉得汪先生的生命力还强着呢,还有足够的机会来弥补。很难想象汪先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

上午9时30分,汪熙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秘书长汪胜洋,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孙达普、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鹿锡俊等以及汪熙先生的亲属、同事、学生、生前友好及各界人士参加仪式,送别汪熙先生。

我想,谢校长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对复旦的未来永远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所以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让谢先生的风格、精神,能够在复旦大学永存。

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大教授

仪式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黄洋主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怀念汪熙先生在为人、为学方面树立楷模。汪熙先生儿子汪松代表家属致答词,回顾了汪熙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和他对学生的培养和对社会的贡献。

(本文根据现场即席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记得是1985年,我当时刚到复旦大学外事办公室工作,每天从市区的西南部坐校车到复旦来上班。一天,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告诉我,有个教授叫汪熙,上午会找我谈一个国际会议的事情,并要我负责处理。谢校长介绍说,汪教授40年代在美国留学,是从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并描述了要在沃顿商学院学习并获得学位是多难的事。当时我刚去校外办工作不久,了解事情不多,也因为对谢校长的描述还是有很多好奇,因此非常期待见汪熙先生。很快,汪先生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手上拿着几页由校外办起草的公文,笑呵呵地说:“这个公文改了几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如果行就报给谢校长审批。”我当时看到这三页纸的报文,已被汪先生密密麻麻地改得面目全非,基本上是重写,文字变得简明扼要,逻辑关系清清楚楚。但当时给我印象更深的是,汪先生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告诉我说,他是刚刚骑车从复兴西路赶到学校来。我怎么都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在40年代就去美国留过学的60多岁高龄的大教授会和骑自行车上下班有关。

汪熙先生逝世后,学校成立了治丧工作小组,配合家属做好治丧工作。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复旦大学统战部部长张骏楠、复旦大学民主建国会主委、中文系系主任陈引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等学校各部门领导前往汪熙先生家中慰问家属。

1987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依然看到汪先生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他已经68岁了,仍身手敏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们都觉得,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啊!他的答案总是:骑自行车可以锻炼身体,也可以自己把控时间。有时遇到外事接待活动,他还是骑自行车,西装革履、戴着领带,下雨的时候穿着雨披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这给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带来的冲击和印象极深。我相信在当时他这个年龄段里,有这样身份、每天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上海上下班的不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调侃这件事,他总是满怀喜悦,从来没有抱怨。只要你和汪先生有交流,你很快就会感到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一个有坚强毅力和风骨的人。

我爸爸的故交

我爸爸和汪先生、董先生(汪熙教授太太,董幼娴女士)原来工作上并没有交集,他们因我而结缘。我爸爸是上世纪40年代末在交大学土木工程的,我哥哥姐姐也都是学理工的,大都不太了解文科。我当时因为在煤矿做了八年工人,完全是通过自学考大学。从1977年到1980年,我连续参加了四次高考,三次考理科都失败,第四年改考文科考上了复旦,这是原先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家搞理工的人占绝对多数,在他们看来,一元一次方程不会做,是学不了一元两次方程、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而学文科的跳跃性可以很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没读好古代史、中世纪史,但是学现代史依然可以考及格甚至可以得高分,知识的逻辑性同学理工科不完全一样,容易夸夸其谈。因此在我家信奉学理工才是“真才实学”的环境里,我属于“弱势群体”。

汪熙夫妇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绛(前排右一,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前排中)在家中留影。后排右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傅德华,左一为其学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耀光(摄于2002年)

而我爸爸也担心我不能学以致用,只会空谈,学些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没什么用的东西。我去美国哈佛读书的时候,依然选的是研究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我爸爸更是充满疑惑。谢校长建议请汪先生和我爸爸聊聊,帮我爸爸释疑解惑。汪先生对此非常乐意。我没有想到我爸爸、妈妈和汪先生、董先生见面以后,会很快成为至交,完全是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通畅,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首先是“你怎么会学工程技术,我为什么是学的文科”,“你为什么当时在中国读书,我为什么到美国去读书”,“文科和工科的差别多大”、“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的教育差别多大”,等等。因为我爸爸当时的工作与苏联、东欧的专家接触较多,自然受他们的影响较多一些。

他们之间另一个有共鸣的话题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我当时的感受是,“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老人的身心受到如此大的创伤和磨难,但是他们没什么怨言和牢骚,反而是谈笑风生,只想尽力在有生之年多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可以感觉到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交流使我爸爸更多了解了文科、社会科学对现代化的中国和改革开放的意义,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也正是这样,两家人就开始了经常的交往。

遗憾的是那时我爸爸已身患癌症。有一段时间在住院治疗时,正巧董先生是他的病友,住在隔壁病房。他们在病房的交流中,又加深了要以愉悦的心情战胜疾病、笑对人生的共识。1999年夏天,汪先生因劳累过度意外中风,而当时瑞金医院的急诊病房已人满为患,汪先生只能躺在走廊里的临时病床上。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在医院的帮助下,汪先生得以转入病房治疗。汪先生中风之后,与我爸爸的交流又多了一个内容,因为我爸爸也受中风后遗症困扰多年,但毅力极强,坚持锻炼,在认识汪先生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是罹患过中风的人。因此,汪先生多次说要向我爸爸学习,并相信只要有顽强的毅力,是可以锻炼并恢复行动功能。2001年初,我爸爸去世,董先生专门去我家看望问候我妈妈,并送了她一件毛线织的大衣,说:“这是汪先生和我给你的,你要坚强一些照顾好自己。”这件衣服是汪先生挑选的。我爸爸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汪先生、董先生这两位党外人士有着格外的尊敬。他们如此忠心耿耿,报效祖国,如此百折不挠,致力于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家事业的进步,以毕生精力培养学生,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是我爸爸看到汪先生中风的状况比他当时严重许多,电话讲话都需要“翻译”的状况下,仍有这么强的毅力,继续写书、出书,称汪先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真实写照。我爸爸认为汪先生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虽是党外人士,但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每当谈到汪先生,我爸爸就会说,他是一个执着,耕耘不止,在困难、压力、伤痛面前不低头、不屈服、不抱怨的人。每次通话汪先生讲的全是对自己的期望、对自己的信心,浑身上下有用不完的劲,不仅激励自己,还鼓励旁人,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全家都如此敬重汪先生的很重要原因。

我未竟学业的导师

令我抱憾的是,我师从汪先生但没能完成学业,可能也是他为数不多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

1994年初,我中断了在哈佛的学业,回校工作。一上手做事就忙得不可开交。汪先生不希望我在忙碌之中就放弃学业,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边工作边学习,坚持继续读完学位。我当时并无自信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师从汪先生。汪先生欣然答应。

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美国国会的利益集团、游说和美国国会的决策”。汪先生说:“做好这个题目的核心是要做好案例研究,我们一起攻这个课题。”就这样,我正式成为汪先生的博士生。当时与我同学的是张济顺、金光耀等几位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缺课,所以压力很大。汪先生每次都说:“不要紧,我晚上给你开小灶。”着手写论文时,汪先生专门托人到美国帮我找材料,与哈佛导师沟通训练我做案例研究的要求,并将一些重要的资料索引做成一叠叠卡片,辅导我研究的思路。

基辛格博士跟我讲过,社科类学生的动手能力主要体现在做案例上。而当时文科学生做案例的能力相对较强的应当首推读历史和法律的学生。学生自己有收集材料、甄别材料、判断材料、选择材料、概括提炼材料的能力,这是做研究最重要的基本功。哈佛大学社科类的教学大都以案例研究见长,因此汪先生希望我在案例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让这些案例充实教学,并启示未来的对美工作。

1996年初,我重返哈佛,各方面的学习渐入佳境,希望集中精力完成论文,但没想到因为工作需要,又一次中断学业,提前回国,到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任职。当时我在哈佛的导师对我非常不理解,认为这是个多大的官位啊,到45岁以后再回来做也来得及,为什么连哈佛的学业都可以放弃?但我还是一天都没耽搁地回来了。汪先生说:“你导师这样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能不能请他到中国来看一看,让他来看看你在做什么。”就这一句话,他真被请到上海来了。谢校长、汪先生接待了这位哈佛的导师。听完我的情况介绍,我在哈佛的导师的眼眶都湿了,他说,他培养学生就是为能有一个舞台来为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并表示,只要我有这个愿望,他会申请保留我的奖学金,随时可以回去完成相关课程。当时,汪先生说:“我会继续带他。”我的导师当场就说:“拜托你!”

但是,边工作边学习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汪先生帮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希望我能工作、学习两不误、双丰收,但毕竟需要我自己高度的专注,需要大块的时间。我更不允许自己在汪先生的名声之下,粗制滥造,应付出一篇论文,混一个学位出来。对此汪先生表示高度认同。随着自己工作的调动和工作责任的增加,离开汪先生的要求就越来越远,到北京工作以后就完全力不从心了。

2015年春节我见汪先生时,我还认真地告诉汪先生,等哪一天我退休了,还是要把论文完成,并希望汪先生继续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汪先生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我至今还是这个初心,还是这个愿望,我会努力把论文做完,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博士论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期待有机会回复旦继续做一个老师,努力像汪先生那样为这个伟大的时代教书育人。

永远缅怀您,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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