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科普?还是文学?中国科幻作品所走过的艰辛历程

中国的科幻文学,曾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

原标题:不知道史前中国科幻,谈什么《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是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制作的一部以中国科幻小说为基础的电影,它也是一部像后羿射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统经典故事一样反映中国精神文化的电影,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

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科幻界长期模仿苏联,旨在向“接班人”描绘美好的“未来世界”,激发其对未来的憧憬。

1

图片 1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1956年发表的《割掉鼻子的大象》。这篇科幻小说刊登在《中学生》杂志上。作者幻想了1975年的美好中国:这一年,中国人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培养出了跟大象一般大的猪,重达十二吨半。小说获得了中国儿童文学奖。①

善良的科学,跟万恶的鸦片一起手牵手进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跟坚船利炮一起来华的外国传教士,给只知道科举八股的中国人带来了牛顿和笛卡尔,中国的第一次科普热潮由此而生。半个世纪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头看纪略》,1891年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因此这一年是科幻小说引进中国的元年。

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然而中国科幻的元年应该是1978年。

“文革”结束后,关于“科幻该描写什么”,科幻界内部出现了巨大分歧。

翻译之后是原创。慈禧老佛爷七十大寿的1904年,中国第一篇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开始连载,作者署名荒江钓叟。早在此前一年,日本留学生周树人同学就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自己从日文译本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名作《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对未来充满好奇的同时,对自己的民族抱有莫大希望,“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1978年,大量科幻作品被译介进中国,《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科幻旋风。
也是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宣告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
这之后,中国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

部分科幻作家认为,“科幻”属于文学,不负担对儿童的科普义务,更不是为了预见美好未来;也不只是“儿童文学”,还可以借未来批判现实。1980年发表的《月光岛》,就是这种类型的“科幻小说”——主人公因政治问题被下放到荒凉的月光岛,用“生命复原素”复活了自己的恋人,并在这里碰到了外星人。最后,恋人选择了与外星人一起离开地球,永远不再回来,因为“地球人还未脱离动物的状态,野蛮!愚昧!自私!偏狭!虚伪!怯懦!残暴!粗野!……”②

再过十五年才会诞生的鲁迅,那时当然正在做梦,但做梦的当然不止他一个人。晚清的科幻小说风行一时,许多都带有传统文化的痕迹,例如作家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就写贾宝玉经过几世几劫,重新来到一个科技昌明的文明世界,甚至坐上了潜水艇。

图片 2

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的“主流科幻界”,则坚持认为:“科幻”首先必须是“科学”,其次必须是“童话”。按这个框框,号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当年曾猛烈吐槽《星球大战》这部世界级的经典科幻电影:

图片 3

展开剩余83%

“世界上最卖座的电影,前七部里就有五部是科幻电影。卖座率最高的是《星球大战》,第二个是它的续集《帝国反击战》。……这些科幻电影基本上是武力打的。《星球大战》象我们拍摄的功夫片,就是打斗,但它用的武器是激光剑。影片很热闹,但这没有多少科学意义,也不能说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科幻小说是这样,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也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它有的是商业价值,这是西方所追求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不应该只去追求这种商业价值,……应该突出革命理想主义。……科幻小说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要想到对孩子们的教育意义,教育他们勇敢,不屈不挠,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劳动。”③

然而奇怪的是,五四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进入中国,科幻小说却反而突然偃旗息鼓了,取而代之一批以现实主义挂帅的作品。鲁迅这时正忙着写阿Q调戏小尼姑,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搞什么科幻。据学者王德威推测,也许是因为当时军阀林立、内外交困、国难当头,实在是缺少时间和精力来幻想一个现实之外的科学空间。

后来以纪实文学闻名的叶永烈正是中国科幻界的四位大师之一,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70年代重新投入创作,发表了多部重要科幻作品,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萧建亨淡出科幻界后由刘兴诗坐稳了第四把交椅。
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科学家钱学森也对《星球大战》这类影片也很反感,他吐槽说:

因此民国时期,更多是以科幻小说的筐来装现实的内容。沈从文模仿《爱丽丝漫游奇境》,写《阿丽思中国游记》,对当时的时局乱象极尽嘲讽;老舍写《猫城记》,写一个太空人因为飞船失事来到猫国,猫国人虽然大难将至却天天内斗不休。与其说他们写的是科幻,不如是借科幻之名、行针砭之实。毕竟,谁也没有期望典型的文科生老舍和沈从文,会真的有多少科学知识。

但是科幻作品应该背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当时成了一个议论的中心。时至今日,科幻作品的定义也没得到普遍认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

“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④

2

1979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并认为限定给少儿看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的,否则就是低级趣味。于是双方开始论战。

按钱的看法,《星球大战》不是好的科幻影片;好的科幻影片,应该展望一下2000年时,中国农民将过上怎样的幸福生活(此外,钱也支持拍摄气功类的“科幻影片”)。钱学森的这段话,刊登在1981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苏联给中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科幻也不例外。实际上,“科学幻想小说”一词即从俄文翻译而来。此时的科幻小说被归在科普创作和儿童文学之下,受众只有一种:小盆友。

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应该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图片 4

1954年,25岁的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生郑文光写了《从地球到火星》,成为1949年之后第一篇人物和情节俱全的科幻小说。虽然只是短篇、情节也不复杂,但竟然引起了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的热潮,跟今天的父母带孩子逛科技馆一样,人们排着队去建国门的古观象台看星象。中国的科幻小说,终于姗姗来迟地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

本来这场论战应该止步于学术界,但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加入战局后,情势发生变化。他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图注:“文革”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科幻作品《割掉鼻子的大象》

1959年暑假,19岁的北大化学系学生叶永烈,开始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写科学小品。两年后,五本一套的《十万个为什么》首次出版发行,成了之后四十年里几乎无人不知的科普畅销书,而叶永烈是主要作者中最年轻的。同年,叶永烈完成了他的科幻小说处女作《小灵通漫游未来》。

图片 5

在钱学森为中国科幻文学指点“正确写作方向”(展望农民在2000年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西方科幻作品,已被国内媒体和学术界解读成了“西方国家人民用以逃避现实自我麻醉的工具”。

图片 6

1980年,钱学森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

比如,《人民日报》1978年7月24日刊文称:

与此同时,一批科幻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1960年,25岁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童恩正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而且也已经写成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初稿;1962年,成都地质学院的教师刘兴诗发表了《北方的云》。

叶永烈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唯利是图。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被批评为“反社会主义”、“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这部耗资近千万美元的影片,仅仅映出五个多月,就获得了近两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美国电影有史以来卖座率最高的一部影片’。……这样一部影片如此‘卖座’,反映了美国广大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希望从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寻求慰藉。”⑤

但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让科幻小说作家噤若寒蝉。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下,科幻小说没有容身之所。例如刘兴诗因为六篇科幻小说而吃尽苦头,一度发誓今后再不写任何文章。

而这还不足以团灭中国科幻,真正的严寒即将来临。

这段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针对《星球大战》的“标准吐槽”。比如,1980年,电影同名小说在国内翻译出版,译者在《后记》里特别说道:

3

1983年,中国科普界某些人本来就看不惯科幻小说,借助于当时的形势把科幻小说列为清除对象。本来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升级为姓“社”还是姓“资”,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

“千百万美国观众涌进影院,沉醉在这部充满了复杂的特技表演和纯洁高尚的感情的影片的声光色彩之中。他们在逃避什么,难道还不发人深思么?”⑥

冬天过后是春天。1976年,叶永烈发表了1966年之后的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标志着科幻小说的复苏。两年后,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作重要讲话,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科幻小说也随之一路向上。

当时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普派批评科幻作品,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剧作家羽山1981年出版专著《惊险电影初探》,谈到《星球大战》卖座的原因,也吐槽说:

也是在这一年,叶永烈写于十八年前的处女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正式出版,首印150万册、前后发行300万册,当时的天文数字纪录迄今也难打破。同年,《珊瑚岛上的死光》正式出版,两年后更被拍摄为同名电影,也是国人平生接触到的第一部国产科幻电影。

也是在这年,遭到重点打击的叶永烈决心离开科幻界,科幻文学大师郑文光因脑溢血结束创作生涯。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中国科幻进入了10年的冰冻期。

“我认为这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人民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失掉信心,看不到前途,西方科幻片投合了这种逃避现实的思潮。”⑦

图片 7

图片 8

1983年,“清污”启动,对《星球大战》的吐槽也有升级。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学院院长钱钟韩的吐槽最具“脑洞”:

此时的科幻作家,已经不满足于科普和儿童文学的定位。1979年1月20日,童恩正发表《幻想是极其可贵的》,明确提出科幻小说的文学性重于科学性、科幻小说应从传统的科普工具模式中解放出来,发挥更大的意义。

直到1996年以后,钱学森才不再公开批评科幻文学,但此时中国科幻已经断档,连土壤都已经不复存在,日后成为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的刘慈欣手握作品却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方。

“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星球大战是一个星球的生物在侵略和压迫另一个星球;即使人类开展了星际航行,甚至跑出了太阳系,他还是要到那里去进行剥削、压迫,去和其他有智慧的生物互相残杀。这样说来,剥削制度是永存的、宇宙性的。他们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星球大战,或由一个星际帝国好像封建皇帝一样统治其他星球。……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看到自己的光明前途。因此这类作品对我们有什么用呢?”⑧

同年年底,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里安·阿尔迪斯访华,参与交流的中国科普作家满怀期待地询问他“英国科幻小说怎样教育青少年掌握科学知识?”结果阿尔迪斯的回答把在座的中国作家惊呆了。

中国科幻界再次迎来春天是在上世纪末,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发行,刘慈欣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幻的春天。

值得注意的是,《星球大战》前三部并没有在中国上映。当时能直接在大荧幕上看到《星战》电影的人很少,主要是出国访问人士。如1978年10月份,“中国新闻代表团”在美国休斯敦看了《星球大战》,但“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对这部片子的评价都不那么高”。⑨1980年国防部长耿飚访美,应卡特总统夫妇之邀,在白宫观看了《星球大战》的续集《帝国大反击》。当时正值中苏交恶,耿飚此行,也与美方讨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问题,但据说美方“因怕过分刺激苏联,不愿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⑩

他说,科幻小说没有科普的义务。科幻小说的立足点是现实社会,是反映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幻小说是文学,科学只是外衣。科幻小说的目的不是传播科学知识。

直到90年代,才有一些国内电视台开始译制播放《星战》;1999年,《星战》第四部才正式进入中国电影院。电影未引入中国,但吐槽如此热烈,也算是一桩奇事。

阿尔迪斯跟童恩正如出一辙的观点,既给了中国科幻作家以启迪,也悄悄地在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奏响了冬天的曲调。

如今,《星球大战》已经拍摄了八部。钱学森所期望的“反映2000年中国农民幸福生活”的科幻文学则一点踪影也无,可谓永久的“历史遗憾”。

4

图片 9

科幻小说目的不为科普,这是科学家难以接受的。对科幻小说的攻击,首先便来自部分科学家,例如德高望重的钱学森。

图注:1980年,耿飚率团访美,观看美军飞行表演。此次访美,耿飚还受邀在白宫观看了《星战》第二部

1980年,科学家钱学森表示,“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他坚决反对科幻小说不归“科学”归“文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切不以科普为目的的科幻小说都是耍流氓。

注释:

科幻小说作家对此当然是不以为然的,例如杜渐就分辨:

①迟叔昌、于止,《割掉鼻子的大象》,收录于《儿童文学选·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P512-524。

“科学小说不具有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一如历史小说不是宣讲历史知识的教科书、武侠小说不是传播武功的秘籍、战争小说也不讲授作战的军事常识一样。假如反过来说,科学小说必须传播科学知识,那么爱情小说岂不要教人恋爱方法,成了‘爱情大全’了吗?”

②金涛,《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1-2期。

虽然各有理由,但话语权是有相当差别的。钱学森的相关批评可以被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杜渐当然难以相提并论。而到了1983年,对“科幻小说”的批评,渐渐与“清除精神污染”合流。而批评的基调,也逐渐严重起来。

③郑文光,《谈儿童科学文艺》,收录于《作家谈儿童文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P40-49。

例如钱钟书的堂弟、中科院院士钱钟韩就针对科幻电影《星球大战》表示,“西方科幻小说很多是写未来社会的。它们按照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来推测未来世界……他们写的未来世界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星球大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这名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毕业的研究生,观点当然有相当的说服力。

④霍有光/编,《钱学森年谱
初编》,1981年3月26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P376。

随之而来的是科幻小说的全面整顿。1982年《中国科幻小说报》9期试刊后未能正式出版,《科幻世界》三期后停刊,《科幻译林》未出版即夭折;1983年,《科幻海洋》和《科学文艺译丛》相继停刊;1984和1986年,《科学时代》和《智慧树》先后停刊。

⑤《〈星球大战〉为什么轰动美国?》,人民日报,1978年7月24日。

图片 10

⑥(美)卢卡斯/著、胡捷等/译,《星球大战》,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P245。

1983年4月26日,郑文光刚完成的长篇《战神的后裔》即将作为《科幻海洋》头条发表,突然接到杂志停刊的通知。第二天早上,郑文光突发脑溢血,卧床半年后仅能站立,不能正常发音、右手完全萎缩,在54岁的时候永久结束科幻创作生涯。

⑦羽山,《惊险电影初探》,群众出版社,1981,P104。

七个月后,科幻小说家叶永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传记作家叶永烈。出版社已印出尚未发行的科幻小说,许多都拉回印厂化为纸浆。全国20余家科幻期刊,锐减至唯一一家:成都的《科学文艺》。为了活下去它不仅在1984年就自负盈亏,甚至一度改名《奇谈》,终于在1991年更名《科幻世界》后,一直坚持到了诞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并且推出了众多重磅科幻作品,值得庆幸。

⑧钱钟韩,《关于科技刊物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1983年11月8日在江苏省自然学科学术期刊编辑业务研讨会上的发言,收录于《钱钟韩教授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P213-214。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史前的中国科幻,生于忧患之时,终于特定年代。无论如何,今时今日的中国科幻已经焕然一新,正意气风发地阔步向前。《三体》和《流浪地球》的火爆,再一次引发了全民的科学热情,科幻的复兴指日可待。

⑨王若水,《美国一瞥(三)》,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9日。⑩孔祥琇,《耿飚传(下)》,解放军出版社,2009,P458。

郑文光脑溢血、叶永烈封笔的那一年,从小深受他们作品影响的华北水利学院水电工程系学生刘慈欣,不过二十岁。后来在他的代表作《三体》里,那一年三体舰队开始驶向地球。

参考文献:

王德威《从鲁迅到刘慈欣》

谌旭彬《钱学森为何跟科幻小说过不去?》

董仁威《中国科幻大事记》

陈洁《“清污”运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