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馆主在清华

笔者一直对老辈学者教授而爱好旧剧(指昆曲、皮簧)者,怀有浓厚兴趣,这纯粹是由于笔者也是学人并研治戏曲的缘故。与友人闲谈时,笔者曾戏把文人学者喜好旧剧者分成“全始全终型”和“始乱终弃型”。为便于理解,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杜撰”。顾名思义,全始全终是说自始至终都爱好旧剧,一生不变,可称之为“铁杆戏迷”,像俞平伯之爱昆曲、顾随之爱皮簧,都是如此。据先师吴小如先生说,顾随每次讲课,都要抽出点时间来谈戏,对老谭(鑫培)、杨小楼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俞平老更是酷嗜昆曲,听戏拍曲之馀,还成立“谷音社”,夫妻躬践歌场,可知喜好之深、兴趣之大。至于始乱终弃型,本来是喜欢爱好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改变态度,甚至还对传统戏曲颇有微词。比如胡适,早年的日记中,观剧记载俯拾皆是,对皮簧兴趣极大,甚至还一度倩人教习。至他出国留学,受西方文化熏陶,归来后乃旗帜一变,厚洋薄中,大骂旧剧之种种“弊端流毒”,前爱后恶,变化之剧,判若两人。

不仅清华的男学生们是当时女性择偶时优先考虑的对象,清华学识渊博、收入颇丰的男教授们更是年轻女子选择对象时的上上之选。更为有趣的是,也有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强上加强的。

红豆馆主在清华

来源:《科技日报》2018-3-2胡一峰


1930年红豆馆主溥西园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时,不少人感到既意外又惊喜。《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的一篇文章说:“溥西园先生的来园,差不多是全园一般人的意想以外的事……我以为这是一个颇可欣赏的奇迹,正如灵隐寺的飞来峰,忽然一夜被风刮倒了一样……”

红豆馆主名爱新觉罗·溥侗,号西园,与末代皇帝溥仪同辈。他自幼酷爱戏曲,学戏有瘾。《天龙八部》里有位薛神医,凡给人看病,都要求病人以一项拿手武功作交换。红豆馆主当然不似这般无赖,但学艺的劲头丝毫不差,知道某一出戏谁教得好,必以重金延请教习。谭鑫培、陈德霖、罗寿山等名家都教过他,《金山寺》的白蛇就是学自陈德霖。这般“吸星大法”式地学习,又潜心习练融汇,终于生旦净末丑精通,笛子、二胡、琵琶皆能,得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之美誉,不愧为“票界大王”。

溥西园在清华园担任“特别导师”,每周授四小时昆曲课,两小时国画。听课者十分踊跃,除了冲着馆主名头选课的学生,还有教授和教授夫人。比如中文系的浦江清就去旁听。生物系助教的汪健君“师事溥先生而略知曲学之门径焉”。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的作文课老师陶光也得到红豆馆主亲授。不过,红豆馆主虽然来头大、名气大,却不耍皇室威风,也没有明星派头,把课上得一板一眼,十分认真,正音、咬字等规矩一一严格要求。

当时清华给他的薪水为400元,这是那时清华教授的正常水平。1931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不过600元。而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部长的月薪也不足1000元。红豆馆主每月400元不算低。但为了教学效果,他又自掏腰包请助教及笛师,因为有这笔支出,实际到手不过300元。而且,红豆馆主以“传道”为己任,不作“知识付费”之举,有意以歌唱为业者,反而“峻拒”之。

清华在建校之初,就有昆曲和京剧爱好者,还有“菊社”等戏曲组织。1925年以后,俞平伯、浦江清、叶公超等人到校后,戏曲氛围更加浓厚。而叶公超正是后来红豆馆主到清华的引荐人。但从全社会的情况来看,昆曲当时已呈颓势。清华聘请红豆馆主到校讲课不是为了“名人效应”,更不是要“引进人才”增强什么评估指标或申请重大项目。“我们最大的希望乃是:因了溥先生的指导,我们将真正地日进于艺术的人生,全园风气,或将为之一变,这才是我们最大希望的终点,也是我们竭诚欢迎的理由。”可见,聘人者与被聘者均出自一种文化责任感。

我想,也是在这种使命感而非图热闹心态的驱使下,学戏者和教戏者一样,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消遣,而是正儿八经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学生戏曲社团“六院票房”的骨干成员刘曾复在《京剧新序》中回忆当时学戏的情况说:1932年我考上清华大学,一件使我惊讶的事是课程中溥侗开设的昆曲选修课。此外,学校里教职员工、家属、学生中不少人很爱昆曲、京剧,认真学习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了研究戏中念字规范,选修了王力老师的中国音韵学课程,一方面满足理学院学生必须选读文学院课程的规定,另一方面为了打下我学习京剧字韵的学术基础。在大学几年中,我向真正会戏的同学请教,结合听唱片,开始学“谭派”和“余派”的老生唱腔,一步一步地学板眼、念字,跟胡琴连唱。

据《清华周刊》记载,昆曲班师生关系最为融洽。“一由学者对此道感觉兴趣,应由于教者诲人善诱,循循不倦。”当时清华有纪念日演出的惯例,溥西园不但亲自参与,还请业内专家为同学作乐示范。“同学极感教者之盛意”。稍有遗憾的是,红豆馆主在清华的时间并不长,1933年他应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聘后就离开了清华园。但清华园的弦歌不绝,1935年,俞平伯等成立了在中国昆曲史上颇有地位的“谷音社”,“曲集”活动更加规范和繁荣。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因为一部电影,清华校歌中“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一句最近很火。据校歌作者汪鸾翔对校歌“真义”的解释,“地有东西之分,文有竖横之别,然而好美、恶丑、好善恶恶,人之心理,大略相同。”我想,这其中蕴含了一种自信和包容的态度,而自信和包容本就可以互训。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潮的思想,宋代陆九渊就说过:“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人世间的道理从来是只分对与错,不分新旧的;就像艺术只应求美,不分新旧一样。溥西园的清华往事,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

编辑:华山

浦江清喜欢昆乱,他的《清华园日记》中颇多听戏、拍曲、论剧的记录,或叙顾曲观剧的感想,或记与友人结社拍曲的聚会,或述对中西戏剧的心得见解,虽为零星感受、寥寥数笔,但内中不乏精金美玉,能够看出作为大学者的浦江清,对传统戏曲有着非同一般的鉴赏力和精辟高明的识见。浦江清与俞平伯一样,后来都组织参加曲社,时常拍曲消遣,这又比一般顾曲家进了一步。他更会吹笛,此又为俞平老所不及。有了业馀曲家的特殊身份、拍曲吹笛的切身体会,让浦江清对传统戏曲的认识、品鉴自然高出同侪,而有独到之处和卓异之见。日记中还偶有曲家的珍闻逸事,令人兴味不浅。

吴宓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恋情最复杂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中的曲人、曲事、曲话,皆其心腑之所流淌,可算难得的雪泥鸿爪,也是民国学人留下的珍贵“曲缘”。如与俞平伯、张充和等人之记载相参照,可得民国北方学人曲事之一脔。清人刘大櫆《郑山子诗序》云:“一脔之味,可以知脍炙之美。”此之谓也。

朱自清被倒追 恋情简单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人,东南大学西洋文学专业(系)出身,一度作陈寅恪之助教,后成为著名古典文史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他学贯中西,通多种语言,研究领域宽广,对诗歌、小说、戏曲等均有精深的造诣,著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录》等。

至于吴宓、叶公超、浦江清三人的感情,就远非朱自清那般简单了,因此,浦江清才会说“要闹成悲剧”。

漫客天涯,如何不归,归又何为。向华山昆水,暂留我住;碧鸡金马,住亦堪悲。惟遣高歌,欣逢旧雨,心逐梁尘相伴飞。忘情处,命玉龙哀笛,着意狂吹。
古今多少情痴,想小玉、丽娘信有之。叹消魂桥畔,牡丹亭下,琅玕刻遍,谁会相思。一曲霓裳,凄凉九转,劫后河山满眼非。承平梦,望吴宫燕阙,早感黍离。

1930年12月26日,浦江清27岁生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我的第27个生日。……预先约好,请仰贤来吃晚饭,并且请佩弦作陪。佩弦和公超喝了些酒。我们回到西客厅闲谈,公超讲话最多,其次是仰贤。公超大骂燕京大学,拿那里的几个教授开玩笑。仰贤批评吴先生的离婚,说吴先生是最好的教授,但是没有资格做父亲,亦没有资格做丈夫。这使我们都寒心,因为在座诸人都知道,吴在英国,用电报和快信与在美国的毛彦文女士来往交涉,他们的感情已决裂了。吴现在惟一希望在得到仰贤的爱。而仰贤的态度如此,恐怕将来要闹成悲剧。……”

先说《清华园日记》中的顾曲观剧记录。其中以看昆曲为最多,皮簧次之。日记不止是记个人观剧,从中很能反映民国时昆曲望帝啼鹃、衰草寒烟般的艰难境况。1929年2月2日,浦江清与友人往广德楼听韩世昌的《烂柯山·痴梦》和《学舌》,这天的日记不但记了演出情况,还发了一通感慨:“韩年齿已大,饰小旦不能动人,但唱做自是当行。北平昆曲衰落,弹此调者惟韩一人矣,然只能在广德楼,且不过唱一二星期,卖三毛钱之票,听者甚寥寥。闻韩前数月在日本,备受彼邦人士热烈之欢迎。中华古艺术,自己鄙夷不屑道者,将由外人提倡之,可叹也。”按,韩世昌乃彼时北方昆曲伶人中之最有名者,尚沦落潦倒至此境地,可知昆曲的式微。1928年,韩世昌曾东渡日本演出,为幽雅旖旎的中国昆曲赢得声誉。其实,这则日记透露的信息很要紧,才三十出头的韩世昌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韩号称“昆曲大王”,最红的时候大约在1920年前后。民国时有所谓“梅毒”“秋瘟”“伤寒”的谐音玩笑。中梅毒的,自然是迷梅兰芳的;得秋瘟的,则是爱程砚秋者;而害伤寒的,就是韩世昌的拥趸了。可惜韩世昌比起梅、程等名伶走下坡路最早(指票房号召力),这也是昆曲的遗憾。浦江清是真知真爱昆曲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昆曲的惋惜之意,使人兴起“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叹息。

浦江清苦恋无望最宽容

在喜好旧剧的文人学者的日记中,往往有观剧和评剧的记录。有时虽是一句半句的记载,或短短几行评语,却是观剧后的新鲜体验,抑或是长期思考后行诸笔墨的点滴见解。再加之老辈学者学富五车,见地独到,而日记发诸内心,不加掩饰,故而这些思想的吉光片羽颇富研讨之价值。譬如胡适、顾颉刚等人早年日记中的观剧记录,就很值得重视。近年来,百岁女史张充和的《曲人鸿爪》流传甚广,其中不乏民国时的著名学人,如吴梅、卢前、李方桂、杨荫浏等皆在其中,甚至连“我的朋友”胡适之都拉来凑数,但与充和确有“曲事”过从的浦江清却不在其中,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是笔者的爱读之书,十馀年来几度浏览,而本文要关注的,就是浦江清的“曲人鸿爪”。依据这部残缺却灵秀坦诚的日记,来谈他的听戏、拍曲和论剧。

佩弦即朱自清。朱自清与吴宓、叶公超、浦江清三个教授相比,他的感情算是最简单的了。1929年11月,朱自清的妻子武仲谦因病去世后,溥西园给他介绍了陈竹隐女士。对此浦江清1930年12月27日在日记中提到:“佩弦认识陈竹隐女士乃溥西园先生介绍,第一次溥西园先生在西单大陆春请客,我亦被邀。后来本校教职员公开娱乐会,她被请来唱昆曲。两次的印象都很好,佩弦和她交情日深。不过她对佩弦追求太热,这是我们不以为然的。”

1933年8月,浦江清因事赴沪。南方是昆曲的发源地,浦专门去上海的“小世界”游乐场观看有名的“传字辈”演昆曲。据8月23日日记:“雇车至城内小世界听昆曲,是晚节目为《思凡下山》《剪发卖发》,全本宋十回,《借茶》起《活捉》止。《下山》身段甚好,沈传芷唱《剪发卖发》之正旦,声音清劲有力,演来愁苦欲绝。即此一出,已甚名贵。而此剧班乃插足于龌龊之游艺场中,后排免费,前排只卖一角,茶资二角,听者寥寥,亦足见知音之寡矣。”“传字辈”在南方被视为昆曲的最大希望,那时毕业不过数年,很多艺人年纪才二十出头,但剧团却越经营越差,票房也江河日下,已经沦落到游艺场“小世界”去混日子了。可为昆曲发一浩叹!浦江清总算“知音”,还专门去捧场,而且去了不止一回。

吴宓在与原配妻子陈心一女士生了三个女儿后离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予于婚前婚后,乃均不能爱之。”离婚后,吴宓转而追求好友朱君毅的前妻毛彦文,但毛彦文却与熊希龄结了婚。在爱情的路上坎坎坷坷的吴宓,并没有看破红尘,又追求当时燕京大学的女学生陈仰贤。但陈仰贤芳心暗许的却是叶公超。看来吴宓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他在日记中曾专论近世戏曲的演进,有一段话极富新解胜义,尤为新人耳目。他说:“秦腔征服昆曲,皮簧又征服秦腔,为中国戏曲史上重大之变迁。此事大类西洋史上条顿野蛮民族灭罗马帝国,……皮簧现在确实在进化中,……西洋戏剧随西洋文化、思想、生活而俱来,或不容我国‘土产’迟缓地发展下去了。”(1929年2月2日)清代戏曲史上著名的花部、雅部之争,被浦江清喻为西洋史上野蛮民族征服先进帝国,此喻大妙!他还担心中西文化碰撞会冲击旧剧,并影响皮簧自身的发展,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证诸后来戏曲的发展,良有以也。

“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这是二三十年代,流传于北京学界的一段有关于女学生择偶条件的“顺口溜”。燕京和清华,一个有美国教会捐款,一个当初由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建校,算是洋派。比如清华的男学生,多少得沾些洋味,会几句洋文,大多时候穿西装打领带,气派而新潮,自然会较多地赢得女性们的青睐。

词中有颠沛流离之苦,远客他乡之悲,前途未卜之惑,所幸与旧雨拍曲,高歌忘情,稍抒郁勃胸臆。家国情怀,由曲而兴;百般情味,一寓于词,洵佳作也。

清华大学的教授朱自清、吴宓、叶公超、浦江清就曾与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袁永熹、陈仰贤、蔡贞芳之间有过错综复杂的多角恋情。从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便可觅得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芳踪。

兵荒马乱之中,戏曲还有特殊的情感慰藉作用。据1942年10月21日日记,那时浦江清在江西一带,当晚“为时尚早,不能入睡。邻室有歌者,唱京戏无数段,直至亥时。余在工友饭店八日,夜听歌女声者凡三夕。或二人更番唱,略不得息,或一人为之,忽而小调,忽而京戏,令人兴呕哑嘈杂之感。因念吴歌则触动离乡之思,京调唤起燕市十年生活,当日何其太平。甚矣,声音感人之多方也”。邻人唱得并不佳,但浦江清既没有表示特别厌烦,也没有出面制止。他听了许久,并不高明的歌唱反倒引发了他绵绵不尽的思乡之情和黍离之悲。戏曲虽素称小道,但也足以寄寓家国情怀,给颠沛流离中的国人以慰藉。

相比前三位教授,叶公超算是最幸福的了,陈仰贤爱他,袁永熹也爱他,吴宓都喜欢的袁永熹和陈仰贤,都喜欢的是叶公超。许渊冲在《诗书人生》一书中言:“对袁永熹和陈仰贤,叶公超可以说是‘双胜’,吴宓则是‘双败’。”但叶公超只爱袁永熹一个。

浦江清日记中还有论剧目的条目,如1928年9月14日日记:“《珠帘寨》或谓出于昆曲,名《筑帘寨》,待考。其先徽调、汉调中或名《沙陀国》,或名《解宝收威》。老谭在上海演此名《珠帘寨》,沪人初不知其初《解宝收威》也。”此段言皮簧《珠帘寨》之源流,可资参考。

浦江清苦恋了燕京大学的女生蔡贞芳两年。《清华园日记》浦江清1931年1月17日有言:“贞芳实在太不会周旋,老是要我找话说,很窘。不过坐得很近,细细欣赏她的美。”19日又说:“在船上,后来在亭子里,听到最好的音乐。啊,人生!有几个晚上能这样美妙的度过!我将永远不忘掉这晚上,并且永远不忘掉伴着我度过这晚上的人!”浦江清确实是很爱蔡贞芳的。为了能陪蔡贞芳溜冰,他曾偷偷地跑到昆明湖去试滑过,“因为初学怕人笑,所以特地择夜间”,“跌了好几跤”。跌了第二天还是去“晚上,再学溜冰。有进步,喜极。”

随着对昆曲的喜好日深,浦江清逐渐发展到学唱,雇笛师拍曲。他还参加了俞平伯、华粹深等人组织的曲社——谷音社,定期活动拍曲,其日记中屡见拍曲聚会。这是民国时北京教授文化圈研习昆曲的珍贵记录。如1936年元月,拍曲活动频繁。2日日记:“下午电话约笛师陈延甫来。唱《玉簪记·秋江》二支。拍《货郎担·女弹》。”5日:“下午共笛师陈延甫进城至东四牌楼后拐棒胡同一号华宅赴曲集,唱《望乡》二支。主人华粹深君……谷音社同人到者有俞平伯、许宝騄、汪健君、陈盛可、陶光共主人及余而七。”返校当晚又到俞平伯家吃饭拍曲,瘾头极大。8日:“下午陈延甫来,续拍《女弹》。”晚间又与俞平伯商议曲社事。13日,仍拍《女弹》。18日:“晚共许闲若、俞平伯夫妇至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听昆弋班戏。……韩世昌之《金雀记》尚可听,侯益隆之《嫁妹》工夫好。”19日,与俞平伯等唱曲二小时。22日,笛师又来拍曲,“付陈延甫笛师酬资五元”。综上,这一月的昆曲活动可谓丰富,浦江清已是标准的昆曲迷。

不管是屡战屡败,还是屡战屡胜,也不管恋情是错综复杂,还是简单明了,也许如浦江清所言,“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我们的脑海中能存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美人之影便是幸福。”。幸福也许就是这么简单。

抗战期间,华北沦陷,大学南迁,浦江清也辗转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旅居昆明时,只要有机会,一些喜好昆曲的学者教授仍弦歌不断。据1943年1月1日日记:“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不甚佳的原因,或许是客中手生,配合不够默契吧。

1940年10月19日,吴宓曾在日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叶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昔年竟娶贤,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时间虽有十年之隔,由此却可以看出吴宓也是很欣赏袁永熹的。只是,一个都不是他的。吴宓载于日记的《采桑子》词“书生行事痴愚甚,名德空惭,欢爱终悭”,可能于他是最好的概括。

浦江清日记中有关昆曲、梆子、京剧之兴衰,欧洲话剧与中国戏曲比较的论述是颇有学术价值的,泚笔信手写来,往往具有真知灼见,令人信服。如1928年9月7日日记,先言观《戏剧月刊》上徐筱汀《啸庐剧谈》,文云武戏开打之靠旗不乱,与傀儡戏之提线有关,之后再发议论:“傀儡戏疑即所谓影戏,其源甚古。《梦华录》已言之,今京师渐少见。而陕西仍盛行。其法围布张灯,以一人提线走傀儡,戏其影以娱。歌词雅于皮簧。余谓皮簧之起初甚单纯,其后博采昆腔、梆子、绍兴戏、傀儡,其流遂大。不特唱法采诸长,剧本亦来自各方也。”论傀儡戏演法,以及皮簧因博采众长而勃兴,皆颇有见地。

但浦江清这样的付出并没有得到回报,《清华园日记》1931年1月26日中说:“仰贤有电话来叫我去……她告诉我贞芳没有兄弟,所以家里的意思想把她许给同乡人,而且家里已看中一人,此人现在德国。这事仰贤先前并不知道,现在贞芳方始告诉她。我听了,默然者半分钟。我用英语对陈说:‘请告诉密斯蔡,我对她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的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2月3日还说:“我爱之最热者为贞芳,自对伊失望后,此情难堪。”最终绝望了,浦江清仍不怨不恼地为蔡贞芳祝福:“我愿贞芳得一人,其用情如我之深,而地位比我高,物质环境比我好。”

由1931年1月14日观看德国话剧《浮士德》,引发了浦江清对欧洲话剧与中国戏曲的一番比较。对于中西戏剧,浦江清的看法是:“西洋戏剧究属是现实的,所以如易卜生一类的话剧当然西洋人演得好;但是搬演古事,演传奇、传说或历史剧,则中国剧艺进步。中国剧的艺术使古人的生活举动都理想化了,美化了。戏台上的人物和戏台下的观众,举动笑貌,全然不同。”在浦看来,西洋戏剧是写实的,自有长处,但在演绎古代的人和事上,似乎还是中国戏剧要高明。他总结说:“庄严的、伟大的、美妙的历史剧,恐怕还得推中国剧。我看了外国戏,反倒认识中国剧在世界的地位。”浦江清原为外文系的高材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可他非但不“崇洋”,更不“薄中”,他能平等地比较中西戏剧,并看到中西戏剧的各自优长,实在难得。更有眼力的是,他一眼觑出中西戏剧的本质区别,把中西戏剧的比较上升到写实和写意、真实和虚拟的高度,可谓不偏不倚,精辟高明。当时在清华、北大的教授中,能有浦江清这种识见的,并不多见。时至今日,某些自诩为改革创新的人士,还动辄对传统戏曲妄施斧斤,照搬西方戏剧硬往中国传统戏曲上套,实则他们根本不理解中西戏剧的原理、区别和联系。由此言之,浦江清的见解仍具有现实意义,未失时效。

那时大学的文艺氛围是很好的,日记中时有与友人谈戏论艺的记录。1931年1月8日晚,浦江清请客,“晚七时在西客厅宴客,到者有顾羡季(随)、赵斐云(万里)、俞平伯(衡)、叶石荪(麐)、钱稻孙、叶公超(崇智)、毕树棠、朱佩弦(自清)、刘廷藩,客共九人。湘乔及梁遇春二人邀而未至。席上多能词者,谈锋由词而昆曲,而皮簧,而新剧,而新文学”。座中皆名教授,而昆曲、皮簧也成为学者们的文艺沙龙话题。1930年12月30日的日记颇有趣,是日叶公超请客,浦江清赴宴,同席有俞平伯、叶石荪、朱自清等,席间讨论旧剧,叶公超说了一则笑话,可资谈助。叶说:“其同乡(广东)某老辈听剧至佳处,便旁若无人,一人起立,面向演员,以旱烟筒指演员高声说:‘不差!小楼,我说不差!’如是成为习惯,满园子无不笑彼者。”此则旧闻令人捧腹,其中的优伶小楼即武生泰斗杨小楼。杨确是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大师,而此则笑话形容观众看其演出得意忘形、如痴如醉的状态。不消说,筵席上的几位教授,对杨小楼的艺术,也是钦佩的。

浦江清的昆曲爱好,可能与其本为南方人有关,加以他也教授、研究戏曲,身边又有俞平伯等友人的影响,复结交了红豆馆主这样的一代大师,综合起来,终于成为学者曲家。浦江清在听戏拍曲的过程中,对戏曲每有新的理解和认识。如1936年1月13日日记:“昆曲生戏多用南白,虽北曲亦然。净、外、老生北白者多。”浦氏认为,“昆曲在任何方面,均比京调(即京剧)强”,但清末以来却为何曲高和寡?他对昆曲衰落原因有合理的推测:“说白多用南方方言,此是不能普及之一大原因。且‘来嘈’、‘有趣得来’等实肉麻可厌。我谓使当时伶工能适应北方环境,把说白改京语或普通话,则昆曲或不致消亡如此之速。”(1929年2月2日)一种戏曲欲流行,语音实关键。不会唱曲的人难以有如此通达的议论。

特别有趣的是,浦江清日记还透露了著名学者朱自清的恋爱秘辛,可以说是昆曲意外促成了佩弦先生的终身大事。清华大学1930年12月31日的元旦晚会,浦江清也去看了,“是晚节目有国乐、国技、昆曲、皮簧等,……陈竹隐女士之春香,玲珑活泼,……大轴为皮簧《群英会》,溥西园(红豆馆主)饰周瑜,身段工稳老练,以六十老翁唱小生,尚英姿雄发也”。按,陈竹隐后成为朱自清的夫人,擅长昆曲,是晚演昆曲《牡丹亭》之春香。溥西园则是清室宗亲,即大名鼎鼎之红豆馆主,乃民国票友中之最渊博者,那时他在清华教授昆曲,陈竹隐即其学生。令人发噱的是,据日记,朱自清和陈竹隐的联姻,竟因昆曲而起,而红豆馆主溥西园实为朱、陈之月下老人。1930年12月27日日记载:“陈(竹隐)女士为艺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科毕业生,四川人,习昆剧,会二十馀出。佩弦认识她乃溥西园先生介绍,第一次(今年秋)溥西园先生在西单大陆春请客,我亦被邀。后来本校教职员公会娱乐会,她被请来唱昆曲。两次的印象都很好,佩弦和她交情日深。不过她对佩弦追求太热,这是我们不以为然的。”看来陈竹隐一反男方主动之惯例,向朱自清发起了爱情攻势,这令朱身边的朋友颇感惊诧。但他们进展神速,到了1931年的元月,二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矣。浦江清1月25日日记记得一本正经:“陈能画,善昆曲,亦不俗,但追求佩弦过于热烈,佩弦亦颇不以为然。佩弦在这里已满五年,照校章得休假一年,资送国外研究。他要到英国,想回国后再结婚,陈女士恐不能等待了。”读之令人哑然失笑。大学者朱自清的恋爱史,原来如此。朱自清的含蓄矜持、陈竹隐的“勇猛精进”,都跃然纸上。这既是文坛佳话,也属曲人鸿爪。

又,同年2月11日为旧历年初三,浦江清偕友人下午听了韩世昌的昆曲《佳期》《拷红》,日记云“做工之细腻,叹观止矣。虽素反对昆剧之舜若亦为之乍舌”。这不能不说是昆曲的魅力、名伶的魔力了。晚饭后又接着听尚小云、朱素云、李寿山之吹腔《奇双会》,浦对观剧之满意是溢于言表的:“是剧李、朱、尚三人可称三绝。得聆此种戏剧,今岁新年不虚度矣。夜宿北京旅馆。”尚小云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今知者尚多;朱素云与李寿山则是清末民初即享名的老伶工,尝为“内廷供奉”,给西太后演过戏,其艺早成绝响,其人亦知者无多。新年能看此珠联璧合的好戏,当然算是有眼福了。散戏已是午夜,而清华大学远在西郊,交通不便,不可能回去了,浦江清只能在城里找家旅馆住宿。这种为进城看戏而住在城内的情况,当不止一次,可知他对戏曲的痴迷。

1939年春,浦江清曾在昆明黑龙潭王瞻岩宅曲叙,参加者有杨荫浏、王瞻岩、陈盛可、陶光、张充和诸人。乱中他乡拍曲,令浦感慨万端,遂填《沁园春》:

又,看京剧的记载,如1928年1月23日:“晚至开明
剧场观小翠花之《贵妃醉酒》、尚小云之《满床笏》。”1929年2月10日:“至华乐园听高伶庆奎戏。高善拖腔,别有风味。是日……唱《初出祁山》(即《收姜维》),不见精采。”《初出祁山》不算高庆奎的重头戏,大约无所用其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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