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张竞生开书店为何失败

张竞生是著名学者,曾任北大教授,因《性史》一书被社会误解,1927年只得南下上海。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2〕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3〕,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4〕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裸体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5〕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6〕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7〕,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2〕新潮社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成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和周作人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次年八月起出版《新潮丛书》,一九二三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北新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成立于北京,由原新潮社成员李小峰主持。当时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3〕“轮盘赌”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
〔4〕“书中自有黄金屋”见相传为宋真宗所作的《劝学文》:“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锺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
〔5〕“女作家”分为一类张若谷曾编辑《女作家杂志》,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女作家杂志社出版。
〔6〕张竞生广东饶平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六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一九二七年开设美的书店,宣传色情文化。“第三种水”指女性性生活中的分泌物。张在所编《性史》一书中曾论及“第三种水”。
〔7〕《忏悔录》卢梭于一七七八年写的自传体小说。张竞生曾翻译它的第一、二部分,一九二九年上海美的书店出版。

  一、张竞生其人

到上海不久,张竞生便拟开办“美的书店”。为此,张竞生与友人集资两千元,出资最多的友人谢蕴如就任总经理,张竞生自任总编辑,开张之后,生意兴隆。

  张竞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厌恶他的人给他戴上了神经病、卖春博士、文妖的帽子,断言其著作是伪科学,许多说法都是胡说;为他鸣不平的人则尊他为哲学家、文学家、性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社会学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验家,称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把他推上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的交椅。面对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无法看清张竞生的真实面目。不过,根据历史事实,大致可以为张竞生勾勒出如下轮廓:

为推销图书,书店还有当时领先业界的“绝招”。那就是,在店内雇用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当时上海商店一直是男性店员为顾客服务,少有女性店员出现的。“美的书店”此举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1888年张竞生出生于广东饶平,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后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他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赴法留学,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张竞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从此进入文化中心。1926年,他因出版《性史》招致骂名,在各种变故的共同影响下离京赴沪创办《新文化》月刊,开办美的书店。1930年代,张竞生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代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革时他遭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当年《上海画报》曾刊发过一篇记者写于书店开张之际的观感记,称:“美的书店设于四马路豫丰泰酒馆下,屋甚湫隘,店中应酬顾客,为青年三女子,似北籍,所售诸书,以第四期《新文化》为最,且附赠石印模特儿照片一,正身玉立,双手倒持银瓶,作泻水状,极合于美的赠品。”

  张竞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写书、出书、读书。革命成功后,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出国留学。《性史》事件突发,书店关张之后,他想到的却是筹集十万元资本、请七八个人编辑、翻译两三百本世界名著的计划。他因编辑出版图书而获罪,但却乐此不疲,毕生笔耕不辍。1950年代,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即便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依旧是青灯黄卷。

张竞生对自己的创意非常得意,他后来回忆说:“这间小小的书店……左近那些大书店如中华、商务等,若是与我们这间美的书店的门市一比,还是输却一筹。”

  然而,因为他的恶名,他辞世之后一度从中国文化史上消失,以至于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性学家阮芳赋向人们介绍张竞生的时候,甚至找不到确定其生卒年份的资料。在《从张竞生之死看性教育的历史教训 一篇尚不该写却权且写来的文章》中,阮芳赋竟然认同了张竞生于1932年服毒自杀的观点。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这一观点也是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找到的。2003年,当笔者撰写博士论文述及张竞生思想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困境想找到一本可靠的张竞生传记都很难。去年年底,这种窘境结束了,张先生的同乡广东作家张培忠出版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全景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坎坷的一生。

据说,书店开张之前,张竞生还有意在《申报》或《大公报》等媒体上做宣传,以期大造声势,开门大吉。可能是因为广告费用不菲,最终没能做成。

  二、张竞生的书

在《上海画报》上,还报道称:“张竞生先生真会玩,著著书不够,竟开起美的书店来了。听说张先生所以开美的书店的缘故,是为了推销《新文化》杂志。照张先生这样的名望和《第三种水》一类的著作,《新文化》就是不在美的书店推销,也何尝会一本都销不脱呢?不过美的书店第一天开幕,出卖《新文化》杂志竟弄出了三个市价来。在上午十时以前,每册的价格是一角六分,十二时以前却变成了每册二角,一到四时以后步步高升,竟变成了二角二分半了。照这样看来,《新文化》市价高升,当然是销路好的道理,但是张先生做生意的门槛也可算精极了,一般想开书店而未开的老板,大可拜拜张先生做师尊呀!”

  张竞生一生著述(包括译著)颇丰,遗憾的是,多数人只记得《性史》或者《第三种水》。早在1919年,31岁的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完成了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并以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可惜此文尚无中译本,使我们不能窥其堂奥。

这篇报道,将美的书店开张当日发售《新文化》杂志的“盛况”,生动的记述了下来。杂志“一日三市价”,售价一日三涨,足见杂志本身的吸引力,也可见书店的影响力。那么,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杂志,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呢?

  张竞生在北大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论理学,1922年他为该门课程编写的教材《普遍的逻辑》由北大印刷课付印。这本教材是中国逻辑史上比较早使用逻辑这一概念的教材,但该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执教北大时期,张竞生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张竞生通过这两部讲稿提出了情人制、新女性中心论、性教育、节制生育等惊世骇俗之论。《美的人生观》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讨论了美的性育,该书问世后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撰文赞扬: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新文化》杂志于1927年1月1日创刊,张竞生任主编。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杂志前三期是每月首日出刊,似为月刊;但至第四期印行时,已为当年5月(版权页上印为8月15日),经由“美的书店”发售时已为6月;第五期为7月印行,第六期则又延至10月,方才印行。杂志至第六期时,即终结停办。事实上,杂志刊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波动,以及只刊行六期即停办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与压力,使这本原本销路很好的月刊屡受影响,无法长久维持。

  1926年,张竞生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的《性史(第一集)》(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内容主要为前一年寒假他在《京报副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共有7篇文章,每篇之后都有他加的按语。《性史》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据说新书上市当天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购书人和围观者把书店所在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竟动用了水枪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性史》的大卖引发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这些续集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称,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可见当时跟风出版早已大行其道,张竞生也因这些与其不相干的《性史》大遭物议,世人竟忽略了他征集这些材料的原意是为了学术目的。

在此期间,张竞生与“美的书店”还被屡屡告上法庭,说他普及性学知识是诲淫诲盗,每次法庭审理结束,上海租界的外国检察官都会对张竞生处以罚款,还时常有巡警对书店进行临时检查。这就让书店不但承受了各种社会压力,还要不断承担相应的经济与运营压力了。在多重压力的逼迫之下,不久,“红极一时”的美的书店也不得不关闭了。

  在上海期间,张竞生先创办《新文化》月刊,继而开办美的书店。《新文化》月刊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美的丛书、性欲丛谈,张竞生还主持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编成霭理士女性小丛书,继续传播其主张。鲁迅著作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在同行的倾轧和恶势力刁难下,《新文化》月刊一年中出版6期而止,美的书店仅办两年就被迫关门。之后,张竞生第二次赴法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浪漫派丛书,其中个人的著作主要是《伟大怪恶的艺术》和《浪漫派概论》,其余为译作。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还出版了他的《民力建设》、《民智建设》、《民生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书,可惜张的这类正经书从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

  1950年代,张竞生又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在生活困顿、精神压力巨大的状况下,张竞生创作了半自传体散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这三部作品皆在海外出版,其中所述个人经历成为后来为其立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虽然据张竞生次子张超先生说,这三个姊妹篇在当时有卖文糊口的性质,但有学者曾评论说,50年代的散文名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等的作品都不如张竞生的文章至情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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