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1932—1934:商务印书馆的劫后重生

澳门新葡亰登入,2017年是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这家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从1897年诞生到“一·二八”事变之前的35年中,其资本从启动时不足四千元,经多次增资、扩股后逐步增加到500万元;1931年实现当年出版种数近800种;营业收入创出历史新高,达329万元;几十家分、支馆店遍布全国以及新加坡。建馆十周年时,编译所和四个印刷所的新大楼在上海闸北占地80亩的宝山路厂区隆重落成。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700多名员工、300多人的编译团队和一流印刷设备的巨无霸型出版企业。

内容摘要:商务当时在上海的各机构职工有三千七百多人,大部分人工作和居住都在闸北,在失去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安身之处,身处租界的发行所便成为职工集聚地,那些身无长物的职工观望着也期待着。职工列举的事实是商务资产还存一千一百万元,包括南京路地基房屋值价四十五万元,发行所地基房屋值价十五万元,各分支馆及北平、香港的印刷厂地基房屋值价四百五十万元,出借二十四万元,存银行保险库古本书价值十五万元,总厂及其他处所地基约一百亩价值一百万元。商务职工的被解雇斗争,得到了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曾发出《告商务印书馆失业工友书》予以声援。因为,商务要移调那些停工的职工去香港做工、去长沙开厂时,职工多不愿奉命,甚至原在长沙的职工也纷纷要求调回上海……由此,自认由于立场、反响和功利的不同,商务采取的“留人办法”不能不自承失败了。

在复业后的一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一方面以“科学管理法”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出版物的发行量。下文分别予以详叙。

然而商务印书馆的辉煌在1932年年初总馆被炸毁后告一段落,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商务经历了无比艰辛的复兴历程。商务的复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约半年,是从上海总馆在1932年1月29日被日军轰炸,到7月底的善后处理和筹备复业;第二阶段是1932年8月1日恢复营业后一年间的复兴发展。下文拟对商务的复兴历程做详细梳理。

关键词:职工;解雇;商务印书馆;房屋;王云五;薪水;复业;董事会;地基;上海

企业内部管理

员工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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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管理涉及组织规范、人事制度、薪酬福利、财务管理等诸方面,具体措施如下: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犯闸北,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十时许,日军飞机对非军事目标——商务印书馆总厂实施定点轰炸,多次投掷大型燃烧弹,导致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所、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三十五年的辉煌基业顷刻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几乎没有员工在战火中伤亡;全国各地的分支馆以及北平、香港的分厂仍在运营;位于上海天通庵路的第五印刷厂内的很多物资未遭殃及,商务员工冒着枪林弹雨把幸存物资抢运出来。

  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遭日军掷弹,致使包括总厂房屋、机器工具、图版存货、纸张原料、未了品、生财修装;编译所房屋、图书、稿件、生财修装;东方图书馆房屋、书籍、生财修装;尚公小学校舍、图书仪器及教具等焚毁,全部损失数目达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元。

(一)组织规范

这样的紧急关头,亟待最高管理层带领企业迅速走出危局。正式履职总经理还不满两年的王云五责无旁贷,在轰炸后当晚经过彻夜思考,坚定了不屈的信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商(那时也称出版家),商务印书馆面对数十年精心打拼的家产被焚殆尽,善后诸事中第一要事是如何面对失去岗位的职工。总经理王云五、经理李拔可和夏小芳经过紧急磋商,首先决定对员工进行救济。李、夏当即分头从那时已经停业的银行后门进入并与银行高管商量提款应急。终于,商务在第一颗炸弹引发大火的一小时内,宣布发给职工每人救济费十元。

公司复业后,一切章程和规则都重新制定。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五部门的暂行办事规则;编审委员会、秘书处等暂行办事规则,以及各部服务待遇暂行规则,都在八月内先后公布。所有规则均依据科学管理原则制订。

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多数上海职工居住于闸北,“一·二八”战事一开,很多人的住所毁于战火,导致他们颠沛流离。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机对商务印书馆总厂的投弹还没有结束,王云五就决定借给每名职工10元救济金,救济金可供至少两三天的食宿。由于租界内的所有银行在开战后都已闭门停业,为了让近四千名职工都能在当天下午领到这笔钱,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经理分别去平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申请特别提款,为了不声张,他们只得从银行的后门进去。

  商务当时在上海的各机构职工有三千七百多人,大部分人工作和居住都在闸北,在失去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失去了安身之处,身处租界的发行所便成为职工集聚地,那些身无长物的职工观望着也期待着。

(二)人事制度

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了战时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总厂被毁后的善后办法,尤其是几千名职工的救助安置问题。当时公司尚欠债200余万,进货待付款项80余万,定书存款100余万,另外,还有职工在公司的存款90万左右,而账上可以动用的现金只能抵付债务的三分之一。在既无机器和厂房可用于生产,又只有极少量存书可售的窘况下,如果公司持续救济庞大的失业职工群体,账上的现金会在几个月内耗尽,到时候将对债权人无法交代,唯有破产倒闭这一条死路。王云五认为,在上海职工的去留问题上,最高管理层应做出壮士断腕的抉择,他提请董事会商议他的解决方案:“立即解雇全体职工,还清职工的存款并依法支付解雇金。”董事会考虑到此方案涉及多方利益,事关几千名职工的生计着落,决定于次日继续讨论并细化方案。

  应变

1932年8月1日公布的《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对职工的奖惩条例做了非常详尽的界定,有13种情形下给予奖励;5种情形下发出“警戒”;8种情形下记过;10种情形下记大过;24种情形下可随时解雇。另外,为使录用机会均等,并避免不称职者互相包庇,王云五还为员工录用定下了回避原则:“父子兄弟已有一人进用的,其他概不进用。”

2月1日上午,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遭纵火焚烧。当日下午董事会即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决议通过的善后方案采纳了王云五的多项提议:(1)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和西门两分店全部停业;(2)总馆的全体职工停职,允准总经理和两名经理辞职;(3)由董事会组织负责善后的特别委员会(之后推举张元济担任委员长,王云五担任常务委员主任);(4)总馆职工的薪水除了付到一月底外,额外发给每人半个月薪水;(5)职工可提取存在公司账上的活期存款,凡存款额在50元以下的可全额提取,存款额在51元以上的,超出50元的部分按1/4的比例提取,其余的3/4分期提取;(6)各分馆、支馆和分局暂时照常营业,但要竭力紧缩开支。

  1月31日,商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善后事宜。馆方报告,当时所有现款可以动用者在二百万元以上,负债方面包括同人存款九十万元左右,进货款亟待支付的约八十万元,定书存款一百余万元,其他负债二百余万元。如以现有存款抵付债务仅及三分之一。王云五总经理提出:“余熟权利害,决计把现有款项大部分用在同人身上,而保留其中一小部分以及未遭毁损之各地分馆营业收入,以因复兴之需要。同时,并以策划复工之决定,博取其他债权之延期清偿。但欲避免同人之坐食,与获取外间债权人之信任,唯有将上海一切职工全体解雇,除还清其存款外,并依法付解雇金,使各同人获得此款以资还乡或转业之用。”

(三)薪酬福利

为了避免劳资双方的矛盾激化,上述善后方案先让所有职工停职而非全体解雇,这样做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倒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性的办法,至少不用为几千名无工作可做的职工按月支付薪水。

  董事会起初下不了决心,感觉解雇全体职工困难很多,但在没有更好的善策的情况下,“不得已赞同此原则,续拟具体办法。”

1933年4月6日和8日分别公布《同人奖励金分配暂行章程》、《同人普遍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和《总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每年度奖励金总额的分配比例为:(甲)总经理和经理占10%;(乙)全公司同人普通奖励金占45%;(丙)全公司同人特别奖励金占45%。其中“特别奖励金”派发标准采取打分制。王云五认为,原来实行的普遍分红奖励制度虽有良好的初衷,但已起不到奖励的效果,很多职工将此种按薪金额比例分配的奖金视为待遇上应有的一部分,所以亟待改革。将普遍奖励金与特别奖励金相结合,是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精华之一,既可以使全体员工都能享受到公司发展带来的红利,也能有效激励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

2月4日,商务印书馆将董事会会议通过的善后方案登报公告,并承诺延后结算职工曾向公司的借款和欠款。为避免大量职工滞留上海等待公司救济,该公告恳请凡可以回到原籍地的职工尽早返乡。至此,对失业职工的临时救助暂告一段落。而纷繁复杂的善后事宜只留60多人分工办理,涉及到人事、账款、分馆、稿版、契约、股务、计划等22个部分,所有留用的工作人员都不发薪水,仅给少量津贴,星期日也不休息。

  2月1日,董事会再次开会并议决:

此外,4月21日,约定泰山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四海保险公司三家,为总分馆职工承保终身寿险,并于当天签订合同。职工只需支付保费的一半,其余一半由公司补贴。4月28日,公布《分支馆特别奖励金派发暂行规则》,按营业额和利润占营业额的百分比者两项指标打分。4月29日,公布公司指定的职工看病的医院、医师和配药的药房。5月31日,公布《女同人生产假津贴薪工暂行规则》,其中规定女职工可请8周产假,产假期间被扣工资由公司以津贴的方式返还。产假津贴来源于公司每年度结账盈余中所提取的特别公积金。

在二月初公司宣布全体职工停职的时候,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中,无法进入现场勘查,所以当时很多人还寄希望于总厂的损毁不太严重,对战后迅速恢复生产存有幻想。另外,公司管理层指望着停职职工在拿到半个月薪水的救助金后能回乡另谋生计。但停战后的实际状况使这些希望和幻想都破灭了:总厂在被轰炸和焚烧后成为一片焦土,损失殆尽;大多数职工仍逗留上海,一些已经回老家的人又回到上海,希望重返昔日的工作岗位。

  (一)上海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门两分店一律停业。

(四)财务管理

王云五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和考虑后,坚定了他最初的想法,即唯有立即解雇全体职工才不会耗尽仅存的一点宝贵资本从而保证复业进程,因为一旦复业无望,所有职工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被公司遣散的命运。于是,他在3月16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全体解雇的建议,一经讨论即被采纳,并以董事会的名义发布公告,将总馆停职职工全体解雇,让大家各谋生路。另外,除了之前已支借的半个月薪水和10元救助费外,每个职工再加发半月薪水,作为最后一次补助。

  (二)总经理及两经理辞职均照准。

1933年1月14日,商务印书馆公布“成本会计试行规则”,在上海的三个分厂以及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施行。王云五在1930年提出的“科学管理法计划”中,成本会计制度是12个子计划之一。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他尤其强调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第一件是要继续减轻成本,为文化计,只有减轻书籍的成本,才能使社会得有廉价的读物;为营业计,也只有减轻书籍的成本,才能应付同业的竞争。”

此公告一出,众皆哗然,王云五立即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收到了不少恐吓信。他后来回忆说:“计自三月十六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停职职工全体解雇之日起,至八月一日复业之前后,半年以内,我无时不受辱骂或威吓。好几次,因我被攻击得太厉害,许多亲友都力劝我摆脱商务印书馆,以免名誉扫地,或遭遇意外。我答以只要良心过得去,脸皮尽管厚些;至关于遭遇意外之可能,我则自计人皆有死,只要为公家尽职而死,既然于心无愧,也顾不得许多。”

  (三)由董事会组织特别委员会,办理善后事宜:推定丁斐章、王云五、李拔可、高翰卿、高梦旦、夏小芳、张菊生、叶揆初、鲍庆林为委员,并推定王云五、夏小芳、鲍庆林为常务委员。

商务在降低间接成本上做足了文章,在此试举两例:(1)严控机器的折旧费,除非必需,尽量不添购新机器。深入挖掘现有机器的潜能,通过合理运用,使原来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昼夜24小时不停地生产,一部顶三部。再通过制订合理的生产计划,使工作衔接顺畅,甚至可以实现一部机器等同于从前四部机器的功用。另外,上海总厂被毁后,并未轻易丢弃被严重损坏的机器,而是尽力修理利用,从而避免大量采购新机器。对于无法修复的机器,则作为废件通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出售,把损失降到最低。

就在全员解雇风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还发生了一段“插曲”。4月8日,王云五的81岁老父因脑出血而猝亡,许多亲友劝他趁此机会留在家里服丧守孝个把月以暂避风头,但王云五不愿借办丧事之机临阵脱逃。其父去世两天后未公开发丧即被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4月11日,王云五重返公司上班并在《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启事:“今先父虽已长逝,遗教犹存,不敢稍违。况值兹国家多难,尤不宜耗物力。故葬前不敢告丧,葬后亦不开吊。所有赙赠概不敢领。云五并秉承先父克勤尚实之旨,于安葬之次日忍痛任事。凡我戚友幸矜谅焉。王云五泣启。”此文一出,来自被解雇职工的指责声音有所缓和,一部分反对者开始意识到,王云五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

(2)通过一人多职,一职多能,降低管理人员的费用。王云五在复业周年讲话中说:“现在会计科的同人较前亦减少,但是今年结账的时间比以前提早约两个月,其办事效率亦可想见。试以我个人而论,似乎也兼任了‘一•二八’以前六、七个人的事。我的主要职务为总经理,但同时兼任了从前的编译所所长和印刷所所长,有时还兼半个出版科科长。近来编印教科书,我简直还兼任从前的国文部部长。又从前编译所的秘书和印刷所的书记,现在也可以说由我自兼。甚至有时还兼校对员或计算员的工作。”

事实上,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处的极端情况下,董事会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一千多名股东、3700多名职工和很多债权人的切身利益。既想照顾到各方诉求,又要实现快速复兴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总经理就难免要充当恶人。王云五以总馆恢复营业为第一要务,为甩掉沉重的包袱,不惜得罪全体职工,以“菩萨心肠”作“魔鬼姿态”,一方面无法得到被解雇职工的谅解,另一方面,某些不明真相的股东质疑他用公司的巨款来接济失业的职工,没有顾及股东的利益。难怪胡适在那段时期给王云五的信里说:“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商务印书馆在付清职工一月份薪水后,当即宣布再加发每人半个月薪水,同时将同人活期存款在五十元以下者全部发清、五十元以上者其超过五十元的部分先筹还四分之一。

以上所述的降本增效措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根据1933年3月26日召开的股东常会的会议记录:“1932年份,公司净盈余871827.484元……盈余之原因,则大都由于节省生产费之最重重者四项,约计减省25万余元,管理费及营业费约减省18万余元,机器折旧及利息,约减省十万余元,以上三款,共计节省54万余元。其他尚未一一计入,本届总馆盈余53万余元,则本届之有盈余,谓为全由节省而来。”“本届公司,如此艰难,能有如此成绩,此皆公司办事人之努力,元济谨代表全体股东及董事会向总经理王云五先生道谢,并向本公司全体同人道谢。”

由于劳资双方在解雇赔偿问题上僵持不下,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多次参与调解。最终,1932年5月8日提出的解决方案被董事会接受,次日即登报公布。该方案决定在原有补偿的基础上,再发给每名职工半月薪水和部分退俸金,全数发还特别储蓄金和200元以下的活期储蓄。并承诺在恢复营业之后,尽量优先录用老职工。这个方案得到了超过半数被解雇职工的认同,截至当月28日,已有1971位职工领取了解雇金。但仍有部分职工以“职工被难善后委员会”的名义聘请律师在报纸上发表对抗声明,企图阻止其他职工领取解雇金,并准备起诉公司。后经上海商界领袖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等居间调解,劳资双方终于在6月17日签约和解。商务印书馆虽然为补偿被解雇职工共用掉150多万现款,又支出将近20万偿还其他债务。但幸亏王云五在前一年(1931年)对财务进行了科学管理,所以到“一·二八”事变爆发时,账上可用现款有200多万元,加上截至六月底催收来的21万元账款,以及各分馆的来款130万元,确保了恢复营业所需的资金量。

  2月6日,董事会补充决议;设立善后办事处,由特别委员会主持:酌留人员办理善后,月支津贴并根据原有薪水由七折至四折支付,所有升工(加班费)等一律删除。

王云五依据其“科学管理法”所实行的一系列内部管理措施,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为商务印书馆的迅速复业以及复业后的崛起提供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

恢复生产

扩大发行量

鉴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所有机构和工厂均已停业、停产,当务之急是保障其他收入来源和开发生产能力。为此,王云五一边维持全国各地分支馆的运营,一边筹划恢复营业的准备工作。上海总厂的库房全毁,导致后续供应断绝,只有上海发行所存有的少量书物和各分馆尚存的书物能够用来调剂。这些存货中占大头的是中小学教科书,经过春季开学的旺销期,已所剩无几。如果不能在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将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备齐,各分馆将无业可营。

在扩大发行量方面,王云五采取了“两步走”策略:从1932年8月1日复业到当年10月底,首先恢复出版四种杂志并尽其所能地发行重版书;从1932年11月1日起不断推出新的图书品种系列以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同时,为了使产能配合不断扩大的发行量,商务印书馆还采用了预约售书的营销策略。

在总厂被炸毁后仅半个月,王云五就在紧急处理各种善后的同时,开始准备秋季用书计划。由于总务处和总厂的所有账册和报表均遭焚毁,已无历史记录可供参考。如果凭空制订用书计划,将会与实际需求有很大出入,不仅无法形成预期的销售收入,还会白白地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此时,王云五平时记在小本子上的产销数据成了无价之宝,尽管这些记录并不完整,但足以用来推算秋季开学各种教科书的大致用量。从二月中旬开始筹划,到三月上旬完成秋季供书计划,前前后后只用了20天时间。

(一)恢复出版原有的部分杂志

为了能赶在中小学校秋季开学之前完成大批量计划用书的印刷,商务印书馆通知香港和北平两个分厂,一律停止承接外来印刷订单,全力承印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但在当时,这两个分厂所有机器加起来也不超过上海总厂原有机器的十分之一。由于存货已基本售罄,仅仅恢复到原来上海总厂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再增加产能,这样才能保证在秋季开学时不至于断货。王云五依据他的科学管理法原则,在只增加了少量机器的情况下,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制定严密精准的生产计划,将人力、物力发挥到极致,使得香港和北平两分厂的生产力提高数倍。为确保生产目标的达成,3月中旬,王云五专门从上海派出两名重要职员带着计划书分别到香港和北平分厂驻厂督导印刷工作。

1932年8月20日,生产科出版部通告第一号:“《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儿童画报》恢复定于本年十月内继续出版。”而其它杂志如《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等则因出版力量不足而暂缓复刊。

经过了这一番科学的筹划和安排,大劫之后的商务印书馆基本稳住了阵脚,为秋季复业做好初步准备,恢复上海工厂的生产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王云五先是于四月初租赁派克路云飞汽车行楼上的房屋为库房,存放从位于闸北的第五印刷厂抢运出来的机器工具等物资,至4月23日,第五分厂的机器和存货完全搬清。随后,在公共租界内的辽阳路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赁房屋建立起一家小规模的印刷厂和制版厂,赶印重要的学校参考用书。

以讨论时政和增进国民知识为办刊宗旨的《东方杂志》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享有极高声望。复业之初即率先复刊这本杂志,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由于《东方杂志》的读者群与商务版图书的读者群高度重合,所以转化率也很高。复刊《东方杂志》可以加强读者的黏性,带动图书销售,因为每一期杂志上都会刊登新书或重版书的广告。

一些库存的印版在日军轰炸中被烧毁,工人们就用排活字、制锌版、照相石印的方法重新制版。香港、北平分厂昼夜轮班工作,截至1932年7月初,已印成小学用书一千余万册、中学用书一百余万册、字典等二三十万册,另外还有数百种重要参考书在赶印中,为秋季学校开学的重要用书备足了货源。

近代知名画家王济远的“劫后残照”——刊登于《东方杂志》复刊号的正文首页

组织架构

(二)每日出版一种新书

经过近半年的苦斗,在王云五的带领以及张元济、高梦旦等退休元老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完成了抢运幸存物资、救济和暂时解雇全体职工、整合分馆分厂资源、在异地恢复大规模生产、小规模重建上海工厂、偿还内外债务等多项紧要任务,为总馆在当年秋季复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1932年11月1日起,商务印书馆每天出一种新书(不含教科书)。复业之后,虽然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印刷厂、制版厂和平版厂以增加生产,但这些厂房都是租赁来的,且设备颇为简陋,远不及从前。王云五回忆说:“去年复业后,因历年出版的书籍八千余种悉数被毁,母版保存的也不及十分之一,如按一般营业的规则,自宜以全副生产力从事于被毁各书的重版。但是我以为出版家的职责当不断的以新著作贡献与读书界。”

1932年7月12日,新董事会会议决定总馆定于8月1日恢复营业,并选举王云五为总经理。王云五随即着手对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当王云五宣布每日出版一种新书并同时复刊《东方杂志》等四种杂志的计划时,被很多同事认为不自量力。但他认为“日出新书一种不过是最低限度的一项贡献”。他主张复业后的商务印书馆应该从依赖于出版教科书向更全面的出版门类过渡:“‘一•二八’以后,我特别注重一般用书,包括专门著译的编印,结果教科书营业虽然没有减少,而一般用书的营业数量,却由前此远逊于教科书者,进而超过教科书的地位。”

7月20日公布《总管理处暂行章程》:设立总管理处,由总经理主持总管理处的一切事务,总管理处下设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和审核等五部门。其中生产部的权力最大,负责掌管编译、印刷,统辖编审委员会、出版科及各工厂。商务印书馆长久以来形成的“三所一处”格局(即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总务处)从此消亡。

据笔者统计,在1932年11月初最先出版的新书以《百科小丛书》和《汉译世界名著》为主。其中,出版的第一本《百科小丛书》为《平时国际法》;第一本《汉译世界名著》是《佛兰克林自传》。

紧接着在7月22日又公布了《总管理处处理重要事物暂行规则》,其中“关于职工之进用”的四条规则明确规定,副科长以上人员、编译人员、各分厂的正、副厂长以及各分支馆的正、副经理的聘用须由总经理订立聘约;其他职工的录用须经总经理核准后以人事科的名义订立契约。

由于原先的编译所被新设立的编审委员会取代,无需再维持一个300多人的编译团队来自编书稿,而是使用外来投稿或约稿,审稿成了编审员和编译员的主要工作。外来稿件的撰稿人通常是来自各个学科和行业的专家学者,所以这些书稿的内容不仅更丰富,而且更有深度。新组建的编审委员会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出书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决不亚于原来有300多人的编译所。这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新书尤其是系列丛书奠定了基础。

这些章程和规则的建立为正式恢复营业打好了组织架构的基础,王云五任总经理,兼任生产部部长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此,他已全面掌控了公司的行政管理权和人事任免权。早在1931年1月,王云五曾准备施行的“科学管理计划”由于遭到四个工会的联合抵制而流产。而此时已非彼时,他已万事俱备,可以放开手脚,在生产和运营等各个环节去贯彻他的“科学管理法”。

(三)开发《大学丛书》、《复兴教科书》和《小学生文库》

复业前夕,为确保新组建的总管理处在复业伊始就能正常投入运转,避免在人员的安排和调度上出现真空期,公司分别于7月22日和7月28日公布了《人事委员会暂行规则》和《总管理处职员暂行待遇规则》,并起草制订了《总管理处职员服务暂行条例》、《上海工厂职工暂行待遇规则》和《上海工厂职工服务暂行规则》,待复业当日公布。

1932年10月24日,商务发布《大学丛书委员会条例》和《印行大学丛书条例》。事实上,在一年多前,王云五就撰文指出:“国内各大学之不能不采用外国文图书者,自以本国文无适当图书可用。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由此他表示:“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供献于国人。”

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和在租界内新设的印刷厂同时恢复营业。在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王云五提出的复业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被制成大字悬挂于发行所门口,令在场的员工和顾客百感交集。

“一•二八”事变突发,总馆被毁,王云五愈发感到“学术救国”的迫切性,“大学丛书之出版,不容再缓”。于是,在商务印书馆复业后,《大学丛书》项目得以迅速重启,由蔡元培先生领衔,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统一筹划,邀请各学科专家如胡适、翁文灏、冯友兰、吴经熊、马寅初、李四光、竺可桢等担任委员会委员,拟定《大学丛书》目录,并对入选目录的书稿进行审核,丛书涉及文学、理学、法学、教育、农学、工学、商学、医学等八大类共732个科目。商务印书馆也借机整合新旧资源,不仅打造出学术领先的“国化教科书”,同时还有效地盘活了原有出版物的存量,一举两得。《大学丛书》出版后,商务印书馆以版税的15%做为著作人的报酬,达到了双赢。

由于《大学丛书》委员会云集了国内权威专家学者坐镇,不仅保证了丛书有学科的丰富性、学术的严谨性和内容的时效性,还可以借助时任各大学校长的委员们(不少于30位)在其校内推广《大学丛书》,以促进学术的普及。大学丛书委员会规划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逐步出版多达几百种的学术专著,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学术出版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以及长期而稳定的营业收入。

在标注有“国难后第一版”的《大学丛书》的版权页上,用了将近一半的版面简述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并表达了将不负众望,陆续出版读者所需书籍的恳切意愿

从1932年10月就开始筹划的《大学丛书》终于在1933年4月出版了五本专著,第一本是由时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丁燮林审定的《普通物理学》上册。同月,初级中学用的多种《复兴教科书》也开始排印,含《公民》、《国文》、《代数》、《物理》、《化学》等15种。因为《复兴教科书》是根据当时的新课程标准新编的教材,所以销量可观。以《复兴地理教科书》为例,1933年7月初版,到8月就出到了40版。

1933年7月15日,第一集共500册的《小学生文库》开始“发售预约”。《小学生文库》是仿照《万有文库》创编的丛书,面向当时全国的七、八万所小学,因为其中只有极少数拥有自己的图书馆,所以一旦大多数小学开始创建图书馆,门类齐全的《小学生文库》就可供给整个图书馆的用书,其潜在的需求量之大甚至超过了《万有文库》。

(四)预约售书

1933年元旦,商务印书馆发布十种字典、辞典的联合促销广告,以价格优惠鼓励成套预约。王云五的这种预约售书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公司实现以销定产,大幅提高包括备料、制版、印刷、装订、出版等各环节的计划性,有效降低库存,而且还能收取预约书款,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支付生产费用。

字典和辞典的预约销售

截至1933年7月底,商务印书馆恢复营业一周年。出版量方面,已出的重版书有大约3000种,占“一•二八”事变前出版物总数的3/8。从1932年11月1日起,已出220多种新书。此外,新编的《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和《复兴教科书》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人员方面,随着业务愈加繁忙,每个月都会进用新的职员充实到各个岗位上,在复业一周年之际,直接和间接为上海总馆服务的职工人数已不下两千人,超过了“一•二八”事变前总馆职工总人数的一半,而且其中大多数是被解雇的老职工。

至1933年底,虽然机器数量只有原来的五、六成,工人人数减半,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能力达到了“一•二八”事变之前的两倍半。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也带来了职工的薪酬、奖金和福利待遇(人寿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的实质性改善。据王云五在1933年12月的文章中举例说明:“印刷工人的平均收入,按照本年七月份和十一月份的平均统计,较‘一•二八’以前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以下几张图表展示了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8月1日复业后所创造的不俗业绩。

复业一年来出版新书的统计表(小学教科书和万有文库的单行本均未列入)

上图为商务印书馆各年业绩的自我纵向比较:遭劫难次年一月到七月的营业收入(159万元)已经接近了其鼎盛时期(1931年)全年营业收入的一半。

1931-1934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物种数对比图(数据主要取自周其厚著《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

上图为商务印书馆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进行横向比较:对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1931-1934的四年中的出版图书的种数,最特殊的年份莫过于1932年:由于商务印书馆在一月底遭受灭顶之灾,其当年的出版种数跌入最低谷,连上一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而这52种新书还是从11月1日起坚持每天出一本新书才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书局在1932年出版了608种新书,成为了四年中的高产年,客观上填补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真空期。而商务印书馆在复业后的次年(1933),出版种数即在1931年的基础上翻倍,新编印的《大学丛书》和《小学生文库》贡献突出。或许是受到了商务印书馆爆发式增长的市场挤压,中华书局在1933年的出版种数反不及1932年的半数。

假如从商务印书馆在1934年的发展高度回望1932年年初的劫后危局,可能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大劫难之后的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在废墟上进行大规模重建,也没有靠增资扩股或发行公司债来大量购置新设备和增加员工,而是通过“科学管理法”建立起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重组公司组织架构、实施成本会计、进行精益化生产、打造精干的团队、优化奖励机制、创新出版类别等方式浴火重生,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让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不断续写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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