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辛萍:单士厘与《癸卯旅行记》

在封建时代,妇女走出国门难,走出国门又留下日记更难。清末却出了一位这样的奇女子钱单士厘。

提起鉴湖女侠秋瑾1904至1905年游学日本之事,几乎人人皆知。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位出国游历比秋瑾更早、时间更长、游历国家更多的杰出女性——单士厘。然而,单士厘却名不见经传。因此,对单士厘及其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癸卯旅行记》予以介绍,特别是对其着作中透露出来的爱国进步思想加以评论,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钱单士厘(1863-1945),字受兹,祖籍浙江萧山。父棣华,曾任嘉兴等地教谕。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通日文,曾试译福岛安正君《单骑远征录》,在日本,曾为其夫钱恂担任日语翻译。钱恂(1853-1927),字念劬,湖州人,清末外交官,青年时就随薛福成出使英、德、俄、法等国。1899年任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1903年偕夫人钱单士厘从日本东京出发,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作俄国、欧洲之游。《癸卯旅行记》即记此行经历,有1904年日本“同文印刷舍”排印本。

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单士厘的丈夫钱恂,是着名学者钱玄同的长兄,自号积跬步主人,早年随着名改良派人物薛福成等出使欧洲,后又游历日本,长期担任清朝的外交官,清末秘密加入光复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思想开通的进步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中,单士厘如鱼得水,思想才识得以大大发展。自1899年始,单士厘几度随其夫出使日、俄、荷、意等国,这又大大开阔了她的眼界,才识有了新的升华。由此可见,她能写出我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癸卯旅行记》绝非偶然。特别是在此以后,她一发而不可收。着述一部接一部,继《癸卯旅行记》之后,又编纂了《归潜记》、《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等。

《癸卯旅行记》三卷,起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二月十七,止同年四月三十。前有钱恂题记,称“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又有作者自序,略谓“十馀年来,予日有所记,未尝间断,顾琐细无足存者。惟此一段旅行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闻见。……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羡乎?跂予望之”。在钱单士厘之前,有不少外交官的妻妾走向世界,但都没有留下自己的日记。这是已知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

在黑暗的旧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禁锢了千百万妇女,使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空有一腔情思而抱恨终身,有幸的是单士厘的家庭环境与她们截然不同。她的出身、家庭及经历都为她才识的发挥提供了方便。更为突出的是,单士厘正是看到了旧中国封建礼教压迫妇女的罪恶,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写作目的明确而有针对性。如她在《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自序曰:“中国妇德,向守内言不出之戒,又不欲以才炫世。能诗者不知凡几,而有专集者盖鲜,专集而刊以行世者尤鲜。兹就箧衍所有专集而正始未采者三十二家,先为再续初篇第一。以后搜采所得,续编续印。”她在《癸卯旅行记》自序中又写道:“惟此一段日记,历日八十,行路逾二万,履国凡四,颇可以广闻见。录付并木,名曰《癸卯旅行记》。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羡乎?跂予望之”。她的《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清闺秀艺文略》,为我们研究清代妇女的思想、文化及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部游记的最大价值是以女性的眼光看世界。日记虽然只记八十天事,全文只有几万字,内容却非常丰富。

单士厘那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精神,造就了她一生在文坛上着书立说,成就显着。她创作了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癸卯旅行记》,写下了专门评介西方文化、艺术的《归潜记》,编辑了《清闹秀正始再续集初编》、《清闲秀艺文略》。后两部是专门记叙妇女着作的合集。她还留行《家政学》、《家之宜育儿简谈》、《受兹室诗钞》等多部着作。

她为博览会正名。指出以往人们将博览会翻译成“赛珍”“赛奇”,皆与“会意相剌谬”,因为举办博览会的真正目的是“意在劝工商,不在竞珍奇”。她还说正在日本举行的“内国博览会”虽然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而其唤起国民争竞意识之心则一也”,即没有把博览会看成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是要唤起国民的竞争意识。

单士厘生活的时代是腐朽落后的清政府统治的年代,现已成为历史,但是单士厘的着述并未因历史的过去而消失。单士厘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着述。她的着作、她的思想及精神,将使我们永远铭记。而这众多的着作中,我们首先应该记住的是她创作的《癸夕旅行记》开了中国女子作出国记的先河,她给中国史写下先辉的一页。

她指出日本之所以成功,关键在重视教育,“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她还说“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她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培养人材”,“中国近今亦论教育矣,但多从人材一边着想,而尚未注重国民,故谈女子教育者尤少;即男子教育,亦不过令多材多艺,大之备政府指使,小之为自谋生计,可叹!况无国民,安得有人材?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

《癸卯旅行记》是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癸卯旅行记》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思与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19世纪中叶后,随着列强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败,清朝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炎黄子孙无不以此为耻。单士厘《记》中记载作者从中国到俄国的一路所见,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卖国者的鄙视和愤恨。如她在驶抵海参崴港外时记;“海参嵗者,中国人旧名。近海产此,故名。俄人得地必改名,且屡改,今名务拉的乌斯托克(日本人书为‘浦盐斯德’者,以读此四字略近俄音也)。此为咸丰十年所‘赠’与俄国者,俄建为东方第一之重要军港,而附设商港。自光绪廿四年又‘慨赠’辽东半岛与俄,于是旅顺大连湾为俄人东方不冻之第一良港,而海参崴次之。”一个“所‘赠’”,与一个“又‘慨赠’”,活画出清政府卖国的丑恶嘴脸和作者的无比痛恨心态。

她赞成用世界通行的阳历,但农历并存。她说:“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日有定数,一月之日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得充分便利,关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惩,均得齐一”,是非常便利的。针对世人以为“改正朔”为“易代”的代名词的错误观点,她引用张之洞的一段话,说明“改正朔”与“易代”无关。针对驻外使馆在对外文书中只书阳历、不书农历,她极为鄙视。她所作的日记,便是首先列出农历,兼注阳历的。

《记》卷中、下主要记作者由东北入俄国的一段经历,这里对俄人侵占我国领土做了多处记载。书中写道“俄人割人土地,必易新名”,那么俄人都割占了我们哪些领土,取名什么?有“中国旧称为双城子”而俄人取“名曰司柯里乐夫”者,“新哈尔滨”“俄人定名曰诺威傈特”者,“白海”俄人称“贝尔加湖”者,等等。以至于发生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竟要接受俄人官吏检查的奇闻。作者慨叹说。“中国妇女闭笼一室,本不知有国。予从日本来,习闻彼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予亦不禁勃然发爱国心,故于经越国界,不胜慨乎言之。”

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钱单士厘坐船途经釜山,见有日本驻兵、临时宪兵队、领事、警察,“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一切贸易工作,皆日本人,即渡船篙工亦日本人”。朝鲜人则从事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彼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见土人运木者,横负长五六尺之大木于背,喘步市街,几不知市街尚有他人他物者”。日本殖民者是如何对待朝鲜人的呢?“船上佣彼苦力数十辈事搬运,事毕以舟渡之归。舟小人多,不能容,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彼两手护发,哆口而笑”。

因为政府卖国,就为媚外求荣、为虎作伥的败类提供了孳生地。作者在《记》中以极大的蔑视对他们作了口诛笔伐:“达尼尔者,代茹古维志而为铁路总监工者也。然名为铁路监工,实于哈尔宾地方操立法、行法、司法三大权者也。”“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子哈……局员惟恐失俄欢,仰达尼尔鼻息惟恐不谨。”“俄人在哈尔宾购地,固以已意划界,不顾土宜,以已意给价,不问产主,然全以势力强占,毫不给价则未也。有之,惟满洲世职恩祥。恩祥恃其世官之焰,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冀获微价。”

在元山,作者发现朝鲜人喜欢书写对联于门,有一联曰:“人谁敢欺修身者;天不能穷力穑人”,感慨“委心任运,昩于物竞之理,已觉可笑”。又一联曰:“烧薪烧灾去;汲水汲货来”,评曰:“则求幸福于无何有之乡,而不图自励,日就困绝,岂曰无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跃然纸上。

国破山河碎,在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最苦的自然是被占区的劳动人民了。作者以她的一路所见,在对中外反动派表示无限愤恨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极大同情。这种思想感情,对一个朝廷的二品夫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记》中写道:“见一华人负囊登车,求售绢物。询系山东人,所售即山东所织。俄于他国人入境之禁綦严,且课税重重。此小贩人所获几何,而不远万里作此营生,想见吾民生计之艰。”又记载;俄人铁路公司雇佣华人,“每以华工污秽,易肇疫气”为由,令华工:“昼役于路,夜宿于傅家店,彼俄工固列板屋而居于路侧者也”。“其意非尽逐华王不止,徒以佣值廉而工事未竣”,实际上“俄工污秽亦不亚于华工”,“任我如何清洁,彼必有词”。单士匣在《记》中对卖国政府丑恶行径的揭露,对帝国主义入侵的鞭笞,对下厦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关注,无不体现出她作为炎黄子孙之一员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忧国忧民意识。这对当时封建专制禁锢下的妇女来说,实在是十分难得的。

途经海参崴时,记曰“此为咸丰十年所‘赠’与俄国者,俄建为东方第一之重要军港,而附设商港。自光绪廿四年又‘慨赠’辽东半岛与俄,于是旅顺大连湾为俄人东方不冻之第一良港,而海参威次之”。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单士厘冷眼向洋看世界,在《记》中以敏锐的目光向人们真实地展现出日、俄等国社会的利弊,并回观中同,抨击时弊,且不掩中华民族之长。她的许多卓识,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救益。单士厘几度随夫出国,作为一个达官贵妇,她没有象一些人那样沉湎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之中,也没有陷进苦心经营安乐窝之中,而是站在社会的高度,以她知识妇女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用手中笔,如实记述了西方与日本社会的真相,并同当时中国的情况加以比较。她在参加日本博览会后写道:“西国宫殿,一石之嵌,一牖之耀,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雕。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品物,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者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故从上海往游日本者,大率叹其‘贫弱’,正坐不知日木用意耳!”这里单士厘充分肯定了日本人学欧美之长处:“专务实用,不尚焜耀”,批评了上海“洋行者”的“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的浅陋之行。这对当今那种崇洋而不知学洋之长、唯其“玩品”是求的恶劣倾向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吗?

庚子之变后,沙俄势力深入中国东北。哈尔宾(今哈尔滨)“贸易无大小,皆以卢布计”,中国之货币“仅可为一葱一菜之交换而已”。而“荷兰、波兰,亡入于俄者且百年,而民间尚用格勒历、用旧币”,作者不禁发问:“哈地不五年已尽忘旧惯,竞投俄好,岂果种性血统之不同乎?抑教育久忘之故乎?”

中国自有中国的文明,外国自有外国的文明,不可能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单士厘在出国记中既写了外国的文明,也看到中国文明之处。如她在论东西方妇女之妇德时写道:“予谓论妇德究以中国为胜,所恨无学耳。东国人能守妇德,又益以学,是以可贵。夙闻尔君舅言论,知西方妇女,固不乏德操,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然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近今论者,事事诋东而誉西,于妇道亦然,尔慎勿为其所惑可也”。由此可见,单士厘既看到了中国妇德之长处,又批评了西方在此方面的堕落行径,更对一些人“事事诋东而誉西”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哈尔宾,沙俄“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为东方之彼得堡也。兵房已可容四千人,亦兴筑不已”。负有守土之责的满洲世职恩祥,却与侵略者沆瀣一气,“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每霸占附近民地,以售于俄人”。沙俄警察无故殴打哈尔宾铁路公司的高等华员,随意屠杀中国同胞是家常便饭,“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最骇人听闻的是:“又闻一俄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默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面自乾之盛德乎!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

由日本到俄国,单士厘大开眼界,她的《记》从多方面向人们展示了外国“文明”之下的种种不文明。如她《记》中盛赞了日本改用公历之长处,写了日本船及其服务之周到,但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丑恶行径。她承认俄国有“改革”,但也揭露了俄国的改革是“有名无实”,俄国的“文明”大都是徒有虚名。她揭露了俄国对中国强权霸道——强占土地,残杀我无辜——“自以海兰泡杀我男妇老幼三千馀人于一日,为最着称”。在介绍旅俄经历时,单士厘用长篇文字勾划了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的成就和声望:“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所着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单士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介绍托尔斯泰的人,可见她是一位慧眼独到的人。

与沙俄对中国的情报搜集相比,中国对沙俄的情形实在了解太少。书中记述驻海参崴的中国商务委员李兰舟,为由西伯利亚陆路归国的第一人,“闻其由西伯利陆路归国时,未有铁路,万里长途,三马敝车,冰雪奔驰,较缪君祐孙之仅至伊尔库次克者过之,盖中国一人而已”。李兰舟此行有何著述不详,缪祐孙则著有《俄游汇编》(也收入了《走向世界丛书》),汇集了作者游历俄国两年,对俄罗斯的军事、历史、疆域、道路、山川、经济、人文等方面考察调研的成果,以及记录考察过程的日记等。

在对外的借鉴之中,单士厘也不无目的地评介了中国。她写道,在列强蚕食中国时,即使统治阶级中也并非都甘愿为亡国奴,如都统沙尔呼达曾在宁古塔力挫沙俄侵略者,显示了国威;李兰舟、张之洞曾奏闻清政府,俄人修铁路“志在接路中国地上”,“请中国预谋抵制”等等。然而,清政府的腐败、官场的黑暗、社会的落后,却是无可置疑的。如:在李、张二人为俄铁路之事奏请政府交涉时,清政府的回答是“李、张均误以俄路归宿在中国海口,情形隔膜,可以无庸置论”。对此,单士厘愤怒指斥说:“……一语扫空。噫!不知答者于丙、丁、戊间,亦曾追悔前言否?”《记》中还写道:“奉、吉、黑三省各设一交涉局子哈……李君佑轩云,去年疫盛时,俄人……散给茶与糖于华民,而委其事于交涉局员,局员散其茶而匿其糖。俄人知之,先颇讶,后知为中国官场常态”。这些,不是对中国官场黑暗的揭露吗?

正因为作者是从陆路乘坐西伯利亚铁路赴俄的,加之外交官的特殊身份,使她得以了解沙俄统治下的各方面情形。“盖俄本罕施小学教育,故识字人少,不能读新闻纸。且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不使载开民智语,不使载国际交涉语,以及种种禁载。执笔者既左顾右忌,无从着笔,阅者又以所载尽无精彩而生厌,故新闻纸断不能发达。此政府所便,而非社会之利也。”

单士厘《记》的另一值得称道之处,是她对教育的看法。她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有些观点在我们今天仍不无借鉴的意义。她有关教育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她参观了日本博览会教育馆以后的论述。她写道:“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子列强者,惟有教育故。……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有教必有育,育亦即出于教,所谓德育、智育、体育者尽之矣。”这里,她极其鲜明地指出“国所由立在人,人所由立在教育”。同时提出教育内容为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这些卓越的见解出自九十余年前一个二品浩命夫人之口,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沙俄对于其殖民地芬兰,“设种种苛例”,“禁设学校,断其入仕之途(俄官无一芬人),在武备尤禁。又强设医院(选极下等之医生设院于芬,俾收不杀而杀之效),无非欲塞其智慧,绝其种嗣(禁婚嫁),又不欲留种他土,故禁不使出境。俄廷用心,可谓周密。”揭露沙俄的政策,是警示中国人要提防。

单士厘在阐述她的教育观点时,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时髦”教育提出了尖锐批评。她指出:“中国向以古学教人,近悟其不切用而翻然改图,官私学堂,大宰必有英文或东文一门之功课。试思本国文尚未教授,何能遽授外国文?”她认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小学、中学——“教之道,贵基之于十岁内外之数年中所谓小学校者,尤贵养之于小学校后五年中所谓中学校者”,教育的对象应是全体“国民”。这里,尤为可贵的是她提出了国民教育应“男女并重”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当时封建教育的一大挑战!

百年前,托尔斯泰已名噪欧美。单氏于日记中,载述其事,并称其高尚人格,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托尔斯泰者之一。记云:“绘印端书(即明信片)千百种待售。购一托尔斯托肖像。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其行于俄境者,乃寻常笔墨,而精撰则行于外国,禁入俄境。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曾受芬兰人之苦诉:欲逃无资。托悯之,穷日夜力,撰一小说,售其板权,得十万卢布,尽畀芬兰人之欲逃者,藉资入美洲,其豪如此。”

说起封建礼教,这在中国是延续2000余年而根深蒂固的又黑又长的毒物,单士厘生活的年代也并没有逃脱封建礼教的束缚。但是,单士厘几度出洋,广泛地汲取了新时代的精华,这又造就了她思想解放、开拓向上的崭新风貌。她看到了封建礼教的腐败,看到了要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必须由我做起,由自家开始。为此,她以实际行动向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冲击。她主张国民教育“男女并重”,在其夫首创留学日本之倡议与先导下,毅然把“两子一妇一婿”送东京读书,使钱家成了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她为“谈日本女学事”,打破中国“妇女非至戚不相见”的陋习,毅然接见男宾,全力阐述自己对女学的主张;她在与李兰舟家人的相谈中,“谆戒缠足,群以为然”;她为了开拓知识,不顾“中国妇女本罕出门,更无论冒大雨步行于稠人广众之场”的封建礼教束缚,舅姑同行、“冒雨游博览会”。这些都生动清晰地表明了单士厘是一个蔑视封建礼教、思想解放、追求妇女自由平等的新女性。这些也是她之所以能够创作出《癸卯旅行记》的动力之一。

此外,作者提倡女子教育,提倡女子交际,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号召女子做个好国民,无怪乎书刚出版,就有评论说:此书“为近世吾国女学先导,洵女界中空前之作也(《警钟日报》1904年9月1日)”。

以女子而作出国记,单士厘是创举者,其书的高度思想性更属罕见。而这又离不开她聪颖的才智,流畅的文笔。她的《记》虽是日记,但其中写山、写水、写人、写事无不恰到好处,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文学修养,从而使《癸卯旅行记》流芳千古。

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吧:单士厘;记住第一部女子出国记吧:《癸卯旅行记》。单士厘与她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记将永远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文章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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