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先生的几本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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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振铎公公躺在藤椅上聚精会神读书的照片。振铎公公的儿媳朱明磊伯母告诉我,这是振铎公公的女儿小箴在北京黄化门住宅院子里给他拍摄的,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我凝视着这张照片,想起我珍藏了几十年的振铎公公的两本藏书,于是把它们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看着这两本历尽沧桑的书,心里翻腾了起来。这两本书在我心里分量很重,它们是我高中学习外文时的外国文学启蒙书,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书上还留下了我那时稚气的中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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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珍藏至今,那是一个世纪以前伦敦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着英文版小说,是英国杰出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女士从俄文原着翻译的。一本是1912年初版的《The
Brothers Karamazov》;另一本是1913年初版的《The
Idiot》。这两本小说的扉页上都有振铎公公的签名和编号,收藏日期都是1920年9月3日。
振铎公公的一生和书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他爱书,读书,买书,藏书,译书,写书,失书,售书,救书……他离不开书,他和书在一起奋斗了一生。
从明城墙读书会起步的文学生涯
1920年9月3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呢?这里要提一下北平明城墙上的一个读书会。1917-1921年间,在北平高大的明城墙上经常会出现一群年轻学生,他们放学后爬上高高的城墙,席地围坐在一起,拿出一堆花生瓜子,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不休。这是一个大学生读书会,其中有一位精力旺盛、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就是读书会组织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他的两位好友,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和耿济之,以及燕京大学文科学生许地山,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等人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郑振铎的这个明城墙读书会。这是一群非常活跃的文学青年,他们时常结伴去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借了世界各国文学名着来阅读,也经常写些诗歌、小说和时政评论文章发表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后来又发表在他们自己创办的《新社会》
《人道》旬刊上。他们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人生,以及对社会和时政的看法,一直到日薄西山,炊烟四起……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着作为这群明城墙上的文学青年打开了视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激励着他们,他们常从城墙上极目望去,想看到新社会的曙光……
他们一边如饥似渴地从书中吸取营养,一边开始翻译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书中精彩的新思想介绍给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大众。瞿秋白和耿济之在1921年从俄文原着合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郑振铎从英文转译了很多契诃夫等作家的剧本。1921年郑振铎编了一本《俄国戏曲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包括了他翻译的《海鸥》《六月》、耿济之翻译的《雷雨》《村中之月》《黑暗之势力》,以及其他几位好友的翻译作品。
《俄国戏曲集》出版后,郑先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那天中午他极其兴奋,高兴得独自走进一家小饭铺“奢侈”地饱餐了一顿。肚子充实了,他的心里更是充满了自信,接着他去了一家常去的书店,用余下的稿费全部买了书。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学生涯就从那天正式开始了!
从收藏日期来看,我书架上这两部厚厚的英文版陀氏小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购置的,也许正是在那家书店里购买的呢。郑振铎先生爱书、买书、读书,在他的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眼前的这张照片上,振铎公公在休息时仍孜孜不倦地捧着书……
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宏大计划
郑振铎先生和英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白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去俄国考察,郑振铎和耿济之则留在了国内,他们联络了周作人、蒋百里、沈雁冰、叶圣陶等师友在1921年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蒋百里当选为主席,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沈雁冰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总编辑。郑振铎起草了会章,周作人起草了成立宣言。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普及文学知识,翻译引进国外先进文学,整理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久,郑、耿俩人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决定首先翻译陀氏巨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由郑振铎从英译本转译,然后由耿济之用俄文原版校订。振铎先生译了第一、二章后,因为着书繁忙,一搁笔就是好几年。耿济之在毕业后被派往俄罗斯从事外事工作,空余时间一直在坚持俄罗斯文学翻译,他非常关心这部书的翻译情况,有次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自己很喜欢这部名着,很想把它早日翻译出来。郑振铎当时正在进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也知道密友的心愿,即刻非常高兴地复信极力鼓励济之动手翻译,以早日完成他俩的共同心愿。随后又把自己收藏的英文版陀氏作品寄送给耿济之作翻译时的参考。家母说我珍藏着的这两本英文小说就是其中的两本。耿济之接到书信后大喜,立即停下手上的一切工作,在书桌上铺开了摊子,正式开始翻译起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上半部是耿济之在西伯利亚的领事馆中译成的,下半部则是他在上海孤岛时期译完的。在日伪的鼻子底下坚持这样的翻译工作,时时要防备搜查,其中的危险和艰辛困苦自然是一言难尽。郑振铎和耿济之深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最后十年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巨着,阐明了他一生对生命的领悟,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观念。2
这是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着作,更是研究人类信仰的一部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将严肃的人生哲学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这部作品成了久传世上的文学名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教部将此书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上个世纪初郑、耿两位先生决定首先译介这部书的重大意义。
1938年耿济之抱病完成了这部巨译,1940年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上集,赵家璧亲自给他送来了样书,他高兴得在家里小小庆祝了一番。家母在回忆录中说好久没有见到他的笑容了。他的朋友茅盾、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诸位先生都送来了亲切的贺词。在战火连绵,日伪查禁,出版社纷纷关闭,文学刊物大多停刊的压抑萧条环境下,孤岛上海竟然出版了一部由着名文学翻译家翻译的世界名着,这对中国的文艺界是个极大鼓舞。
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凝结了好几位朋友的心血:耿济之坚持不懈的努力,郑振铎的不断鼓励支持,赵家璧和老舍的无私支援,茅盾、傅东华和王统照的鼓舞和关注,这部百万言的浩瀚名着终于由赵家璧和老舍主持的晨光出版社在1947年完整出版了。在战事连绵、民生凋敝的年代,出版这样的名着不是一件易事。此时耿济之已经病故两年,生前未及看到全书,实为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写成了这部巨着,耿济之也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译成出版了此书,这并非只是巧合。我书桌上的这两本郑振铎的藏书见证了他们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新文化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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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公公是个大学者,着作等身。前面提到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他同期着作的《文学大纲》就是其中的两部重要的传世着作。他是着名的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中学时期读到振铎公公的《文学大纲》,把我引入了世界文学之林;近几年读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振铎公公说:“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文学的“土质是情绪……土色是美……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他认为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重要原动力有两个,就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和“外国文学的输入”。这也是振铎公公毕生在做的事业。他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剧作。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他最早译介到中文世界里的,并在他的译笔下脍炙人口,流传百年……
个人藏书惨遭劫难,为国抢救珍稀文献
对于读书人来说,最为尴尬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卖书以换取柴米油盐。而这种事情发生在郑振铎身上不止一两次。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生活极其艰难,有段时间郑振铎竟然只能靠卖书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辛辛苦苦收藏的《四部丛刊》、百纳本《廿四史》……都卖掉了。后来他又卖掉了一大批明版书、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使他最伤心的是那部石印本《学海类编》,实在舍不得,但不得不卖了。每本书皆寄托着他“个人的感情。如鱼得水,冷暖自知”。卖书后的感觉真是无可名状。振铎公公说:“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不卖,非饿死不可。卖了,却不断伤心,眼泪只能往肚里倒流下去。”
可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郑振铎宁饿不卖的书却遭到了大劫。他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被日本人侵占,寓所内不及转移的100多个书箱被日本人用刀斧斫开,内中两万余册民间唱本全被盗走。“八·一三”战火烧到上海时,余下的80多箱书,近2000种,包括元版、明版典籍全部失落。最令人痛心的是振铎公公20多年来收集的十余箱《诗经》及《文选》、未及刊行的清代文人多部手稿,以及在欧洲收集的文艺和考古学方面的书,全部烬于一旦。
前几年,朱明磊伯母来信告诉我,虽然振铎公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个人藏书,但他曾经组织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为国家抢救下来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宝籍,现大部保存在台湾的图书馆。朱伯母嘱我有机会去台湾时看看。
这让我联想起《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埃德塞尔的历史小说《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们》。上世纪40年代,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发出密令:一旦德国失败或者他本人死亡,必须把在欧洲各国抢夺的所有稀世文物宝藏全部毁掉。于是盟军即刻组织了一支由英法美博物馆艺术家组成的珍宝抢救队,这些人深入敌后,为保护人类文明建立了丰功伟迹,甚至牺牲了生命。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振聋发聩:“如果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化,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希特勒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我们不能让步!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也活跃着这样一支历史珍宝抢救队。其代表就是学者、文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郑振铎。他们于1940年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五个成员是:郑振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版本收藏家张凤举。这些学者同样没有使用过枪支,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抱着同样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在日伪的威胁恐怖中抢救出来一大批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振铎公公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当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等人联系,争取到了购买这些珍贵文献文物的资金,通过商务印书馆等处出面鉴定、收购,抢救这些文物。在上海沉沦之前他们把这批珍贵文献运往香港。不料香港沦入日军手中,很多文物又被劫掠到了东京。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这批文物才归还给了当时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今天的台湾珍藏着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善本古籍,这是世界上中华古籍藏书最多的书库。在善本方面,有约12300余部,近126000册,其中包括敦煌写卷、宋本、金本、元本、明本、钞本、稿本、校本等等。
郑振铎和他领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功不可没,他们是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除台湾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里也保藏了大量郑振铎保护下来的国家珍宝。
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赵家璧、梅兰芳、王统照、周予同等人一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岁月。有人劝振铎公公和外公耿济之去重庆大后方,外公身体不好不能成行。振铎公公也坚持不走,他对外公说:“我不能走,我有东西在这里。”他指的就是那些抢救下来的国家珍宝。他们隐姓埋名,每天生活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恐怖之中,外公的家被日军抄了两次。后来在振铎公公的建议下,外公在善钟路开了一家蕴华阁旧书店,帮助专事收购珍贵线装古书。这里也是他和振铎公公等朋友相聚议事的地方。书店取名“蕴华阁”,“蕴华”是振铎公公夫人高君箴的字号,意味深长,蕴藏中华文化之意也。外公起早摸黑,在那个只有一个店员的小书店里还继续着他和振铎公公年轻时的初衷,译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长篇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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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清末民初的《芥子园画传》两集,儿时外婆用来嘱我临摹学画之用,原有三集,一集后来遗失。家母说是振铎公公在上海孤岛时期留在外公处的,可能和那时抢救古书之事有关。振铎公公当时为《芥子园画传三集》写的题跋道岀了当时危难的境遇和他的心情: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龚氏四种。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或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独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故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
振铎公公,这位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使命的“幽芳居士”,在那样危险的黑暗大地上居然还如此淡定、幽默,保持着他天生乐观的秉性。
“为有直肠受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茅盾先生对郑振铎一生的评价,道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爱书、读书、着书、译书、护书,正直、率真的振铎公公。他视书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书和他相伴了一生……

近日收到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寄来厚厚两本书,它们是耿济之翻译、陈逸重译的《罪与罚》和《死屋手记》,每本书的书脊上方印有“耿译俄国文学名着”这个我极熟悉的丛书名。这个丛书名是我的父亲赵家璧在1941年与耿伯伯商量后决定采用的。
赵家璧一生编辑了多部丛书,有以公司名命名的“良友文学丛书”、“晨光文学丛书”;
有以内容命名的如“现代散文集”、“美国文学丛书”;有以表现形式命名的“图画知识丛刊”、“苏联名家画集”;也有以售价命名的“一角丛书”。他的这些命名方式也为各家出版商惯用。而“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则是国内没有出现过、由他首创的丛书名称。后者出版后得到社会的赞许,不但一版再版,而且在改革开放后,以同样的编辑方式又出版了四辑,使大系的总量达到一百卷;然而,以耿济之命名的丛书,当年他们也决定出版十卷,可是,1941年5月出版了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1941年11月出版了陀斯妥也夫斯基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上册后,因良友图书公司被日军查封、歇业,这部丛书再也没能完成,成了赵家璧终身的遗憾。
耿济之先生,1899年出生于上海,比赵家璧长九岁。赵家璧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经常读他的文章。耿先生是他的前辈。在赵家璧步入文化圈时,耿先生已远离祖国,在驻苏联领事馆工作。他们两人的相识、相知全赖郑振铎的联络与介绍。
郑振铎与耿济之是好朋友,他们两人年龄相差一岁,1917年耿济之是北平俄文专修馆学生,郑振铎在铁路管理专修所上课。五四运动爆发时,两人皆成了所在学校的*****,此后,他们在陈独秀指导下与瞿秋白共同编辑《新社会》和《人道》两个刊物;1921年文学研究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今雨轩”成立时,选举干事两人,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显然,研究会的成立他俩出力最多;这年他们还合作翻译了《国际歌》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耿济之在1918年,学生时代就开始翻译苏俄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译作,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尔奏鸣曲》,中文名《旅客夜谭》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此后,不论是在担任驻苏使馆领事、秘书、代理大使等公职期间,还是回国休假时刻,为了向国人介绍苏俄文学,他总是利用点滴空闲,伏案翻译,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以至落下了高血压和心脏病。
赵家璧在1936年筹备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系”时,郑振铎非常支持,他认为翻译文学、特别是介绍来自苏俄的文学作品对中国的新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向赵家璧推荐耿济之担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中《俄国短篇小说集》的编译者,并介绍赵家璧第一次与耿济之通信。耿济之得赵家璧信后欣然同意担当《俄国短篇小说集》的编译,立即找到戈宝权先生合作。他们研究后,选了二十位作家的作品,决定凡已有中译本的,尽量采用,由赵家璧选购已出版的书籍寄到苏联;不足部分,两人再分头补译,最后由戈宝权定稿,交给耿济之,由他撰写导言寄回国内。“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共十册,在1937年7月《良友画报》上刊出广告,说明8月25日出书,孰料,8月13日,日寇在上海闸北区挑起战争,良友公司身处战区,被炮火摧毁,正在印制中的此书,也胎死腹中。不久良友公司也宣告破产。
此时,耿济之正在海参崴工作,因中日战争正酣,公务繁杂,他原有的高血压病病情加重,医生劝他长期休养,他决定由香港转往重庆,孰料才到香港,心脏病又发作,只得返回上海长住下来。当赵家璧在郑振铎家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不但体弱多病,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而且上有老父、下有五个儿女,还要负担弟弟的遗属,米珠薪桂,真是度日如年呀!朋友们对他的处境都深感不安。当时,赵家璧也失业了,先是在一个中学谋到一个行政职务,后来又到《大美画报》当编辑。他们三人同样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有时一起谈谈心里话,也有时找一个小馆子放松一下。
1939年1月,改组后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成立了,赵家璧当上了公司副经理兼总编辑,这时他与郑振铎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现在有办法,为朋友耿济之翻译作品的出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他们考虑的,不只是为他出一本书,而是要为他订一个长期的规划,出一套书,让他安心译事,不愁生活。于是,他们一起走进亨利路上耿济之的家中,告诉他这一建议。耿济之听罢,马上拿出了自己早已落笔写成的
《高尔基全集》翻译计划。那天他脸上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久,他们得知上海另一出版社也有同样的计划,于是他们再次商议,决定另选十部旧俄名着,分五年陆续出版,统一编排、统一封面设计,每册二十万字左右,取名为“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第一种是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于1941年5月出版;第二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着
《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1941年11月出版。当时“孤岛”上海,进步出版社所存无几,有分量的翻译出版物廖若晨星,此书出版前,赵家璧请茅盾、郑振铎、王统照、傅东华各写几句向读者推荐的话。茅盾写道:“这是一部世界名着,无论如何是中国人应该一读的,对于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这部书在技巧方面的助益也绝不容低估。现在由耿济之先生从原文译了出来,不能不说是近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耿先生以前光辉介绍的事业,保证了这中译本的《兄弟们》是一部权威的翻译。”当时,茅盾已在内地,得到内地同行前辈如此的评语,让孤岛内的同胞感到分外的欣慰。但此书《上册》出版后仅一月,12月8日,日本又发动珍珠港事变,同一天侵入上海的租界,苟且偷安的“孤岛”上海从此又陷入苦海,街上尽是日本兵和铁丝网。十八天后良友复兴图书公司被日本宪兵队查封,“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当然也不能再继续出版了。
日军占领下的日子,真是惨不忍睹,商店关门,工厂停工,物价飞涨,百姓生活无以为续。更可怕的是,日军以强化管理为名对百姓实行“保甲制”,进步知识分子更是他们迫害的重点。郑振铎从静安寺庙弄迁出,隐姓埋名寄住在现湖南路一个偏僻的小巷里避难;耿济之因为“良民证”上写的是耿孟邕,才在搜查时逃过一劫;
赵家璧被公司内部意欲与日本合作的人请去会见日本人,企图让他拿《良友画报》去宣传“日中友善”。几经周旋,他才得以用宣告公司歇业的方式,暂缓危机。但是,上海已无他的生存之地了,他决定只身逃往桂林,重振良友公司,为抗战文化事业贡献微力。临行前夕,郑振铎与耿济之为他饯行,郑振铎多喝了一点酒,情绪激动,满脸通红地大骂汉奸文人;耿济之说话很少,愁肠满腹,今后的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呀!
赵家璧到桂林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重新启动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第一批用土纸重印的“良友文学丛书”中,就把耿济之的《兄弟们》列入,先出第一分册。不久,湘桂战争发生,良友公司再次被毁。1945年春,良友公司又在重庆复业,短短半年的营业期间,只出版了茅盾作
《时间的纪录》一书和《日本投降纪念画片》一套。抗战胜利后,他满怀信心回到阔别三年的上海,计划再展宏图,当然也要继续出版“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孰料,那个企图同日本人合作的家伙,又使尽计谋,控制了良友公司的大部股权。赵家璧怀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忍痛结束了良友图书公司。郑振铎了解前情,支持他的决定,给了他极大的勇气。
抗战胜利后,耿济之在中长铁路理事会总务处任职,郑振铎告诉赵家璧说:“济之在上海期间,每天抱病坚持为开明书店译书,而且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下半部也默默翻译完毕了。”听到这里,赵家璧满心愧疚,朋友抱病译出的文稿,因良友公司的变故,又塞进了抽屉,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再次远去东北奋斗!那时赵家璧真是爱莫能助,徒唤奈何,只能写一封信寄给耿济之,告诉自己的行止而已。
1946年冬,赵家璧与老舍两人合资创办的晨光出版公司成立了,他用老舍的两部《四世同堂》和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四本书打开局面后,立即想到要把耿济之应他邀约、在日军铁蹄下花了几年功夫翻译成文的这部百万余字的长篇———《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出版发行。当时内战烽火燎天,百业凋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耿济之在东北的微薄的薪俸依然无法解决一家的生计。回上海后又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再次去东北。在沪期间,他答应将《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分成四册,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赵家璧遂将清样分批寄到沈阳,请他自校。他一字一句校读得那么仔细,每个字都写得清清楚楚,让赵家璧对这位前辈的认真精神肃然起敬。不料,清样没有校完,1947年3月4日,译者突发脑溢血逝世,最后一批清样由邮局退回。赵家璧手捧清样不禁潸然泪下,他最后几天还在读清样呀!还在翻译
《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呀!他一直生活在贫病交迫之中,他留下的译作有二十余部七八百万言之多。耿济之先生真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典型!
1947年8月,《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分印四卷,内插许多名画家的插图,放在一只护匣中面世了。封面上印着“耿济之遗译”五个字。
郑振铎为此书写了序言,王统照等朋友写了书评,赵家璧虽然完成了此书的出版与发行,但挚友生前未见全书问世,仍是他终身的遗憾。
1979年赵家璧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怀着发掘故友遗作的梦想,打听到耿济之的遗属还住在上海原址,便前去拜访。房子还是从前的样子,以前三人促膝谈心的台子,也就是济之伏案写作的写字台,仍放在卧室窗下原来的地方,但原来的路名———享利路,现在已改为新乐路,弄堂名也换了。风景虽然依稀,他与两位挚友却已是天上人间两重天了!耿夫人已八十多岁,记忆力甚好,赵家璧问起前辈的遗稿和存书,耿夫人喟然长叹:“‘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躲在小女儿家。运动中儿女们都是要向造反派交待父亲历史的。留在上海的二女儿,胆小怕事,虽未抄家,也像一些知识分子子女那样,把家藏的中外图书如废纸一般卖给了收破烂的,那一大包父亲遗稿则付之一炬。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1980年,赵家璧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怀念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一文,纪念挚友。1981年耿夫人钱福芝来信告诉赵家璧一个好消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了。”这虽让赵家璧感到一些欣慰,可是,他曾许诺的十卷本“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已无力使之实现了。
此后,耿夫人曾带着长女静芬和外孙,到赵家拜访过。赵家璧对他们谈了有关“耿译俄国文学名着”的一些往事,没想到这些话给年幼的外孙———陈逸留下了深切的影响,以至于他在七十年后重译出版外祖父遗作时,沿袭了这个旧时的丛书名。我想家父地下有知,一定会对他见过的小胜,刮目相看、赞不绝口的。
新版“耿译俄国文学名着丛书”第一本是《罪与罚》,而当年两老规划的丛书中并没有此书,为什么呢?耿济之先生从1929年起,耗时两年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于1931年把书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可是,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耿伯伯以为商务遭此大劫,书稿必已无存,曾对赵家璧等朋友说:“将来一定要重译《罪与罚》。”可是,天公不作美,没有给他以时日。人们都为此叹息不已。孰料,2009年陈逸先生在整理外公遗着时,得到台湾朋友寄来的一张台湾“国家图书馆”馆藏耿济之遗着清单,上面赫然列出了书名《罪与罚》。而且,自1968年至今,先后已有江南出版社、学海书局、远行出版社、远景出版社四家出版企业出版,其中远景出版社已出了八版。可见台湾同胞对这部世界名着的热爱。那么原译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陈逸先生到台湾去询问了商务的老人,他们说:王云五当年把商务搬到台湾时,运去了不少书和书稿,因为有不准出版任何留在大陆作家作品的禁令,所以直到七十年代解禁后才大量出版。又有人说:日本轰炸上海时,该书第一卷已排好付印了。至于在整个公司被炸毁时,此书怎么逃过此劫的,谁也说不清。毕竟已是八十年前的事了!也许是天随人意,怜爱读书人吧!图片 5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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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送给耿济之的英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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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园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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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最近看到振铎公公躺在藤椅上聚精会神读书的照片。振铎公公的儿媳朱明磊伯母告诉我,这是振铎公公的女儿小箴在北京黄化门住宅院子里给他拍摄的,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我凝视着这张照片,想起我珍藏了几十年的振铎公公的两本藏书,于是把它们从书架上取了下来,看着这两本历尽沧桑的书,心里翻腾了起来。这两本书在我心里分量很重,它们是我高中学习外文时的外国文学启蒙书,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书上还留下了我那时稚气的中文注释。

这两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架上珍藏至今,那是一个世纪以前伦敦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英文版小说,是英国杰出的俄国文学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女士从俄文原著翻译的。一本是1912年初版的《The Brothers
Karamazov》(《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另一本是1913年初版的《The
Idiot》(《白痴》)。这两本小说的扉页上都有振铎公公的签名和编号,收藏日期都是1920年9月3日。

振铎公公的一生和书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他爱书,读书,买书,藏书,译书,写书,失书,售书,救书……他离不开书,他和书在一起奋斗了一生。

从明城墙读书会起步的文学生涯

1920年9月3日又是个什么日子呢?这里要提一下北平(今北京)明城墙上的一个读书会。1917-1921年间,在北平高大的明城墙上经常会出现一群年轻学生,他们放学后爬上高高的城墙,席地围坐在一起,拿出一堆花生瓜子,一边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不休。这是一个大学生读书会,其中有一位精力旺盛、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就是读书会组织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郑振铎,他的两位好友,俄文专修馆的学生瞿秋白和耿济之(我外公),以及燕京大学文科学生许地山,中国大学英文系学生王统照等人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郑振铎的这个明城墙读书会。这是一群非常活跃的文学青年,他们时常结伴去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借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来阅读,也经常写些诗歌、小说和时政评论文章发表在北平、天津、上海的报刊杂志上,后来又发表在他们自己创办的《新社会》
《人道》旬刊上。他们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人生,以及对社会和时政的看法,一直到日薄西山,炊烟四起……19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以及法国作家莫泊桑等人的著作为这群明城墙上的文学青年打开了视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激励着他们,他们常从城墙上极目望去,想看到新社会的曙光……

他们一边如饥似渴地从书中吸取营养,一边开始翻译大量的文学作品,把书中精彩的新思想介绍给正在经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大众。瞿秋白和耿济之在1921年从俄文原著合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郑振铎从英文转译了很多契诃夫等作家的剧本。1921年郑振铎编了一本《俄国戏曲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包括了他翻译的《海鸥》《六月》、耿济之翻译的《雷雨》《村中之月》《黑暗之势力》,以及其他几位好友的翻译作品。

《俄国戏曲集》出版后,郑先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那天中午他极其兴奋,高兴得独自走进一家小饭铺“奢侈”地饱餐了一顿。肚子充实了,他的心里更是充满了自信,接着他去了一家常去的书店,用余下的稿费全部买了书。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文学生涯就从那天正式开始了!

从收藏日期来看,我书架上这两部厚厚的英文版陀氏小说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购置的,也许正是在那家书店里购买的呢。郑振铎先生爱书、买书、读书,在他的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眼前的这张照片上,振铎公公在休息时仍孜孜不倦地捧着书……

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宏大计划

郑振铎先生和英文版《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白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去俄国考察,郑振铎和耿济之则留在了国内,他们联络了周作人、蒋百里、沈雁冰、叶圣陶等师友在1921年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蒋百里当选为主席,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沈雁冰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总编辑。郑振铎起草了会章,周作人起草了成立宣言。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普及文学知识,翻译引进国外先进文学,整理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不久,郑、耿俩人商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合作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并决定首先翻译陀氏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由郑振铎从英译本转译,然后由耿济之用俄文原版校订。振铎先生译了第一、二章后,因为著书繁忙,一搁笔就是好几年。耿济之在毕业后被派往俄罗斯从事外事工作,空余时间一直在坚持俄罗斯文学翻译,他非常关心这部书的翻译情况,有次在给郑振铎的信中提到自己很喜欢这部名著,很想把它早日翻译出来。郑振铎当时正在进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于本书。”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也知道密友的心愿,即刻非常高兴地复信极力鼓励济之动手翻译,以早日完成他俩的共同心愿。随后又把自己收藏的英文版陀氏作品寄送给耿济之作翻译时的参考。家母说我珍藏着的这两本英文小说就是其中的两本。耿济之接到书信后大喜,立即停下手上的一切工作,在书桌上铺开了摊子,正式开始翻译起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上半部是耿济之在西伯利亚的领事馆中译成的,下半部则是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日军侵占上海时期)译完的。在日伪的鼻子底下坚持这样的翻译工作,时时要防备搜查,其中的危险和艰辛困苦自然是一言难尽。郑振铎和耿济之深知《卡拉马佐夫兄弟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最后十年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巨著,阐明了他一生对生命的领悟,反映了他的全部哲学思想观念。2

这是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著作,更是研究人类信仰的一部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将严肃的人生哲学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这部作品成了久传世上的文学名著。上世纪80年代中国高教部将此书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上个世纪初郑、耿两位先生决定首先译介这部书的重大意义。

1938年耿济之抱病完成了这部巨译,1940年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上集,赵家璧亲自给他送来了样书,他高兴得在家里小小庆祝了一番。家母在回忆录中说好久没有见到他的笑容了。他的朋友茅盾、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诸位先生都送来了亲切的贺词。在战火连绵,日伪查禁,出版社纷纷关闭,文学刊物大多停刊的压抑萧条环境下,孤岛上海竟然出版了一部由著名文学翻译家翻译的世界名著,这对中国的文艺界是个极大鼓舞。

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凝结了好几位朋友的心血:耿济之坚持不懈的努力,郑振铎的不断鼓励支持,赵家璧和老舍的无私支援,茅盾、傅东华和王统照的鼓舞和关注,这部百万言的浩瀚名著终于由赵家璧和老舍主持的晨光出版社在1947年完整出版了。在战事连绵、民生凋敝的年代,出版这样的名著不是一件易事。此时耿济之已经病故两年,生前未及看到全书,实为遗憾。陀思妥耶夫斯基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写成了这部巨著,耿济之也花尽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译成出版了此书,这并非只是巧合。我书桌上的这两本郑振铎的藏书见证了他们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新文化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

振铎公公是个大学者,著作等身。前面提到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他同期著作的《文学大纲》就是其中的两部重要的传世著作。他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文学史家。中学时期读到振铎公公的《文学大纲》,把我引入了世界文学之林;近几年读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我对文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振铎公公说:“文学乃是人类最崇高的最不朽的情思的产品,也便是人类的最可征信、最能被了解的‘活的历史’。”文学的“土质是情绪……土色是美……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他认为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重要原动力有两个,就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和“外国文学的输入”。这也是振铎公公毕生在做的事业。他翻译了很多契诃夫的剧作。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和《飞鸟集》也是他最早译介到中文世界里的,并在他的译笔下脍炙人口,流传百年……

个人藏书惨遭劫难,为国抢救珍稀文献

对于读书人来说,最为尴尬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卖书以换取柴米油盐。而这种事情发生在郑振铎身上不止一两次。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流离颠沛,生活极其艰难,有段时间郑振铎竟然只能靠卖书来养活自己和家人。他辛辛苦苦收藏的《四部丛刊》、百纳本《廿四史》……都卖掉了。后来他又卖掉了一大批明版书、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使他最伤心的是那部石印本《学海类编》,实在舍不得,但不得不卖了。每本书皆寄托着他“个人的感情。如鱼得水,冷暖自知”。卖书后的感觉真是无可名状。振铎公公说:“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不卖,非饿死不可。卖了,却不断伤心,眼泪只能往肚里倒流下去。”

可是“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郑振铎宁饿不卖的书却遭到了大劫。他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寓所被日本人侵占,寓所内不及转移的100多个书箱被日本人用刀斧斫开,内中两万余册民间唱本全被盗走。“八·一三”战火烧到上海时,余下的80多箱书,近2000种,包括元版、明版典籍全部失落。最令人痛心的是振铎公公20多年来收集的十余箱《诗经》及《文选》、未及刊行的清代文人多部手稿,以及在欧洲收集的文艺和考古学方面的书,全部烬于一旦。

前几年,朱明磊伯母来信告诉我,虽然振铎公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个人藏书,但他曾经组织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为国家抢救下来了数以万计的珍贵宝籍,现大部保存在台湾的图书馆。朱伯母嘱我有机会去台湾时看看。

这让我联想起《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埃德塞尔的历史小说《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们》。上世纪40年代,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败退,发出密令:一旦德国失败或者他本人死亡,必须把在欧洲各国抢夺的所有稀世文物宝藏全部毁掉。于是盟军即刻组织了一支由英法美博物馆艺术家组成的珍宝抢救队,这些人深入敌后,为保护人类文明建立了丰功伟迹,甚至牺牲了生命。书中有这么一句话振聋发聩:“如果摧毁了整整一代人的文化,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就是希特勒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我们不能让步!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国抗日战场上也活跃着这样一支历史珍宝抢救队。其代表就是学者、文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郑振铎。他们于1940年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五个成员是:郑振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版本收藏家张凤举。这些学者同样没有使用过枪支,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们抱着同样的信念——“这是我们的历史,历史是决不允许被窃取,被破坏的”,在日伪的威胁恐怖中抢救出来一大批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振铎公公和“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当时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朱家骅等人联系,争取到了购买这些珍贵文献文物的资金,通过商务印书馆等处出面鉴定、收购,抢救这些文物。在上海沉沦之前他们把这批珍贵文献运往香港。不料香港沦入日军手中,很多文物又被劫掠到了东京。直到日本投降后,1946年这批文物才归还给了当时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今天的台湾珍藏着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的善本古籍,这是世界上中华古籍藏书最多的书库。在善本方面,有约12300余部,近126000册,其中包括敦煌写卷、宋本、金本、元本、明本、钞本、稿本、校本等等。

郑振铎和他领导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功不可没,他们是树立丰碑的不朽英雄。除台湾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里也保藏了大量郑振铎保护下来的国家珍宝。

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和好友耿济之、赵家璧、梅兰芳、王统照、周予同等人一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岁月。有人劝振铎公公和外公耿济之去重庆大后方,外公身体不好不能成行。振铎公公也坚持不走,他对外公说:“我不能走,我有东西在这里。”他指的就是那些抢救下来的国家珍宝。他们隐姓埋名,每天生活在日本侵略军的威胁恐怖之中,外公的家被日军抄了两次。后来在振铎公公的建议下,外公在善钟路(今常熟路)开了一家蕴华阁旧书店,帮助专事收购珍贵线装古书。这里也是他和振铎公公等朋友相聚议事的地方。书店取名“蕴华阁”,“蕴华”是振铎公公夫人高君箴的字号,意味深长,蕴藏中华文化之意也。外公起早摸黑,在那个只有一个店员的小书店里还继续着他和振铎公公年轻时的初衷,译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长篇名著。

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清末民初的《芥子园画传》(李笠翁先生论定版)两集,儿时外婆用来嘱我临摹学画之用,原有三集,一集后来遗失。家母说是振铎公公在上海孤岛时期留在外公处的,可能和那时抢救古书之事有关。振铎公公当时为《芥子园画传三集》写的题跋道岀了当时危难的境遇和他的心情:

余于劫中先后得彩印本程氏墨苑、十竹斋笺谱、画谱,今又收得此本,龚氏四种。二十余年间,求其一而不能得,不意于此二三载中,乃并获之,不可谓非奇缘也。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彩印版画尚有风流绝畅图、殷氏笺谱、萝轩变古笺谱诸书,均流落扶桑,何时能或一睹欤?大地黑暗,圭月独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故不闻问矣。幽芳居士书。

振铎公公,这位肩负着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使命的“幽芳居士”,在那样危险的黑暗大地上居然还如此淡定、幽默,保持着他天生乐观的秉性。

“为有直肠受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茅盾先生对郑振铎一生的评价,道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爱书、读书、著书、译书、护书,正直、率真的振铎公公。他视书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书和他相伴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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