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中俄文字之交”百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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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刊出《俄人寓言》算起,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已经走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五四”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俄国作家及其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不过当时的译介量不多,影响不大。俄国文学真正为中国文坛所关注,并对中国文学产生实际的影响则始于“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回眸一下俄国文学在百年中国的译介轨迹。

毋庸置疑,书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而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坛,更是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几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人格。

力冈

“五四”时期 阅读俄罗斯文学成为一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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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中国出现了俄国文学译介“极一时之盛”的局面。茅盾说,当时“俄罗斯文学的爱好,在一般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种风气”。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20年至1927年期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被译介数量,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已可略见。如再纵向比较,1900年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年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这八年则为年均约10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这些单行本中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众多名家的名作。在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这时期,不管什么倾向的刊物,都竞相刊登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文学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新中国》《语丝》等刊物登载的俄国文学作品尤多。

《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开始连载屠格涅夫的《春潮》

力冈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进行创作,大约自己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专注和吃苦,苦修和执着,似乎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对外来文化“取兼容包并主义”的同时,也对它作了积极的选择和扬弃。鲁迅在1927年对美国学者巴特莱特的谈话时说过,现代中国介绍进来的林林总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国家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鲁迅本人就是“热心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论述、介绍和翻译,以及在创作上把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精神加以吸收,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有益的帮助的、最主要的一人”(冯雪峰语)。郁达夫也认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小说”。他还表示,“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译介的热诚和感情的专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与英、美、日等国文学不同,俄罗斯文学在我们的印象中,向来以艰深和不亲近读者闻名。上世纪的知识分子在战火之下,或是书籍匮乏的年代,手边但凡能抓到一本有字的读物都要欣喜不已,一门心思地沉浸其中。

力冈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生活贫苦。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安徽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文学翻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本译作《里雅希柯短篇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后引起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就在力冈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一种力气活,在30—50岁这一翻译家的黄金时期,力冈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重返译坛的力冈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挣到了以当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力冈因肝癌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面临新的历史抉择的关头,左翼作家开始引进苏联文学,在近20年间,陆续推出了不少“新俄文学”作品专集,如《白茶》《烟袋》《冬天的春笑》《蔚蓝的城》《村戏》《流冰》《果树园》《竖琴》《一天的工作》等小说集、诗歌集和戏剧集,涉及的作家有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扎米亚京、爱伦堡、叶赛宁、阿·托尔斯泰等。其中最受关注且作品被译得最多的是高尔基,最早出现的是宋桂煌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小说集》(1928)和沈端先(即夏衍)从日文转译的《母亲》(1929)。仅30年代,出版的有关高尔基的文集、选集和各种单行本就有57种之多。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中国对“新俄文学”的介绍日见活跃。除高尔基的作品外,还译出了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雅科夫列夫的《十月》、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前二部)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爱伦堡等人的报告文学集《在特鲁厄尔前线》等有影响的作品。

到如今,还没翻开书看具体内容,复杂而冗长的人名就已令年轻一代的读者望而却步。

力冈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的职业是教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是,正如吴笛教授在纪念力冈的文章中所言:“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40年代,中国文坛非常关注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期间创刊的《苏联文艺》(1942-1949)译介了大量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此外,时代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特别是解放区的一些出版机构)出版的此类书籍的单行本数量也有百余种之多。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和黑暗统治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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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说过:“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力冈就是这样一匹忍辱负重、砥砺前行的“文学的驿马”。力冈以他的作为告诉我们,文学翻译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是一种富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力冈及其文学翻译活动是一种燃烧生命的举动,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典范,同时是他的翻译意志奏出的一曲凯歌。

如鲁迅所言,在“大夜弥天”的中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意义是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面对着充满新生活气息的“新俄文学”,不少中国作家很自然地意识到了旧俄文学思想上的局限。在仍然肯定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同时,一些左翼作家表示,“新俄文学”才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们明天怎样去生活”(茅盾语)。

豆瓣网友调侃

1950年代到80年代 从大量译介苏联文学到冷却

当“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叫什么”成了着名的文学幽默时,我们忽而记起,另外一部俄语文学经典有一个着名的开头——

力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展开他最积极的翻译活动的,他的大部分译作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浏览一下力冈的译作书目,可以发现出版于80年代的译著有十余部之多,计有格鲁兹杰夫的《高尔基传》、冈察尔的《爱的归宿》、巴巴耶夫斯基的《野茫茫》、艾特马托夫的《白轮船》、阿列克谢耶夫的《儿时伙伴》、波利亚科夫的《别林斯基传》、普希金的《暴风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含泪的圆舞曲——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卡里姆的《悠悠儿时情》和格罗斯曼的《风雨人生》等。从这个目录还可以看出,力冈这一时期的译作总体上以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为主要翻译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国文学界以极大的热情全面介绍俄苏文学。上世纪50年代被译介的俄苏文学作品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不计报刊上所载的作品),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这时期俄苏文学的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批经过正规院校培养的译者加入了俄苏文学的翻译队伍,俄国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其他文字转译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扭转。俄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量虽然不能与苏联文学相比,但是其繁荣景象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出版的单行本计,50年代初版新译的作品,年均达20.4种,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为38种;如果加上重版的作品,年均达40.4种,其中又以1949年和1950年最高,这两年共出版了151种作品,创历史之最。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那是一个文化转型期,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的一场文艺复兴,是一个文化觉醒的黄金时期。在那场汹涌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整个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对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翻译和介绍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被翻译过来的现代化”。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翻译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更是一个对外国优秀文学和文化开放的时代,在精神上饥寒交迫的国人首度面对外国文学的盛宴,饕餮之余,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一时代的翻译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外国文学翻译热潮中,俄苏文学也是重要的译介对象之一,力冈的译著也和其他众多翻译作品一样,是对改革事业的添砖加瓦,是为思想解放运动注入的燃料,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国民文化性格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重点译介的是苏联文学,译出了上千位苏联作家的几千种作品,苏联文学译作占全部俄苏文学译作的九成以上。茅盾称“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静静的顿河》等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对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刘绍棠曾谈道:“我在青少年时代深受肖洛霍夫作品的影响”,“我从他的作品中所接受的艺术影响,一个是写情,一个是写景,而且是落实到描写自己的乡土人情上”。不过,当时译介过来的作品中有的并非佳作,但因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吻合,也往往能获得超过其内在价值的热烈欢迎,如比留柯夫的小说《海鸥》、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等。尽管译介量大,但文坛又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家及其作品排除在视野之外,受苏联官方排斥的作家(如叶赛宁、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和扎米亚京等)的作品几乎不为当时的中国读者所知;有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只能内部出版(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等)。这种现象造成了当时中国的俄苏文学译介的跛足现象,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学的基调和底色。

简单的一句话,直击人心。

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始自19世纪末,在五四时期出现第一个高潮,如今人们在探讨五四运动的起因时,常将俄国的文学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并列为三大思想资源,由此不难看出俄国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所发挥的强大思想作用。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50—60年代,俄苏文学再度发挥“军火”和“样板”功能,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又一次成为国人解放思想、放眼世界的意识形态工具和思想武器。如果说,鲁迅那一代翻译家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一代中国翻译家同样是为国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功莫大焉。没有包括力冈在内的这一代翻译家的辛勤工作,国人的思想解放就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把出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翻译家如鲁迅、瞿秋白、蒋光慈、茅盾、巴金、耿济之等视为中国第一代俄国文学翻译家,那么20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后出生的姜椿芳、曹靖华、戈宝权、查良铮、汝龙、满涛、叶水夫等就是第二代,而力冈以及近两年间相继去世的草婴、高莽等人则构成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家的第三代方阵,这一代翻译家同样以自己的辛勤努力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构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澳门新葡亰网址,60-70年代,中苏政治关系全面冷却,两国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发生猛烈碰撞。与此相应,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1962年以后,中国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数量十分有限的俄苏作品的译本出现,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了根本变化。

俄语文学的魅力即在于此。

中国第三代俄国文学翻译家的工作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起,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一个“井喷”现象,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在译作的种类和印数上,可能要高出此前所有同类出版物的总和。在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外国文学译介热潮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读者,自然也包括中国的作家。王蒙在他的《青春祭》一书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鹃、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蒋子龙的某些小说都曾被人具体地指认出苏联的某部对应的文学作品;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这里提到的张承志,就对力冈的译作赞不绝口,曾感慨:“我恨不得倒背如流!”由此不难窥见力冈的译作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作家产生的影响。

1980年代 译介总量超过20世纪任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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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中,80年代的译介总量大大超过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期间,中国翻译出版了近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包括单行本和散见于各种报刊中的作品),涉及的作家有一千多位。而这种译介态势又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潮中出现的,它与50年代对苏联文学的倾斜的接纳完全不同,俄苏文学在中国全部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中所占比重渐趋正常。80年代俄苏文学约占外国文学作品译介总量的20%-30%,前期和中期略高,后期有所下降。当然,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说明俄苏文学在此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在北京、武汉、济南等地出现了《苏联文学》(现为《俄罗斯文艺》)、《当代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等4种俄苏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专刊。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手稿

198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力冈重译的《静静的顿河》,这是新时期名著重译的第一部。而自90年代起,力冈更将名著重译当成首要任务,相继重译了多部俄国文学经典,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他作为翻译家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重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力冈是俄国文学经典著作重译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他几乎将他翻译艺术炉火纯青的最后十年都用在了名著重译上。

80年代前期和中期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译介苏联当代文学(主要是苏联60年代以来的作品)的高潮,整个十年里译出的作品多达五六千种。长期以来,中国对苏联文坛始终予以密切关注,对其基本面貌和动向可谓了如指掌,而中苏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又进一步为文学译介渠道的畅通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活跃于苏联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及其有影响的作品,很自然地成了中国译者捕捉的目标。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金、舒克申、阿斯塔菲耶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叶夫图申科、万比洛夫等作家的重要的作品大都被介绍到了中国,这些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中艾特玛托夫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王蒙曾将他列入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4个外国作家之一。不少中国作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对他们的艺术影响。例如,张承志表示,在创作的起步阶段,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了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艾特玛托夫小说选》我恨不能倒背如流”。

《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静静的顿河》……这些国人心中的俄语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带到我们面前的?

文学名著重译始终是译界的一个有趣话题。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作原著,无论出现在什么时代,一代又一代读者捧读的均为同一个文本,而文学名著的译本,即便是著名的译本,却常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老”,会被所谓“新译”所取代。日本著名斯拉夫学者、契诃夫的日译者沼野充义有一次曾对笔者说,被译成日语的契诃夫作品大约每20—25年便要新译一次,以适应新一代的读者。他的话让笔者大吃一惊,可转而一想,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其实也有着大致相同的命运。汉语译作,即便是近现代翻译大家们的著名译作,如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黑奴吁天录》、鲁迅译的《死魂灵》等,如今也会让人觉得不无“过时”之感,至少会让当下的读者阅读不畅。也就是说,文学名著是永恒的,不朽的,它们的译作却是相对短命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名著重译现象做过一番思考:首先,从读者方面看,读者为什么会在面对原作和译著时持有不同的阅读态度呢?这种厚此薄彼的取向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种倾向与文学名著重译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其次,从译者的角度看,在进行重译和新译时,究竟该如何面对已有的译作,尤其是已有的优秀译作?是刻意回避,还是尽量汲取原有译作的经验和精髓呢?最后,从翻译实践活动自身来看,用16、17世纪的汉语去翻译莎士比亚当然是可笑的,但是,用21世纪的汉语网络语言去翻译莎士比亚就一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吗?不断地重译、新译,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或抹去原作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把每一部新译作都作为当下的作品来读,是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误读呢?

当然,新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苏联当代文学时的独立意识已大大加强,王蒙曾指出:“不能够说苏联的作品都写得很好,苏联作家里我最佩服的是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艾特玛托夫太重视和忠于他的主题了,他的主题那么鲜明,那么人道,那么高尚,他要表达的苏维埃人的高尚情操、苏维埃式的人道主义、苏维埃式的对爱情、友谊、理想、道德的歌颂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他,使他没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一切都在于这么多年来一代代俄语文学译者的坚持与传承。

力冈在进行文学名著的重译时,不知是否也曾遭遇此类问题,但他在晚年义无反顾地执着于重译,一定是一种有意识的抉择。我们猜度,他在他翻译事业的黄金时段做出这一重大转向,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首先,他觉得在他之前的译本还有继续加工的余地,还有再度提升的空间。力冈重译的这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他之前早已有过出自名家的名译,它们是不止一代中国读者捧读的对象。但力冈却不畏权威,另辟蹊径,公开与多位前辈翻译大家打擂台。这或许是力冈个人性格的一种显现,但他敢于“叫板”,无疑因为他自信他可以比之前的译著译得更好,或至少能译出他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其次,在译出十多本书后,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力冈大约也会产生出如何超越自己的问题,重译名著,既可以与前辈译家一较高低,同时也能时刻与俄国文学史上的名著及其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深度交流,这无疑是一种更富有挑战,也更富有趣味的工作。最后,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就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更为完满的艺术价值和更为恒久的艺术生命,翻译这样的作品,无疑更能呼应社会的阅读需求,赢得更大的社会意义。

1990年代 俄经典名著再度繁荣、被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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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冈晚年重译的多部名著如今仍在一次又一次地再版,这说明力冈重译的俄国文学经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说明他当年重译名著的抉择是正确的。一位翻译家,只要他的译作还能出版,还能被人阅读,这位翻译家就还活着,好的译作就是译者的生命之延续。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力冈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名著重译之风的倡导者之一,而名著重译,对于深化我们对外国文学经典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发展我们的翻译实践和理论而言,都是极具历史意义的。

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历经一个世纪风雨的中俄(苏)文学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最表层的现象是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和近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译介量的锐减,这里除了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而受到制约外,读者兴趣的转移(不单单对苏俄文学)也许是更直接的原因。

《安娜·卡列尼娜》

与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量锐减的状况相反,因不受版权制约和有名著效应,俄国经典文学名著的出版在这一阶段却再度繁荣起来,大量的名著被重译。应该说重译并非坏事,名著出版的繁荣亦是可喜的现象,只是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继8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以后,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又相继推出多位俄苏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如《普希金文集》《莱蒙托夫全集》《果戈理全集》《涅克拉索夫文集》《屠格涅夫全集》等。就单个作家而言,也可以见到这种繁荣景象,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普希金的集子,除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10卷本外,还有《普希金文集》《普希金抒情诗全集》《普希金长诗全集》等。其中,冯春先生独自完成的《普希金文集》(10卷)包括了译者重新译出的普希金所有重要的抒情诗、叙事诗、童话、诗体小说、小说、散文、戏剧和文学论文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而且,从翻译的水准上看,不少重译本较以前的译本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如由徐振亚和冯增义新译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其翻译的质量明显超出了以往的译本,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好评。俄国古典作家为什么会受到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读者的喜爱,新时期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话说“沉甸甸”》一文中谈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仅仍然甚至更加令文学爱好者心仪。倒也不是人们钟情于他们终极追求的所得,什么‘勿以暴力抗恶’,什么皈依至善的宗教狂热,依然不为人们所追求所信奉,但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到灵魂的震撼和审美愉悦的并不是那终极追求的答案而是那终极追求的本身;那弥漫在他们作品字里行间的沉甸甸的痛苦感,是达到甜蜜程度的痛苦,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心灵共鸣中继承了一种人类孜孜以求的精神基因。”

1996年译林版

力冈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大学老师,教书育人是他的本业。作为恢复高考后步入安徽师大外语系俄语专业的20名学生之一,笔者有幸受教于王老师(力冈本名王桂荣,我们当时都称他“王老师”)。记得先生1978年从插队的宣城乡村回到安徽师大后,不久就开始给我们授课,他教的是“文学选读课”。先生是一个颇为“另类”的老师:他上课不用现成的教材,没有固定的教案,就以他当时正在进行的翻译工作为授课内容;他在教室里不来回走动,几乎不做板书,仅端坐讲台,摊开那本他正在翻译的原著,一旁摆着一摞他最新出炉的译稿,按部就班、一句一句对照着讲下去。对文学没有兴趣、对文学翻译没有兴趣的学生,听这样的课或许会感到无味。当时王老师课的课堂气氛也的确有些沉闷单调,但王老师并不在意,只管自顾自地讲下去。他会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译,讲到兴奋处,他会突然提高嗓门,用带有山东腔的口音高声朗读他最得意的译文段落,读完后,他会抬起眼睛,久久地盯着天花板,似在掩饰眼里涌出的泪水。记得是在讲解《当代英雄》时,他时时指出其他译者,甚至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的错误,并向我们分析这些错误之所以出现的可能的原因,他也时常让我们在他的译文中“挑错”,或为他的译文“润色”,如果我们偶有所得,他往往显得比我们还要高兴。与王老师的文学选读课构成呼应的,是我们在大三时学的翻译课,翻译课教师张本桂先生常常给我们一些原文片段,让我们动手翻译,并在下一次翻译课上让译文出色的同学朗诵其译文,并对他认为好的译文再逐字推敲。正是在力冈以及张本桂先生和其他老师的精心培养下,安徽师大俄语专业涌现出一大批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其中多位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翻译家,有译著面世的人更多达十余位。

苏俄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古典文学的译介有些不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等名家继续受到关注,高尔基还是新时期第一个出大型文集的俄苏作家。但是,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出版总量在世纪之交明显减少。而当年走红的法捷耶夫、吉洪诺夫、巴甫连柯、柯涅楚克等不少苏联现代作家的作品普遍有不景气之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昔日“倾斜的接纳”有关。当然,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不会过时的。作家张炜在谈到高尔基时这样认为:“他不久以前是不可能被挑剔的,但后来又被急躁的年轻人过分地挑剔了。……我读他那些文论和小说戏剧,常常涌起深深的崇敬之情。他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大师──做这样的大师可真难,不仅需要才华,而且更需要人格力量。”与此同时,过去中国文坛重视不够的、或者根本不为一般的中国读者知晓的一大批重要的苏俄现当代作家及其作品,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并有了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体相应的译介。叶赛宁、勃洛克、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里什文、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的代表作均被译成中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王家新强调,“这些20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以其优异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在20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这些诗歌“比任何力量都更能惊动我的灵魂”,“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智量 译

我们这个俄国文学译者群体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力冈及其同事们的言传身教。力冈以他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意志告诉他的学生,庙小并不妨碍念经,更不妨碍修身。他在翻译课上不畏权威,真诚地点出翻译名家们的长处和短处,让我们较早地感受到某种翻译民主精神,并从而确立自己的翻译人格。在他之前的大翻译家往往都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而他在成名后却安居小城,潜心译事,他的存在方式构成一种垂范和激励,使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一位翻译家原本可以在任何环境里成长和工作。力冈的作为和风骨,为他的学生们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二十一世纪 译介数量减少,影响力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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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国内陆续译出了一些活跃在俄国当代文坛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在“中俄经典与现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的支持下翻译出版了的作品就有叶甫盖尼·希什金的《魔鬼的灵魂》和《爱情守恒定律》、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弗拉基米尔·沙罗夫的《此前与此刻》和《像孩子一样》、乌特金的《自学成才》和《环舞》、玛雅·库切尔斯卡娅的《莫佳阿姨》,以及“俄罗斯少年文学”丛书等。同时,一些出版社还以不同形式推出了包括“金色俄罗斯”在内的多套综合性的大型的“俄苏文学经典译著”丛书。而新世纪以来,古典文学作家的多卷本文集仍在继续问世,如《普希金全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等,其中2011年由陈燊主编的《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出版尤其引人关注。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译著,其中融入了中国陀氏研究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该全集共22卷,翻译和出版工作历时十多年,长达6万字的精要总序、严谨的注释和题解,使该译本的学术含量大大增加。

眼神犀利的列夫·托尔斯泰

力冈的文学翻译有着其鲜明独特的文字风格。译者作为一部作品中的“被动创作者”,究竟应不应该体现其风格,这也是翻译学中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译者的责任就在于原封不动地传导原作的风格,而不能擅自发挥,喧宾夺主。但是,译作毕竟是由译者用另一种语言进行的文学再创作,译者个人的修辞习惯和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在其译作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所谓“译者风格”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相互接近、相互吻合,往往就成了决定译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译者无法在作品的风格范畴里肆意妄为,但译者毕竟有权利选择与自己相近的原著,或者说,选择自己较容易处理的翻译对象,或者说,在一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更注重在自己的风格较易发挥的地方施展拳脚。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吻合虽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一旦相遇,便是译者的幸事,也是原作者的幸事,更是读者的幸事。

尽管就译介的数量而言,新世纪的俄苏文学翻译不能与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相比,但是它们的影响继续存在。如张玮所言:俄苏文学的“这种影响长时间都不能消失”,“在不少人的眼睛盯到西方最时新的作家身上时,有人更愿意回头看看他们,以及他们的老师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米兰·昆德拉及后来的作家不好吗?没有魅力吗?当然有,当然好;可是他们是不一样的”;“我喜欢也重视拉美,但让我倾倒的是俄罗斯作家,受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百年来,“中俄文字之交”根深叶茂。目前的发展势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百年积淀的基础上,“中俄文字之交”将变得更加理性,并将获得更丰厚的成果。

“四代”俄语文学译者

在力冈的译著中,较之于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大段落的抒情和大场面的写景似乎得到了译者更为精心的处置。他往往能借助这些段落营造出一种悲凉壮阔、哀婉抒情的氛围,更确切地说,他往往能细腻精准地传导出原作中的此种氛围。力冈钟情于这样的段落,钟情于这种文学氛围的营造和传导,无疑与他饱经沧桑的生活经历相关,也是他既刚正不阿又侠骨柔情的性格使然,更是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字风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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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的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按照学界看法,俄苏文学翻译有四代:

第一代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起于五四时期,以鲁迅等人为首,主要翻译活动集中在二三十年代;

第二代翻译家紧随其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掀起过翻译的小高潮,以曹靖华、草婴等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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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草婴获得“高尔基文学奖章”,并被授予俄罗斯作家协会荣誉会员

第三代翻译家多是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归国人员为主,翻译引进了苏联一流、二流、三流的作品;

第四代翻译家是文革之后上学的这批人,遇上了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高潮,又经历了苏联解体,繁华散尽,译着无人问津的荒芜,现在是译界支柱。

但其实代际划分并无多大意义,很多译者的翻译历程都跨越好几代,且老当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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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

作者:列夫·托尔斯泰

翻译名家草婴译本,历时21年完成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共计12卷、400万字

往前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称翻译俄苏文学为“为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俄语文学翻译道路上涌现了瞿秋白、查良铮、草婴、汝龙、非琴、余一中等等诸多翻译大家,历经数代更迭,新一代俄语文学译者也逐渐崛起,成为译介俄语文学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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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52年梅益所译版本

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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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厅,俄罗斯总统普京亲手将一枚“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佩戴在翻译家刘文飞胸前。这个奖可以说是俄罗斯能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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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与刘文飞在授予仪式上

刘文飞,应该算是经历过“文革”的第四代俄语翻译家。现在任俄罗斯研究会会长的刘文飞,对自己踏上俄语翻译之路颇有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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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宁》

作者:阿尔志跋绥夫

刘文飞 译

“译者是文明的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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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伟大的抒情诗人普希金,1830年在笔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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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普希金

(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

俄罗斯着名诗人、小说家,现代俄国文学奠基人,代表作有《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等,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儿来形容译者,这里面能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无奈”,刘文飞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译者这匹“马”的艰辛,“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与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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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兄弟》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徐振亚 冯增义译

这恐怕是所有翻译界人士的心声。而能够对俄语文学里高难度的长句子驾轻就熟,确实非一日之功,但也自有其中乐趣:

“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

学步翻译时的搀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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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门需要坚持与的艺术。老一辈翻译家把他们对待翻译的热情与执着传递给了新一代的译者,这样俄语文学翻译得以薪火相承。

对刘文飞来说,翻译课的张本桂老师和学校里的另一位着名俄语翻译家力冈先生,可谓是翻译道路上的引领人和搀扶者。

刘文飞回忆,自己的旧译稿上还有许多张本桂老师仔细批改的红色笔迹。

“先生在道别时给我的嘱托仍是:‘把翻译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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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冈,苏俄文学翻译家,刘文飞的大学俄文老师

力冈先生也是俄语文学翻译大家。他的学生吴笛回忆力冈时,提到先生在病重期间,心中仍然牵挂他只译了三个多月,约十万字的篇幅,看来他今生今世已经来不及完成的《罪与罚》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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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油画《意外归来》

俄罗斯文学宏大,是在凛冽冰原、原始森林中才能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有其野蛮生长、旺盛而坚韧的生命力。正是这些在困苦时期“盗来了军火的人”,也正是这些十年如一日下苦功的“文明的驿马”,我国读者才得以进入这片森林中,去领略世间另一片壮阔神秘的风景。

如果选择一本书作为体会宏大的俄语文学开端,你会选择哪一本呢?

如果你不知如何选择,不妨从经典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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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

作者:肖洛霍夫

力冈译

力冈先生翻译的代表作之一《静静的顿河》,原着构思于1924年,1928年执笔,直至1940年全书才得以完成,前后历时12年。该书一经发表,广受赞誉,被称为“令人称奇的佳作”。年轻的肖洛霍夫也凭借此书跻身于世界级作家。

1965年,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荣获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的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

1999年,在肖洛霍夫密友的远亲家中发现《静静的顿河》手稿。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财政部筹款,最终以50万美元购得,现珍藏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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