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查令十字街上的民国访书者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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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伦敦的查令十字街是“爱书人的圣地”,那么14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来此朝圣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廿四日的日记中记载:“托稷臣就格林壳罗斯书馆购觅罗阿得、茀来明金根两种《电学》,拍尔塞《藏学》。”“格林壳罗斯”就是查令十字街,他让使馆的翻译、伦敦国王学院的学生罗丰禄到这条街上的书店给他买三本科技书籍。时间荏苒,一晃就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出版人、学者、留学生们纷至沓来,寻找他们中意的书籍,享受“不买书,看看也好”的乐趣。

郭嵩焘

1930年6月,回国就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从美国前往英国考察,本来才待12天,没有访书的安排。刚好负责接待的一个使馆人员曹某是他学生的学生,“性好聚书”,偶然和他谈起位于查令十字街上的福伊尔书店(FoyleBookStore,他称为“霍里书店”)是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搜罗新旧书籍期刊之丰富,索价之低廉,使平素爱书如余者食指大动”。王云五本是个爱书如命的人,马上催促曹某带他前往。由此,他第一次访查令十字街。

郭嵩焘(1818-1891)以“从中国到欧洲系统考察西方文化历史的第一人”著称。而就伦敦的查令十字街这条街而言,他也是最早提到这条书店街的中国人。这都是14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此次邂逅也让王云五满载而归、公私两顾。据他在《岫庐八十自述》所说,他不仅廉价购买到了美国出版的一些绝版书,还买到了名贵的全份《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Review),以及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aRepository)全份,虽然索价颇高,但全份难得,且还是为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购置,后来这些书由福伊尔书店直接运送回国。他自己也买了几种古本书作为纪念,其中有16世纪初期印刷的拉丁文版《圣经》和牛顿所著《数学原理》(Principia)的手抄本。

澳门新葡亰登入,在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期间,郭嵩焘每天都记日记,但是当时大部分都没能出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钟叔河先生以《伦敦与巴黎日记》为名整理出版,让我们惊叹于这部只有短短两年的日记的包罗万象、事无巨细。1877年10月13日(光绪三年九月初七日)这一天,郭嵩焘从外地坐汽轮车回到伦敦,偶然遇到了一个叫“布拉卜立斯”的学者。他在日记中提到:“有布拉卜立斯者,云格林克洛斯旁有讷朴书馆,谈藏学者甚多。”“格林克洛斯”即“Charing
Cross”的音译,今译“查令十字街”。“藏学”即矿学。郭嵩焘在光绪三年五月廿五日的日记专门说到
“买英斯者,开土视所藏,西人谓之藏学”。“买英斯”即“mines”(矿业),也就是当年所谓的“藏学”。第二天他还专门去了伦敦的皇家矿业学校听课。“布拉卜立斯”不知何等人物,郭嵩焘坐车偶遇此人,经过交谈的感受是“伦敦积学士也”,也就是伦敦城里一个颇有学问的人。后者告诉郭嵩焘说,查令十字街有家叫“讷朴”的书店,里面有许多矿学书籍。查令十字街以书店众多而闻名于世,是英国人爱去的觅书之地。

13年后的1943年12月,“前度书客今又来”,王云五作为中国国民政府参议员代表团的一员再次访问了英国,不例外地又来到了念念不忘的福伊尔书店。可惜的是,当年他为东方图书馆购得的珍稀书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随着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而“香消玉殒”。这次来访则没有当年那样的好书了,不过聊胜于无,公务在身的他忙里偷闲,也在此盘桓了一天半的时间。由于在英国购书太多,重达五六十公斤,超过坐飞机二十公斤之限额,他不得不将大部分书籍交付船运,他感慨说:“今以限于超额之例,不得不临时割爱,其难堪之状,惟爱书如癖者始能了解之。”

郭嵩焘也就上了心。他在光绪三年九月廿四日(1877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提到“托稷臣就格林壳罗斯书馆购觅罗阿得、茀来明金根两种《电学》、拍尔塞《藏学》。”“稷臣”即罗丰禄(1850-1903),晚清著名外交官,当时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化学,并充任驻英使馆的翻译。“格林壳罗斯”从译音考证,也即查令十字街。“格林壳罗斯书馆”不知是指查令十字街书店,还是指查令十字街上的某个书店,以后者更为可能,也许就是上文提到的“讷朴书馆”。“罗阿得”即亨利·明钦·诺德(Henry
Minchin Noad,1815-1877),“茀来明金根”即弗莱明·詹金(Fleming
Jenkin,1833-1885),为什么郭嵩焘要买这两种《电学》书呢?可参见他同年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的日记“格里之子尤精于电学,询以电学书,云罗阿得、茀来明金根二种最佳。罗阿得专言其理,茀来明金根兼及用法。”“格里之子”是一个郭嵩焘之前访问过的电气厂主的儿子,精通电学。郭嵩焘就此向他问询,后者向他推荐了诺德和詹金的两本电学专著。值得一提的是,诺德以《电学教科书》最为有名,由傅兰雅和徐建寅翻译,1879年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以《电学》为名出版,共10
卷256节,其中有402幅插图。詹金以《电磁学》知名,或许就是傅兰雅翻译的1887年出版的《电学图说》。而说不定当初郭嵩焘要罗丰禄买的就是这两本书。

再来者,就是朱自清先生了。按清华大学教授服务五年,可以有一年全薪在国外访学的通例,1931年9月朱自清到了英国,在伦敦大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朱自清刚到伦敦的第四天,就迫不及待地到福伊尔书店看旧书。他提到,“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关于在伦敦访书的经历,他在1934年出版的《伦敦杂记》里专文作了记述。

郭嵩焘日记中提到的“拍尔塞”著有《藏学》,也就是《矿学》或者《矿物学》。经笔者考证,这位“拍尔塞”在日记中多处出现,作“百尔西”或“百尔希”,全名为“约翰·珀西(John
Percy,1817-1889)”,是英国皇家矿业学校(后并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最知名的专著是《冶金学》(A
Treatise on Metallurgy),或许就是他提到的《藏学》。

朱自清该书的头一篇就是《三家书店》。这篇文章里提到:“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CrossRoad)”,我们仿佛看见走在查令十字街上的他娓娓道来:

据笔者所见,郭嵩焘1877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是中国人对查令十字街有书店的最早记录。而1877年10月30日的记载是去查令十字街访书的最早记录。如果罗丰禄得以成行,他就是最早在查令十字街访书的中国人。今年适逢郭嵩焘诞辰200周年,撰此小文纪念。

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

他重点描述的当然是福伊尔书店:“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员已经从28年前的1人发展到了如今的200人,藏书也到了200万种,因此伦敦的《晨报》称其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朱自清多次造访这家书店,曾在这里半价买了本《袖珍欧洲指南》,也有其他的书籍。他在193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福伊尔(Foyle)观书甚久,购书数种,均尚惬意。其一为英文岁时诗,装订极佳,余尤喜之。”

朱自清先生总认为最值得流连忘返的就是那满是旧书的地下室了,在这里就像“掉在书海里一样”,翻翻看看,看看翻翻,想不想买书、买不买得到书,都无所谓了。人同此心,我们买旧书图的不就是这种乐趣吗?我们不就是一再地重复、回味这种淘书的乐趣吗?

有意思的是,比朱自清提前一年访学英国的同事吴宓先生在日记中则几无在查令十字街访书的记录,也许是因为他访学牛津大学之故。他1930年10月3日和1931年1月14日两次提到了CharingCross,前者不过是找路边的乞丐抄诗,后者也只是到街上吃饭,饭后到国家美术馆观画。

紧接着而来的是1934年到英国留学的杨宪益先生。这年秋天,他进入牛津大学墨顿学院,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研究。学习期间,他曾多次前往伦敦,到查令十字街逛逛旧书店,有时买上几本。这些经历在他的自传中都有所记载。他把查令十字街称为“契林十字街”,回忆道:“说起傍晚时到契林十字街和托特纳姆院路附近的旧书店掏旧书的事,我只记得当时买了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海涅全集》以及法文原本《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

杨宪益本是富家子弟,出手大方。而1935年秋天从清华大学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夏鼐则未免囊中羞涩,不过一样也是嗜书如命的做派。在他后来出版的《夏鼐日记》中,有13天的日记提及自己前往查令十字街购书,成了查令十字街的老顾客,当然他也涉足其他街区的书店。比如他在同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进城,在CharingCross旧书肆随意翻阅,身边只有9个先令多的零钱,买了一本书便费去8先令,不敢再买了。”而最能代表他购书时心态的就是1936年11月23—30日的日记记载:

在旧书铺中乱翻书籍,却时常耗费了整个下午。这个恶习,从前在上海时便养成了,一个月只进城一次,到北四川路旧书铺中寻旧书,尤其是最后二年,得了40元的奖金,有钱可以买书了。后来到北平,也只是每个月进城一次,东安市场、琉璃厂的旧书铺,时常消磨大半天,剩下的时间,匆匆购买零用的东西,便搭车返校。现在因为校址与伦敦旧书铺中心点CharingCrossRoad相近,自己便每星期或二星期去一次,结果是时间耗费不少,所得便宜极为有限,因为值得买的旧书不多。而此间生活费昂贵,时者金也,未免有点心痛,这癖气非矫改不可。

夏鼐将在国内上学时养成的爱买书的习惯称为“恶习”。但是这个“恶习”随着他一路上升学却愈演愈烈,从上海的北四川路旧书铺,延伸到了北京东安市场、琉璃厂的旧书铺,最终蔓延到了伦敦查令十字街的旧书铺。他吝惜为此花出的时间和金钱,痛下决心要改掉这个“癖气”。但从后来的日记看,他“恶习”难改,又在这些旧书铺里钻来钻去,又买了几本旧书。

到1939年夏鼐学成归国时,如何将积少成多的书籍带回国又成了一大难题。他只能到福伊尔书店接洽装箱,交付船运。他在9月20日记载说:“书籍一部分已行装箱,计14箱,约占18立方呎。”积书之多,令人咂舌。

值得一提的是,为王云五、夏鼐代寄书籍的福伊尔书店与清华大学有着不小的书缘。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有些馆藏书籍是按福伊尔书店提供的书目向福伊尔书店购买的,而该校的师生的个人购书,也可以顺带。与夏鼐同级不同班的季羡林、王岷源等都有经清华图书馆向该书店买书的经历。

此后又过了10年,美国一个33岁的老姑娘海莲·汉夫,向大洋彼岸位于查令十字街上的马克斯-科恩书店购买旧书,演成了一段长达近20年的“书缘、情缘”佳话,最终演成了一本连当今的中国爱书人也耳熟能详的《查令十字街84号》。因此,追随当年朱自清、夏鼐们的脚步,这条街上的中国人身影也越来越多,当然也包括2009年的我。遗憾的是,这条街上的旧书店却越来越少了。

写到最后,我仿佛又回到自己当年在查令十字街访书、在福伊尔书店徜徉的惬意场景,顿时觉得跟王云五、朱自清、杨宪益、夏鼐诸位先生之间有了一种奇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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