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重读鲁迅:只研朱墨作春山

但是,不知何故,陈独秀这个建议,鲁迅并未采纳。周作人当时还未与鲁迅失和,不可能不把陈独秀这个建议转告鲁迅,陈独秀的这个建议也不可能不使鲁迅有所触动。鲁迅或许想再多写几篇小说,使自己首本小说集的内容更为充实才付梓,也未可知。不管怎样,鲁迅的《呐喊》直到两年之后才由其学生孙伏园主持的新潮社正式出版。然而,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推崇和为出版鲁迅小说集所作的努力,应该在鲁迅作品出版史上记下浓重的一笔。 
    

《过去的工作》一书中的文章均写于一九四五年,还有一姊妹篇《知堂乙酉文编》,两书前者收文十五篇,后者收文十七篇,大都记述名物风俗掌故。《过去的工作》中,与“实庵的尺牍”相类文章还有两篇,“饼斋(钱玄同)的尺牍”和“曲庵(刘半农)的尺牍”。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年。我们将以品读经典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重读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

查周作人日记,陈独秀这封信于1920年8月26日收到,该日日记云:“下午得仲甫廿二日函,新刊月报一册”,这“新刊月报”当指1920年5月《新青年》第7卷第
6号。信中所说的《风波》正是鲁迅新作小说,后刊于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这也是陈独秀首次经手发表鲁迅的小说。而信中的附言“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虽只短短一句话,却足见陈独秀对鲁迅小说评价之高。而信中说的周作人“译的一篇长的小说”,当为俄国作家科罗连珂的中篇《玛加尔的梦——基督降生节的故事》,后刊于1920年10月《新青年》第8卷第2号。

陈独秀说的,是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赞语。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板。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木心有一篇名为《鲁迅祭——虔诚的阅读才是深沉的纪念》(2006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文章,其中为说明鲁迅小说的杰出而引证道:“‘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表,真有石破天惊之势,蔡元培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读了令兄的《孔乙己》和《药》,实在佩服到了五体投地呀五体投地……(大意)’”。

《新青年》最为畅销时,每期的销数可达16000份,在全国各地有74处发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两处。但1920年1月,随着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

有趣的是,陈独秀当时与周氏兄弟联系,经常致信周作人,有什么事要告诉鲁迅,也是托周作人转告。鲁迅日记1920年8月7日云:“上午寄陈仲甫(小)说一篇”,应该就是指这篇《风波》。但陈独秀并未直接复信鲁迅,反而在8月13日致周作人信中说:“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一号报上印出,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二号报上……”“两先生”就是指鲁迅和周作人。接着又在上述22日致周作人信中再次说到此稿的处理。然后,他在同年9月28日致周作人信中就提到了为鲁迅出版小说集的事:

 

“战斗的意气”,正是《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愿意为之呐喊的真正原因。“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荧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是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写下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直以来对于青年人最真实的希望吧。

八月廿二日

    一

在《新青年》一众人马中独掌帅旗的陈独秀,对鲁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1920年中秋节是9月26日,“中秋后二日”就是9月28日,陈独秀29日付邮。周作人日记1920年10月2日云:“下午二时返,得仲甫廿九日函”,即指此信。此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陈独秀首次在信中提出了为鲁迅出版小说集的设想。“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可见陈独秀对出版鲁迅小说集充满期待和信心,而且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如果鲁迅当时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把他的首本小说集编好寄给陈独秀,那就极有可能是由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

一九三八年,鲁迅逝世后两年,《鲁迅全集》编成,蔡元培为《全集》作序。蔡序不长,其中涉及鲁迅小说的为以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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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此文很著名,不但为鲁迅研究者所熟知,而且还选入中学语文泛读教科书。但这是否就能说明或证明蔡元培欣赏鲁迅小说?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而那时的鲁迅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于是才有了他与钱玄同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板。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

很难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加上陆续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文学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实绩。鲁迅的文学创作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钱玄同曾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中秋后二日

按周的说明,此信以及第五至第十六封信是陈独秀离开北大、北京往上海、广州办《新青年》时所写,除第十六封为民十(1921)年发自广州外,其余都是民九(1920)年发自上海。所以,此信为陈独秀一九二零年八月廿二日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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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中短篇小说集《呐喊》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这早已人所周知。这本集子怎么会编成出版的?除了作者鲁迅本人,还有一个人切不可忘记,那就是后来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

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也是从那时开始,报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文献来阅读,时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寻。经过维新时期400多种报刊的洗涤、新式教育的推广,到民国初年,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读报,而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形成并成为报刊的主力。

《呐喊》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4月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4号,这当然与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钱玄同的“催逼”密不可分。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孔乙己》《药》等小说接连刊载于《新青年》。到了1920年8月22日,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2014/5/21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

木心的引证不对,蔡元培不会这样说。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虽然略感颓唐却并不讶异。之后,鲁迅创办过同人刊物《语丝》,也为《申报》的《自由谈》等写过许多杂文,但对于曾经的《新青年》同人显然是极为怀念的。1932年,他充满感伤地回忆起当年的并肩战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为写序事,蔡元培曾给许寿裳一信:

与其说鲁迅被钱玄同“不能说决没有”的希望说动了心,不如说鲁迅自己依然怀有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新青年》是名副其实的同人报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不用付主编费及作者稿酬。”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一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并非虚言。从第六卷开始,《新青年》成立了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李大钊可以编发马克思主义专辑,胡适可以刊发易卜生专号,看起来每个人各唱各的调,但其实也有统一的主张与立场,那就是陈独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同人所拥护的“共同的旗帜”。

   
蔡元培是个大好人,尽管地位崇高,凡人请作序题跋附议列名,乃至推荐入学介绍求职援救入狱……,几乎有求必应,这在当年是众所周知的事。鲁迅是其同乡后辈,曾经部属,多年情谊所在,由其给全集写序,无论地位声望和个人关系自是情理中事。可写序,仍然不能说明蔡欣赏鲁迅小说。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经营着文学,而且其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正如后来鲁迅负责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所指出的:“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直到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对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示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亦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者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则,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这就清楚了,蔡元培并未读过鲁迅什么小说,连《阿Q正传》也未读完,事实上,不仅鲁迅小说,就是鲁迅其他文章著作,蔡几乎也未读过。如此,蔡写序才必须向许寿裳问询,何者可写何者不可写,如此可掌握落笔深浅。因此,蔡序中即使那几句常被引用的“感想之丰富……”,实在也只是泛泛而谈。

谈及“五四运动”,自然离不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50余篇,包括小说5篇,随感录27则,新诗6首。特别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5篇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巨匠”的地位。可以说,《新青年》是鲁迅第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也是他彷徨无助时屡屡念及的精神家园。

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地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特立独行的鲁迅,总是说自己对“文学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十五日的明信片收到了。前稿收到时已复一信,收到否?“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板。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八月廿二日。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几天后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读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发,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那么,蔡元培是否欣赏鲁迅小说呢?

《新青年》的诞生,正逢其时。

蔡元培和鲁迅小说,这个问题是最近读木心文章引起的。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不能!因为蔡元培几乎没读过鲁迅小说。

那么,这“五体投地”的话究竟谁说的?

这是个记忆性错误,可这错,在木心却不应该。因为,即便对“五体投地”是谁说的记不真确,但根据蔡元培与鲁迅关系,也应该判断出此话不会出自蔡元培。

出处在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一封信,收在周一九四五年写的“实庵的尺牍”一文中(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60页)。“实庵”为陈独秀写有关文字学文章时的署名,周沿用之。文中,周引了陈独秀十六封信,均去其头尾而只存内容。其第十二封信如下:

那么,蔡元培对鲁迅小说以及其他文章著作的真实感想如何?据笔者读鲁读蔡所得印象,鲁迅逝世时,蔡送的挽联应该可大体代表其态度:

 

蔡元培是前清翰林,又是民国元老,在当时有着极崇高的社会地位,而鲁迅写小说之时,几乎还不为社会所知;蔡元培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鲁迅曾是其部属,在教育部任职长达十余年,直至1926年离开北京;尤其是,蔡元培与鲁迅是绍兴同乡,蔡长鲁十二岁,是乡前贤与后生之关系且有很深的个人情谊,鲁迅就是由蔡提携从绍兴走出往南京往北京教育部任职的,同样,周作人去北大,也出于蔡的关照。如此种种,鲁迅写了几篇小说,蔡元培怎会说什么“五体投地”这种既不符礼仪也不合情理的话?而且是写信对周作人说?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这错发生在其他人或可理解,发生在木心有点不可思议,这说明木心不了解蔡元培与鲁迅。木心祖籍绍兴,又出生成长于浙江乌镇,这个年纪的读书人而不了解两位伟大的乡前贤,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所以说,此错不应该。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四卷第43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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