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穷经究史工辞章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全集》所见皮氏学术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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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闻名于后世,首先是他在1898年应湖南维新官绅黄遵宪、熊希龄的邀请,受聘担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传维新变法;其次是他晚年为新学堂编撰《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不遗余力地宣扬今文经学,并成为中国经学的入门读物。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思想实况与学术真貌,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知。如周予同先生1928年注释《经学历史》时,就无奈地慨叹:“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承,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张舜徽先生1991年在《清儒学记》中,更针对人们不识皮锡瑞学术真貌而大声疾呼:“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皮锡瑞生前享有盛名,身后却湮没无闻,虽然可归因于时代嬗变与旧学衰落,却与他的各种着述分散难稽,遗世稿本秘藏难睹,《师伏堂丛书》艰深难懂等大有关系。

《皮锡瑞全集》,吳仰湘整理,中华书局2015年9月第一版

令人欣喜的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在从事皮锡瑞研究的20余年中,用心搜集皮锡瑞的各种着述与单篇文字,特别是抄录了国内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皮锡瑞多种稿本,完成了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将现存皮锡瑞着述汇为一编,并以现代方式做了精心点校,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皮锡瑞、晚清湖南史以及中国经学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借一斑以窥全豹,仅就《皮锡瑞全集》对全面认识这位经学大师的学术面貌,谈两点看法。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二年(1873)获选拔贡,光绪八年(1882)考取举人,后来四次会试均落榜,于是绝意功名,以讲学、著述终老。他幼工词章,兼长史论,壮年转治经学,精究《尚书》,兼攻郑学,晚年融贯群经,成为今文大师。他自光绪十八年(1892)掌教南昌经训书院,以经史实学引导士子,前后七年,学风丕变,为江西培植了大批人才;又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创办善化小学堂,此后相继执教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还一度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兼任湖南学务公所图书课长,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尤其是他在戊戌年毅然出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传维新变法,并针对康有为一派“托古改制”“悉取西法”,提出“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师伏堂日记》戊戌年七月十八日),接着又在晚清新政中,宣称“今方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鉴古斋日记序》),力图从旧学中开启新知,成为晚清变革理论的积极探索者。

第一,准确评判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国内外研究者评述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思想,大多依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个别学者注意到《今文尚书考证》或是《孝经郑注疏》,由此强调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现在根据《皮锡瑞全集》,他的全部经学着作中,有《易》类1种、《书》类6种、《礼》类2种、《春秋》类3种、《论语》类1种、郑学类9种附2种、通论群经类5种,可见他博涉群经,成就极广,特别是在《尚书》和郑玄之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显着的成就。皮锡瑞除以30卷《今文尚书考证》综集清代今文《尚书》研究之大成,还以《尚书古文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三种精悍之作,投入清代热闹非凡的《尚书》古文辨伪运动中,完成宋元以来辨别真伪到晚清分别今古的历史进程,在《尚书》学史上足以大书一笔。皮锡瑞的郑学研究更是贯穿一生,他晚年在《经学讲义》底稿中自称:“锡瑞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栋、张惠言疏解,《书注》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疏解,《论语》有金鹗、刘宝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贻德疏解,纬书残缺难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经郑注疏》及《尚书中候》《尚书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六艺论》《鲁礼禘祫义》《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书皆刊行,以存郑氏一家之学。”他耗费心血对郑玄经注大作疏通证明,成为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名家,将清代的郑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过去对皮锡瑞经学的研究,与他本身的成就相比显得太不相称,更不能以“今文经师”四个字概括他的经学立场,倒是一度与他持论相左的叶德辉,在《六艺论疏证序》中对他的经学成就作了全面评价:“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吾友皮鹿门孝廉,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叶德辉所谓四学,实即中国经学史上先后相继的今、古、汉、宋之学。可见在叶德辉的笔下,皮锡瑞绝非一位晚清的今文学家,而足可称为一代经学大师。回头再看张舜徽批评后人仅把皮锡瑞看作“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真是切中肯綮。

皮锡瑞的遭际、言行与思想,堪称晚清数十年间社会政治和学术文化急剧变迁的缩影。皮氏一生笔耕不辍,著述繁富,不仅翔实地记录着他个人的生平经历、社会生活、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而且对于今人全面了解晚清的政治、经济、学术、教育、文化和社会变迁,以及深入开展清代今文学史和中国经学史的研究,都能提供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搜集、汇辑和点校。然而,要整理《皮锡瑞全集》,却有“四难”:

因此,今后研究皮锡瑞的经学,应该全面解读《皮锡瑞全集》所收20多种经学着述,对其《尚书》学、《春秋》学、郑学、礼学做重点考察,深入探讨其治经成就,全面评判其经学立场,弥补以往仅仅引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等寥寥数书来评析皮锡瑞经学成就与思想的不足,准确判定皮锡瑞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一是资料分散汇集难。皮氏著述众多,无论已刊未刊,长期以来分散流传,今天很难汇于一手。皮氏后人曾选取18种著述板片,汇印《师伏堂丛书》,后又汇辑《师伏堂遗书》,增入6种已刊著作,拟交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但仅印出《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今《师伏堂丛书》国内多有馆藏,其中多数著述又被台湾《尚书类聚初集》、上海《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易于获得,但其他各种以单本刊刻、未经影印的著述,如《尚书古文考实》《发墨守箴膏肓释废疾疏证》等,寻访不易,获得底本要大费周章。至于各种未刊稿和大量散见各处的单篇文字,更非三五年内所能倖获。

第二,充分彰显皮锡瑞的文史成就。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皮锡瑞从小接受吟诗作文与读史发论的训练,因此工于辞章,娴熟史传。他年少即以文才出名,尤其擅长骈文,喜欢用骈体撰写史论,辞藻工而议论精,谈古论今,才识往往高出一筹,正如他在日记中回忆:“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然而,皮锡瑞的文学才情与史学见解,不幸被他的经学成就所掩,迄今不受学界重视。

二是稿本秘藏获取难。根据《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中南西南地区省市图书馆馆藏古籍稿本提要》等线索,皮氏有多种稿本存世,其中既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等已刊著述的底稿或初稿,更有《师伏堂日记》《师伏堂经说》《鹿门文稿》《鹿门诗草》等未刊稿,学术价值非同一般,但长期秘藏于长沙、武汉等地图书馆、博物馆,被视为善本,不轻易示人。研究者即使有缘借阅,也无法通过扫描、复印等方式获得全稿副本。

根据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和其孙皮名振所编《皮鹿门年谱》,可知皮锡瑞结集成稿或刊刻行世的诗、词、文、史类着述,相继有《师伏堂骈文》2卷、《两汉咏史》1卷、《宙合堂谈古》1卷、《鉴古斋日记评》4卷和《师伏堂骈文》4卷、《师伏堂诗草》6卷、《师伏堂咏史》1卷、《师伏堂词》1卷。此外,他还遗有《师伏堂日记》、《读通鉴论札记》;他的亲友则辑存有《鹿门文稿》《鹿门杂稿》《鹿门诗草》。《皮锡瑞全集》将以上各种已刊诗文和存世稿本全部收入,还从皮锡瑞师友着述和近代报刊中辑录出一批诗文,可以全面展现他在诗文创作和史学领域的成就。

三是手迹潦草辨识难。原藏湖北省图书馆的《师伏堂日记》稿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已制成微卷,其还原件又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从中可见皮氏手稿以行草为主,字细而密,尤其一再涂抹、增删,插改处更是字小如蚁,极难辨认。《湖南历史资料》曾依据《师伏堂日记》抄本,摘刊丁酉年冬至庚子年底有关维新变法的部分内容,因未准确识读原稿,认字、断句、标点等讹误屈指难数。《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鹿门文稿》等手稿同样不易辨识,整理起来相当困难。

皮锡瑞的诗词文章,多为叙事、抒怀、写景、纪游、咏史、论古之作,既记下个人的见闻、感受与思想,也折射出晚清波澜壮阔的时局与新旧扰攘的世情,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也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例如,《师伏堂骈文》收文60多篇,无不骈散交错,文辞清丽,典故庄雅,辞气温厚,议论风发,情蕴渊懿,诵之朗朗上口,思之意绪纷飞,尤其是将经义与辞章冶于一炉,使史论与时事紧密贯通,让人击节叹赏,李肖聃即在《湘学略·鹿门学略》中赞叹“林、苑不能分传,经、文乃合一途”。王先谦辑刻《骈文类纂》时,收录皮锡瑞骈文11篇,在所录8位湖湘文章名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周寿昌,足见皮锡瑞骈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事实上,根据皮锡瑞的诗文成就,应该推之为近代湖湘文坛大家,庶几名实相副。

四是内容艰深点校难。皮氏治学兼涉四部,著书繁征博引,今人研读匪易,点校尤难。特别是皮氏著述以经部居多,内容又极为专精,其中《尚书》类、《三礼》类、《春秋》类、郑学类、通论群经类著作,抉发今文奥义,厘析历代纠纷,多属精深繁赜之学,所涉礼制、纬候更是专门之业,点校极有难度。皮氏已刊经学著述21种,后世被影印出版者18种,而添加句读、注释、校点整理者仅有《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王制笺》,并在断句、标点、覆检引文等方面屡见错误,足证点校皮氏经学著作绝非易事。

皮锡瑞一生嗜好史学,前期为了应试科举,涵泳旧史,剧谈古人,但仍有浓厚的“陈古以切今”的意味,后来为着自强御侮,“披亭林、船山议论,参考历代史事”,形成一条“舍宋明之陋法,复汉唐之良规”的改革思路。及至参与戊戌维新,皮锡瑞更针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标榜“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在晚清新政萌动之际,皮锡瑞又指导私塾弟子日读《通鉴》,详加批注,宣称“今方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可见,皮锡瑞始终坚持“史学经世”,用心讲求古今之变,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反对尽变西法,积极为晚清改革作理论探索。这正是皮锡瑞史学的精华所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长期从事皮锡瑞研究,很早就留意搜集皮氏著述,有心从事整理。他在2003年申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从皮氏诗文集开始进行点校,2005年以“皮锡瑞经学遗稿整理与经学成就研究”为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对《师伏堂经说》《师伏堂经学杂记》《师伏堂日记》等稿本专作整理、研究,2006年再以“《皮锡瑞全集》整理”成功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工程,至2011年完成《皮锡瑞全集》,此后又屡加校改、增补,最终在2015年由中华书局一次性出版。吴仰湘教授以一人之力,费时十余年,完成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不仅工作量大得惊人,整理质量更令人击节叹赏。综观全书,可将整理工作的成功归结为“三善”:

在晚清千古未有的变局中,湘学既重经世、务笃实,又尚博通、戒门户,因此日进日新,百余年间勃然而盛;湘人也因此从三湘四水间走向五湖四海,叱咤风云,为举世所瞩目。《湘学新报》例言曾指出:“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而纵观上世纪来对近代湖湘文献的整理,陶澍、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谭嗣同、熊希龄、蔡锷、黄兴等政治事功类名人,相继出版了全集,甚至多次增订再版,而像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学术文化名人,却一直未见经新式整理的全集出版。由此看来,《皮锡瑞全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今天全面认识皮锡瑞的学术面貌,也可为近代湘学大师的全集整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一善,资料收录完备。吴仰湘教授将《师伏堂日记》与皮名振编《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对检,掌握皮氏各种著作和单篇文字的撰拟、刊刻情况,然后按图索骥,分头搜集:其一,以扫描、复印、拍照等方式,陆续从大陆及台港各图书馆获得皮氏已刊著述31种(较《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多3种);其二,从长沙、武汉等地图书馆、博物馆中,用最原始的手抄方式,抄出皮氏未刊书稿5种(较《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多2种)、皮氏后人所辑杂稿4种;其三,从皮氏后人所辑《皮鹿门年谱》《鹿门文稿》《鹿门杂稿》和皮氏师友、门生各种著述中,以及《湘报》《南强旬刊》等报刊上,寻获一批诗词、书札、序跋、课卷、条陈、答问等,编成“诗文补遗”。总计《皮锡瑞全集》收书36种,将现存皮氏著述汇于一编,是皮氏辞世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另又辑得晚清至民国皮氏传记资料17篇、著述资料27篇,加上皮氏著述版本、生平大事年表,作为附录,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补充资料。

第二善,稿本识读准确。皮氏存世稿本内容多样,文字更难辨识,整理相当不易。吴仰湘教授因为熟悉皮氏生平与思想,又长年累月翻阅皮氏各种手稿,得以稔熟皮氏手迹,加上整理时眼明心细,所以文字识读非常准确。目前收入《皮锡瑞全集》的稿本,最重要的有《师伏堂日记》35册、《师伏堂经说》2册、《易林证文》2册、《师伏堂经学杂记》第1册,总计150多万字,无不忠实递录,释文尽得其真,仅《师伏堂日记》因以黑白微卷作底本,原稿彩底花纹经拍摄变成黑影遮盖文字,以致有100多字无法识读,不过对原来只能依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的研究者来说,这个整理本已足以称为学术大福利了。

第三善,经书点校精审。因皮氏经学著作内容繁难,百余年间仅4种著述有整理本问世。《皮锡瑞全集》将皮氏21种已刊经学著作、3种未刊经学稿本全部作了点校,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质量上乘,凡校本选择、版本校勘、异文考辨、引文覆检、文句点断、文字校正,无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点校之精审,足以成为近年经学文献整理的典范。即使《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等已有几种整理本,吴仰湘教授仍从断句标点、覆检引文、比对异文等方面纠谬补阙,做到了后出转精。例如,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一直被视为佳本,但初刻本舛讹仍多未校正,吴仰湘教授利用《经学历史》初稿本,纠正了初刻本、周注本20多处错误。又如《经学通论》两种整理本,断句多沿袭1954年中华书局校正重印本旧式句读,破句现象层出不穷,吴仰湘教授真正读懂原文,不受旧句读影响,标点完全正确。至于《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所出盛冬铃、陈抗点校本已很精善,但吴仰湘教授在标点断句、引文起止、文字校核等方面仍大有改进,如卷一《尧典》“荡荡怀山襄陵”句下皮氏引臧琳说,盛冬铃等标点为:“案:《论语》‘君子坦荡荡’,郑注云:‘《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鲁论》,今文也。”(第32页)“郑注云”以下标点明显有误,吴仰湘教授标点为:“郑注云:‘《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鲁论》,今文也。”(《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57页)又如卷二《皋陶谟》“懋迁有无化居”句下皮氏谨案文句,盛冬铃等标点为:“故论文字则古文为胜,论说解则今文为长。如《左氏春秋》古经胜于《公羊》《穀梁》,而说解则丘明不传,《春秋》其义,当从《公》《穀》。”(第106页)吴仰湘教授将后一句改正作“而说解,则丘明不传《春秋》,其义当从《公》《穀》”(《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151页)再如卷一《尧典》“宅嵎夷”句下皮氏引段玉裁说,盛冬铃等对此引文标至“今文皆作‘度’矣”即止(第18-19页),吴仰湘教授翻检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原文,直标至“‘铁’之讹体也”为止(《皮锡瑞全集》第2册,第39页)。

总之,生前享有盛名的皮锡瑞,殁后声名不彰,既与时代剧变、旧学沦替有关,也与皮氏已刊著述分散难稽、遗世稿本秘藏难睹、经学著作艰深难懂大有关系。吴仰湘教授因对皮氏思想、学术素有研究,又具备扎实的经史根底,穷年累月,孜孜不倦,一举推出尽善尽美的《皮锡瑞全集》,特别是将一批稀见稿本整理饷世,不仅有功于湖湘先贤,也裨益于当今学界,确实可敬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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