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址冯振与无锡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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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王蘧常年轻时就以孔子之教人和孟子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终身志愿,授业、传道成了他的生活乐趣,被他视之为天职。他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学生,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领,而且能对国家、社会多作贡献,成为栋梁之才。他在讲课时常常谈到做人之道,而且循循善诱,言传身教。

趣说北流文化

冯振先生

“此生诚实,其言可信”

北流地处祖国南疆,与中原文化的开始接触,有实物可证的,应是铜鼓文化。汉代,世界最大的铜鼓在北流出现,标志着北流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唐宋以后,中原文化对北流的影响更大,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北流进入了文化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北流文化曾出现下滑迹象。到民国时逐渐恢复发展,进入北流文化的美玉时代。

无锡国专30年,一以贯之的校长是唐文治先生。谁是第二人?也绝无争议:冯振。抗战最艰苦的八年,冯振先生任国专代校长,带领南迁的国专在广西坚持办学,写下抗战教育史上难能可贵的一页。

我表弟沈宁在 《与大师谈大师》一文中提到了我父亲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

乾嘉:北流文化的黄金时代

冯振(1897-1983),字振心,广西北流人。少年游学上海,1912年入南洋中学,因得师从唐文治;写诗则师从石遗老人陈衍。20岁后回广西,任教梧州广西二中和北流中学,1923年任北流中学校长。1927年,任无锡国专教员,后兼教务主任,时年31岁。

在做外文局局长的时候,范伯伯发现外文局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们,居住条件差到不堪一提的地步,决定想办法为职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盖宿舍房屋,当然要钱,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每一分钱都是国务院批的。他给当时国务院主管财经的姚依林副总理写了一封信,申请基建资金。经过打听,获知姚依林副总理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读书的时候,曾经是王蘧常先生的学生。范伯伯高兴了,马上把自己写给姚副总理的信,寄到王蘧常先生那里,请求恩师帮助。六姑父接信后,在范伯伯写给姚副总理信头注了八个字: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然后从上海把信寄给北京的姚依林副总理。没过几天国务院就批给外文局800万元的基建资金,盖起两座宿舍楼,解决了许多干部的住宿问题。

铜鼓文化、“贬官文化”对北流文化之影响

抗战军兴,国立大学奉政府指示,纷纷内迁。国专是私立学校,迁否自可选择,但唐校长始终以维持人道、挽救世风为己任,坚守人生大节。江南相继沦陷,唐文治于1937年11月14日率全校师生避寇南迁。一路艰辛备尝,志不稍减。岁末到株州,偶与大队失散,天雨泥滑中,朗诵《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声泪俱下,诸生动容。73岁老人,双目失明,水土不服,经众人劝说,同意经香港回上海,临别委冯振为代校长。

澳门新葡亰网址,上文中的“范伯伯”是范敬宜先生(时任国家外文局局长,后又先后任《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是家父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的学生。家父是沈宁父亲沈苏儒先生的表姐夫,所以沈宁又称他“六姑父”。

北流铜鼓出名,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与之相应的铜鼓文化更是意义深远。据专家考证,铜鼓的铸造,曾吸收了中原铸铜文化的成果。至汉代,北流型铜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世界最大的铜鼓在北流出现,标志着北流文化的第一个高峰,也是难以逾越的高峰。至晋代,葛洪为勾漏令,葛洪是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又是青史留名的医学家、化学家,著有《抱朴子》内外篇及《肘后救急方》等多种典籍。北流人纪念葛洪,实质上是对中原文化依皈和认同的典型事例。唐宋以后,中原文化对北流大地的浸润影响加大,其中尤以“贬官文化”为甚。唐宋间,贬官南来,路经北流者不乏其人,如唐代沈佺期、李德裕;宋代苏轼、李纲;明代的解缙等贬官,皆饱学之士,虽鸿迹之偶经,但对北流文化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其直接结果,便是北流文气初开,“敦品力学,代不乏人”。中进士者,宋有冼积中、坦中庸,明有陈文昌、李文凤、李宏,这些人物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北流文化已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为清朝乾隆、嘉庆北流文化黄金时代的到来造成了一种蓄势。

1938年2月,师专到桂林,选址市内环湖北路。年末,武汉、广州失守,桂林告急,国专乃迁北流山围。次年,迁北流萝村。也就是说,冯振将国专带回了自己家乡,借得农庄二十多间和石山盘石小学作为校舍,将自家住房全部搬空,作为师生住房。没有经费与粮食,冯振把自己家的钱和粮食全部拿出来。

这一事例生动地体现了当年师生之间的感情。学生十分尊重、信赖老师,而老师又十分关心、爱护学生。“此生诚实,其言可信”,短短八个字,却饱含了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充分信任。

北流文化的“乾嘉盛世”

冯家是北流大族,清代曾中过两名进士,是富裕乡绅。国专以往主要靠无锡实业家捐助,到了广西,情况变了,两百多人的生活与学习,靠冯振竭崛支撑,可以说是毁家办学。这几年中,他的六个孩子死了三位。其中一女死于奔波劳累,患病无医;儿子冯森从军服役,因背疮去世,卒前于枕上刺“闻鸡起舞”四字。冯振悼儿诗云:“久病经年气尚雄,闻鸡壮志竟成空。翻思恢复中原日,告汝凄凉累乃翁。”感慨自己连累到儿子早逝。

沈宁也在后文感慨地说:听完这个故事,我仔细想想,觉得这件事,从几个方面证明了同一个道理。范伯伯对恩师的尊敬,虽然毕业30年了,仍然有事就向恩师请教,并且相信会获得恩师的帮助。六姑父对学生的关怀,凡学生有事相求,必亲自过问尽力解决。姚依林副总理对老师的尊重,他虽贵为副总理,对数十年前教过他的老师,还是不敢怠慢。何以王蘧常先生对姚依林副总理保持了那么大的影响力呢?范伯伯笑着说:你六姑父做老师,那确实是非常迷人的,讲课讲得好,人品也好,一代宗师,凡他教过一节课,所有学生对他都一定是永远尊敬爱戴的,姚依林副总理也不会例外。

清代自顺治开国,历经康熙、雍正,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安定时期,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北流在康熙年间建孔庙(大成殿)、修县志,雍正年间修勾漏洞,都是当时一种重大的文化举措。地方官员贤达重视文化,奖励学人,更促进了北流文化的发展,缩短了北流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到了“乾嘉盛世”,北流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化的黄金时代。乾隆十五年,建铜阳义学,嘉庆十三年改为铜阳书院,这是当时北流的最高学府,由名师执教,先后执掌教鞭的如梁孔珍、李治泰、夏之松等人,皆一时之选。北流清代文化名人,多出铜阳门下。乾隆时进士,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北流籍人士有柯之澍、罗爌、梁孔珍、李治泰;嘉庆年间,中进士三人,为阙邦觐、李绍昉、梁宗敏。乾隆年间,中举31人。嘉庆年间中举13人(中有先举人而后进士者)。从中可见北流文化的飞跃和后继有人。乾嘉时的北流文化有着南来移民性和家族性特点。下面我们试看几个文化型家族的情况。

冯振坚持维护优质教学,努力聘请最好师资。北流期间,所聘教师有梁漱溟、钱仲联、张世禄、饶宗颐等,还有广西通志馆馆长封祝祁讲唐诗,前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师许讲中国文化史,还请巨赞、吴世昌等来讲学。

沈宁所述之事,在父亲生前我并未听说过。但父亲与学生之间师生情长谊深的事例却是不胜枚举、历历在目。

南门李:一门四进士

梁漱溟晚年撰文回忆,他在抗战期间,首度到桂林在1941年3月,因国专迁北流而未得造访。1942年再到桂林,冯屡函相邀,终在国专开设《中国文化要义》和《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两门课。梁不食荤腥,冯夫人每餐为他做素食,亲自送来。梁51岁生日,冯邀巨赞法师设素餐为他祝寿。梁则倾力支持,建议成立校董会,由梁出面邀请白崇禧老师李任仁和桂系大佬黄绍竑等为校董,由他们出面向社会募捐,得暂时纾缓困局。国专在广西也一直坚持招生,为广西培养国学人才。

与学生之间热诚相待、倾力相助

南门李家族的来祖李廷柱,湖北安陆人,学识丰富且娴熟弓马。康熙时,在福建著军工,后题带粤西为北流千总,是文武全才,著有《临流三集》、《扣角吟》、《燕赵余言集》。其玄孙李治泰是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江苏盐城知县、扬州知府,告老回北流后,掌教铜阳、紫泉(玉林)、绣江(容县)书院,“生徒悉重学行,有科甲登仕版者数十人”。治泰第三子李敏贤,道光年间进士;第二子李敏暘,道光年间举人,退休后也掌教铜阳书院,著有《史论》二十卷。李治泰的侄孙李善章,道光举人,博通经史子集,离官后主教铜阳及玉林、兴业各书院,“书院名下,士多出其门”。其长子李士瑞、四子李士琨都是进士。南门李就是北流的一门四进士(父子进士和兄弟进士)的文化家族。李士瑞后来做到国子监丞,更是国家最高学府的高级教授(或官员)了。

冯振是当时有名的旧体诗人,存世有《自然室诗集》。国专南迁后,留下大量诗作,记录艰困办学的实况和感受,堪称诗史。始发无锡作诗:“铁鸟盘空瞰不休,相机逃命夜难留。一家八口成孤注,三日兼程局小舟。乘暮车驰如脱兔,夺途军退类奔牛。常州戚墅惊心骨,伫待招魂到润州。”时在南京失守前一月。《武昌登黄鹤楼》:“黯黯东南倾半壁,茫茫西北是神州。浪淘人物今何处?早起英雄孙仲谋。”所谓世乱而思英雄拯世。1944年,日寇困兽犹斗,乘长沙战局之变化攻陷桂林,冯振带国专师生再度奔走道途,避居蒙山。有《蒙山开课示诸生》云:“播迁忽已七年余,又向蒙山强托居。危难久更心转壮,苦甘可公意先舒。力如未尽休安命,事尚能为早读书。竖起脊梁坚定志,澄清大业早登车。”真是越挫越坚,与诸生互相激励。“事尚能为早读书”值得记取。在蒙山文尔村,钟文典一家接待国专师生食宿,冯振作《避寇蒙山寄居文尔村钟府仲纯文暨文海文会诸昆季殷勤接待慰藉备至感谢不足赋此以谢》:“蓬飘念我无根蒂,慰藉殷勤比弟兄。寇至入山同草屋,食悭与我共藜羹。语言所露唯肝胆,患难真堪托死生。归告妻孥应感激,乱离犹得酒频倾。”诗题所列诸昆季应为钟文典的父辈。钟晚年回忆:“当年晨读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大塘岑家兄弟让出一幢大楼,让师生住宿,冯振作《赠岑拔萃佩奇昆季》云:“岑家兄弟气和柔,耕读传家进退优。生计稻田兼柚圃,分居东屋更西头。感君子美万间意,卧我元龙百尺楼。更许朋侪安稳住,满天风雨不续愁。”从中可看到广西乡绅在国难中的无私资助,更看到国专师生迁徙中坚持进学之风气。

父亲对清贫子弟尤为关心,为了使他们能得到学校或私人提供的助学金与奖学金,他常常不顾疲劳奔走于校内校外。为了帮助学生毕业后谋职就业,他又发函,走访,仆仆风尘,在所不辞。毕业多年的学生遇到困难来求助,父亲也一样热诚相待。他会不顾自己家庭的拮据而倾囊相助,或将自己的衣服赠予学生御寒。学生遇到委屈或受到运动冲击、迫害,危难中来向他倾诉、求助,他都是怀着满腔的同情来劝慰他们,并尽力给予支持。例如曾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的秦和鸣是无锡国专的学生,因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而多次遭到追捕,有时就躲到我们家里来。乱世中父亲自己受到冲击,但他却时时关心自己的学生,写信鼓励他们“独立乱流中”。父亲去世多年后,有的学生已经90多岁,还一再感慨地对我们说:“王老师和王师母待我,如同我的父母!”

附城夏:3个儿子中“乾嘉”举人

冯振也时时关注战局安危及政事得失,发于诗章。《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悲愤填膺感而赋此》:“世间怪事真难说,大邑通都一炬休。祇道西南撑半壁,忽惊桂柳失金瓯。奇谋谩自夸焦土,死守何人据上游。十万灾黎抛掷尽,宜山西望泪难收。”对焦土抗战决策者之悲愤失望,溢于言表。国专同仁也不免对前途感到悲观,决意西行贵州。《蒙山送石渠暨诸同仁同学西征》:“频年忧患饱同更,病弱难堪共死生。临别凄凉无一语,只将双泪送君行。”这些诗,是身历战乱者之真实情感,今日读来,仍感惊心动魄,催人泪下。

而学生们也对父亲十分敬爱并提供各种帮助。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汪伪政府“接管”交通大学,父亲为保持民族气节,毅然辞职离校。当时,由杭州迁到上海租界的美国教会主办的之江文理学院也被迫关闭。父亲一时失去两个教职,家中连食粥的生活也难以维持。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在交通大学的学生王叔堤设法在他父亲主持的一家私人银行——中国商业银行中为我父亲谋得一个秘书的职务,虽然那只是一个挂名职务,但所得薪水已能维持我们家的温饱生活。

附城夏姓先祖夏友亮(俗称夏老五),其先来自广东南海,少孤贫,经商起家。北流人传说他从香炉底拾得一文钱,连赌二十一盒幺(念“腰”),发了大财起家。(这被认为不确。哪有赌博之家出大儒的?)夏老五有个特点,他十分尊敬读书君子,极好学,平时督课子弟读古人书,他坐在旁边听着,终夜不倦。儿子之松,之瑚,之琳,分别成为清乾隆、嘉庆年间举人。夏之松更是当时北流的名师,他淡于仕宦,做官一年便辞职回乡掌教铜阳书院八年,北流才俊,多出其门下。他的诗曾被巡抚学者梁章钜收入《三管英灵集》行世。夏友亮甥孙阙邦觐(祖籍福建),受业于舅父夏之松,邦觐聪慧绝伦兼之好学,是个大才子,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次年卒于京师。阙邦觐少年得志,不但是北流文化史上的奇迹,在中国文化史上也不多见。

抗战胜利,冯振率国专重返沪、锡,向唐校长交还校印,在国专任教到1949年。后执教桂林上庠,直至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父亲几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虽失联多年却纷纷来寻找看望。如曲琦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前期曾求教于父亲,后赴外地任职并参加地下工作。他因工作及政治运动历经坎坷之故,与父亲数十年不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他到上海时,花了一整天时间从外滩横穿上海走到我家原来的住址附近到处寻访,终于与父亲重逢,万分激动。此后,即使他的子侄到上海出差,他也都要托他们来看望父亲,并让他们带上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带回去让他聆听,感情至深。在曲琦先生的倡议奔走下,经山东省领导批准,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四个大字被刻上了泰山。历来书家章草,大不过盈寸,而父亲所书“青连齐鲁”原作每字达两尺余见方,气骨纵横,古意盎然。

朱砂李:一家三代,科甲连登

冯与朱东润师皆出唐门。朱师21岁任教广西二中,两人同事,有诗唱和。1948年复应冯邀,到国专开设文学批评史课,友谊保持终生。1972年,冯到江南看望旧友,有《上海晤朱东润》诗:“论学谈心五十年,师承卫道意拳拳。羡君身健神明旺,整理遗书志益坚。”自注:“君对整理唐蔚芝师《茹经堂遗书》抱有宏愿。”

周一萍也是父亲早年的学生。他因后来赴外地升学及参加革命活动而数十年未通音讯。上世纪80年代,他到上海出差时打听到我家住址,立即前来拜访,时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的他见到父亲立即致以一个军礼。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五秩流光若逝川,重亲謦欬浦江边。”此后他每次到上海,都要来看望父亲。看到父亲居家局促,他虽已年逾花甲,还在各政府机关奔走不息,了解相关政策。多亏他的不懈努力,我们家才得以迁入新建的公寓中。

朱砂李家族的先人李毓蕃,其先福建籍,后由茂名迁来北流清湾。毓蕃是乾隆举人,其子程泌“以选拔朝考二等补教职”,其孙李绍昉嘉庆进士。毓蕃生平嗜学,以教授培植人才为乐。绍昉满腹经纶,兼工书法。入翰林院,任国史馆编修。著有诗集《勾漏山人集》。丁忧回乡,热心地方文化建设,倡建城东奎光塔,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毓蕃一家三代,科甲连登,成了北流文化史上的佳话。

两老间有一段趣事。1929年,冯有《戏作》:“我诗或说似诚斋,我实无从读一回。渠又先生七百载,不应能似我诗来。”1934年,朱从武汉给冯去信,许他“颇似诚斋”,冯戏寄一绝:“千里迢迢一纸来,我诗仍说似诚斋。头衔如许宁嫌小,只恐人讥是冒牌。”四十年后,朱复致信:“曩尝谓兄诗颇似诚斋,今则当谓诚斋似兄矣。”冯作《杂感答朱东润》以应:“我诗何感望诚斋,活泼新鲜畅所怀。一事胜公差自幸,桑干远北是天涯。”后两句改诚斋诗,说国家一统,胜于南宋,看法也有转圜。其实,学出同光的诗人,佳评是说似少陵、山谷,诚斋诗圆熟流易,故冯不喜。在朱老,或似有意指出冯诗之硬峭生新不够。年轻时戏谑之语,本不能完全当真,两老居然较真了一生,足成佳话。

还有不得不提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吴晓明教授。他不是父亲的研究生,从事的专业也不同,但上世纪80年代,有好多年,他几乎每周都要从江湾复旦大学到宛平路我家,与父亲谈古论今,讨论书法。此后吴晓明一直把我父亲看作自己的老师,父亲的许多诗词联语他都能熟记于心。2000年时任哲学系系主任的他主持举行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宣布哲学系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凝聚了父亲数十年心血和辛劳的遗著《秦史》。去年,吴晓明又和他的学生、现任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的孙向晨教授一起,发起并推动成立了“王蘧常研究会”,开创了对父亲学术成果与书法艺术成就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东平梁:世代书香,人才绵延

日前西师大开会纪念冯先生诞生120周年,邀我而未克成行,莫道才教授仍寄来会议论文与新版冯著《自然室诗集》,读来感动不已。亟草此文,藉存景行之忱。

师从沈曾植,又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

东平梁姓来祖梁遗,字东平,河南汝州人,南宋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南宋灭亡后,拒绝仕元,落籍北流。梁遗孙梁经,明洪武间举人。梁遗裔孙梁台玉,明亡后拒绝仕清,与祖梁遗被尊为“北流二节士”。台玉著有《击木诗集》。梁遗裔孙梁孔珍,乾隆进士,为官卓有政绩,回籍后与李治泰主编《北流县志》,掌教铜阳书院,人才多出其门。孔珍诗书画均佳,得之者奉为至宝。梁遗裔孙梁宗敏,嘉庆进士。宗敏才思敏捷,少年即成文名,历掌北、陆、兴各书院。与李敏旸等人筹建宾兴馆,劝捐置产,支持北流士子求学。梁遗家族,世代书香,人才绵延,代代不乏通儒硕学,是北流文化的奇观。

回想起来,父亲与他学生之间情深意长的关系绝非偶然,其实这正是他与他的老师之间深厚情谊关系的传承。在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位老师的影子,以及他对老师的敬重。

在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成绩,往往反映了当地文化水平的高低。乾嘉年间北流人才辈出,科举场上捷报频传,是北流文化的黄金时代。以上列举北流当时的四个名门望族,只是当时北流文化的侧影,远非全体。这几个家族的特点:一是家族外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二是世代书香,在家族或家庭中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上进精神,继往开来。三是功成名就的饱学之士,去官回籍之后,提倡和推动教育,呕心沥血,以培育人才为荣为乐。四、地方有识之士,慷慨助学,成绩卓然。

父亲先后师从沈曾植、唐文治先生,又曾分别问业于康有为、梁启超先生。

民国:北流文化的美玉时代

沈曾植先生为父亲的外族叔祖父,号寐叟,父亲称其“四公”。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被誉称“中国大儒”。父亲18岁那年,寐叟先生自上海回故乡嘉兴。父亲早就听说沈老的盛名,对他敬仰如泰斗,从此经常荟集疑难问题及治学之法向老人请教。寐叟先生所说的“凡治学,毋走常蹊”,父亲终身不忘,其后纂写秦史,书写章草,独步一人,都渊源于此。大约在父亲向寐叟先生拜师两年后,老人便去世了。父亲十分悲痛,书挽联痛悼恩师:

北流文化经历了清朝乾隆、嘉庆黄金时代,至道光、咸丰年间得奋其余烈,在科场上仍有可观成绩,然颓势已渐露端倪。咸丰、同治年间,颇显下滑迹象。考其原因,在于国内外的不利形势。一是从1840年(道光三十一年)肇始的太平天国起事,使南中国长期陷于兵荒马乱的蹂躏。在北流,匪患连绵的“咸丰年”,盗贼如毛,更是令人谈虎变色,那些贼匪攻城破寨,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劫掠财货,无所不用其极。贼群过处,庐舍为圩,玉石俱焚。更有甚者,他们连读书人也不放过。1857年(咸丰七年),范亚音贼众攻破北流城,杀典史施源,禀生张贤禄,附生夏延龄、张家玉,增生梁缙禧。名士举人梁宗敏被逼自杀。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北流的社会才又相对安定,文化也逐渐恢复发展。

海天留万丈光芒公原不死  薪火传千秋学业我又何堪

一间著名的中学

父亲对寐叟先生一直眷念不忘,曾竭尽心力编写
《沈寐叟先生年谱》,数易其稿,最后成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建立了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此风于民国初年吹至北流。民国元年,县内有识之士,开始筹建北流中学,次年建成北中民二楼,又次年开始招生,北中建校至今,已近100年。“看欧风美雨,正暮鼓晨钟”,从《北中校歌》这句歌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北中放眼世界与时俱进的精神。著名的国学家、诗人、教育家冯振;机电专家吕焕祥等不少饱学力行德高望重之士,先后出任北中校长,建立了一套严格、科学的学规制度,使北中成了大批培育人才的沃土。像版画家马达,银行金融家罗豫禄、刘古谛,水电专家窦章桂,历史学家陈千钧,光学大家顾去吾,航天科学家陈奇妙,气象学家陈瑞荣,河港工程专家李毓锦,船舰动力专家陈蒲英,外交官邓朝从、杨家春,计算机专家刘甲耀等都是精英人才。俞作豫、黄嘉菊、李殷丹等,都是北中的学生。作为民国时期北流的最高学府,北中不但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斐然,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有不凡的业绩。

父亲与康有为先生的首次会面是在沈曾植先生的沪寓。当时父亲才19岁,他带了临写的《爨龙颜》碑文去请沈老教正,正好康有为先生也在座。当他得知父亲带了书法习作请“四公”批改时,便对沈老说:“四兄,让我来代劳吧。”南海先生(因康是广东南海人,所以世称南海先生)看了父亲的习作,连连叫好,一口气批了48个圈,并回头对沈老说:“咄咄逼人门弟子。”沈老听了,脸色一沉,说:“休要长了少年人的骄气。”原来南海先生引了宋代赵庚夫题曾几《茶山集》的诗句,将沈老比作曾几,而把父亲比作陆游。而且诗中“咄咄逼人”四字又是卫夫人形容王羲之的话,这是又把父亲比作王羲之。因此,沈老觉得过分,便发话阻止了。

民国16年,在广西第一次中学生运动会上,北中夺得了足球冠军,传誉八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北中学生的英语水平是相当高的,冯振任校长时,就用英语授课;吕焕祥不但自己用英语讲授物理课,而且还经常请天主堂(美国)神父来开讲座,提高学生的听力水平。当时有些学生就是用英文写日记的。种种情况表明,北中是一所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学校。后来,北流二中(1927年)、三中(1930年)、四中(1930年)相继建立,北中则于1941年开始招高中学生,至此,北流中学格局基本形成,造成了北流文化迅速提高的合力,直追国内先进省区。

父亲始终尊南海先生为师。南海先生论述书法的名著《广艺舟双楫》,父亲常置案边,不时翻阅。在书法理论、执笔运笔以至选帖择碑等方面,父亲都觉得受教益多。1988年,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康同环女士以耄耋之年从香港到上海,来我家看望父亲。康同环女士回香港后又来信告诉父亲说,香港中文大学将举办南海先生遗作展览,请父亲为此题词。父亲当即书联以颂:

一群最初的大学生

万木风高,际海蟠天终不灭;一言心许,铭记镂骨感平生。

 据1935年重修的《北流县志》统计,当时已有124名大专毕业生(在校生未统计),当然,这不是完全的数字。这些学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部分成了美国、日本等国的留学生,如罗豫禄、梁士梯、梁士梓、梁毅之、李乃濬、李唯真、刘古谛、冯介、陈柱、陈一百等。其二是,出现了若干学自然科学的优秀人才,如吕焕祥就是上海交大电机系的优秀学生,冯介则是美国伊利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等等。这些大专生和留学生,是北流文化的精华,是北流教育的亮点。

然父亲又感意犹未尽,觉得南海先生著作等身,最脍炙人口者为《广艺舟双楫》及《大同书》两种,所以复作一联云:

一个具有国内外影响的学者专家群的出现,标志着北流文化教育发展的实绩。如陈柱(留日),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有一百多种论著,至今他的学术著作仍然不断再版行世。冯介(留美),土木工程专家,修建湘桂铁路的工程师和技术组主任,在建筑学界与梁思成齐名,有“北梁南冯”之誉。冯振,原考取留学美国工科的大学,后因事滞留国内,长期主持无锡国专教务的教育家,是国学家兼诗人,朱东润、周振甫、冯其庸等都盛赞他的诗歌。马达,著名版画家,曾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为天津美协主席。吕焕祥,电机专家,是广西无线电事业创始人。这里只举述了几个人,借一斑以窥全豹。他们是北流文化天空的明星,是北流文化天平的砝码。

尊碑广艺舟,金鍼天授,纲举目张十七日;大同称宝典,玉音神会,薪尽火传三千年。

一个家庭留学生群

次年,康同环女士来函告称,以上两联将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出,前一联还将刻于康有为先生墓门。

北流新丰观南塘屏梁士枢、梁士模兄弟之家是旧时东平梁的首富。梁士枢早年赴南洋经商,发了财,回国后又大办实业;梁士模为民国名宦,民国初年曾为国会议员,交通部次长,孙中山大总统顾问。这两兄弟本来出身世家,文化根底深厚,文化意识特浓;加上见世面多,感知时代脉搏,深谙送子弟读书的重要,于是便很自然地在他们的家庭出了一个留学生群。

此后,祖父又命父亲问业于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号任公,因戊戌变法而与康有为齐名。祖父与他同年中举,因此父亲称他年丈。梁启超先生有天下大名,父亲多次向他请教子学与史学。梁先生曾面教说:“中国之史,但如刻板,某日有某事而已。至事之何以生,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影响何如?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真无生气之可言。汝喜历史,能知其蔽乎?能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乎?”父亲认为他几十年后为学生讲儒学,“犹无以易此也”。梁启超先生又为父亲论先秦诸子,以为必先明流派。父亲认为他后来撰写《诸子学派要诠》及《先秦诸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甚至“他日立志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也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父亲对梁启超先生一直十分敬重。1958年,戊戌变法60周年,父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抱病编著《梁启超诗文选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对梁启超先生的崇敬与感激之情。

留学生群成员:梁士梯,东京帝国大学高师;梁士梓,福冈高等工业学校;梁栻,东京日本大学福岛高等商业学校;梁毅之(女),奈良女高师;梁左四(女),东京高师;梁景英,日本工科。

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

这个留学生群遍及诸多学科,诸贤各自为国效劳,贡献颇大。

唐文治先生曾先后赴英国、比利时、法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考察教育事业,见多识广,明世界之潮流,非一般耆宿硕儒所能望其项背。他于1907年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即校长,任职14年,成绩卓著。唐文治先生的道德文章,给了父亲一生的深刻影响,他终身事师如父,连与我们家人谈话都从不直提老师的名讳。说起父亲师从唐文治先生,不得不提父亲年轻时参加的两次“高考”。

一所国学专科学校

父亲中学尚未毕业,因病休学了两年。等病好后,年龄已大,我的祖父和伯父就开始考虑让他报考大学。此时正值杭州法政大学招生,祖父便要他去投考。父亲心里不愿意,但父命难违,勉强赴试。据他自己回忆:“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风波之险恶。”“得官则其门若市,失官则门可罗雀,人情变幻,尤所难堪。吾父吾兄已备尝之矣,我能继其覆辙乎?乃所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今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甚幸甚。”那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是伯父的故交,因此祖父叫伯父走访,询问是否录取。校长便出示父亲的考卷,边笑边说:“从来试卷,无此奇文!余将成全令弟。”伯父大出意外,然也只能苦笑而已。这第一次“高考”就让父亲自己给“搅黄”了。

无锡国专是我国国学名校,抗日战争期间曾两度迁来北流,由北流籍国学家冯振代理校长,先在山围后在萝村借屋授课,得到当地人士全力支持,一代名师钱仲联、饶宗颐、郑师许、蒋庭曜、蒋庭荣、张世禄、俞瑞征、吕逸卿、王子畏、陈一百、封祝祁、吕集义等人云集北流执教,极一时之盛。国专迁北流,成了中国抗战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摘自鬰林州守望者

1919年秋,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简称无锡国专)。父亲当时顾虑录取不易;即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祖父便正色说:“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耶?毋自误!”不得已,父亲就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高考”。当时招生名额只有
24人,报名的却有1500多人,录取比例为60几个取一个,这个比例今天看来都是相当高了。试题两个:一是於缉熙敬止论;二为顾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试申其义。父亲一考而成,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自此,父亲成为唐文治先生的学生。父亲认为他在无锡国专时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至深且大”,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开始了长达60年的教书育才生涯。

1938年以后无锡国专在上海
“孤岛”复校,唐文治先生因年迈体衰,无锡国专实际上的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担任教务长的父亲一人肩负。对于老师的嘱托和信任,父亲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即使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办好学校。他深知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所以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园、王佩诤先生等。只要看一下这份名单,就可以知道父亲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一时名流。曾有人如此评价无锡国专:“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无锡国专是个很特别的学校,它规模不大,历史不长,却有着堪比西南联大的教师阵容,学生在那里接受到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第一等的境界。”

1954年唐文治先生逝世。在唐老先生病情日趋严重时,曾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后又握着父亲的手嘱托:“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唐先生的临终遗愿,父亲30年未曾或忘,曾言“惟此复校一事常至形诸梦寐”。到上世纪80年代,父亲觉得恢复母校有望,耄耋之年,殚精竭虑,极力推动。1982年秋,父亲在校友会上提出纪念老校长唐文治先生,宣传校史,呼吁复校。1983年,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在古籍整理会议上说最好在上海或无锡开辟国专那样的学校,对整理古籍是有裨益的。1984年父亲写信给原无锡国专同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先生,谋求支持复校大业。1987年4月,《国专校友之声》创刊,在创刊号上登载了父亲会同校友及学术界名流蔡尚思、张世禄、胡曲园、陈千钧、陈子展、朱东润、蒋天枢、顾廷龙、苏渊雷、梁漱溟、饶宗颐等43人共拟的《恢复中国文学院(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缘起》,向社会各界吁请支持。同时,父亲又为此致函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谢校长接函后曾亲自来我们家与父亲晤谈。

虽然复校之事后来未有进展,直至父亲去世,遗愿未遂。但从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父亲那一代人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对老师是那样尊重、感恩,对学生又是那么信任、爱护。这些,正是他们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所拥有的极为珍贵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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