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优莠——兼说“教化”在古典文学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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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插图集(明代崇祯刻本)》,广西美术出版社,1993年

除作者是悬案外,《金瓶梅》的版本,不像《红楼梦》的版本那般复杂,但并非就没有话题。就现在一般的认知,《金》主要由两个版本构成的。一是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一是在清初流传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者,据说初刻在明万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金》的最早版本为庚戌本即1610年),后者初刻在明崇祯。如果这些可以坐实,那么,《金》的版本可以简化为《金》万历本与崇祯本。但问题是,这两个版本孰先孰后?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认定《金瓶梅词话》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后,并未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这种认知遭遇挑战。一派继续肯定前者先于后者,如戴鸿森、王汝梅等便认为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另一派则反对这种说法,叶桂桐推翻鲁迅、郑振铎等的认定,认为两者不仅不是母子关系,而且前者还晚于后者。第三种看法比较中庸,认为两者是兄弟关系。本文不讨论两个版本的先后关系,主要讨论两个版本的文本优莠。因此,前者不标“万历本”而标“词话本”,同理,后者不标“崇祯本”而标“绣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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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话本”在相当一个时期,至少是在它发现以后到整个二十世纪,都被看成是一个较为完整而又成熟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992年第一次印刷的由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即是这种认知的表现。戴本是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印行的最为完备的版本,也是具有共识的最为规范的版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印简明《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用的即是万历丁巳即1617年本作底本,补以崇祯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出版梅节的校注本《金瓶梅词话》也是这一系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王汝梅校点的《金瓶梅》则属“绣像本”系统。这一系统,随着抑“词话本”扬“绣像本”的思潮,特别是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的传播,两个版本系统的平静被打破。即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金瓶梅》也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秋》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词话本”过重过多的伦理说教妨碍了小说人物人性的复杂叙事,一条是“绣像本”的叙事与描写比“词话本”干净。前一条说的是小说的主旨趣味,后一条说的是文本本身。其实,这一“词莠绣优”之说,并非今天新论。“文革”结束,禁区不禁。1980年,吴星在梳理历代版本时,就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吴星讲,就连在题目上,“万历本题目”比绣像本“文字粗俗”(吴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南洋本的前言,董玉振多次提及“绣像本”比“词话本”高明。而且就单一回目看,董说“就第五十四回来看,崇祯本也比词话本高明”。本文所述即以第五十四回展开。

日本早稻田大学金瓶梅藏本。康熙影松軒金瓶梅,堪称孤本。兰陵笑笑生撰,张竹坡批点。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五十四回回目,词话本作“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绣像本”作“应伯爵隔花戏金钏,任医官垂帐诊瓶儿”(本文所引《金》文字,“词话本”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戴本,“绣像本”引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即康煕三十四年影松轩藏本PDF扫描本)。清人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此一回既影瓶作死,复遥影莲摧梅谢”。张竹坡评点的《金》的底本是“绣像本”(清初的张竹坡也许没有看到过1932年才发现的“词话本”)。因此,张的评点完全依托于绣像本。100回的《金》里,其文字、叙事与题旨差别最大的有两回:第一回与第五十四回。第一回,词话本依托于当时《水浒传》的市民基础与社会影响,由《水浒传》的第二十二回到第二十五回,直接契入或导入到《金》。“绣像本”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楔子,直接进入到西门庆(绣像本作“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哥”)叙事。“词话本”的文字长度大于“绣像本”,抑“词”扬“绣”者认为,“词话本”比“绣像本”多了许多冗赘而使行文不干净。从《金》的成书过程来看,即以这种以说书的方式展开的文本,“词话本”或许更接近《金瓶梅》的成书缘由与过程。由此,“绣像本”不以武松打虎、与亲哥相认、与潘金莲纠葛等的“水浒传”根由出发,是说不过去的。尽管“绣像本”在第一回里似乎比“词话本”更直接进入西门庆叙事,但是“词话本”的“伏脉千里”这一影响清以降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至深的构思和技巧,则在第一回里率先使用,并在后文里不断得到回应。如果没有第一回武松与潘金莲之关系、武松与武大郎之关系的交待,我们就会对八十七回(“词话本”作“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绣像本”作“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里的武松大开杀戒一事莫名其妙。而在“绣像本”里便没有这样的铺垫和“伏脉”。

《金瓶梅》里有两位主要人物,一为潘金莲、另一为西门庆。书中对眼花缭乱的服饰的描写,也正是从这二人开始的。

第五十四回,前半节写西门庆的首席狐朋狗友应伯爵,后半节写任医生为瓶儿看病。无论从文字的长度还是叙事的方式,“绣像本”与“词话本”差异甚大。在“词话本”里,详尽地叙述和描写了应伯爵作东聚会的场景。几乎可以断定的说,在这一章里,应伯爵是主人公。词话本此回把一个依附于西门庆的无赖和市侩,写得鲜活无比。没有哪一回像这一回写的应伯爵,极尽声色犬马,又极尽人情世故。这日,应氏请诸友一聚,先是在城里花天酒地,还不尽兴,便带上两妓女,与众友买船郊外,到刘太监的园子里再吃。“词话本”写这两地、写置身于两地的各色人物,细细写来,移步换景,张驰有序,不动声色,且又暗藏“杀机”。依附于西门庆的这伙滥友,看似温情,实则各怀主意。譬如,吃酒之前,应伯爵就对诸友说,我做主人当然可以,不过“你们也着东道来凑凑”。意思就是我应伯爵一人虽行,但也得要大家来凑,也就是今天AA制。应伯爵的小气与精明,在随口一说中毕现。于是有了白来创用扇子抵银两、常时节用绒绣汗巾凑份子的趣事。应伯爵本就是一个超级混混,“词话本”写得清楚:“原来应伯爵在各家吃转来”。“词话本”还补充写道,正是这种“各家吃转”,应伯爵才做到了“色色俱精”。这为后来西门庆死时众狗友作鸟兽散埋下伏笔。“词话本”第八十回写道“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兄弟,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绣像本”第八十回也有这段描写。如果不在第五十四回对应伯爵这般极尽的铺陈,我们怎么会在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看到应伯爵的行为和嘴脸如此地秽臭不堪!同样,也看到西门庆一类人的行为是那样的不堪却又那样地悲凉!而“绣像本”对此的描写与叙事则简单多了。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金瓶梅词话/第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一印。本文如没有特别指出的,均出自这个版本)

诚然,第八十回对应伯爵的这段描写与叙事,有如《秋》不太认同的“词话本”里过多的“说教”。但当我们把第八十回的这段“说教”与第五十四回的细节场景描写联系在一起来读,那么,“词话本”的说教,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事出有因”。我们知道《金瓶梅》是一部披露社会黑暗和人性黑暗的杰出小说,如果一部《金》只有披露和揭橥黑暗,没有作家的“亮色”,那《金》一书一定少了许多色彩。这是其一。其二,明清以降的中国古典小说,发端于市民社会,如果仅有花哨的故事和带有色情的情节而没有说教,除了它的传播会出现问题和阻碍外,再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会受到削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其“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而且“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从鲁迅的这些评价看来,鲁迅非但没有指责《金瓶梅》里的“教化”,反而对此“教化”给予肯定。所以鲁迅说,《金》“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事实上,明清以降的小说,无论明代的《拍案惊奇》,还是《西游记》,无论清代的《红楼梦》,还是《聊斋志异》,“教化”一旨,无不在这些小说里得以显现。就以这第五十四回的楔子诗作例,也可见一斑。“绣像本”的楔子诗,是一小令《浪淘沙》:“美酒斗十千,更对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闲?起舞酬花花不语,似解人怜。不醉莫言还,请看枝间。已飘零一片减婵娟。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词话本”的楔子诗,是一首七律:“来日阴晴未可商,常言极乐起忧惶。浪游年少担红陌,薄命娇娥怨绿窗。乍入杏村沽美酒,还从橘井问奇方。人生多少悲欢事,几度春风几度霜。”尽管小令里的“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有预言的作用,即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近影瓶儿死、远影莲摧梅谢”。但是整个词与第五十四回没有多大关联,倒是“词话本”的这首“七律”,几乎丝丝入扣于“词话本”第五十四回的叙事。即劝告西门庆应伯爵等一干人物,其行为其下场“极乐处时便是极悲”。这教化,一源于佛教的因果,二源于儒家的劝善。无论因果还是劝善,这首七律用于暗喻第五十四回的场景与叙事,十分吻合。“绣像本”的小令,倒显得有也可无也可似的。随便说一句,关于楔子诗,“词话本”与“绣像本”有很大的不同。“词话本”多为诗,“绣像本”大都是词。从诗与词的关系和先后来看,词是诗的“诗余”,词与诗相比,词比诗可能更加感性,如词的正脉“婉约”以及词的先声与发轫《花间集》。有趣的还有,“绣像本”的楔子诗多是词,但在第一回则用的是诗;“词话本”的楔子诗多用的是诗,但第一回则用的是词。“词话本”词作:“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与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绣像本”诗作:“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两本两诗词意思相近,但两两比较,“词话本”因其“教化”更具其历史的厚度;反倒是,“绣像本”的诗有些飘浮的“教化”罢了。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髢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剌。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裤。

第一段写的是西门庆的服饰,第二段写的是潘金莲的服饰。在《金瓶梅》一书里,作者不仅深谙当时的社会、世俗和人情,而且对服饰、服饰制度及服饰的变化也相当的熟稔。重要的是,《金瓶梅》写服饰还有更重要的关节,那就是对旧制度的挑战。《礼记/玉藻》专讲服饰制度,并在《礼记/深衣》指出:“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君臣有别、尊卑有别、老幼有别、男女有别、士庶有别。从《后汉书》至《清史稿》,辟有(与车并列)的专志“舆服志”。服饰与制度密切相关,《金瓶梅》却开辟了服饰的另外写作。《金瓶梅》里的服饰,展示出了灿烂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风采。

“绣像本”与“词话本”在这一回里,有一个细节得专门一说。那就是“绣像本”作为回目的“应伯爵隔花戏金钏”。这一细节,两本都有,即应伯爵调戏妓女金钏一事。“绣像本”比“词话本”多一细节:“不防常时节从背后又影来,猛力把伯爵一推,扑的向前倒了一交,险些儿不曾溅了一脸子的尿。”“词话本”没有这一细节。应伯爵作为西门庆的食客和跟班,其秽行其丑德,不比西门庆差。但毕竟,《金》不是主写应伯爵的。或者说是从写应伯爵的秽行,从其他角度影射西门庆的秽行。像这种秽行以及由应引发的另一种秽行,确实是《金》的主叙事,但并非一定是这节的主叙事。“绣像本”把应伯爵调戏金钏的这一秽行写进回目,显然小题大做,远不如“词话本”的回目“应伯爵郊园会诸友”那样,更能呈现西门庆及西门庆诸友的种种秽行,而不只是应伯爵一人,更不当是应伯爵此回的所谓“隔花戏金钏”一事。随便一说,对于这一细节,张竹坡有两段旁批,一段是“情理必至,却写得出”,一段是“一转更奇”。前一段表扬《金》敢于写男性在女性小解时调戏一事,后一段指应伯爵差一点跌交吃金钏小便一事。在我看来,张竹坡于此的两段旁批,过于看重这节的调戏文本,忽略了对整回文本“教化”的叙事。因此,甚至有可能放松了我们对《金》的整个文本的认知。《秋》批评《词话本》的一些回目“毫无含蓄与体面可言”,恰恰在这第五十四回,“绣像本”的回目,太过于淫秽,而“词话本”的回目,倒比“绣像本”的回目含蓄体面多了。

《金瓶梅》里的女性服饰

月娘的:穿着银鼠皮袄,遍地金袄儿,锦蓝裙;金莲的:两个大红遍地金鹤袖,衬着白绫袄儿;李瓶儿:貂鼠皮袄……这还只是妻妾冬装一部份。平日子的则更讲究。

第五十四回,上半段写应伯爵郊外聚友,下半段写李瓶儿就诊。李瓶儿生了官哥儿后,似乎一直有病。就在西门庆与应伯爵一伙在郊外花天就地时,家人来报,李瓶儿急需看医生。与应伯爵聚友一样,“绣像本”比“词话本”简单得多。“词话本”在任医官进府看病之前,有很长一段关于西门庆与病中的李瓶儿交流的描写。“绣像本”则不足100字。重要的是,“绣像本”里请任医官到府上看病,好像只是西门庆的一桩例行公事。而在“词话本”却是另外一种叙事:听说李瓶儿病了,“西门庆来家,两步做一步走,一直走到六娘房里”,走到床边,“只见李瓶儿咿嘤的叫疼”,于是“词话本”写道:“西门庆听他叫得苦楚,连忙道,‘快去请任医官来看你’”,接着“西门庆攒着眉,皱着眼,叹了几口气”。“绣像本”把“词话本”所写的这些一律省去,只写作:“西门庆见他掉下泪来,便道:‘我去请任医官来,看你脉息,吃些丸药,管就好了。’便叫书童写个帖儿,去请任医官来”。凡读《金》都知道,官哥儿走,预示李瓶儿大限在即。在李瓶儿大限即至和李瓶儿死后托梦的第五十九回、六十回、六十一回、六十二回、六十三回,以及七十一回里,我们看到了《金》的另一种叙事,那就是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同情、怜惜与真情(是不是爱情也很难说,此说可参阅笔者《李瓶儿在幸福中死去》,载《湖南文学》2017年第9期)。这在整部《金》中是罕见的。或者说,用了整整六回的文字,极详尽地描写西门庆与李瓶儿的这种关系,是不同寻常的。甚至可以看成是在这一部专写社会及人性黑暗的《金瓶梅》里一丝人性的微光。而这光亮,正表现在这第五十四回里西门庆听说李瓶儿病后“两步做一步走”的叙事及它的衍生叙事里。而这在“绣像本”是看不到的。关于扬“绣像本”叙述的简洁干净与关于抑“词话本”叙述的冗长累赘,许多时候得具体来观察。譬如这一节里的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关系交待与叙事。再举另外一例。“词话本”里的服饰叙事与描写比“绣像本”丰富多了。“词话本”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绣像本”作“西门庆露阳惊爱月,李瓶儿痛哭官哥儿”)写郑爱香儿的服饰是“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两本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或“冗赘”,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因太简,文字的意味便寡谈了许多。

月娘有时穿“大红路绸对衿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有时又穿“头戴银丝髻,周围金累丝钗梳,珠翠堆满,上着藕丝衣裳,下着翠绫裙,尖尖趫趫一对红鸳,粉面贴着三个翠面花儿”等。我们知道吴月娘是西门府上大娘,穿戴自不一般。第二十四回,西门与众妻妾在正月十六喝“合家欢乐”酒。作者写道:“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都在两边同坐,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惟吴月娘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此处,因服饰制度,妻妾的等级是相当清楚的。不过,《金瓶梅》的杰出在于:这种服饰的制度,以及在服饰制度上的等级,并没有妨碍《金瓶梅》充分显示市民社会兴起时的平等诉求。

另外,“绣像本”在应伯爵聚友与西门庆请医生给李瓶儿看病的中间,插入了陈经济与潘金莲乘机偷情一事。张竹坡对此一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西门/金莲/经济三人于此的关系与勾当,以及潘/陈二人在西门生前身后售奸“文字用地步如此,人乌之有”。事实上,“绣像本”的这节叙事在“词话本”里已经出现在第五十三回。“词话本”第五十三回陈/潘私情的描写与“绣像本”大同小异,“绣像本”在第五十四回重复,而“词话本”没有。“词话本”为什么没有将陈/潘二人的这段私情重现第五十四回,显然是不想让这种“乱伦”的场景与秽行,搅了西门庆照看李瓶儿的大事。或许,这是《金》于“教化”的另一种叙事。如果这种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词话本”可能比“绣像本”更接近事件叙述的文本真实与人性真实,也有可能更接近《金瓶梅》的写作初衷。

服饰于《金瓶梅》,当然具有小说家言的“炫技”。但是“炫技”,不仅展现出一部杰出的市民小说断不能缺少的“道具”,同时又建构了文本自身。春梅先是大房吴月娘的丫鬟,后成了宠妾潘金莲的丫鬟,接着又成了西门庆的“情人”,再以后又成陈经济的“情人”,最后,则成了周守备的正牌夫人。因此,春梅的服饰前后有极大的变化。作丫鬟时,大约是“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见第二十九回)。到了守备夫人时,春梅的服饰是“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下着翠兰缕金宽襽裙子,带着丁当禁步,比昔不同许多”(见第八十九回)。春梅服饰的流变,可见服饰制度的投射。宋惠莲,本是西门庆仆人来旺的媳妇,成为西门庆宠爱的“地下情人”之后,“一套绿闪红缎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销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耳……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被一阵风过来,把他裙子刮起,里边露见大潞红裤儿,扎着脏头纱绿裤腿儿,好五色纳纱护膝,银红线带儿”。事实上,《金瓶梅》写惠莲服饰,写得这般光彩和这般的性感,从某种意义上看,则是为惠莲“命薄”吁不平。

不过,“绣像本”的第五十四回有一段猜令的叙事,却写得非常的精彩。这段叙事,“词话本”没有:

服饰于此,我们可以管窥到作者的趣味和价值取向。不仅惠莲的服饰与西门府上众妻妾的服饰相近,而且像爱月儿、吴银儿这样属于娼门的女性,在服饰上也被“一视同仁”。如吴银儿的服饰“头上戴着白绉纱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上穿白绫对衿袄儿,妆花眉子,下着纱绿潞绸裙,羊皮金滚边。脚上墨青素缎鞋儿”;爱月儿的服饰“新妆打扮出来,上着烟里火回纹锦对衿袄儿、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妆花膝裤、大红凤嘴鞋儿,灯下海獭卧兔儿”。

众人都笑起来。三人又吃了数杯,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钟酒,要西门庆行令。西门庆道:“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门庆道:“我要一个风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钏姐。但说的出来,只吃这一杯。若说不出,罚一杯,还要讲十个笑话。讲得好便休;不好,从头再讲。如今先是我了。”拿起令钟,一饮而尽,就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如今该常二哥了。”常峙节接过酒来吃了,便道:“傍花随柳过前川。──如今该主人家了。”应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讲不出来。西门庆道:“应二哥请受罚。”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迟了一回,被西门庆催逼得紧,便道:“泄漏春光有几分。”……西门庆笑道:“难道秀才也识别字?”常时节道:“应二哥该罚十大杯。”伯爵失惊道:“却怎的便罚十杯?”常时节道:“你且自家去想。”原来西门庆是山东第一个财主,却被伯爵说了“贼形”,可不骂他了!西门庆先没理会,到被常时节这句话提醒了。伯爵觉失言,取酒罚了两杯,便求方便。西门庆笑道:“你若不该,一杯也不强你;若该罚时,却饶你不的。”伯爵满面不安。

等级、性别、尊卑里的人,都追求服饰的华丽,在《金瓶梅》里确实是一种众生平等的暗喻。《宋史/舆服五》指出“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近年以来,颇有逾僭”;“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伶人,只许服皂、白认、铁、角带,不得服紫”;“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等;《明史/舆服三》对士庶妻妾服饰也有明确规定“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等。无论按宋季服饰制度还是明季服饰制度,《金瓶梅》于服饰制度上的僭越与叛逆,仅服饰而言,这部小说反礼教的价值取向非常鲜明。

这一节文字生动又有趣。《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启发、借鉴,甚至有些情节、场景,《红楼梦》直接从《金瓶梅》中化出。其实,新文化的先驱之一陈独秀在1917年就说过“《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那种把《金》贬到地下,把《红》捧到天上的观念,不应再是《金瓶梅》的欣赏与研究的禁区与障碍。就此,我们看到,“绣像本”这一节描写与立意,就是《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里猜令的描写与立意的蓝本!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模板中刻印出来的。但这一节却没有出现在“词话本”里,这大约应算是“词话本”的遗憾与可惜!

仕宦大家王招宣府的寡妇林太太的服饰,则又有另一层深意。招宣府林氏的服饰是:“妇人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绸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宫锦宽襕裙子,老鸦白绫高底鞋儿”。这一套服饰,是西门庆众妻妾、丫鬟以及有的娼门女子所没有的。崇祯版绣像本《金瓶梅》有200幅插图,独林氏服饰唯一。其他女性服饰都没有花纹,林氏的服饰描有花纹(即妆花缎子鹤氅);其他女性没有头饰,即便有,也只是束带与简单的钗簪,独林氏头上有冠。这表明林氏的“命妇”(祖上是所谓的“太原节度邠阳郡王”)身份,同时叙述了林氏久寡的欲望与西门庆以粗鄙之人征服上层女子(“命妇”)的“业绩”(对此,清人张竹坡曾给予招宣府主人痛斥“一丑招宣”)。可见《金瓶梅》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不仅在于作者对于服饰的展示,同时也是对人物性格与命运的一种叙事。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到第五十七回,据说“祖本”有缺漏,有观点认为,现成的这些章回里有些文字为后人所补。更有甚者,另有观点认为这几回尤其是这第五十四回“不堪卒读”。从以上的简要评说来看,完全不是这码事,相反的倒是,正是有了“词话本”的这第五十四回,我们才可以由此继续看下去。看下去的原由至少两个方面:其一,西门庆与西门庆诸友的最后走向,已经在此郊园聚友时成形;其二,李瓶儿的大限将止,而李瓶儿的死期,则预示着西门府上的开始败落。虽然,第五十四回在整部《金》中谈不上重要关节,但设想,倘若没有了这第五十四回,《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校点“绣像本”的王汝梅对此也说过:“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

《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文本的优莠,并非黑白那般分明。就如《红楼梦》120回与80回、《水浒传》100回与70回那样,以及它们各自体系里的若干个版本,特别是《红楼梦》的版本勘误、校点等,均是专家和学者的事,与一般读者并没有太大关系。对于阅读者而言,文本的优莠,尽管经历过若干是非或者若干不为人知的故事,但它的重要性在于阅读者的趣味和价值。文学的阅读、接受与欣赏,从认可的文本角度上讲,与版本并无太大干系。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金瓶梅》的服饰研究目前尚很薄弱

《金瓶梅》里所涉及到的服饰制度及服饰的丰富性,是当时及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红楼梦》在内)所没有的。与《金瓶梅》几乎同时期的《水浒传》(说唱成于元末明初、刊刻于明中期、通行本于明晚期),服饰描写与叙事算是丰富的,沈从文晚年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有专节论及《水浒传》及明人绘水浒画。沈先生指出“衣着形象描写相当清楚”,男性方面的特点是“素朴”。沈先生也指出《金瓶梅》里的服饰“衣着首饰,反映相当真实具体”。不过,从沈先生的论述看,存在两个方面的疑问。一、沈著有专节论述《水浒传》而没有《金瓶梅》的专节;二、《金瓶梅》里的服饰不是素朴而是华丽的(前文所引即可证明)。

哈佛学者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一书里,以教化叙事不如人性的复杂和幽微叙事,反复申诉“词话本”不如“绣像本”。如田晓菲说西门庆的形象,“绣像本的描写比词话本中那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漫画化的浪荡子形象更加复杂和全面”。其实,就服饰而言,“词话本”比“绣像本”丰富多了。特举一例:“词话本”第五十九回写郑爱香儿的服饰“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康煕三十四年金瓶梅藏本影松軒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

两两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文字的意味寡谈了许多。“词话本”里的服饰描写与叙事,除了作者有些“炫技”外,实际上是小说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重要“构件”。如果这个话题有些“靠谱”,那么,如同“金学”远不如“红学”那样“显学”,《金瓶梅》的服饰研究似乎也很薄弱。

再举几件个案,以证《金瓶梅》的服饰描写与叙事前无古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写尽晚明繁华,对于庙宇、楼台、街市、居家、人物、器物、酒肆、茶楼、美食、游冶、戏曲、评书、礼祀、节庆等等,都有详尽且妙笔生花的记录,却没有服饰的记录。晚明屠隆的《考槃馀事》,几乎写尽人间乐事器物,共分“书”“画”“纸”“墨”等十五笺,只在“起居器服笺”中有很少一部分谈及服饰。谈及的也只是简单的“禅衣”“道服”“冠”“披云巾”和“文履”(顺便一说,后人有人认为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仅此看,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再作横向比较,更能看出《金瓶梅》在服饰描写与叙事上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初版于1930年的《图说日本服饰史》(高桥健自著,李建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是日本服饰史的筚路蓝缕之作。这部服饰史(起于大约公元6世纪的“飞鸟时代”至仿效欧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明治时期”)所提供的服饰样品与个案,总共不过300件左右。如果专门编一部《金瓶梅服饰谱》,其样品和件数肯定不会少于《图说日本服饰史》。

一部《金瓶梅》写尽天下服饰!一部《金瓶梅》集古代服饰之大成!一部《金瓶梅》就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博物馆!

《金瓶梅》里的服饰旨在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趣味

有繁花似锦的描写与叙事,《金瓶梅》还不止于在服饰的制度,更在于打破制度以寻求市民生活平等的旨义和趣味。《金瓶梅》里的服饰,还涉及到服饰织造的规模与服饰的商品价位(这对于明代经济研究一定大有裨益)。

先说规模。第四十回有专门写西门庆府上为其妻妾做衣服的章节。一段是:“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一段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月娘则有“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祆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在此,西门庆为妻妾共做衣服“三十件”。“词话本”为此专为西门府上做衣服的赵裁缝提写了一首六言长排(“绣像本”无此诗)。起首便称“我做裁缝姓赵,月月主顾来叫。针线紧紧随身,剪尺常掖靴靿”。从裁缝的繁忙到服饰的呈现,其规模和数量,几乎难以估计。

西门庆从开药铺和坑蒙拐骗发家,到后来开段(缎)铺(西门庆黑吃了别人的钱所开)。这表明:一、服装生意也许比药铺更赚钱,二、当时对服装的需求都很旺盛。第六十回“西门庆立段铺开张”,开张货物“共装二十大车”,开张喜宴“十五桌”。西门庆的狐朋狗友、三大姑六大舅,还有官场中人夏提刑的礼物,其场面之铺陈和热闹,可见当时服装业的繁荣——这哪里是沈从文先生所说的“素朴”?

再说服装的价位。李瓶儿一件皮袄六十两、祭李瓶儿孝绢二十两,西门庆为梳笼粉头李桂姐、出手就是五十两银(为李讨四套衣服),第四十回提到赵裁缝为西门府上做衣服工钱五两等。可见,服装动辄以两、几十两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金瓶梅》里其他地方涉及到银两价位的话题。第七十回里有一张皇帝嘉奖众大臣的钱物清单,皇帝奖赏最高者五十两,最低者五两。与西门府上妻妾的服饰价位比,皇帝嘉奖的最高价位,不值李瓶儿一件皮袄,皇帝赏给某大臣的五两,只是赵裁缝为西门府上众妻妾做一次衣服的工钱。

再看,西门府上的丫鬟买出卖进,大约一个值四两至七两(见第三十回,李瓶儿买一丫头,讲价从七两五钱讲到七两成交;第三十七回,四两一个);西门庆纵欲身亡后,西门府上作“鸟兽散”,曾是西门庆小妾的孙雪娥只卖了八两(见第九十回)……据一明小品所载,在明一季,平民的生活每年大约一两五,戚继光的士兵军饷月银一两。明中期一两白银兑换铜钱十钱(一千文)。那么一钱可以做什么呢?第六十八回,西门庆请娼门四女献唱,打发的钱是:四妓女每人三钱、厨子五钱、倒茶小儿每人二钱、丫头桃花儿三钱。可见一两银子是可以做许多事的。这般看来,西门府上的服饰,大都是“天价”。

《金瓶梅》中奢华服饰与“本朝之制,敦尚节俭”的对比

凡涉明史,我们知道,“本朝之制,敦尚节俭”(明·刘侗等《帝京景物论/方逢年/序一》),但我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却是如此奢华的服饰。明自万历进入它的后期,明后期有两大社会现象:一是明皇的怠政(如明神宗自万历十六年后便基本不上朝,须知万历一朝共四十八年),二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其经济与文化非常繁华。对于后者,《剑桥中国明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写得清楚:“在向整体化迈进的步伐加大的同时,明代中国农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急剧发展,丝、棉、瓷器产业快速增长”。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还特别指出“这些地区的中心都市,如苏州、松江、嘉兴、南京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业已成为中国丝绸业之都的苏州……甚至农村附近的一些小集镇也变为兴旺的染色、上浆及相关行业的中心”。海外史家于此注意到了“丝”与“棉”在明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以及与丝、棉、绸、缎相关的产业和工艺的繁荣。由于日益壮大的服饰产业所带来的赋税与管理等,明中央政府专设“织染杂造局”(《明史/职官四》)。

正是这一“快速增长”与“繁荣”,为《金瓶梅》里锦绣灿烂的服饰(尽管有些是小说家言)提供了施展天地的平台。“节俭”于此,因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便“销声匿迹”。我们知道,《金瓶梅》事件发生的地点在一个叫阳谷县的地方。阳谷县,在《水浒传》里明确指定为在山东(小说中有山东方言)。如果通过《金瓶梅》的小说文本来看,再通过小说中描写的西门府上的亭台楼阁来看,很显然,它们与江南的园林近似。崇祯绣像本《金瓶梅》的插图(200幅没有画工的署名,仅几图有刻工的署名)有可能出自陈洪绶等明末著名画家之手,而陈老莲的出生地和谋生地,正是明后期中国出版业最为盛行的闽浙地区。如果从“绣像本”的200幅插图所提供的背景看,小说里的事件、人物,特别是生活细节,很有可能发生在江南,至少有清楚的江南场景(小说中曾提及漂亮的绸缎来自“南边”)。

明后期江南地区的商业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多元,由此推动了戏曲和小说的发达,于是《金瓶梅》应运而生,书里对服饰的描写和叙事所达到的万千气象也应运而生。

说《金瓶梅》里的服饰为中国古代服饰的集大成者毫不为过,服饰是如此的丰富与繁华,显现出中华文化的悠久与灿烂。就服饰而言,无论是服饰的制度、服饰的多样、服饰的生产、服饰的价位,还是服饰与人物的关系,以及通过服饰来传达追求人性的解放和人性的幽微,凡此种种小说的美学意义与历史取向,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没有任何一部可以与之相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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