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晓歌与柯灵及《文汇报》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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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先生

1942年5月15日《社会日报》刊署名关山月的《长夜散记》,题记中说主编陈灵犀索稿,便作此篇付之。此时,画家关山月正在华南。

1946年8月5日阿湛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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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与苏州文史学者黄恽讨论画家关山月是否用过笔名“汪霆”创作文学作品,他说过去有人曾如是说。经爬梳有关文献,笔者发现,这纯属误摆乌龙:事实上,作家汪霆有“关山月”的笔名,而他和画家关山月完全是两个人,两者毫无交集,只是恰好用过同一署名而已。

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会想起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来。我想起了阿湛。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散文也写小说的很勤奋的一位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晓歌(摄于2004年3月)

200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八卷本《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此丛书名誉主编柯灵,编委如吴岩、束纫秋、何为、徐开垒、袁鹰、沈寂等人,均为上世纪40年代沪上文坛的亲历者。丛书中的散文集《长夜行》即录有汪霆的作品,书后并附作者小传:

他早已在灾祸迭起的岁月中去世,关于他,现在也几乎很少有人提到了。只有李健吾先生逝世前写的一篇追记,发表在由他和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的文章中,曾四次提到了阿湛的名字。“多有希望的一位年轻人!谁能断言他今天不会成为另一位汪曾祺呢?”这句话也正确地点出了阿湛的创作潜在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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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霆(1919-?)原名汪兆煜,常用笔名关山月。祖籍安徽休宁,生于上海市。1939—1940年,上海沪江大学新闻专修科肄业。1937—1949年,在上海当公司职员、记者、编辑,并从事文艺创作。曾在《申报·自由谈》《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晚报·夜光》《中央日报·文综》《前线日报·磁铁》《华美晚报·夜谈》,及《万象》《春秋》《幸福》等文艺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1947年在胡山源主编的“青年文艺丛书”(应为“日新文艺丛书”——引者)中收有散文集《如梦令》,由日新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后,奉调到安徽工作。1956年调回上海师范学院(现改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退休。

阿湛是浙江绍兴人。由于是浙东之亡民的缘故吧,他的小说有很浓的乡土气息:碧绿碧绿的河水,又狭又小的乌篷船……常常会出现在他作品构制的画面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最早发表在《文艺复兴》上的一篇题为《钟声》的短篇小说的开头部分:

晓歌致徐开垒书信

小传中所提胡山源是,其作品《睡》曾受到鲁迅好评。同时他又是当年有名的文坛伯乐,尤其在供职中学、大学期间,启迪并培养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学子步入文坛,其中如施济美、汤雪华、俞昭明等“东吴系”女作家群,就由胡氏一手扶植,并加以鼓励与提携。而汪霆也是受益者之一。据胡山源的另一及门弟子傅璧园回忆,他1947年就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在胡氏愚园路寓所“常常能碰到来向先生请教的几位文学青年,如施济美、汤中原(汤雪华)、汪霆(关山月)、顾也文等”。

坐在又狭又小的乌篷船里,随着浆声,身子跟着左右摇晃,除掉存心来欣赏这种趣味的人,有谁不嫌憎它走得太慢。

再过十天,《文汇报》将迎来八十华诞。

另据两年前去世的老作家王尔龄的回忆文章《怀汪霆校友》(《上海师大报》2017年1月5日第八版),其中称汪霆“于1956年从福建师范学院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大前身)”,也是经胡山源教授推荐,并谓虽与汪氏初次见面,对其姓名却早已不陌生。一次串门时两人提起《万象》,“他说自己写散文大致上用本名,写小说就署笔名了。我把小说题目下署真名的作家排除后,似乎署名‘关山月’的该是他了。我把我的猜测说与他听,他一笑点头。”上世纪80年代,王尔龄在与前辈作家沈寂谈起旧闻时,“提起汪霆,他的话就多了,说关山月已经好些年不见了,小说、散文的笔墨清丽可诵”。

太阳早已西斜,眼看着天色就要晚了。船影投射在碧绿的河面上显得很长,几乎要碰到东边的石碪。两岸有淘米洗菜的。一个中年妇人双手湿淋淋的提着大篮小箩进去,这河埠刚空了一会儿,马上就被一位来洗脚的小姑娘占据起来。

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文汇报》,自1938年1月25日以来,从最初帮助市民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战况,直到今天的人文大报,历经坎坷,栉风沐雨,其间涌现了诸多名作家,同时也培育了众多的文学青年。

澳门新葡亰登入,至于画家关山月,本名关泽霈,生于1912年,广东阳江人。“关山月”艺名,是其业师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替他取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身处华南从事国画创作并举办画展,一生中从无机缘在沪发表小说及散文,除了零星的几首题画诗。

“烧晚饭的时候了。”

本报今日刊发的柯灵先生提携晓歌的往事,即是其中一例。

也许有人好奇,究竟是谁最早将这两位本来并不相干的人混为一谈的?经查阅《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二十集“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小传里的“关山月”条:“笔名汪霆等。著名画家。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申报·自由谈》《社会日报·爝火》《文艺生活》等报刊上发表杂文、散文等。写有散文《长夜散记》《答客问》,杂文《‘中庸’》等,著有散文集《如梦令》等。”——讹误已然出现。

划船的自言自语……

柯灵(1909—2000),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读者的话”等,解放后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

2001年,有着“笔名大王”称号的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未经查考,依旧沿误:

他不会忘记,在给人以认识生活之外,勾引起一点对乡土的感情。至于那带有情节的叙事中,又羼入了朴实诗意的散文,就更显得别致而动人了。

在柯灵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一批青年作家追随着他,他们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好关系。晓歌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青年作家。

855【关山月】(1912-2000)广东阳江人,原名关泽霈,亦名子云(或为字号),又名汪霆(上海“孤岛”时期为《社会日报》撰稿,见陈灵犀《社会日报杂忆》,载1982年《新闻研究资料》总第十五期)……

沦陷后的上海,正是群魔乱舞。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跟随柯灵先生,坚持做着《万象》的编辑工作;以后,随着抗战胜利,他又先后在柯灵和唐弢主编的《周报》,以及柯灵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中央日报·文综》、唐弢编的《文汇报·笔会》、李健吾和郑振铎编的《文艺复兴》工作和发表作品。短篇小说集《栖凫村》,就是这时一部分作品的集子,作为开明书店“开明文学新刊”出版的。接着,又出版了《晚钟》和《远近》,分别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短短的二三年中,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如此之多,如此的丰满,这在当时确是异常少见的,证明了他具有极其旺盛的创作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证明了他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对生活在下层一群是多么同情,工作又是多么勤奋。

晓歌(1920—2005),祖籍广东中山,本名徐光燊,常用笔名坦克、绿阶、越缨、屠龙士等,活跃于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解放后转行淡出文坛,间或有零星作品发表。

调出陈灵犀的文章,在“《火线》和《嚼火》”一节,只是胪列了《社会日报》“爝火”版的作者群,如“钟子芒(杨复冬)、顾支离(顾伦)、文洛(陈振鹏)、洛蒂(陆光昌)、关山月(汪霆)”等人,显然括号中的是本名。陈文并说这些作者“大多是商店、公司职员,也有大学生,还有个别产业工人”。如有著名画家“混迹”其中,怎会只字不提?

但是,他给人们留下的,仿佛也只剩这一点了。

按“关山月”本为汉乐府旧题,属“横吹曲辞”,寓“伤离别”之意。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自南朝至唐代以此为题的曲辞20多首,多写征戍客远别难归之苦。其中最经典的是李白的一首,中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等句,久已脍炙人口。而延至宋明清,历代诗人也未放弃撰作这一题目,遂已渐成传统。故民国时有人以之为笔名,既反映当时战火频仍的境况,惹人烦忧,也显示了对传统的认同与尊崇。

对于这一位原名王湛贤的阿湛,我是在偶然中认识的。那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天。我到八仙桥青年会对面的上海出版公司拜见柯灵先生。在这个地处闹市临马路的小小编辑室,暗弱的光线中,柯灵先生和唐弢先生写字桌的一边,坐着一个埋头于笔墨的、脸庞白皙的瘦瘦的年轻人。看上去他才不过22岁光景。柯灵先生为我们作了介绍,这就是阿湛。原来,他是柯灵先生的外甥。

晓歌与柯灵的交往始于1938年《文汇报》创刊之年。当年11月2日,晓歌以笔名“坦克”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散文《飞》,两人得以相识。晓歌与徐开垒、何为等人有着类似的人生背景,他们把在《文汇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品、认识柯灵当作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

此外,又劳烦马国平先生多方打听,终于从上海师范大学档案馆同事那里得到消息:汪霆已于2001年5月18日作古。这位曾小有名气的写作者,离世时竟至默默无闻,思之不禁泫然。

此后,我曾接到过他的信。留在我身边,几经春秋,也几经风雨。他的信,能留在这世上的,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了。这封信是上世纪1946年8月5日写的。普通练习本的纸上,写着流利多姿、酷似柯灵笔迹的钢笔字:

晓歌读高中时,出于时代的影响和自己对文艺的爱好,开始写些短文向报社投寄。他认准把稿子投给时人认为进步类媒体如《文汇报》等报刊,于是认识了《文汇报·世纪风》主编柯灵。

香还兄:

柯灵不仅鼓励晓歌向进步类报刊投稿,还指出他最初的笔名“坦克”欠文雅像外号,由此产生了沿用终身的笔名“晓歌”,本名徐光燊则成了“曾用名”。

大札收到。谢谢你的关切。八月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的文综仍旧是高先生编的,以后大概不是高先生编的了。近日来上海苦热,有冷气设备之茶食及冷饮店生意大好。周报大概尚有一期(终刊号)的寿命,这一期以后看样子是完了。专上即祝

在柯灵的提携下,晓歌从《世纪风》《浅草》《草原》一路走来,对写作能力的提高和作品的发表帮助颇大,以致成了《万象》杂志的基本作者。柯灵在《万象》“编辑室”里不吝篇幅多次推荐他的小说,在评论晓歌第一篇自杀题材小说《愚人节》时说,这是他“以微妙的笔触,揭发人生的创痛”的“意境深远的作品”。

大安。

除了写作小说、散文及文艺评论,晓歌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猎。有趣的是,晓歌以本名徐光燊在《万象》(1944年11月号)“剧坛往来”发表与剧作家李健吾探讨话剧的书信往来,他自称“艺术的学徒”,以信为文与李健吾探讨其发表和演出的四个戏剧。晓歌下了很大功夫,在长达近五千字的篇幅中对李健吾的四出剧作指陈批评:“你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浪漫蒂克’的思考逾越了任能容受的限容,故事的发展因缺乏自身的修改(或是说内省的修改),往往破坏了既创造底效果的统一。”该刊同时刊载了李健吾态度甚为谦恭的回应。李健吾当时除了在《万象》发表作品,还协助柯灵向他人约稿和审阅修改来稿,因而晓歌与李健吾实为相互“唱和”。由此也可确定,晓歌在1940年代中期已表现出成熟作家的素养,且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阿湛顿首

八月五号

抗战胜利不久,柯灵在其《关于〈作家笔会〉》一文中写道:“去年冬天,我曾经为春秋出版社编过三本书,是:晓歌的《狗坟》;石挥的《一个演员的手册》;还有一本,就是《作家笔会》。”其中,短篇小说集《狗坟》正式出版时改名为《黄金时代》,时为1945年10月25日。

我有个朋友在编文汇报的一个副刊《文化街》,苏城若有何种艺文消息,请赐下。与先生素昧平生,突兀大函见示,我非常感谢。又及

晓歌在1945年10月28日的《文汇报》刊文《关于“黄金时代”》,讲述了该书写作的缘由:“孤岛沦陷后一年,柯灵先生接手主编商业性的综合杂志‘万象’。他示意叫我写点小说,于是我写。在一年半中,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多篇,其中部分发表在‘万象’上。一部则因篇幅太长,在稿件篓中坐无期徒刑——现在总算使他们重光天日——站在报摊冷冷的角落里了。”

这时,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当局正加紧对进步文化人的控制和摧残。信中寥寥的几句话,反映出了当时生活的一点真实,不也多少显露了阿湛追求光明的一颗心?!

晓歌在柯灵接手《万象》编发的第一期即以其短篇小说《愚人节》登场,成为柯灵的“首发阵容”。随后,晓歌以各种笔名在《万象》发表短篇小说9篇,其他各类作品19篇。《黄金时代》收有短篇小说11篇,其中5篇首发于《万象》。

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在戎马生活间,只是听说他在解放后仍认真做着报纸工作,在《新民报》做过文艺记者,还主编过《儿童文学》周刊。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获罪,被送到了青海。再以后,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

晓歌主要的创作成果和社会影响主要在1945年以后,即《黄金时代》的出版成为他更高的起点。在写于1983年1月的《雪泥鸿爪忆当年》中,晓歌对自己在“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了较系统的回顾:“在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解放这几年内,在柯灵同志主编的几种报刊上,我写了数量较多、内容较有分量、形式多样化的作品(这是与过去之我比较而言)。如果现在还被有的同志偶然记起,恐怕主要是后一个时期的作品所造成的影响吧。”

如今,《栖凫村》这本书还在,而阿湛,却确实已经无法见面了。

这一时期,晓歌在《文汇报》《新民报》《文艺复兴》《文艺春秋》《周报》《文萃》等报刊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时评、书评、乐评、影评、剧评等,题材广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跟随柯灵从《文汇报》“读者的话”到《新民报》“十字街头”,发表了大量时评。他参与李健吾剧作《和平颂》的论争,评介杰克·伦敦的《雪虎》,引发了译者蒋天佐等人的商榷。

在论及1940年代上海文坛的文学史论著中,晓歌作为新晋作家常被提起。韩国学者申东顺认为,“徐光燊自杀题材作品背后的意蕴是相当丰厚的,对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学的‘死亡’主题的开掘,是一个重要贡献”。陈青生在《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一书中,提出晓歌的“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思索,尤其表现了对旧社会、旧风气的憎恨,对善美人性的赞扬。除了取材广泛,晓歌的小说作品注重从典型事件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但结构紧凑精巧,文笔清新简洁”。

晓歌与《文汇报》文艺副刊及其历任主编多有联系,前有柯灵、唐弢,后有陈钦源、徐开垒。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始于1938年9月17日刊于副刊《灯塔》的《三房客电气化起来》,终于1985年12月,长达五十余年,多达七十余篇,主要集中于上世纪40年代。上海解放后,晓歌从上海华东新闻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参军,仍在《文汇报》发表小说,如以人民解放军连长为主人公的《手表》(1949年12月20日)。《文汇报》老报人张香还当年曾在湖北孝感与刚分配来的晓歌等人在同一部队到大西南剿匪,他回忆道:“晓歌的笔是很健的,在行军间隙,还在为上海一份以进步著名的民营大报写稿。或者出之于友情的嘱托。”

从朝鲜战场回国退伍后,晓歌到山东高校工作,此后鲜见其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面世。但当年的文坛师友并未忘记他,在徐开垒等人的邀约下,晓歌的名字还是出现了。《文汇报》1956年10月迁回上海复刊后,晓歌发表了《蟠曲的松》(1956年12月1日),1957年发表《佳期》等。1958年2月3日,他以小说《一床被子》获得征文三等奖,后与其他十篇小说汇编成《花果集》,由三位评奖者靳以、峻青、柯灵作序出版。1962年,晓歌再度以《车友》《配角》等亮相。新时期后,晓歌发表书评《散文的联想力》(1985年12月23日),评论徐开垒的散文新著《雕塑家传奇》。

这种作者与编者的亲密关系,并未因时代变迁人事沉浮而移易。1987年7月22日,陈钦源逝世,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有大段回忆:

钦源讣告收到之日,已是追悼会的第二天了。心中很难过,但又无可作为……我总觉得84年我回沪那次我与他还有许多话没谈完。我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别每天挤电车上报馆了,要挤出事的。他说他和报馆有深厚感情,离不开它……哪知此情此景竟成永诀……恕我不再写下去了。

1980年代,晓歌曾尝试重拾旧业写作小说,中篇小说《赌场·魔鬼·地狱》经徐开垒引荐发表在《小说界》1985年第二期。他在致编辑左泥的信中,谈到准备创作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设想,“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拟题为《上海滩的沙砾》,以旧上海日伪统治时期底层人民所受煎熬与苦难为题材,陆续打好了前几章的腹稿,先写出了其中第二章《赌场内外》……至于以后各章尚在构思之中,打算考虑成熟一章写一章。好在其总结构的设计上多少有点‘系列’性质,连接起来是长篇,分别来看也各成中篇。”但他的写作计划最终并未完成。

为此,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透露出他的遗憾和无奈:“鉴于当前出版界和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也不大有写作的情绪了。”“就谈不上练笔或写作了,尽管自己感到还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布衾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实际上已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了。”

晓歌本来有机会出版早年的作品集。1980年代初,长期被忽视的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到重视。以巴金任名誉主编,林淡秋、楼适夷、柯灵、朱雯为主编的编委会,曾编选出版一套五辑50种以上海地区作家作品为主的个人专辑,即《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其中就有晓歌的《迎曦集》。他为此特地来沪寻找资料确定篇目。由于经济等原因,50种作家专辑未全部出版,其中包括晓歌的作品集。

2002年6月出版的八卷本《上海四十年文学作品系列》丛书,收录了晓歌的小说《狗坟》《戳夫》《骷髅杯》、散文《万弦琴》、报告文学《渡长江》。该书名誉主编柯灵在编选作品时提出,有些人的作品从未结集出版,如林莽、陈钦源、晓歌,可多选一些。柯灵的关怀让已淡出文坛的晓歌大为感动,他在2000年12月31日致徐开垒的信中写道:“读到(沈寂《最后的教导》)这段记载时,我早已干涸的泪泉竟湿润了。我感奋的不单是多收入几篇作品,更感激柯灵老师对我这落伍小卒的挂念。”

晚年的晓歌自称为“落伍小卒”,逐渐减少了与文坛师友的联系。他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就与柯灵通信事写道:“此后我也没再去信,用意还是在不打扰他,他写信很及时与认真,我们当然不忍心在这些方面让他虚掷时间。”董鼎山在1996年回忆:“我们青年时期的同行,有的做了外交官(王殊),有的已销声灭迹,不知去向(晓歌)。我当时最佩服的散文作家晓歌,连何为也不知他的行踪。”晓歌与徐开垒的通信则保持到2000年底,但内容已是彼此的晚年生活和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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