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

草原与平原、江河等地理区域一样,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自会形成独具魅力的草原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有机构成之一的北方草原文学就形象而鲜明地体现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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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草原文学肇始于先秦,《诗经》中的个别篇章虽然民族、草原特色不著,但北方草原文化的粗犷、豪壮风韵已卓然独树,使先秦诗歌于温柔敦厚、摇曳多情之外又多了一种阳刚壮美和人与自然共生之色。汉魏六朝,《匈奴歌》首次以民族诗歌的身份亮相于文学园地,悲而不抑、败而不弃,充分体现了草原民族的深厚情怀和人文精神;细君公主的《悲愁歌》等所蕴藏的写实之美与悲抑之情为汉代诗歌另辟新途,显示了文化冲突、异域习俗带给人的严峻思考;而此时草原文学的扛鼎之作当属描绘草原壮美景观和文化精神的《敕勒歌》,它以大开大合之笔绘制北方草原的壮美广远,传递出浑然天成的自然、人文之美;又有《木兰辞》的奇异亮响,将民族文化交融之美挥洒得浪漫而多彩;而南朝虞羲和北朝鲍照等人的咏叹则以神奇想象与人生履践的诗意为北方草原传神写照,直接启迪了唐人对北方草原的纵情歌咏。唐人对北方草原的倾心突出体现为边塞性质的诗作,可以说是北方草原使唐人插上了豪壮雄奇的翅膀,使唐人在山水之外发现了令人血脉贲张、心旌摇荡的草原之美,从而使中国古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流播着神奇异样和雄浑飞动之美的新时代。宋、辽、西夏、金、元,草原文学体现出独立性、自觉性、多元融合等特征。以范成大、洪皓等人为代表的出使辽、金的宋代文人,以满腹神州陆沉之悲和不得已而仰人鼻息之叹创作了诸多在古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使节诗文;西夏党项民族的诗歌以《诸国帝王怎伦比》等作品为主,体现出西北民族沉积久远的壮远豪雄品格。《蒙古秘史》是元代草原文学的重要代表,是对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摹写。明清时期的草原文学愈加丰盈,举凡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成为草原文学的有机题材;同时,对于东北、西北草原生活的多般描写和北方草原民族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有力探索,使古代北方草原文学响亮终结。

中国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度。在古代广袤的北方草原上,数千年来一直活跃着多个游牧民族政权。他们无论南下还是西迁,都会给中原乃至世界带来震荡,由此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进程。刘迎胜教授认为:“中国南方民族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很少对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影响。而北方草原民族则不同,他们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内蒙古博物院举办的“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展”的前言说得更为明白:“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以其彪悍、野性、多变的个性特征,成为中华文化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先后在此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他们一度也成为中原王朝盛衰的试金石。”北方游牧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以游牧为主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原的农耕文化,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实践。

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发展由涓涓细流逐步汇成汪洋之势的过程中,草原文化精神无疑是其不断表现和深化的中心。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冰山高耸、草原纵横、大漠连绵、戈壁林立、黄土漫漫,既遥远而神秘,又古朴而苍凉,既充满了醇厚而质朴的色调,又显示着新奇而刺激的魅力,既有悠远牧歌的深远、悠长,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深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绾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一是人的生存对自然的依赖,像成吉思汗的母亲柯额伦靠自然恩赐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二是强调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比如分类放牧和草场保护。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

由于草原民族生存具有“动态”和“变化”的特点,所以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就分外突出,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观念。这是一种借助于战争、掠夺以拥有更多斩获之物为标志的力量,是人本身力量的强大、意志的坚定、智慧的超群、能力的出众,是全然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强大。活跃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游牧文化是从事游牧生产的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一种以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为基本条件的地域性文化,包括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构成游牧文化的具体要素。北方游牧文化则是指历史上生活在中国北方和西北方广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所创造的文化。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一则较少受人为力量的侵扰、干涉,二则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与可能,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就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北方草原上的族群,唐前是匈奴族,唐后是蒙古族。《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居住在北方宽阔的草原上,不建城市,不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结构松散;与畜牧一同转移,牧养着多种牲畜,“逐水草迁徙”;善于骑射,崇尚英雄;以肉、乳为食,衣动物皮毛。与中原汉族相比,北方游牧民族规矩少、约束少、思想负担少、行政限制少,所以行动起来及时自如,效率高。

澳门新葡亰网投 ,草原民族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多维度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在依守自然基础上的对自然的追逐占有意识,其次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进取征服的精神,这一方面源于本身物质生产资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又是生产方式的游牧特性所致。游牧本身就是草原民族天下观念的宇宙意识所致,即有水草的地方就是游牧所在之处。《敕勒川》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引发了中国古代史上经常发生的游牧民族政权对农业政权的掠夺性战争,其手段的直接、凌厉体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征服特征。最后是突出的文化融会、共生,金、元的文化特征和文学追求就是充分的体现。

《汉书·匈奴传》又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崔融《拔四镇议》:“夫胡者,北狄之总名也。其地南接燕赵,北穷沙漠,东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骄傲,觇伺便隙,鸟飞兽走,草转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胡”在汉代主要是指匈奴;汉以后,“胡”成为中原汉民族对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统称。内蒙古大学林干教授认为:“匈奴族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小礼”,就是苛细、烦琐、屑小之礼节、规矩,《汉书·匈奴传》认为“礼义之弊,上下交怨”,颜师古注:“言忠信衰薄,强为礼仪,故其末流,怨恨弥起”,指出了礼仪本质上的虚伪性。“胡人”既自诩“天之骄子”,当然不会制订“小礼”,更不会用“小礼”作茧自缚、自寻烦恼。其实,这正是北方广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共同特点。

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更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实境遇愈是艰难,精神世界愈是通达深幽。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特别是上升到哲理探求的境界,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尤其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天”“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专注于外在世界、生存环境对人的生存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当个体身处于自然和社会的挤压之时,他并非逆来顺受,自怨自艾;或者是在自我精神世界中营造一块属于自我的美好园地,而是勇于冲破一切既成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的辖制,以个体的勇敢、智慧、意志重新建立人生存在的理想格局,使富于实践性和冒险性的英雄主义色彩愈发亮丽、夺目。蒙古民族的英雄群体成长就是典型的例证。

可以看出,虽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都是建立在各自地理形态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文化,但与固守土地、男耕女织、讲求人际关系的农耕文化不同,游牧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畜群、草场、牧人构成了游牧的基本条件。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射,不断地游动、迁徙,与严峻的生存环境抗争,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培养了豪侠尚武的精神、粗犷豪放、坚韧顽强的民族个性。《史记·匈奴传》在与北方游牧民族比较之后,指出了中原汉族风俗习惯存在的弊端:“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司马贞索隐曰:“以言栋宇室屋之作,人尽极以营其生,至于气力屈竭也。”喜欢大兴土木并为此耗尽了气力的中原汉人,再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草原文化对生存环境的感知度、认知度往往更为敏感、直接,那直抒胸臆产生的悠远回响冲淡了忧患意识的哀怨之色,代之而来的却是努力淡化环境险恶、生存艰难所喷发出的浪漫精神和气度。

鲁迅先生也多次谈及地域不同、造成了北人、南人性格上的明显差异:“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人的。”基于此,鲁迅先生甚至说:“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

(作者:温斌,系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鲁迅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鲁迅先生所谓“唐室大有胡气”,主要是指唐代帝王身上所体现出的不同于前代、后代帝王的大气魄,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气调、气派、气度的崇尚,包括他们的生活、习俗、审美趣味及其价值观。

《明皇杂录·辑佚》说:“天宝初,时士庶好为胡服貂皮帽,妇人则步摇钗,窄小襟袖,识者窃叹”;《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唐人张守节在《史记·赵世家》的《正义》中这样解释“胡服”:“今时服也”,所谓“时服”,一指当时通行的服装,一指时兴的服装。从听胡乐、吃胡食、穿胡服、戴胡帽、着胡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时尚来看,“胡”风几乎渗透了盛唐人的日常生活,盛唐人的文化行为和审美情趣多吸收、融合了胡人观念、价值,成为盛唐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

由此而推,“胡气”自然是指“胡人”亦即北方游牧民族之气调、气派、气度,赤诚坦荡,粗犷豪放、自然真朴、无拘无束、率性而为、崇尚自由、崇拜英雄,反对矫情,再加上血性、刚烈和强悍,应该说是“胡气”的典型体现。简言之,“胡气”就是大气、豪气、英雄气,其中虽然也多少掺和着一点儿“蛮气”。王国维先生也曾感慨地指出南北方的差异,赞美了北方人物的雄强:“江南天子皆词客,河北诸王尽将才。乍歌乐府《兰陵曲》,又见湘东玉轴灰。”南朝的皇帝如宋文帝、齐高帝、齐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都颇具文才,有诗文传世,风格绮丽;北朝的诸王如苻坚、拓跋王圭、慕容垂、高欢、宇文泰,尽为北地游牧民族的首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通过对南朝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李唐最盛之时即玄宗之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所在不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没有“塞外野蛮精悍之血”和“胡化”,李唐王朝的空前兴盛是不可想象的。唐时亦不是以血统论胡人汉人,而是以文化论胡化汉化。观察唐代文化,应省视胡、汉文化之融合。历来都是以血统论种族,而李唐王朝承接了北朝以来的观点,继以文化论种族,这正是李唐王朝的高明之处。

对于唐王朝开放的文化胸怀,鲁迅先生也是充满了赞赏之情,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说:“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认为:唐王朝特别是太宗朝“曾经从这些牧民中吸取力量,并把这种力量注入那种历史研究的文明的巨大优越性之中”。敢于大胆吸取异质文化,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不仅强大了国力,同时也给艺术带来不同凡响的高远境界。

以唐诗而论,盛唐诗是唐诗繁荣的顶峰,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最高水平,有自己独特鲜明的美学特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与美学的典范,文学史家所称的“盛唐气象”让后人追慕不已。盛唐诗雄浑壮美、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充满阳刚之气,既与盛唐强大的国力、广阔统一的疆土、开放的文化政策有关,也与盛唐人尚“胡”即普遍主动接受来自以游牧为主的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说:“放异彩”的诗歌“是经过一番民族化合以后,到唐朝才会发生。那时的音乐和美术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响,文学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公例。”闻一多先生认为南朝文学如宫体诗之类,“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体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在历代王朝中,唐朝与外族接触最为频繁、接受外来影响最为显着,是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此,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北方游牧文化对唐诗的题材、风格、审美取向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北方游牧文化扩大了唐人的视野、培养了唐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为唐诗提供了大量鲜活的题材,空前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

在盛唐诗人的作品中,“胡”字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诸如“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更悲秦楼月,夜夜出胡天”、“磨用阴山一片玉,洗将胡地独流泉”、“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从中足见出“胡文化”对盛唐的广泛影响。

李白那种雄视古今、狂放不羁、自然纯真的个性风采,“胡气”在其中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李白本来就集盛唐人俊爽朗健的精神、傲岸不屈的品格、恢宏豪宕的气度、脱尘超凡的情怀以及“任侠”的英雄气质于一身。盛唐文人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放情山水、笑傲风月的俊爽生活,歌颂理想、赞美人生的奋发精神,低回孤独、幽渺婉曲的感伤情怀,仗剑远游、饮酒求仙的超凡追求,以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恢宏气度,在“胡气”的催发下愈发表现得充分和完美。李白喜欢“胡气”浓郁的人和地方,毫不掩饰自己对“胡姬”的喜欢:“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胡人本豪情、胡酒更醇烈,在细雨春风、落花缤纷之时,银鞍白马的五陵少年挥鞭直就胡姬、笑入胡姬酒家,与貌美如花的胡姬开怀畅饮,不醉不归,盛唐文化的青春热血在李白的酒中更加地沸腾了。

唐人多有长时间、远距离的漫游经历,或为东南山水,或为西北边塞,西北边塞多数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山水游为唐诗带来了清丽之美,而边塞游则激发了诗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为唐诗带来了阳刚壮阔之美。出塞磨炼诗人的意志体魄,让人了悟生命,也锻铸诗歌奇高的风骨。出使北方游牧之地、有边塞丰富生活体验的王维在赴河西节度幕慰问戍边将士途经居延时写下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典型的北方游牧之地的风光。诗人以如椽之笔勾勒出一幅雄奇壮阔的立体的边塞风光图,强烈的叹赏之情溢于言表。浩瀚无际的巴丹吉林沙漠映衬着一柱悠悠直上的燧火青烟,奔流远去的额济纳河的水天相连处是一轮浑圆的夕阳缓缓落下,这是诗境也是画境,让人想到云天之苍茫、大地之辽阔。诗人浓墨重泼,大笔开阖,描绘出风吼雷鸣、夺人心魄的山川风光,正是北方游牧之地特有的自然景象带给诗人的眼界和笔力,王国维先生认为“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

李益青壮年是在军幕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的北部边防重地——朔方、灵州、宁州、夏州、上郡、五原、云中、振武、盐州、幽州等,即今内蒙古北部、陕西北部、甘肃北部、宁夏西北部、陕西及河北北部,多为北方游牧之地,李益都曾亲临,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如《暖川》:“胡风冻合辟鸟鹈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辟鸟鹈泉,在今内蒙古五原地区。诗说边地苦寒,冻结了胡儿饮马的辟鸟鹈泉;牧马千群,都趋近于温暖的平川。塞外征讨不知何时是尽头,惟有年年在大雪纷飞中转移营帐。这首诗既写出边地气候寒冷,也揭示了边患久存、难以尽除的中唐现实。“牧马千群”,写出了牧马之众多和草原之广阔,充满了生机。再如《塞下曲四首》其一:“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蕃州,指北部及西北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黄河曲,黄河弯曲之处,李益所谓“黄河东流流九折”,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包括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东胜等地,属于北方草原带上的绿洲,是游牧产生的关键地区。结束,装扮,这里指戎装。燕歌,燕地之歌,指牧歌。边地游牧民族喜欢戎装,一天到晚驰猎在黄河的弯曲之处。边地蓝天辽阔,大雁群飞,牧歌悠扬。在牧马群的嘶鸣声中,边草更显得翠绿可爱。太宗、高宗时期,朝廷为了经济发展和军事胜利,大规模开辟新牧场,河曲一带正是新牧场所在。诗人写出了边地及新牧场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饱含着热爱之情。从内容看,这是一首表现边地游牧民族及其生活环境的诗篇,而非有论者所称是表现守边部队的生活。蒋寅教授认为,李益“以征人的眼睛和心灵实地观察、体验而出的作品,极其真实,是同时代诗人虚拟想象之作所难以企及的”,由此成为盛唐边塞诗最有力的继承者。

由于有出塞的丰富经历,又受到了边塞生活的习染、熏陶,边塞诗中就自然有大量关于北方游牧文化的描写:音乐有《高昌乐》《西凉乐》《疏勒乐》《高丽乐》《天竺乐》《扶南乐》《龟兹乐》《康国乐》等,舞蹈有《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乐器有胡琴、胡笳、羌笛、琵琶、羯鼓等,穿戴有胡服、胡帽、胡靴等;居所用具有穹庐、毡帐、胡床等,饮食有胡饼、羊肉、乳酪等,物产有胡麻、胡椒、胡瓜、胡萝卜等等,这些外来的文化、物产,无不影响着唐人的日常生活。唐诗中还有大量关于北方游牧文化地区的山川、地貌的描述,如黄河、葱岭、阴山、黑山、青海湖、瀚海、朔方、紫塞;北部及西北的边防重镇如金河、云中、雁门关、受降城、陇山、陇头、阳关、玉门关、五原、居延、凉州等。

在这个空前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过程中,还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北方游牧文化的代表性诗人,如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李白、白居易、元稹、李益等,他们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一代诗人对北方游牧文化的深刻感知,是“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史诗互补”的宝贵材料。可以看出,唐诗中有关北方游牧文化的记述,是有系统的、成规模的,是唐人有意通过诗歌加以整体的展现。

事实上,唐文化是魏晋以来四百年华夏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结合、会通的产物。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北方各游牧民族本身也是汉民族的族源之一。余恕诚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人口南移是主要流向,汉族出于种种原因,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以南,而北方游牧部落,又南下到黄河流域的农耕地区,逐步融入汉人之中,成为汉民族的新血液。可以说中国古代北方始终是民族新血液、新成分的输入口。”王国维先生说:“两条云岭摩天出,九曲黄河绕地回。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云雾笼罩,雄伟的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拔地而起;迂回曲折,滔滔黄河在大地奔流;就在当年北方先民游牧的地方,诞生了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伏羲。着名诗人昌耀在《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中也说:

历史太古老,草场移牧——西羌人的营地之上已栽种了吐蕃人的火种,

而在吐谷浑人的水罐旁边留下了蒙古骑士的侧影

看哪,西风带下,一枚探空气球箭翎般飘落。

而各姿各雅美丽山的泉水依然在黄昏蒙影中为那段天籁之章添一串儿冰山珠玉,

遥与大荒铜铃相呼,遥与铁锚海月相呼,

牵动了华夏九州五千个纪年的悬念。

在古老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各个民族往来频繁,交融渗透,活跃异常。西羌人、吐蕃人、吐谷浑人、蒙古人的身影交相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他们与中原汉民族一样参与历史的创造,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格局。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总之,北方游牧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豪情快爽,阳刚大气,充满魅力,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及唐人的价值观。像“胡人”一样少约束、忌细碎、自由地喷吐胸中之豪情,才可能产生真诗、好诗,这也应合了狄德罗的论述:“一般说来,一个民族愈文明,愈彬彬有礼,它的风俗习惯也就愈没有诗意,一切都由于温和化而软弱起来了。”对于唐人而言,崇尚北方游牧文化指示的是一种新鲜活泼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与此同时,盛唐社会的开放、大气、昂扬向上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也容易激发诗人的豪情、豪气,而这正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内质、格调相协调,由此催生了审美主体的壮士情怀、英雄情怀。

唐人通过对北方游牧文化积极合理的吸收、消化并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最终创造了包括唐诗在内的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所以研究唐诗,必须关注来自北方游牧文化对唐诗从题材内容到美学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唐诗,揭示其不同于前代、后代的独特价值。事实已经证明: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北方游牧文化深刻和多方面的影响;中华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中国文学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是中华文化及中国文学最为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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