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一批梁漱溟往来书信首度公开

蔡元培一生社交广泛,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蔡元培全集》总计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多达1825封,高云叔、王世儒编的《蔡元培书信集》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增至1872封。《蔡元培书信集》的编者在后记中说,“《蔡元培书信集》一书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但是蔡元培著作、书信等的搜集、整理,尚未完全结束,必定还有相当的数量散存于个人或机构之中,今后仍然希望海内外热心之士留意搜集、抄赠或将信息函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以便继续进行搜集与补充的工作”1。柳和城、钱斌、江小蕙、周雷鸣、陈伟欢等研究者在《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书信集》的基础上,又找到了蔡元培给个人(吴稚晖、王佐、陆费逵、舒新城、蒋梦麟、江绍原、徐宽甫、傅斯年、朱宇宙)和机构(教育部、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的信若干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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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期刊,在1931年的《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161期上找到《蔡元培函谢赠国文教学概况》,实为蔡元培的一封佚信,照录日下:

梁漱溟

仙槎吾兄厅长大鉴:

梁漱溟致蔡元培(一九一六年)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

惠书并《国文教学概况》一册,敬悉。国文教学,在今日诚为问题最多困难最著之科目,范围既广,选择教材甚不易易。欲求美善之标准,自不能不先有周密之调查与批评。贵厅先其所急,条举许多问题,分发各校,征求其教学实况,以作改进之计,规划宏远,搜罗美备,蔚为巨帙,洵足应教师之急需。批读之余,曷胜欣喜。专此鸣谢,顺颂

景嘉致梁漱溟(一九八一年)

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因为“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所谓“两年中痛苦”,主要从1926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说起,并详细叙述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多的际遇,主要讲述了与傅斯年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但是这封信的落款时间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即1929年8月20日。

政祺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梁漱溟先生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信中如此写道。这些话所描述的无疑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在人心日渐浮躁的今天,重温这番话,可以体会梁老先生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的苦心。

《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2007年)出版之前,余英时先生读了一遍,写了《未尽的才情》长文,作为该书序言;出版之后,朱维铮教授也读了一遍,写了《顾颉刚改日记》短文,作为读书一得。两篇文章都说到了顾颉刚致胡适的这封长信,所不同的是:余文只是引述,朱文却是论述。朱文以为顾颉刚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记在自己手上,而书信在收信人那里。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三日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时时与众多学者、师长、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2017年底,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注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该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结集。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些信件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年10月25日日记)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让后人来辨伪!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疑与信,皆需考。”所以,要确定顾颉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方法,就是将信中涉及到的时、地、人、事,寻求相应的史料比勘来印证。

何思源,山东省菏泽市人,著名教育家,字仙槎,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1937年间,时任山东教育厅长。蔡元培信中提到的《国文教学概况》全名是《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1931年10月由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印,何思源为该书作了序,讲述了这本书的编写缘起及其意义,他说“吾国今日之国文教学,必感受困难与分歧,如根于定义之转变,则旧文学应如何选取成问题;为求新旧文学之联合,则新旧文学之分量的分配成问题;为求中外文学之沟通,则选取外国文学亦成问题,且因教材不同,而教学方法亦须讲求其适合实际情形,学生为益最多者。窃有鉴乎此,故条列问题,发送各校,征求各校国文教学之实况以供研讨,今各校所条答者汇刊于此。其中可参考之材料既多,而于教学法之讨论,尤为详切。且各校条答,每多独到之语,足以互相参证。教国文者,若能逐条研究,取长补短,则为益必多,兹足贵也”,“国文之在今日,既当新旧之交替,复值中外之折冲,应有以环接古今,先培其根本:交换中外复繁其荣华,宗旨既定,方法斯立。然后于中小学培养其风气,师范中端正其师表。国文之前途,庶有望乎。此刊之行,原乎斯旨,本广益于众思,庶集腋以成裘。”2从蔡元培给何思源的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对国文教学问题是很关注的,对《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的出版也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此外,《蔡元培书信集》中还收有蔡元培1936年10月30日给何思源的信。

此次书信集的出版,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些首度公开的珍贵信件,
与蔡元培、吴承仕、陈嘉异、赵朴初……一段段蒙尘的往事缓缓揭开了面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兹将顾颉刚这封长信中涉及到的八件事,考述如下:

笔者在1933年7月8日出版的《华年》周刊第2卷第27期读者来信栏又找到蔡元培致《华年》记者的一封佚信,照录如下:

与蔡元培

① 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

华年记者先生大鉴:

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学执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作为独开一代风气者,蔡元培先生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有如此评价:“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按,“前年”指1926年。顾颉刚1926年1月6日日记载欠债总数为“共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零五厘”。同年5月16日日记致胡适信中,列“颉刚欠款”清单,共欠款“一千九百五十元”。同年8月21日到厦门,9月12日日记载欠债数为“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元”。

澳门新葡亰网投,迳启者,贵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一篇,对于六月十六日《时事新报》所记鄙人谈话,纠正六点,鄙人完全赞同。先生疑《时事新报》所载谈话,非鄙人意见,深佩先生之明察。该报所载,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见,而适为相反。此次协会,凡对于我国学者征集论文筹垫旅费等事均由中央研究院办理,鄙人在研究院的立场,而发表谈话,乃如《时事新报》所载者,岂非言行不相符?犹忆十五日有两位通信社记者来访,谈及太平洋国际协会事,某记者陈述其意见,注重于帝国主义御用团体及东三省问题等,意颇不平;然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最后征询鄙人意见,鄙人告以此等团体,吾人固不能有何等奢望;然我国学者与邻国学者有交还智识之机会,终是美事。且我国学者乘此机会,表示我等工作之成绩,亦足以渐移世界学者轻视之旧习,而不至时作越俎代庖之野心。又藉此联络感情于国交上亦未尝无间接之益云:鄙人尔日谈话,所能忆及者不过如此。不意第二日见《时事新报》所载,于鄙人前日所说者,并未照录;而别有一番议论,全为鄙人所未想到者;不知是某记者个人之意见,抑或闻诸他人,而误以为鄙人之谈话耶?是日林语堂先生即与鄙人谈及此事,鄙人告以全非真相。本拟驰函更正,而为他事所擎,未暇著笔,及十八日而杨杏佛先生之变作,遂无暇想及此事矣。

这段佳话究竟缘起何时呢?我们试从梁漱溟先生的往来书信中按图索骥,来还原其中的细枝末节。

② 去年上半年,就为了别人的攻击,弄得心很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工作。

承先生提醒,谨以真相奉告,如蒙采如下期贵刊中,不胜感荷。专此

1916
年,蔡元培先生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的时局之下,应时任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先生之请,由欧洲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自然相得无间。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请范先生为自己作一介绍,并求问蔡先生寓址:

按,“去年”指1927年。顾颉刚1927年6月28日致沈兼士信曰:“此半年中,一班无聊人为我造谣不少。”同年7月4日致王伯祥叶圣陶信曰:“这半年中,生活一乱,差不多没有读书。”

并祝著绥。

漱溟拜静生总长阁下:迩闻蔡鹤倾先生莅京,未审寓居何所。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恐不省忆矣。兹思诣谈,敬丐公一缄作介,并希示知寓址,为感。小事干冒,悚愧无量。伏问政祺。梁漱溟再拜


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

蔡元培启 七月一日

而后又致信蔡先生,以旧作《究元决疑论》求教于蔡先生: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1月28日日记:“希白来信,谓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往美国捐款,得二百万元,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因招我去。此事我极愿就,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同年2月23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研究中国学经费,年定十万元,予心颇动,欲往。盖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康媛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希白,容庚字,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所谓“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事,即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洪业、董纳姆等筹划,于1928年1月4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

据《蔡元培年谱长编》1933年6月16日记载,“据上海《时事新报》本日载称: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本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蔡元培先生不赞成我国派遣代表参加。指出:该会第三届年会在日本京都开会时,‘日人公然宣称日本之于满洲,犹英国之于印度,此等论调,置我国于何地!’又如第四届年会时,‘我国代表有涉及东北……战争者,日本代表即以退席为要挟’。‘故此种团体,于我国最少毫无意义。’”3为此,身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潘光旦在1933年6月24日出版的《华年》第2卷第25期发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他在这篇评论的开篇写到,“这一篇谈话究属能不能代表蔡氏的真意见,我们很可以怀疑。这期间有两层理由。一则因为所叙的种种和事实颇有出入,而蔡氏是一向极能够尊重事实的一位学者。再则蔡氏自己是该学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会长,要是会务不孚众望,他可以设法来把它改正,决不至于先向社会揭穿。但无论是不是蔡氏的真意见,社会上既有这种错误的意见在那里流行,我们稍知该学会的内容的,自不能不为之补正。”4蔡元培在《华年》上读到潘光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后,于是给《华年》周刊的编辑写了这封信。最终,胡适、张彭春、陈岱孙、陈衡哲、刘湛恩、何永佶、梁士纯、吴贻芳等十五人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933年8月14日至26日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会前,“中国分会照例需要四处筹措代表的旅费,此次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中国代表垫付了旅费;金城银行赞助了中国分会支付给总会的会费美金1500元”5。

漱溟再拜鹤倾先生左右:闻公莅京,欢忭无量。敬丐静生先生介绍,并奉旧作《究元决疑论》呈览,拟四日诣谒。先布,谨叩道安。梁漱溟再拜

④ 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

无论是潘光旦、林语堂还是蔡元培,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会员,他们之所以对《时事新报》刊载的虚假的蔡元培谈话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舆论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存有质疑和责难的声音,最大的原因似乎是在它不能产生什么具体的对于中国有利的结果,但正如陈衡哲和潘光旦所言,“这个学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妙的事体,谁都是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6,“如果我们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利,我们相信此种讨论、交谊、与研究的功夫是不落虚空的,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同情,可以促进问题上的了解,而同情与了解便是解决一切纠纷的先决条件。”7

随后梁漱溟携范先生的介绍信造谒蔡先生寓所。其后便是广为人知的那一段“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谈话:一见面,蔡先生说,早就在《东方杂志》上读过了《究元决疑论》;随即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

按,“那时”指1928年3、4月间。顾颉刚1928年3月20日日记:“蔡先生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可进行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民国十七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3月25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大学设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员仍须兼大学本科课,并须办事,闻此使我心冷。”次日日记:“写致希白书,详说近年所感痛苦,求去粤之意,并说不就燕大本科教授之故。”信曰:“兄来书中谓燕大中‘不教书、不办事是办不到’,这颇使我失望。燕大既办研究院,为什么不让人专在研究院而必兼大学本科的职务呢?兼了大学本科的职务,又要办研究院的事,那不过是使我复演厦门、广州的生活而已。我既决不会满意,而贡献于燕大的成绩也不会很多。……此事弟不愿就,幸恕之。”又,同年6月15日致胡适信曰:“今春燕京约我,我本想去,因怕伤孟真感情而辞去。好在我只想得一研究的环境,如中央研究院可办好,则与去燕京无殊,故下半年决在中央研究院矣。”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曰:“故十七年夏间燕大见招,弟已谢绝,谓下期到中央研究院,较燕大之必兼数小时功课者,尤为适于研究。”

笔者也期待更多的有心人能将散落在民国旧报刊上的蔡元培书信搜集与钩沉出来,因为对任何一个现代作家、学者的研究,如陈子善所言,都必须建立一个文献保障体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不断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编撰一部更为完备的《蔡元培书信集》,这是蔡元培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鹤卿先生赐鉴:顷闻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公如不弃谫拙,以此见委,冥当立辞部职,专任斯席,耤遂读书之愿。细事屡干,不任悚息。伏候赐复,并叩道安


今年放暑假时,我是预备脱离广州的。经校长和学生作了十馀天的挽留,始应承再留半年。

(注释请参考《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但蔡先生说:“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呢!来北大,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这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他认为,去北大,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是再好不过的了。正如他曾说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生,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而自己,则是因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7月11日致容庚信曰:“弟本拟于今夏返京,如无此间校长与学生日日来留,无法摆脱,只得再留半年。”同年7月15日致胡适信曰:“我本想本月底北行,因骝先先生及学生坚不放走,只得答应再留半年。”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曰:“不幸是年暑假时,朱骝先先生一再挽留,学生亦一再挽留,情不可却,只得再留半年。”故到1929年2月学校放寒假时,顾颉刚即携眷离开广州北上,临行时曾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顾颉刚启示》(分别刊于1929年2月间《中山大学日报》、《民俗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另有一处细节,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这七年间与蔡先生书信往来,蔡先生总称他“漱溟先生”,他未曾推辞,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称晚生后学——只因在校内,两人是校长教员的关系,他不敢不自尊。但离校后,他每次写信,就总自称晚学了。梁漱溟为人之认真,可见一斑。


举一个例罢:譬如这次中大招考新生,我为阅国文卷的主任,我见有些人批分太苛了,有些人的标准太不定了,使得考生吃亏许多,我便于阅毕之后重阅一过,改定分数。

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有两封是为他人而写,从中可以见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提携后学的:

按,1928年8月17日日记:“阅国文试卷者六人,信甫、太玄、杭甫、莘田、泽宣、予;予为主任。”19日日记“到校,增加试卷分数。……阅卷诸人,缉斋太刻,太玄毫无标准,有可以六七十分而仅批八分十分者,虑学生吃亏,故为改批。”

兹有小事干请。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召考留学之告白,颇思与试,以资深造,唯其原限资格,必大学或专门毕业者,乃许与试。张在大学,距毕业期只三月,似不相远,特属冥言于先生,为之备文送考,俾得与试。张君资质特优,倘更游学,必有远到。如无窒碍难行之处,可否特赐允许。以先生掖进后学之心,或乐与玉成欤。

⑦ 自从到了广州以后,《研究所周刊》出到四十二期了。

张崧年即张申府,与梁漱溟是顺天中学堂的同学,其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过于“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此信写于1917年,距张申府毕业之期尚有三月,他受此限制不得参加天津公署的留学考试;梁漱溟特致信蔡先生,请求为其赴考行以方便。此事后来如何,究竟蔡先生是否“为之备文送考”,张申府又是否赴考,已无从知晓;但我们知道,张申府毕业后留校做了预科助教,可见留学一事是未曾成行了。而后张申府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工作,则是后话了。

按,“《研究所周刊》”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1927年11月1日日记:“[周刊一期(1—26页)。]”以后每周一期。1928年8月15日日记:“[第四十二期。]”又,1929年7月5日致闻一多信:“《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期。”⑧
今日览报,悉孑民先生已辞大学院长职,中央研究院不知要否受影响。

终其一生,不管际遇如何,梁漱溟与张申府两人都保持着淡如水般的友谊。书信集中也收录了一封张申府1959年的来信,笑称“院中有一主治女大夫,其人神情,弟觉与兄绝似”。还赋诗一首,诗曰:“何似吾友梁漱冥,不言不笑仁意充。认真郑重世无两,偶然莞尔如春风。”也可作一有趣的注脚。

按,“今日”指1928年8月20日。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上海《时事新报》8月18日:“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东方杂志》时事日志1928年8月18日条:“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
综上所考,此信日记隶于1928年8月20日是不用再怀疑的,那么书信落款“十八年”只能是一时的笔误。是年11月13日顾颉刚日记载:“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所谓“致适之先生信”,即指此信。而“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者,实亦不曾断绝,从保留下来的1929年以后顾颉刚致傅斯年的十数封信中,我们犹可以读到两人间互为之帮助及真诚之鼓励——诚然,这样的“私交”可能仅停留在文字客套的层面,所谓江湖浩浩,各行其道,但是为学术之发展及后进之提携,则老辈风范,犹多不可及者。

另一封信是为学生黄文弼所写:

顷去年哲学门毕业之黄生文弼来谈,拟在大学求小事,耤便读书。据云先已谒公。更属冥代陈,即乞鉴察是幸。

黄文弼是1949年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1928年涉险进入西域戈壁,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动了近40年。从这封信来看,黄先生1919年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当属梁漱溟代陈之功了。不意梁漱溟与黄文弼之间竟有如此渊源。

与吴承仕

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并称“北吴南黄”的吴承仕先生,也曾一度与梁漱溟有过交往。辛亥革命后,吴先生入司法部任佥事,1924年方离任;而1916年,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先生邀梁漱溟出任司法部秘书;吴梁两人因同任职司法部而得熟识。梁漱溟以《究元决疑论》向吴先生请教,吴先生遂复一信,面交于他。这封信虽不足千言,但学术价值极高,可见出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

束冥先生惠鉴:手示敬悉,自退直归,籀读著论一过,立谊审谛,罙达理要,钦迟何似。承仕学术亡似,辨智不周,虽尝获事大师,得闻胜谊,间亦涉猎佛乘,乐观慈氏世亲之书,迫于人事,未尝为深沉之思,疑殆尚多,卒未窥其究竟,又于大秦驴唇之文素所不习,远西哲人所说,未能讽籀,无以和会东西,校其□劣。(1910年代)

信中,吴先生先是谦虚地表示,自己虽曾追随大师左右,也曾涉猎佛乘,但未曾深思其中义理,仍有许多疑虑,并且对西方哲人之说并不熟悉,对《究元决疑论》无从置喙。客套过后,吴先生将个人所见和盘托出,如:“究元论所陈三谊,罙惬鄙心。”对其不妥之处直言相告,如:“所谓不可思议者,以论中非一非异非去非来诸句观之,即真如,绝待,离四句,绝百非之说。然名谊似不相副。”
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解释“不可思议义”时写道:“西士明哲颇复知之:……斯宾塞亦有时间不可知,空间不可知,力不可知,物质不可知,流转不可知等。”吴先生对此有疑义,认为:“……然论中引斯宾塞尔之言,实非其比。盖彼所谓时间空间云者,即不觉义中之境界相,质力流注云者,即不觉义中之无明业相……所谓不可知者,谓凡小未能证知,菩萨未能究竟知,非真不可知也。”
又如,吴先生提出:“决疑论根本四谊所用名相,未尽与百法相符。欲者,别境心所之名,苦者,五受之一,来论所持与百法或非一实。”1923年,《究元决疑论》被收入《梁漱溟卅前文录》出版时,梁漱溟在附记中表示,“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早十分后悔了”,更是直承决疑论中谈苦乐这一段实为“谬误的大端”。

吴先生通日文,手中有些日本学者的印度哲学著作,梁漱溟入北大后,还曾向吴先生借阅过,作为讲印度哲学之助。此后时移世易,两人音讯隔绝。1976年,梁漱溟检出此信,写下:“后来长时间没有信息联系。日寇投降后乃传闻在京津沦陷时,他竟死在日寇酷刑之下,而未知其详。念之惨然。”往昔相与探讨切磋的时光已不可复得,想必梁先生思之亦不禁黯然神伤。

与景嘉

在其最为看重的《人心与人生》一书日文译本序言中,梁漱溟写道:“今复承池田笃纪先生翻译成日文,景嘉先生审定之,将更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胜感激。谨志衷心感谢之忱如右。”——此书在日本的出版,与景嘉先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景嘉是清皇室后裔,据传,1933年,刚过弱冠之年的景嘉赴长春拜谒溥仪,溥仪极为赏识其为人,以私人之资派遣他与皇弟溥杰等11人同赴日本留学。他从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回国,后又赴日本定居。《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中曾收入景嘉致梁漱溟书信五通,此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又收入梁漱溟致景嘉书信三通及致景嘉的学生和崎博夫书信一通,《人心与人生》日译本的出版一事,终于可以拼凑完整了。

1981年,景嘉首先致信梁漱溟,极言自己对梁先生的仰慕之情,并提出如梁先生同意将《人心与人生》在日本出版,他愿助一臂之力:

漱溟前辈先生道鉴:……门人和崎博夫持来大札,始知公巍然健在,神智未衰,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为之狂喜……大稿《人心与人生》一书极思一读,不知有副本否,或由嘉托日友人代为影录寄来。如荷同意,在此地出书,嘉为校录之役,尤引为大幸。

也许是景嘉先生寄信时未曾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梁先生转而向溥杰先生求问景嘉的地址,故有了下面这封来信:

梁老:承嘱之事,因为我素性马虎成为“马大哈”,致在今日小组学习时,未能有以应命,实不胜惶赧之至。现将景嘉先生的住址,记录如下,聊供参考。

溥杰先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曾与景嘉一同赴日留学。有了他给出的地址,梁先生于1982年寄出了给景嘉的第一封信:

景嘉先生尊前:溥杰先生转来手教暨大著周易大象指识小叙文两篇,敬捧读。远承询及鄙见,敢以鄙人实在情况率直奉陈……

此信是据梁先生家中所存的书信底稿录入,遗憾的是此底稿已残缺不全。此后不知何故,梁漱溟与景嘉的书信往来中断了。直到1985年,梁先生又收到了景嘉的来信,重提《人心与人生》一书在日出版之事,并邀请梁先生去日东游;因年事已高,不便出行,梁先生婉拒了此番邀请,但同意将《人心与人生》译成日文。随后几通书信中,两人探讨了一些修订、翻译的问题;直到1986年景嘉先生去世,梁先生就日译本一事致信其学生和崎博夫:

和崎博夫先生大鉴:……《人心与人生》日译本之得以问世,全赖景嘉先生与台端之力。待先生来华把晤时,当面致谢忱。先生建议将译本出版之收益,用作教育基金,以资助敝国留学生,并作为今后翻译出版其他拙著费用,本人完全赞同,这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之文化交流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之事业也。

和崎博夫先生是日本亚洲问题研究会代表理事,该会创建者与主持人。在该会推动与资助下,1986
年,《人心与人生》日文译本问世,此后又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两书的日文译本出版。

此外,书信集中尚有许多珍贵信件是首次公开,如曾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读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后,“不禁热血坌涌,绕室疾走,满腔欣慰欲狂,感慨欲涕之情绪直不能自持”
,后转而支持梁漱溟……信件繁多,内容丰富,无法在此一一详举,只有留待读者自行阅读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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