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被遗忘的中国报纸之父

客居海外数十春秋,王韬对眼下上海租界,朝北往西扩展印象深刻。西医东渐兴起的洋医院,已不止山东路,即仁济医院一家。老底子城北有虹桥,目测护城河与篱笆院,包括华夷界河洋泾浜,都已填埋修路。城墙脚下残留虹桥弄,聊供游子怀旧。再往北就是四马路,书寓长三鳞次挨着,历尽风尘的半百王韬,早已不为所动。倒是夷场西端八仙桥畔,新式的格致书院诱惑更大,那里是其即将履新CEO的工作单位。

在西学初入中国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教士大部分不懂汉语,不能熟练运用汉语,这对翻译书籍造成了巨大阻碍。后传教士发现必须聘请熟谙中国传统儒学的“秉笔华士”来合作翻译,即翻译书籍的工作由传教士来完成,几个中国文士根据大概意思,讨论得出最恰当的中文句式、用词。王韬是第一位进入墨海书馆从事翻译的中国文士,时人称其“通西学,有时略”。

王韬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王婉出嫁后早逝,二女儿王娴残障,天生不会说话。王家五代单传,至此而绝。王韬晚年过继殷子望为孙,却未让殷改姓。

而王韬乃吾沪上西学先驱!
墨海书馆期间,与李善兰、管小异、合信、麦都斯这批中外学者,热心搞西方文化译介传播。旅居香港20载,他结交社会贤达,与马萨诸塞孟松书院
(Monson Academy)
肄业的黄胜,以及第一个获得伦敦法学院博士学位的华人伍廷芳,合作《中外新报》《循环日报》,同为中国现代新闻报业先驱。学术上,王韬以四书五经英译版合作者身份,成为清代游学西欧英伦的首位访问学者。

徐寿成了一名手工匠,以制器闻名乡里。据说,他早年制造过指南针、象限仪,还有各种古代乐器,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圆。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用真墨西哥银圆跟他换得数十枚仿制品,如今还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在青年时期,徐寿与无锡同乡、小他15岁的华蘅芳相识,两人都对格致之学颇有研究,经常互相切磋,一起四处访学。

王韬擅写花前月下事,其中透露出他的几段情史,据学者凌宏发研究,王韬早年暗恋邻家女孩“怀蘅阁内史”,但王韬19岁结婚时,她仅十一二岁。后来王又恋上“红蕤阁女史”,二人约定“今世缘难重合镜”,却“终被谗阻,旋致事乖”。

显然,现代科技知识,已成为晚清读书人,绕不开的社会选择。格致书院遍及东南诸省,传统文人青睐现代知识,便是科技改变历史,科技改变人生的证据。120年前离世的海归王韬,正是西学东渐构建社会新局面的证人。

徐寿在馆期间,共翻译了近30种科技著作,约250万字,全部是他与傅兰雅合作完成。他最大的兴趣和贡献都在化学方面。他和傅兰雅翻译的第一本化学书是《化学鉴原》,原作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本化学教科书。在这本书中,徐寿创立了一整套沿用至今的化学元素译法。他们根据化学元素的英文音译出汉字,再加上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从而造出一批专门用于表示元素的新汉字。后来人们常用到的碘、钙、钠、硒等近40个元素译名都是由他们创制的。这以后发现的新元素的汉译名也都如法炮制。

喜欢上书惹大祸

例如李鸿章的命题侧重基础概念,“问古设律度量衡,所以测点线面体也。自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之说出,而寻常律度量衡之用几穷。西人测音、测热、测光、测电,果何所凭借而知其大小多寡?
能详言其法欤?”而刘坤一则倾心医学,“昔扁鹊为两人互易心,仲景穿胸纳赤饼,华佗刳股去积聚,在胃肠则湔洗之。今其法华人不得,惟西医颇用其法,而不尽得手,究竟中西医理孰长?”

尽管“条陈”被批驳,但译书一事得到了制造局总办冯俊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他们出面说动了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一番。就如曾国藩所担忧,译书并非易事,徐寿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合适的翻译人才。墨海书馆的翻译模式给了他启发,由懂汉语的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述的方式来翻译科技著作,当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翻译的《续几何原本》《代数学》等书都是这样翻译出来的。

其三,王韬1861年去过南京,他日记中记:“英国牧师艾君迪谨招余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丙午秋试一至,今屈指十六年矣。”有传言称王韬参加了太平天国科举,获“长毛状元”。

1884年,境外漂泊二十余年的学人王韬,终获大清上层许可,以半百之年回归故里。重返沪上老街坊,青葱往事多梦想:“荡沟桥侧有一姬……予至墨海必过其室。一日,是姬晨起,探花于篱底,微见弓鞋半折,予不禁痴立良久。彼闻人声,四顾流盼。余乃以团扇障面而过,因微吟曰:‘篱外团扇白,篱内弓鞋红。弓鞋不霑土,团扇可遮容。美人回盼若有意,摘花簪发何匆匆。一花落地待郎拾,愿郎持入怀袖中。’子之宛娈,固非无情,不知姻缘簿能为我如意珠否”?
(1852年6月9日)。

经过王扬宗的考证,这应该是中国人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第一篇论文,作者徐寿,是清末著名科学家。

给洋人打工心情郁闷

高规格的竞赛评委会,吸引全国各地学人竞相参与,历年获奖者共计86名,以江苏、浙江和广东籍选手最多。其中,广东大埔五品顶戴贡生杨毓辉居然连续获奖15次,拿出了博取科举功名的斗志。而正途科甲榜上的邵慕尧、朱震甲、杨选青、张骏生和陈翼为5位举人,也不计较身份地位,与莘莘学子同台竞争,终于各获奖励一次。按照学者王尔敏的说法,“事实已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态度思想之真实转变”。

翻译馆成立不到一年,在徐寿及其子徐建寅和傅兰雅、伟烈亚力等人的合作下,译出了《汽机发轫》《金石识别》等四部科技著作。曾国藩由此改变态度,转而支持译书,同意沪局扩大翻译馆规模,兴建翻译学馆。

王韬本名王利宾,字子九,一字仲衡,号兰卿、嬾(音同懒)今、紫铨、天南遯叟、蘅花馆主等,1828年生于苏州城外。

创立格致书院的最初五位董事,都是洋派人物。著名买办、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乃唯一华董。学界很少谈及唐的早年经历,作为中国最早旅美少年容闳、黄胜、黄宽的同班同学,少年唐留在香港继续西学训练和职业发展,其成年后的事业作为,不输出洋海归人。

1818年,徐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徐文标是个读书人,一心科举,但26岁早逝,徐寿那时4岁,是母亲把他和两姐妹拉扯成人。在家族的支持下,少时的徐寿也走过追求功名的道路,但17岁时母亲离世,使他不得不放弃科举。无锡手工业发达,有许多能工巧匠,也许是受到这种乡风的熏陶,徐寿从小爱鼓捣手工。这为他后来转向格致之学埋下了伏笔。

《循环日报》是商业报纸,1版刊发商讯,2版和3版是新闻版,王韬模仿西方报纸的做法,开设了时评专栏。

昆山甫里王韬,20岁时一竿子坐舢板,来沪上墨海书馆打工。年轻气盛的秀才,结识一帮初通西学的时尚文人,读书写字、译书付梓。倦来休闲消遣,无非茶酒应酬,勾栏访艳,轻狂无忌。稍微像样一点的社交,便是出北门,跨虹桥,抵医院,围绕麦家圈基督文化中心汏脑筋。“是日赋闲,至医院听英人说法,受主餐……后至英署,于春农寓斋小憩片时,即别。”(1854年8月24日)“午时偕星垣渡虹桥,往钱氏小斋,梅苑新构初成,特备佳肴,与二三友朋小饮……酒酣拇战,极尽欢乐。归已夕阳西匿矣。”(185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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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6月,王韬父亲病逝,正逢江南暴雨,“江村成巨浸,远近起哀音”,为了谋生,王韬只好投靠墨海书馆,一干就是13年。麦都思非常欣赏王韬,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指王韬的父亲)的继任人选也颇难觅。据说他才成年的儿子天资非凡,虽不如父亲之广博,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允当,于是雇用之,并深庆得人。他不仅受到其他年长同事的敬重,又勤奋地承担大部分译事。”

自出任书院山长,至1897年驾鹤仙去,王韬主持下的科技命题,至少讨论了77个焦点问答,其中科技知识和富强治术类,占了47题。官商盛宣怀最注重实用,“问铁利为自强要务,汉阳厂基炉座,规模具举,大冶矿苗原旺,开采如何合法?
钢铁以畅销为先,如何推广销路,利不外传? 若使官督商办,能为久经之计否?
纺织相辅而行,今欲推广纱利,兼顾布局,如何妥筹尽善?
洋纱不用土花,如何改种洋棉,并使华棉有用? 盍胪举所知以对”。

格致书院在19世纪末产生了很强的示范作用,厦门、宁波等地后来都模仿上海的“格致书院”筹建了本地的书院。在筹办格致书院的同时,傅兰雅和徐寿还推动创办了一本中文科技杂志——《格致汇编》,主要刊登科学论文、科技新闻、通讯三类内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格致汇编》于1876年2月正式出版,徐寿亲自撰写了创刊序言,后来还在上面发表了化学、医学、汽机等方面的科技文章。科普性质的《格致汇编》受到了当时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其出版的7年里,发行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沪局译书,包括梁启超、王韬在内的许多维新人士都是它的忠实读者。

晚年王韬建“畏人小筑”,闭门谢客,70岁去世时,知道他的人似已不多。

王韬心思活,胆色粗,不仅快速接受西学,而且立马实践行动。他与痘师王春甫仔细分析牛痘接种疗效,“以人痘浆种者后必再出,用牛痘浆者必无妨害。近年中国渐行此法,虽祁寒盛暑多可种,但浆不可过十日,过十日则力薄不效”(1859年正月22日)。参与沪上首例西式婚礼,“前日为春甫婚期,行夷礼。至虹口裨治文室,往观其合卺。西人来者甚众。裨妇鼓琴讴歌,抑扬有节。小异亦在。其法:牧师衣冠北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一一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1859年3月28日)。尝试银法摄影,“时,春甫学
《照影法》,已约略得其半矣。试照余像,模糊不可辨,衣褶眉目即未了了,想由未入门之故”(1860年4月29日)。最终,兴趣广泛、西学着魔的王韬直接进言献策太平天国上层,不幸物证泄露,先藏英署领馆,继而流亡香港,一生因果自洽。

1987年,在国家图书馆的过刊室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找到了一捆已有百年历史的英国《自然》杂志。在1881年3月10日的那期上,他意外发现了一篇名为《声学在中国》的论文,作者是中国人,文章报道了他在声律方面的研究成果。

初入十里洋场,王韬给予负面评价,即:“此邦氛浊之场,肩毂摩击,腥膻萃附,鸦雀之声,喧訇通衢,金银之气,熏灼白日。聆于耳者,异方之乐,接于目者,獶杂之形。”

如今,王韬出任上海格致书院负责人,眼界自然胜出一筹。他将书院工作重点,落在科技博物展示、科技图书借阅和科技系列讲座诸领域,特别是组织经常性科技写作有奖竞赛,其反响类似当下的
《萌芽》
杯新概念作文大赛,但内容更科技,吸引全国的时尚俊杰。甚至连李鸿章、刘坤一、郑观应、盛宣怀、傅兰雅等时代达人,也热衷出题参与,近代科学文化事业,一时竟然上下通达。

记者/张从志

1862年,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长官刘肇钧,此信被清军截获,王韬遭通缉。他晚年自辩:“当事不察,竟论通贼,忌毁者众,百喙莫明。”但信者不多。

 

书译成后,如何发挥作用?这是徐寿当初筹建翻译馆时就想到的问题。因此,在获得曾国藩的支持后,他们计划同时开设学馆,招募学生入馆,聘请授课老师,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为此,翻译学馆将上海另一家教授西学的广方言馆并入。但后来曾国藩去世,李鸿章接手,时势变化,学馆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半,广方言馆仍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科学教育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当傅兰雅邀请徐寿参与筹办格致书院时,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在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帮助下,王韬流亡香港,加入理雅各(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的英华书院,先后将《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等译介到西方,有的译本至今通行。

1879年,徐寿邀请老友华蘅芳到书院主持工作,并在上海的《申报》和《万国公报》上刊登招生启事,准备招收学生入院就读。然而,启事登出后,应者寥寥。徐寿办学的努力还是付之东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董事在书院管理方面的隔阂与分歧越来越大。徐寿想把书院办成一个进行专门科技教育和研究的机构,但傅兰雅等外国董事只是想办一个展览馆,以吸引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在宗教问题上,双方也走到了对立面。当初确立的建院章程里规定,书院不得收藏传教书籍,但伟烈亚力等西董坚持将《圣经》纳入,这遭到了徐寿的强烈反对。到后期,加上经费短缺,书院的发展近乎停滞。直到去世,徐寿也未能看到书院培养出一个科技人才,抱憾而终。墨
海 书 馆

13岁起,王韬拜在名儒兼名医顾惺门下。顾善饮,王韬亦受影响。

当时的翻译馆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格致之学的翻译人才,他们有的无心科举,有的名落孙山,有的仍在科举与格致之间徘徊,但通过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他们共同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引入中国,在近代科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然而,王扬宗告诉我,沪局译书在当时并未产生很大的实际影响。他曾在湖南省图书馆找到了一批初刻本的沪局译书,装订精美,版式漂亮,据推测为制造局特意送给地方官僚的,但这批书籍似乎从未打开过,崭新如初,甚至连书目顺序都没有打乱。要到甲午中日战争后,国内掀起新一轮西学热潮,沪局译书才被大量盗印重刻,更多人开始从中挖掘科学的价值。

王韬的三个哥哥出生不久便因痘疾去世(王韬的弟弟因吸食鸦片,27岁去世),故他自小得父母关注,“少承庭训,自九岁以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一生学业悉基于此”,王韬“少时好学,资赋颖敏,迥异凡儿,读书数行俱下,一展卷即终生不忘”。

格致的遗憾

王韬喜冶游,每次外出,林琳便派一老仆跟随,一到晚十时,老仆便耳语提醒,王曾写信给外交家伍廷芳说:“弟固亦尝有妾矣,已纳十年,未占一索……位虽虚而犹设,琴在御而不弹;偶有余闲,偕二三同志,载酒看画,不过聊作消遣,而约束已随其后。跬步暂蹈,荆棘便生。一刻之欢,不敌千言之詈。寸天尺地,俱有拘掣,此真尘海中苦恼群生也!”

江南制造局翻译处成立于1868年,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翻译了许多西方军事科技著作

王韬的父亲王昌桂,“邃于经学,九岁尽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以开馆授徒为业。1847年,因生计所迫,到上海“卖身事夷”,在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协助译事,即将传教士口译整理成文稿,因学识深厚,被西人赞为“活字典”。

沪局译书

除了写时评外,王韬还写了许多笔记小说,结为《遯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三集,《遯窟谰言》写了30年,只是“于花晨月夕时,随意撰就,脱稿后并不加以修饰”,但篇幅小,恰好适合报纸刊载,从此开报章小说先河。

1867年4月,应曾国藩邀请,徐寿携其子徐建寅,与华蘅芳到上海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沪局造船一事。到制造局后不久,他就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呈递了一份“条陈”,提出四件要务:开煤炼铁、自造大炮、操练轮船水师、翻译西书。此前一直大力支持他的曾国藩这次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认为徐寿的建议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对徐寿最关切的译书一事,曾国藩批示说,外国书买来容易,但上哪儿去找既通外文又谙科技的人来翻译呢?

鲁迅对王韬小说评价不高,说:“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1884年,徐寿逝世于格致书院寓舍。他去世后,书院被英租界工部局接管,变成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格致中学。沪局翻译馆也日渐衰退,徐寿生前译书经费每年平均有两三千两,最多可达6000余两,他死后,经费减至不足千两。徐寿的两个儿子徐建寅和徐华封仍继续着父亲的格致事业。徐建寅曾被光绪帝委派负责调查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后来受张之洞之邀,徐建寅赴汉阳兵工厂研制无烟火药,1901年,在一次爆炸中不幸遇难,事故原因至今成谜。

1936年《学风》第6卷第1期《王韬考证》一文作者赵意城开篇称:“对于王韬,讲老实话,我是一向不注意的。”

1860年,美华书馆迁到上海后,取代墨海书馆而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直到1877年真正停业,墨海书馆走完了它的30多年的历史。后

王韬的议论有世界眼光,认识水平超越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在任主笔的十余年间,写了上千篇时评文,因言论犀利、见识不凡,引起轰动。

在筹办阶段,德高望重的徐寿发挥了最大作用。董事会原本预算建院经费1500两,但这实际上远远不够。徐寿利用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关系,上书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并获得了支持,募来近5000两捐款,建院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又屡次出现经费短缺的问题,均由徐寿出面募款。到1876年书院建成,募集到的捐款共7700两,其中八成为徐寿筹得。

在墨海书馆,王韬结识了李善兰、蒋敦复、徐寿、华蘅芳等近代思想家,王沉溺风尘,曾与李善兰逛妓院,且与郑观应“醉于红蕤小阁中”。

所谓“格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原本是儒家的一个哲学概念,强调穷究事物原理而得出理性认知。到了清末,随着西学的引进,人们把物理、化学等基础自然科学统称为“格致之学”,即后来的“科学”。

其实,王韬并没闭门读书,而是和他父亲一样“卖身事夷”,1856年和1859年,王韬又两次参加乡试,均未成功。

徐寿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外国翻译。他四处奔走,见到了傅兰雅。傅兰雅是英国圣公会派驻在中国的传教士,精通汉语,能用文言文撰文,当时正与教会产生矛盾,他很快就接受了聘请。后来,徐寿又相继请来了伟烈亚力和玛高温等人。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成立。傅兰雅与英国教会脱离关系,从租界搬到了制造局内,开始专职翻译科技著作,从此与比他大21岁的徐寿成为紧密的搭档。

天生聪慧却是科举废才

在翻译馆建立之前,西方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专书介绍,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需的技术科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徐寿改变了这一局面。据王扬宗的统计,从1871年开始,沪局译书开始出版,到1884年徐寿去世之时,已刊行译书总计89种,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等。此外,还有40余种译书已经译成等待出版。在翻译馆45年的历史中,此后28年(1885~1912年)的全部译书也没有徐寿在世的这17年多。

据王宏志先生钩沉,麦都思给王韬的工资是“岁入得二百金”,可王却抱怨
“坐此贫困,已累岁年”。

对这段历史,梁启超后来在《五十年中国进化之概论》中评述道:“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这些书现在看起来虽然很陈旧、很肤浅,但那群翻译的人,有几位颇忠实于学问。他们在那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多亏了他。因为那时读书人都不会说外国话,说外国话的都不读书,所以这几部译本书,实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国话的西学家’开出一条血路了。”

在香港,王韬眼界渐开,意识到“(欧洲)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亦足以证明彼土有杰出之士”,并尝试了牛肉,称:“予素不食牛,此第一次破戒,不知五脏神赞叹其妙否?”

江南第一巧人

1854年,王韬在“容虽中人”“娴静寡语,能识大体”的原配去世后,续娶林琳,王韬为她取字怀蘅,暗含初恋情人的名字。

年近花甲的徐寿还亲自担任了书院院舍的设计和监工,在他的监理下,建设工期大大缩短。开院后,徐寿等人又到处购置仪器、书籍,邀请名家到院开办讲座。后来,他干脆搬到了书院。尽管旁人对中外合办书院一事疑虑重重,但徐寿显然顾不上这些,他迫不及待地想让书院尽快走上正轨,培养出科技人才。

王韬与郑观应往来密切,郑先后带孙中山、康有为见过王韬,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信就是由王韬润色的。王韬晚年多病,手中拮据,多次写信向郑观应求助。

1880年,徐寿写了一篇名为《考证律吕说》的论文,在上海的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上发表。论文成果直接推翻了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在《声学》中的一条定律:“有底管无底管生音之动数皆与管长有反比例。”徐寿请自己的好友、《格致汇编》的主编傅兰雅(英国人,原为传教士,后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写信转告丁铎尔,请他解释其中原因。傅兰雅把徐寿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给丁铎尔去了信,同时抄送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编辑部。丁铎尔没有回信,《自然》杂志却发表了徐寿的成果,并赞誉道:“以真正的现代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这出奇地在中国发生了。”

其次,洪仁玕与麦都思有往来,1854年10月,王韬在日记中写道:“晚往洪(仁玕)客斋,期读《圣经》一章。”

格致书院是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墨海书馆创办人麦都恩之子)提出的。1874年,他致信《华北捷报》,建议在上海租界开设一所名为“格致书院”的藏书楼,作为宣传科学知识的场所,以促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麦华陀的倡议下,格致书院开始筹办,经商议决定采取中外合办的模式,董事会里,中外董事各占一半。1874年,身为外国董事的傅兰雅邀请徐寿加入进来。

1882年,王韬曾多次上书的名臣丁日昌去世前,请李鸿章关照王,在李的默许下,王韬从香港回到上海,一度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和《申报》编辑。

长江流域允许通商后,外国轮船开始出现在江上。据传,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有一次骑着马在长江边上巡视,见到两艘外国轮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立马“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后来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国藩发现太平军用外国走私轮船运送粮草物资,效率十分之高,这助推了他造船的决心。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都被曾国藩揽至府中,组成了一个专门的造船团队。

据王韬自称:“本出昆山王氏,有明时巨族也,族中多有位于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阖门殉国难,始祖必宪甫在垂省,逸出存一线……居昆凡四世,并读书习儒业。”

1866年,徐寿主持建造的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黄鹄号”在南京江面下水试航,轰动全国。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报道:“黄鹄号”约16米长,载重25吨,使用了高压蒸汽机,顺逆水平均船速可达每小时12公里。该船的设计、建造均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聘用任何外国工匠或技术人员,也没有使用任何国外机器。所用材料,除了回转轴、烟囱和锅炉所需的钢铁系进口外,其余均为国产,全部费用仅8000两白银。作为“黄鹄号”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徐寿被曾国藩称赞为“江南第一巧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造船史上的第一人。

学者王宏志先生认为,反差如此惊人,体现出王韬早年颇有“华夷之辨”心结。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久,英国传教士麦都恩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印刷《圣经》和布道单之类的传教品。为了让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信仰基督教,墨海书馆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技著作,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1855年,英国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出版,书中介绍了包括近代化学知识、蒸汽机原理及应用、天文学说等西方科学基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此时正在墨海书馆访学,读此书后激动不已。一回无锡,两人就按书中的介绍动手实验起来。他们后来建造蒸汽机轮船“黄鹄号”,主要参考的就是《博物新编》中的火轮船和蒸汽机图式。

王韬嗜西餐,吃完必带“外国馒头”回家,说是喂金鱼。后老仆道出实情:林琳最恨王不检点,王每次晚回,均拿“外国馒头”作证,称是去吃西餐,并非“绮筵”,其实王韬吃西餐时“尤喜飞笺召北里妹于席间典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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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紫铨太守别号天南遯叟,生平足迹曾绕地球一周,著述不下百余种,名重中西。久为格致书院山长,培植人材,卓有成就。小隐淞滨,置遯窟于怀仁里,琴书四壁,梅鹤一家。另辟别墅于西门红栏杆桥,颜曰畏人小筑。与昔渊明诗云‘亦在尘埃中,人远地自褊(音同扁,意为狭小)’,襟怀洒落,古今同一致也。校文之暇,偕幼铨令孙散步沪北,评花载酒,以娱晚年,白发青衫,风流照耀。余时得桮(同杯)堤杖履,长聆清谈。拒料黄杨厄闰,夺我诗人,鲁殿灵光,一朝凋谢,特缀挽联,以志哀思。”

墨海书馆创立于1843年,英文原名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即“伦敦会馆”,其前身为巴达维亚的印刷机构,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为传教所设立的翻译、印刷机构。上海开埠以后,搬迁至上海,馆址位于今上海山东路麦家圈。

1851年,王韬结识了风尘女子廖宝儿,廖夫好赌,家财荡尽,不得已在家接客。廖“亭亭玉立,顾影罕俦,肌肤明润”,且略通文墨。廖对王韬表示:“所不敢忘者,惟卿而已。”王对廖接济颇多,故有“笔耕所入,未敷所出”之叹。后廖宝儿搬家,这段感情遂告终结。

徐寿(1818~1884)

1867年,理雅各回国探亲,邀王韬同游,王赴欧2年,亲历法国世博会,至英国议院旁听,且受邀在牛津大学做演讲。亲历使王韬意识到:科技“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而旧学问“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

曾国藩希望徐寿一心做好造船工作。但洋务运动后,一套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迅速建立起来,还引进了外国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黄鹄号”的土办法已经不再适用。虽然名义上是中外人员合力造船,但中方技术人员缺乏现代造船的知识和经验,实际上只能给外方技术人员打下手,即使是建造了“黄鹄号”的徐寿也难以在技术上获得话语权。另一方面,这些外国专家大多也只是工匠水平,难以讲清造船涉及的原理。徐寿感到了培养中国科技人才的必要。

王韬同乡函索此报,王回应:“此糊窗覆瓿之物亦复何用?徒供喷饭耳!此邦人士,躐等而进,才知字义,已矜著述,秉笔者半属落魄商贾,饾饤未学,欲求其通,是亦难矣!”

墨海书馆是第一家具有近代意义的出版社,书馆的管理经营模式与西方出版社相似,机器设备最初由麦都思从南洋带过来。

40年后,王韬再忆当年,却成:“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

徐寿出身社会底层,但在科举之路旁凿出了另一条格致的道路。他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还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格致书院,留下百万字的科技译著,创立了一整套沿用至今的化学元素译法。尽管科学教育理想未尽,布衣而终,但他还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

1844年,16岁的王韬首次县试失败,但因“文有奇气”而“以第一入县学”,第二年他考中秀才,可19岁时乡试失败,致大病一场,梦中“遍历幻境”,自称绝意科举,要“屏弃帖括(即八股文),肆力于经史,思欲上抉圣贤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变,期以读书十年,然后出而用世”。

在墨海书馆,徐寿还结识了伟烈亚力、李善兰(伟烈亚力是英国传教士,1846年来华进入墨海书馆,其间结识清代数学家李善兰,两人合作翻译多本西方数学著作)等人,真正开始了科学启蒙,这段经历也让这个无锡的手工匠得以进入国内当时很小的科技圈,从而有了被请入曾国藩幕府,在江南制造局施展的机遇。

报纸之父曾说报纸只供喷饭

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的王扬宗告诉我,那个时代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固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者,徐寿的意义也并不是一篇论文能诠释的。

回香港后,王韬热衷报业。1873年,王韬等人集资1万两白银,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次年在港创办《循环日报》。

可惜文章未传500年

王韬原本心态封闭,此时他已意识到:“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提出:“时至今日,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

1848年,王韬去上海看望父亲,麦都思邀他加入墨海书馆,却遭拒绝。

钱不够花,因王韬生活欠检点。

王韬曾说:“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1897年5月26日(原报仅标阴历,是四月二十五日),《申报》广告中刊出“新安江干独钓客孙瑞镜湖甫拜撰”的《挽联联志》。发广告的孙瑞是上海名医,文中王紫铨即晚清杰出思想家王韬。

王韬比发妻杨硕人小两岁,结婚仅四年,杨未留子嗣便去世了。可能因召妓,夫妻也有过纠纷,王韬在诗中曾写道:“无端薄病便添愁,肮脏情怀不自由。”

首先,王韬有“上书癖”,
1年半不到,曾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上书十多通,月均一通;1860年7月,给上海道台吴煦上书3通,8月又是5通;自收在文集中给丁日昌的上书达10通,实际可能达50通;此外还曾上书曾国藩、李鸿章等。

王韬曾主编《循环日报》,是我国最早自办成功的中文日报,并创“王韬体”(新闻报章政论),被林语堂赞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胡适先生曾说:“如果他(指王韬)是日本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

其实早在1854年,王韬曾为《遐迩贯珍》(西洋传教士在香港办的中文报纸,麦都思曾主其事)撰稿,当时应雨耕赴英访问,记了一些见闻,应的文化程度低,麦都思请王韬修饰改作后刊发。王韬不甚在意,发表时未署名。

创造出“王韬体”

王韬在时评、小说、诗词、翻译上均有成就,负“人中之龙,文中之虎”之誉,可惜晚景萧条,盛名散尽,以致卒年不详,令人唏嘘。直到学者邬国义先生发现前引史料,方抹去这一空白。

可王韬对此却不太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日辨色以兴,竟晷而散,几于劳同负贩,贱等赁春。疏懒之性,如处狴犴。文字之间,尤为冰炭,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曲学,非特覆瓿餬窗,直可投之溷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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