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滴忆阿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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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钱”迷,收存与钱锺书有关的旧书和资料。我有多本新旧创刊号,留下了钱锺书先生在文坛和学界勤奋耕耘的足迹。
英文月刊《天下》创刊于1935年8月。第一期为毛边本。版权页印有编委会名单,执行编辑有林语堂等三人,主编只有温源宁一人。创刊号上刊有钱锺书的名作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此文能在《天下》刊出应该归功于温源宁。在《天下》诞生前,温先生已是钱锺书的良师益友。钱锺书在《谈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有五位最敬爱的老师。”温先生尤赏钱先生的英文,还曾向另一位《天下》编辑林语堂先生赞赏过钱钟书。从友情上看,温源宁应是钱先生与《天下》之间最紧密的牵线人。另一方面,《吴宓日记》是最有利的证据。《吴宓日记》中有数处记录了钱温写给吴的书信,信中多次提到了“温源宁为《天下》向远在海外的钱锺书约稿”。
稀见刊物《书人》于1937年1月创刊,前后只出三期。书人的主要撰稿人不乏来自清华的师生,有朱光潜、蒋弗华、曹禺和常风等等。清华是钱锺书的母校,因此《书人》创刊号在两处提到了钱先生。一是清华毕业生王辛迪在《苏格兰书简》中简述了“自己在巴黎拜访了学长钱锺书杨绛夫妇。”多年后,诗人王辛迪还在《读后》中深情重忆了经清华同窗盛澄华介绍初次与钱杨夫妇在巴黎相遇的情景。二是根据创刊号中的《读者笔者编者》,《书人》编辑曾力邀钱锺书先生为《书人》撰稿。时逢朱光潜的名着《文艺心理学》初印,尽管钱先生是个远在海外的青年学子,《书人》编辑以为钱先生是为此书写评的最佳人选,因为“中书君在文学和心理学两方面都有丰富的修养”。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钱锺书作品集中,笔者未曾发现有此相关书评。
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时间比《书人》晚四个月。《文学杂志》创刊号上辟有“短篇散文”,刊有钱锺书的《谈交友》和杨绛的《阴》。朱先生在编辑此刊时十分看重钱杨伉俪的作品。一是“作品排序”,五篇散文,周作人的《谈笔记》排在首篇,随后是钱杨的文章,第四篇是废名的《随笔》。废名是着名作家周作人的得意弟子。当时他已在北大任教,代表着《桥》也已印行。相比之下,钱杨虽有名气,毕竟只是学生,而作品却双双排在“废作”之前。二是朱先生在《编辑后记》对创刊号中胡适、沈从文和李健吾等名家的作品一一点评,语及钱锺书,他全是赞语:“钱锺书先生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掺上兰姆与海兹尼特的风格的芬芳。他的夫人杨季康女士的《阴》以浓郁色调渲染出一种轻松细腻的情绪,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在众多期刊中,《文艺复兴》是钱先生名声大震的“首席功臣”,因为着名长篇小说的《围城》最初是在《文艺复兴》连载的。此刊诞生于1946年1月。在《创刊号》上,钱锺书、杨绛伉俪再次联手:依次刊有杨钱的短篇小说Romanesque和《猫》。《文艺复兴》的编辑是郑振铎和李健吾。李先生是钱、杨的好友。据吴泰昌的《我认识的钱锺书》,原本钱先生答应李先生在《文艺复兴》创刊号开始连载《围城》;李健吾自然是高兴。可是等到《文艺复兴》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却来了临阵“狸猫换太子”:他以《围城》来不及抄写为由,用一篇《猫》顶替了《围城》。在《文艺复兴》第一期的目录页印有显眼的《下期要目预告》。“钱锺书:《围城》”列于首位,其他作品均未标明体裁。李健吾这样做的目的有二:想给读者一个意外,同时也可防止钱先生二度“临阵掉包”。
解放前,《文汇报》在上海非常畅销,主要是得益于名家荟萃的副刊“笔会”。笔会创刊于1946年7月1号。第一期“笔会”刊有茅盾和巴金等名家的作品,未见钱锺书的文章;但是刊头“笔会”二字的书写者却是钱先生。据唐弢和徐开垒等人的忆文,1946年夏,唐弢进入《文汇报》,原定与剧作家陈西禾共同负责副刊工作。主管《文汇报》副刊的柯灵为副刊取名“笔会”。陈西禾请钱锺书先生题签,钱先生欣然同意。“笔会”创刊之际,陈西禾忙于戏剧工作,无意“笔会”的编辑,由柯灵与唐弢先生合作,共编“笔会”;不过钱先生的题字留用。笔者存有多期“笔会”,均印有钱锺书的题签。图片 3screen.width-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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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5日阿湛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柯灵先生

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会想起一些过去的人和事来。我想起了阿湛。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在艰苦的环境中,写散文也写小说的很勤奋的一位年轻的文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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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已在灾祸迭起的岁月中去世,关于他,现在也几乎很少有人提到了。只有李健吾先生逝世前写的一篇追记,发表在由他和郑振铎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艺复兴》的文章中,曾四次提到了阿湛的名字。“多有希望的一位年轻人!谁能断言他今天不会成为另一位汪曾祺呢?”这句话也正确地点出了阿湛的创作潜在的分量。

晓歌(摄于2004年3月)

阿湛是浙江绍兴人。由于是浙东之亡民的缘故吧,他的小说有很浓的乡土气息:碧绿碧绿的河水,又狭又小的乌篷船……常常会出现在他作品构制的画面之中。我至今还记得,他最早发表在《文艺复兴》上的一篇题为《钟声》的短篇小说的开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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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又狭又小的乌篷船里,随着浆声,身子跟着左右摇晃,除掉存心来欣赏这种趣味的人,有谁不嫌憎它走得太慢。

晓歌致徐开垒书信

太阳早已西斜,眼看着天色就要晚了。船影投射在碧绿的河面上显得很长,几乎要碰到东边的石碪。两岸有淘米洗菜的。一个中年妇人双手湿淋淋的提着大篮小箩进去,这河埠刚空了一会儿,马上就被一位来洗脚的小姑娘占据起来。

再过十天,《文汇报》将迎来八十华诞。

“烧晚饭的时候了。”

创刊于抗战烽火中的《文汇报》,自1938年1月25日以来,从最初帮助市民了解时事新闻、关心战况,直到今天的人文大报,历经坎坷,栉风沐雨,其间涌现了诸多名作家,同时也培育了众多的文学青年。

划船的自言自语……

本报今日刊发的柯灵先生提携晓歌的往事,即是其中一例。

他不会忘记,在给人以认识生活之外,勾引起一点对乡土的感情。至于那带有情节的叙事中,又羼入了朴实诗意的散文,就更显得别致而动人了。

柯灵(1909—2000),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读者的话”等,解放后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

沦陷后的上海,正是群魔乱舞。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跟随柯灵先生,坚持做着《万象》的编辑工作;以后,随着抗战胜利,他又先后在柯灵和唐弢主编的《周报》,以及柯灵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中央日报·文综》、唐弢编的《文汇报·笔会》、李健吾和郑振铎编的《文艺复兴》工作和发表作品。短篇小说集《栖凫村》,就是这时一部分作品的集子,作为开明书店“开明文学新刊”出版的。接着,又出版了《晚钟》和《远近》,分别由上海潮锋出版社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短短的二三年中,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如此之多,如此的丰满,这在当时确是异常少见的,证明了他具有极其旺盛的创作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证明了他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对生活在下层一群是多么同情,工作又是多么勤奋。

在柯灵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有一批青年作家追随着他,他们之间保持着长久的友好关系。晓歌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青年作家。

但是,他给人们留下的,仿佛也只剩这一点了。

晓歌(1920—2005),祖籍广东中山,本名徐光燊,常用笔名坦克、绿阶、越缨、屠龙士等,活跃于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解放后转行淡出文坛,间或有零星作品发表。

对于这一位原名王湛贤的阿湛,我是在偶然中认识的。那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天。我到八仙桥青年会对面的上海出版公司拜见柯灵先生。在这个地处闹市临马路的小小编辑室,暗弱的光线中,柯灵先生和唐弢先生写字桌的一边,坐着一个埋头于笔墨的、脸庞白皙的瘦瘦的年轻人。看上去他才不过22岁光景。柯灵先生为我们作了介绍,这就是阿湛。原来,他是柯灵先生的外甥。

此后,我曾接到过他的信。留在我身边,几经春秋,也几经风雨。他的信,能留在这世上的,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了。这封信是上世纪1946年8月5日写的。普通练习本的纸上,写着流利多姿、酷似柯灵笔迹的钢笔字:

晓歌与柯灵的交往始于1938年《文汇报》创刊之年。当年11月2日,晓歌以笔名“坦克”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散文《飞》,两人得以相识。晓歌与徐开垒、何为等人有着类似的人生背景,他们把在《文汇报》文艺副刊发表作品、认识柯灵当作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

香还兄:

晓歌读高中时,出于时代的影响和自己对文艺的爱好,开始写些短文向报社投寄。他认准把稿子投给时人认为进步类媒体如《文汇报》等报刊,于是认识了《文汇报·世纪风》主编柯灵。

大札收到。谢谢你的关切。八月五号、六号、七号这三天的文综仍旧是高先生编的,以后大概不是高先生编的了。近日来上海苦热,有冷气设备之茶食及冷饮店生意大好。周报大概尚有一期(终刊号)的寿命,这一期以后看样子是完了。专上即祝

柯灵不仅鼓励晓歌向进步类报刊投稿,还指出他最初的笔名“坦克”欠文雅像外号,由此产生了沿用终身的笔名“晓歌”,本名徐光燊则成了“曾用名”。

大安。

在柯灵的提携下,晓歌从《世纪风》《浅草》《草原》一路走来,对写作能力的提高和作品的发表帮助颇大,以致成了《万象》杂志的基本作者。柯灵在《万象》“编辑室”里不吝篇幅多次推荐他的小说,在评论晓歌第一篇自杀题材小说《愚人节》时说,这是他“以微妙的笔触,揭发人生的创痛”的“意境深远的作品”。

阿湛顿首

除了写作小说、散文及文艺评论,晓歌在其他领域也有所涉猎。有趣的是,晓歌以本名徐光燊在《万象》(1944年11月号)“剧坛往来”发表与剧作家李健吾探讨话剧的书信往来,他自称“艺术的学徒”,以信为文与李健吾探讨其发表和演出的四个戏剧。晓歌下了很大功夫,在长达近五千字的篇幅中对李健吾的四出剧作指陈批评:“你在创作过程中所运用的‘浪漫蒂克’的思考逾越了任能容受的限容,故事的发展因缺乏自身的修改(或是说内省的修改),往往破坏了既创造底效果的统一。”该刊同时刊载了李健吾态度甚为谦恭的回应。李健吾当时除了在《万象》发表作品,还协助柯灵向他人约稿和审阅修改来稿,因而晓歌与李健吾实为相互“唱和”。由此也可确定,晓歌在1940年代中期已表现出成熟作家的素养,且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八月五号

我有个朋友在编文汇报的一个副刊《文化街》,苏城若有何种艺文消息,请赐下。与先生素昧平生,突兀大函见示,我非常感谢。又及

抗战胜利不久,柯灵在其《关于〈作家笔会〉》一文中写道:“去年冬天,我曾经为春秋出版社编过三本书,是:晓歌的《狗坟》;石挥的《一个演员的手册》;还有一本,就是《作家笔会》。”其中,短篇小说集《狗坟》正式出版时改名为《黄金时代》,时为1945年10月25日。

这时,内战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当局正加紧对进步文化人的控制和摧残。信中寥寥的几句话,反映出了当时生活的一点真实,不也多少显露了阿湛追求光明的一颗心?!

晓歌在1945年10月28日的《文汇报》刊文《关于“黄金时代”》,讲述了该书写作的缘由:“孤岛沦陷后一年,柯灵先生接手主编商业性的综合杂志‘万象’。他示意叫我写点小说,于是我写。在一年半中,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多篇,其中部分发表在‘万象’上。一部则因篇幅太长,在稿件篓中坐无期徒刑——现在总算使他们重光天日——站在报摊冷冷的角落里了。”

不久之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在戎马生活间,只是听说他在解放后仍认真做着报纸工作,在《新民报》做过文艺记者,还主编过《儿童文学》周刊。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获罪,被送到了青海。再以后,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

晓歌在柯灵接手《万象》编发的第一期即以其短篇小说《愚人节》登场,成为柯灵的“首发阵容”。随后,晓歌以各种笔名在《万象》发表短篇小说9篇,其他各类作品19篇。《黄金时代》收有短篇小说11篇,其中5篇首发于《万象》。

如今,《栖凫村》这本书还在,而阿湛,却确实已经无法见面了。

晓歌主要的创作成果和社会影响主要在1945年以后,即《黄金时代》的出版成为他更高的起点。在写于1983年1月的《雪泥鸿爪忆当年》中,晓歌对自己在“孤岛时期”的文学创作作了较系统的回顾:“在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解放这几年内,在柯灵同志主编的几种报刊上,我写了数量较多、内容较有分量、形式多样化的作品(这是与过去之我比较而言)。如果现在还被有的同志偶然记起,恐怕主要是后一个时期的作品所造成的影响吧。”

这一时期,晓歌在《文汇报》《新民报》《文艺复兴》《文艺春秋》《周报》《文萃》等报刊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时评、书评、乐评、影评、剧评等,题材广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他跟随柯灵从《文汇报》“读者的话”到《新民报》“十字街头”,发表了大量时评。他参与李健吾剧作《和平颂》的论争,评介杰克·伦敦的《雪虎》,引发了译者蒋天佐等人的商榷。

在论及1940年代上海文坛的文学史论著中,晓歌作为新晋作家常被提起。韩国学者申东顺认为,“徐光燊自杀题材作品背后的意蕴是相当丰厚的,对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学的‘死亡’主题的开掘,是一个重要贡献”。陈青生在《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一书中,提出晓歌的“这些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关注和思索,尤其表现了对旧社会、旧风气的憎恨,对善美人性的赞扬。除了取材广泛,晓歌的小说作品注重从典型事件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不追求情节的曲折,但结构紧凑精巧,文笔清新简洁”。

晓歌与《文汇报》文艺副刊及其历任主编多有联系,前有柯灵、唐弢,后有陈钦源、徐开垒。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始于1938年9月17日刊于副刊《灯塔》的《三房客电气化起来》,终于1985年12月,长达五十余年,多达七十余篇,主要集中于上世纪40年代。上海解放后,晓歌从上海华东新闻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参军,仍在《文汇报》发表小说,如以人民解放军连长为主人公的《手表》(1949年12月20日)。《文汇报》老报人张香还当年曾在湖北孝感与刚分配来的晓歌等人在同一部队到大西南剿匪,他回忆道:“晓歌的笔是很健的,在行军间隙,还在为上海一份以进步著名的民营大报写稿。或者出之于友情的嘱托。”

从朝鲜战场回国退伍后,晓歌到山东高校工作,此后鲜见其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面世。但当年的文坛师友并未忘记他,在徐开垒等人的邀约下,晓歌的名字还是出现了。《文汇报》1956年10月迁回上海复刊后,晓歌发表了《蟠曲的松》(1956年12月1日),1957年发表《佳期》等。1958年2月3日,他以小说《一床被子》获得征文三等奖,后与其他十篇小说汇编成《花果集》,由三位评奖者靳以、峻青、柯灵作序出版。1962年,晓歌再度以《车友》《配角》等亮相。新时期后,晓歌发表书评《散文的联想力》(1985年12月23日),评论徐开垒的散文新著《雕塑家传奇》。

这种作者与编者的亲密关系,并未因时代变迁人事沉浮而移易。1987年7月22日,陈钦源逝世,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有大段回忆:

钦源讣告收到之日,已是追悼会的第二天了。心中很难过,但又无可作为……我总觉得84年我回沪那次我与他还有许多话没谈完。我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别每天挤电车上报馆了,要挤出事的。他说他和报馆有深厚感情,离不开它……哪知此情此景竟成永诀……恕我不再写下去了。

1980年代,晓歌曾尝试重拾旧业写作小说,中篇小说《赌场·魔鬼·地狱》经徐开垒引荐发表在《小说界》1985年第二期。他在致编辑左泥的信中,谈到准备创作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设想,“我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拟题为《上海滩的沙砾》,以旧上海日伪统治时期底层人民所受煎熬与苦难为题材,陆续打好了前几章的腹稿,先写出了其中第二章《赌场内外》……至于以后各章尚在构思之中,打算考虑成熟一章写一章。好在其总结构的设计上多少有点‘系列’性质,连接起来是长篇,分别来看也各成中篇。”但他的写作计划最终并未完成。

为此,晓歌在给徐开垒的信中透露出他的遗憾和无奈:“鉴于当前出版界和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也不大有写作的情绪了。”“就谈不上练笔或写作了,尽管自己感到还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布衾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实际上已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了。”

晓歌本来有机会出版早年的作品集。1980年代初,长期被忽视的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到重视。以巴金任名誉主编,林淡秋、楼适夷、柯灵、朱雯为主编的编委会,曾编选出版一套五辑50种以上海地区作家作品为主的个人专辑,即《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其中就有晓歌的《迎曦集》。他为此特地来沪寻找资料确定篇目。由于经济等原因,50种作家专辑未全部出版,其中包括晓歌的作品集。

2002年6月出版的八卷本《上海四十年文学作品系列》丛书,收录了晓歌的小说《狗坟》《戳夫》《骷髅杯》、散文《万弦琴》、报告文学《渡长江》。该书名誉主编柯灵在编选作品时提出,有些人的作品从未结集出版,如林莽、陈钦源、晓歌,可多选一些。柯灵的关怀让已淡出文坛的晓歌大为感动,他在2000年12月31日致徐开垒的信中写道:“读到(沈寂《最后的教导》)这段记载时,我早已干涸的泪泉竟湿润了。我感奋的不单是多收入几篇作品,更感激柯灵老师对我这落伍小卒的挂念。”

晚年的晓歌自称为“落伍小卒”,逐渐减少了与文坛师友的联系。他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就与柯灵通信事写道:“此后我也没再去信,用意还是在不打扰他,他写信很及时与认真,我们当然不忍心在这些方面让他虚掷时间。”董鼎山在1996年回忆:“我们青年时期的同行,有的做了外交官(王殊),有的已销声灭迹,不知去向(晓歌)。我当时最佩服的散文作家晓歌,连何为也不知他的行踪。”晓歌与徐开垒的通信则保持到2000年底,但内容已是彼此的晚年生活和身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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