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赵清阁与老舍往事

面对 1949
年新政权的建立,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很多学者、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多将滞留美国的老舍说成忧心国事,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热切期盼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和新中国的到来。戏剧家曹禺还一厢情愿、不无夸大地说,老舍收到自己的邀请信后迅速整装返回祖国。直到
2009
年,以史料考据擅长的著名学者解志熙仍撰文《“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老舍抗战及
40
年代佚文校读札记》认为:“老舍自己后来在政治上由无党无派到逐渐倾向延安、直至听到新中国的消息毅然回国”,“满怀热情地参与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新国家的建设”。

赵清阁与老舍的感情生活,因当事人守口如瓶,仿佛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一直是个若隐若现的谜。我曾多次尝试探询赵清阁这段刻骨难忘感情的底蕴,但每次都是欲语还休──难以启齿。
在小说创作成就方面,当然是以老舍为牛首,但谈到剧本创作技巧及创作经验,赵清阁肯定比老舍优胜一筹。两人合作创作剧本,取长补短,可谓天衣无缝。赵清阁曾表示:
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而我却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
两人这一合作可谓水乳交融,情愫也由此默默地滋生了。
临终前销毁全部来信
1982年间,我曾以书信形式,向赵清阁探问道:“可以简介一下您的感情与家庭生活吗?”
赵清阁答曰:“一直是孑然一身,只有‘文革’时患难与共的老保姆为伴。”
赵清阁巧妙地避过她的感情生活的答问,因此以后我再不敢造次了。后来了解到,赵清阁晚年做伴的老保姆叫吴嫂,照拂她生活凡三十二年。大抵因为赵清阁是以“第三者”的尴尬身份出现,加上内地的政治环境,令她刻意回避与老舍相关的话题。在她晚年出版的五部回忆性质的文集里,笔下涉及的几十位师友,就是没有一篇是忆述老舍的。
据诗人牛汉说,赵清阁曾向他出示过一封老舍给她的信件,此后也曾向史承钧展示过多封老舍给她的信。但是,在她临终前已把以上的信件,连同过去老舍给她近百封信全部销毁。
倒是在赵清阁生前编选的《中国现代着名作家书信集锦》中,收录了老舍在1949年建国后给她的四封信,但也是夹杂在其他名家的书信中,刻意不予张扬。
老舍这四封信写于红色年代,当时他与赵清阁分居北京与上海。四封信的内容,大都是闲话家常,老舍关切赵清阁的生活、身体和病情。
但从下面的一封信,也可以说明老舍与赵清阁情谊之深浓。 清弟:
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
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猜:也许是为我那篇小文的缘故。
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拉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我忙极,腿又很坏。
匆匆,祝 长寿! 舍 1955年4月25日
果来信,不必辩论什么,告诉我些工作上的事吧,我极盼知道!
从这封信可略窥,之前大抵老舍写了一篇两人相关的“小文”,赵清阁不愿再纠缠——更多是怕影响老舍的声誉,当时老舍在大陆,身兼多项要职,属于官场人物,所以存心不给老舍回信。因而老舍有“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之句。
原是十分内敛的老舍,也不顾这许多了。老舍这封信还是为赵清阁祝寿而写的,倾满眷顾与关爱之情。
限于现实环境,赵清阁“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拉别人”,老舍在信中所以耿耿于怀的,是希望能常常听到赵清阁的信息,故向她央求道:“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
莫道花残春寂寞 隔宵新笋与檐齐
事实上,赵清阁每届生日,老舍都千方百计设法赠送礼物给她,要么写信、要么写诗,衷心祝贺她。
其中最为人传诵的,是赵清阁1960年56周岁生辰,老舍特地重抄他1942年前写于重庆的一首旧诗赠她:
杜鹃峰下杜鹃啼,碧水东流月向西。 莫道花残春寂寞,隔宵新笋与檐齐。
诗味隽永,蕴含对赵清阁勖勉的殷殷之情。1961年,赵清阁57岁生日,老舍又题赠了一副对联给她:
清流笛韵微添醉, 翠阁花香勤着书。
过去许多文字都提到赵清阁生前把老舍的这对联,悬挂在家里客厅中。但是,我于1982年间往上海探访赵清阁,客厅除了挂有徐悲鸿和傅抱石送给她的画外,我并没有发现这对联。难道是心思缜密的赵清阁,碍于我这个香港访客,把这对联收藏起来了?
凡了解赵清阁的人,都知道她对外绝不提与老舍间的感情关系,人言可畏,她怕损害老舍的形象。
老舍曾拟同赴东南亚定居
关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得其形迹的,倒是来自牛汉的忆述。
牛汉为编《新文学史料》找过赵清阁,希望她能写回忆录。在《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一书中有如下文字:
她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后来胡絜青得到消息,万里迢迢,辗转三个月到重庆拆散鸳鸯。胡絜青路过汉中时,我在西北大学的同学何庚去看望他们母子几个人。我在1943年、1944年间知道这个故事。我和方殷到上海见到赵清阁,问她能不能写点回忆录?赵清阁向我展示老舍1948年从美国写给她的一封信:我在马尼拉买好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赵清阁一辈子没有结婚,她写的回忆录给“史料”发过,这封信没有发。
我对老舍在马尼拉购房子有点不解,因那个年代,马尼拉并不是安居乐业的地方。据熟悉两人关系的史承钧教授说,赵清阁曾向他透露,老舍是要她去新加坡生活。
但是,我对牛汉倒是了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要出版《现代中国作家选集文丛》香港繁体版,曾与他有过交往。
牛汉当时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经常见面,他倒是一个做学问严谨的人。他写的关于赵清阁与老舍关系的文字,应是可靠的。
风雨乱世中恋曲飘零
可惜,赵清阁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刚强自重,以大局为重。她没听从老舍的提议,最终把感情野马释放出去,反而受到周恩来辗转之托,写信劝客居美国四年的老舍返国,使这段波澜起伏、热火亢奋的感情急转直下。
返国后的老舍,因大环境使然,唯一的出路,只有面对现实,回归北京原来的家庭生活。而近在上海的赵清阁已知道他们俩的感情历程,自此将画上句号了。
也许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的时候,赵清阁已预卜到这一段感情的结局了。
赵清阁在1947年写的短篇小说《落叶无限愁》,对他们俩这段感情的结局已作了预告。她写于1981年12月的《〈落叶〉小析》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这篇小说里,我塑造了两个我所熟稔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女主人公画家和男主人公教授。他们曾经同舟共事于抗日战争的风雨乱世,因此建立了患难友谊,并渐渐产生了爱情。但在大敌当前、爱国救亡第一的年月,他们的恋爱只能是含蓄的,隐讳的。他们仿佛沉湎于空中楼阁,不敢面对现实,因为现实充满了荆棘。直至抗战胜利,和平降临了,画家才首先考虑到无法回避的现实;她知道了对方是有妇之夫而且是有了两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不可能结合,也不适宜再这样默默地爱下去;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远走高飞,逃遁现实;她以为这便结束了他们的诗一般、梦一般的爱情,尽管很痛苦!
不言而喻,小说的女主角──女画家不是别人,正是赵清阁自己,赵清阁读过上海美专,闲来也画画;至于那一位教授──有妇之夫,有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指的无疑是老舍。
赵清阁在文章中谈到,这位教授曾购买了两张机票,准备与她海阔天空去旅行。但画家头脑很冷静,“与其将来大家痛苦,铸成悲剧,不如及早刹车,自己承担眼前的痛苦,成全他们的家庭”。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婚外情,小说的结尾,正如篇名一样,最后“落叶”埋葬了这一份“诗一般、梦一般的爱情!”余绪袅袅,令人低回不已。赵清阁这篇小说,写于1947年。在此之前即1937年到1943年的不到六年间,她与老舍在重庆相聚,前者主编《弹花》文艺期刊,后者为主要是撰稿的作者。大时代把他们撮合一起,他们一块合作创作剧本,一起参加抗日文化活动,志趣一致,加上毗邻而居,终于擦出熊熊爱情火花,共同谱写了一曲扣人心弦的美乐。
直到1943年的秋天,老舍夫人胡絜青风闻到老舍有外遇的传言,决定携同三个孩子,举家辗转到了重庆与老舍一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赵清阁毅然引退。之后,她接受冰心的劝告,把全副心思放在写作上,包括改编《红楼梦》的话剧上。
把爱和智慧献给艺术
不管怎样,赵清阁在小说写成的三十多年后,那么费心力去解读,岂不是向世人表白她彰彰的心迹吗?
此后她矢志“把爱和智慧献给艺术”,也是她一直奉行的宿愿。
但是,情牵两地的坚韧之弦,任凭风吹雨打,从没有断裂过,即使藕断了,那一缕缕一丝丝仍然密密匝匝地苦苦地连系着。据赵清阁的好友韩秀说,老舍1966年逝世后,赵清阁每天“晨昏一炷香,遥祭三十年”。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导读:老舍一生中出现过几位女性,对他的生活、性情,乃至人生取向,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一位是他的初恋对象刘家小姐,一位是他的妻子胡絜青,还有一位则是与他维系了特殊情谊的女作家赵清阁。

考察历史可以发现,老舍在 1949
年新政权成立后回国,并非如研究者们所描述的那样积极主动,而是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后才最终勉强成行的。那么,为什么老舍最初不愿回国呢?有这样几个原因不能忽视:

错失的缘分 刘家小姐

其一,国内战乱,国外淘金

说到老舍的初恋对象,不得不提到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定大爷”的原型——刘寿绵大叔。刘寿绵那位大他一天的女儿,正是老舍的初恋,两人同为师范学校毕业生。

1948
年注定是一个大历史选择的关口,身在异域的老舍也面临着“回”或“留”的问题。不过,他的目标指向很清楚:留在美国。关于这一点,他在
2 月 27 日写给友人何容的书信中做了非常清晰的记述:

老舍上中学时,在帮刘寿绵办学校和慈善事业,学校就在刘寿绵家的西跨院,他女儿也在这里义务做教师,出落得温柔、怡静。随着接触增多,两人的感情一天天加深,大概在17岁的时候,已经萌发了爱的情愫。

……今年 3
月应回国(护照的关系),可是……问题之大,如寻自尽时之不易决定。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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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又约我去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

好景不长,美好的初恋彻底粉碎。1923年,刘寿绵因不善经营,迅速败落下来,出家做了和尚,并让夫人和女儿随之做了带发修行的居士。

……

在知道她出家的消息后,老舍心碎人瘦,把巨大的悲伤埋在心底,毅然出走英国。

看吧,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故须“咬牙”也。

从写于1933年的《微神》这篇自传体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些关于这位刘小姐的线索:他俩青梅竹马,都喜欢对方,却顾忌传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出家后,他远走他邦,想念着她,没有她的消息;他回来才打听到,她不幸沦落,被人蹂躏。他终于向她求婚,得到的是狂笑;他觉得要当面找她说清楚,去了几次,才看见尸体——她已因又一次打胎而死。老舍始终对刘小姐藏着真情,以至于一时之间,很难再有哪位女子能够替代她在他心中的地位。

显然,老舍这时的选择很明确:其一,积极争取继续留在美国,他也确实为此而努力。其二,如果客观上得不到允许,那只好做下一步选择:去英国。总之不想回中国。老舍的这种境遇在赛珍珠
3月 29
日致劳埃得的信中得到确证。信中说到老舍与伊文·金(老舍在美国的最初合作人——本文注)陷于版税、版权纠纷中,所以想请劳埃得先生作经纪人,以帮助老舍继续《四世同堂》的翻译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创作,并说:“为了让他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这样,老舍得以继续留在美国,并开始了与劳埃得先生的合作,直至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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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这个时候不愿回国,不仅因为国内战乱,而且在美国也能获得颇为丰厚的收入。例如《骆驼祥子》被翻译(即《人力车夫》)后成为畅销书。据
1948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世界》月刊第 2 卷第 9
期上的《二月艺文坛》报道:“名作家舒舍予(老舍)近在美国将其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之电影摄制权,以两万五千美金售与好莱坞名摄影师黄宗霑。”既然在国外淘金的行情如此之好,国内又是战火纷飞,一直都难以摆脱穷人身份的老舍,岂有不乘机积蓄钱财、规避战乱的意愿呢?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老舍

其二,“历史不够清白”,担心因文罹祸

这么一位女子,相当于但丁笔下的“贝特丽丝”吧?但丁虽对她一见钟情,贝特丽丝最终却未嫁给他。但丁在旷世诗篇《神曲》中,把她描绘成引导他进入天堂的女神,以寄托美好情感。

老舍不愿回国,还有一个隐情。在 1930
年代写作的《猫城记》中,老舍讥讽马祖大仙、普洛普洛普拉普、大家夫斯基、哄等,批判了当时中共在南方暴动中杀人无度。例如小说中随处都有这样的议论:“末后,来了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是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革命了若干年,皇上始终没倒,什么哄上来,皇上便宣言他完全相信这一哄的主张,而且愿作这一哄的领袖;暗中递过点钱去,也就真做了这一哄的领袖,所以有位诗人曾赞扬我们的皇上为‘万哄之主’。只有大家夫司基来到,居然杀了一位皇上。皇上被杀,政权真的由哄——大家夫司基哄——操持了;杀人不少,因为这一哄是要根本铲除了别人,只留下真正农民与工人。”“我们的大家夫司基哄的哄员根本不懂经济问题,更不知道怎么创设一种新教育。人是杀了,大家白瞪了眼。他们打算由农民与工人作起,可是他们一点不懂什么是农,哪叫作工。给地亩平均分了一次,大家拿过去种了点迷树;在迷树长成之前,大家只好饿着。工人呢,甘心愿意工作,可是没有工可作。还得杀人,大家以为杀剩了少数的人,事情就好办了;这就好像是说,皮肤上发痒,把皮剥了去便好了。”美国汉学史家史景迁为此评论过:“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斯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小姐在老舍的小说里,也一再现身,使得他凡描写到男女爱情的小说,都带有一定的模式:男女相爱,女方的地位一般比男方高,女方或失意,或沦落风尘,或过早夭亡,男方则都是远走他乡,如老舍本人的出行英国一样。而他笔下的年轻娼妓,小福子、月牙儿等,也都读过书,大多是师范毕业,做过小学教师,卖身都有个被强迫的过程。暗含了这位刘小姐的身世和遭遇。

关于这一“历史污点”,老舍回国后在开明版《老舍选集》中主动批评自己未“下功夫有系统的研读革命理论的书籍,也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方法”,最糟糕的是“因为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但是白纸黑字,仅仅一纸检讨岂能轻易过关了事呢?
1950
年代初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主流文学史家以及之后的复旦大学学生、“文革”中的革命小将,都先后批评老舍这部小说是“失败之作”、“有错误的作品”、“不分敌我将反动势力和革命人物给予同样的讽刺和打击”、“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作品”。对此老舍心知肚明,所以
1959
年冬,面对老朋友赵家璧的追问,老舍这样答复道:“老巴(指巴金——引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初恋,老舍的艺术世界、人物形象,怕是会有极大改变。

其实,老舍那时写《猫城记》讥讽无产阶级革命,是本着爱国心来写的,他希望国家安定和谐,所以不能容忍江西反政府武装杀人、抢夺财产的暴力行径。或者如他的妻子胡絜青所说:“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但是时过境迁,老舍当年爱国,却不看所爱的是哪一国,不分辨“国”是否应当“爱”,所以当
1949 年鼎革换代后,遭遇被清算的尴尬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

隐忍的支持 胡絜青

其三,在反内战的问题上,老舍“不合时宜”的表态也是一个软肋

1930年,老舍初回国,因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小有名气,7月7日,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论创作》的报告。

1946
年元旦,老舍在《我说》一文曾尖锐地指出:“武力可以征服别人,也可以毁灭自己,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都是只看见征服,而没看见毁灭。……我们不想占谁的便宜,也没有替谁先毁灭自己的义务。我们纳税完粮,是为国家保护我们,不是为放炮打枪用的。”他还说:“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我们不受别人支使去打内战,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甘心做炮灰的奴隶。”这里的“拉我们去打仗的”、“不管是谁”,显然意指拥有武装的两大党派。

而这次去邀请他来作讲演的人,正是胡絜青,也是旗人,时为师大学生,差一年毕业,25岁,爱好新文艺,和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叫“真社”的文学团体。他们听说老舍从国外回来,以“真社”名义作出邀请。

还有,抵达美国后的老舍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讨论原子能的会议上明确反对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据叶圣陶日记载:消息传到上海后,郭沫若、田汉、茅盾等纷纷谴责老舍“反苏”。郭沫若在《皮杜尔与比基尼》一文对其作了批驳:“我们中国人的神经是粗大的,向来不怕什么原子弹。”针对美国报载老舍反苏的问题,郭沫若还说:“这有点儿不像聪明的老舍所说的话。但也有的朋友说,这正是老舍所会说的话。”田汉在《原子弹及其他》中不无尖锐地指出:读了老舍在“美国原子弹会议席上的演说我不免感到甚大的失望。……充满着本身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要组织国际反苏战线而捧出原子弹来是可以原谅的。但中国进步文化人的代表居然劝美国保持原子弹以便和苏联讲斤头,却不可原谅”。茅盾也在《从原子弹演习说起》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批评。老舍得知此情后,曾一度非常伤心和气闷,不久后便给叶圣陶、郑振铎、梅林等写信请辞文协理事,而且退还了此前文协资助他的医药费。因为这种芥蒂,所以1948
年初秋老舍以著述未完为托辞,婉拒了在美国暂时避难的秘密党员王昆仑约他一同回国的邀请,之后也是迟迟犹豫不决。

同学们公推胡絜青出面。不想老舍答应得很爽快,定下演讲的日期。

其四,最为重要也是学界此前所忽视的,就是老舍想重温与赵清阁的爱恋

到家后,她母亲打听老舍是怎么个人。胡絜青很奇怪,平素老太太很保守,连大学都不乐意女儿去上,常叮嘱女儿别和男生来往,这次反常了。后来才知道,她被蒙在鼓里,老太太见她腼腆老实、不认识人,害怕把姑娘“搁老了”,早托了她哥哥的朋友罗常培给留意物色个女婿。罗常培一口答应,想到了知己老舍,看出二人性情、爱好很接近,就对胡家老太太讲了,老太太同意,只瞒着女儿一个,老舍讲演时也不知情,她去约老舍,是顺理成章的天作之合。

1937
年中日全面开战后,老舍一个人借机逃家,到了武汉,后与女文艺青年赵清阁相识、相爱,转移到重庆后公开租住在一起。直到1943
年,老舍的妻子胡絜青领着三个孩子追到重庆,发起婚姻保卫战。这时,置身重庆的老舍听说胡絜青来到重庆,很是惊讶、无奈,不得不面对发妻。这一点,单从老舍与妻子相见的时间上来看,就可以说明问题,因为胡絜青到重庆的确切时间是
10 月 28 日,而直到 11 月17
日,也就是整整二十天后,老舍才与妻子会面,实在有违常情。也由此可以看出,老舍与胡絜青的夫妻关系并不那么融洽,他的因抗战而离家也就不能单纯解释为民族大义了。对此,韩秀曾回忆说过:她与老舍、沈从文“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随时准备逃家的男人”,“抗战是一个多么堂皇的理由,他拋妻別子,跑了,去为抗敌协会奔走……”

老舍本未想过结婚的事,朋友们却急了,说:你要是再不结婚,会变成个脾气古怪的人,我们再不理你了!老舍这才丢掉独身思想,同意他们帮自己去找,恰好胡家也来托亲,罗常培没费什么事便撮合成功。

对于这一段争取自由恋爱与婚姻保卫战的经历,赵清阁在自传体小说《落叶无限愁》中写道:教授的妻子起初同意和教授离婚,条件是天价的离婚费用,不然就大闹。教授后来抛下全部家产,净身出户追至上海,二人刚重逢并憧憬未来生活时,教授的妻子跟到上海。教授慌乱中买了两张机票,准备携女画家飞走,但是女画家选择了冷静避开,迫使教授终于不得不暂时放下这段感情。尽管这是小说,但与作者本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作为赵清阁近亲且关系密切的韩秀,曾在致傅光明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先提醒你一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月出版了清阁先生编的《皇家饭店》,里面收了她自己的小说《落叶无限愁》。这篇小说写的便是这段凄婉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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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存在这样一个的逃家与“红杏出墙”的背景,1946
年出国后获得自由身的老舍,在时机到来之际,岂有不旧情复发之理呢,因此,在内战激烈进行之时,老舍接连写信给赵清阁邀她到美国或南洋定居,但赵清阁终于因为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予以拒绝了。

老舍与胡絜青

面对 1949
年中共已经获得政权的事实,老舍一开始并未热切想回国,即便是在第一届文代会前后收到在周恩来的授意下郭沫若、周扬、茅盾等三十余人联名邀请信后,老舍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收到周恩来亲笔写给司徒惠敏的信后,已获得政治担保的他还是犹犹豫豫,还是拿不定主意。最终,在昔日情人赵清阁转达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信的催迫下,再续前缘无望的老舍才不得不做出回国的决定。傅光明在《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中说:“在促成老舍回国的诸多因素中,清阁先生的信是十分‘给力’的。”事实确实如此,已经不需要再征引更多材料。

没几天,老舍去了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他很快喜欢上这样的校园,决心在此安营扎寨,只是婚姻大事仍没有大进展。

但是一个问题接踵而至,赵清阁为何一定要在大局玄黄之际劝老舍回国呢?陈思和教授在给傅光明《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所作的“序”中也曾提出疑问:老舍主动提出了移居海外的方案,“为什么赵清阁不能接受,反要督促老舍回国呢”?韩秀在给傅光明的通信中也写道:“我早就知道,清阁姨是为了舒先生才留在大陆的,否则,就她与林语堂等人的友谊,就她与国民政府的良好关系,她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留下。”关于这个问题,在档案不能正常公开和当事人守口如瓶的情况下,怕是一时难以解答。不过,根据笔者《神秘女作家赵清阁:政治身份是个迷》一文的推测,如果赵清阁确是中共秘密党员,则这一切都好解释了。

寒假时,朋友们为老舍接风。罗常培、白教务长、董鲁安……胡絜青每次也在受请之列,一起吃了几顿饭。

而且,即使是做出了回国的决定,老舍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急迫的回到北京的愿望。据在美亲自陪同老舍的《中国杂志》编辑乔志高
1977年撰文讲,在返国前逗留旧金山期间,也就是 1949 年 10
月里,老舍常常表现得“闷闷不乐,不声不响”,“心绪不宁,内心似乎有很大的矛盾”。老舍还向他宣称:“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还要说的是,老舍就是到达香港后,仍然没有急着回北京,而是滞留了
24
天之多。对此,他自己回国后给出的理由是买不到船票,而传记作者们则别出心裁地同声地说老舍因为腿病恶化走不了路。

他们先是互相观察着对方,下意识地提防着什么,双方都很拘谨。渐渐地,从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悟到了对方的思绪,感到了对方越来越强的吸引力。最后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纸。老舍虽认为历来这种事情总该是男人先张口,况且自己年长几岁,又留过洋,也见过不少外国人那种火热、奔放的爱情方式,但他下了无数次决心,还是吐不出口,最后拿起了笔:“饭,我们是吃了,酒,我们也喝了,再往下我们还要见面,不能总靠吃人家饭来见面吧。我们心里话很多,有的当面可以说,而更多的难以说出来,因为要说就要有勇气,而我的勇气只够把那些难以说出的写在纸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老舍停留如此长的时间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确实生病不能走,或没买到票,即老舍与传记作家们所说的是实情。但另一种可能更具有说服力,即他在观望大陆的政治情形,或者继续等待赵清阁的最后答复。台湾的陈纪滢曾在《记老舍》一文中揣测说:“老舍从美国搭船……抵达香港,当时以不知是回到大陆好呢,还是来台湾?徘徊在这决定命运的歧路上。”“假使那个时候,有人对他的生活能做一个保证的话,他也许会来台湾吧?”事实和真相究竟如何?只能期待学者们进一步的考证了。

胡絜青回了信,事情定下来,两位母亲都很高兴。他们决定等胡絜青上完大学,再成婚。老舍回济南后,每天起码要去一封信,焦灼地等待回信,再看信、写信。

关于老舍 1949
年回国前后的这一段历史,其实期间充满了复杂原因和背后不为人知的诸多要素,并非如惯常整体论、历史决定论的文学研究者、传记作家们所叙述的那样政治正确。

1931年老舍与胡絜青在北平成了亲。半个月后,夫妻去了济南,胡絜青在一家中学教书。

1937年9月底,日本人入侵山东,局势危急,学生、友人纷纷辞别逃难,老舍也想走,济南一旦失陷,他就有被逼为汉奸的危险。可是三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一个才3个月,还有老人,怎么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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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絜青老年

胡絜青理解丈夫,一肩担过来。老舍自述道:“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

老舍这一走,注定要饱受战乱离别之苦,而在精神上做了“真正的英雄”。同时,也把巨大的苦难留给了胡絜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他把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50块钱,提了皮箱走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胡絜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4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絜青细心介绍了那边方方面面的生活,说了两三个月时间,促成老舍排除一切干扰,在北碚小镇开始了近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这个大部头是胡絜青九死一生从北京带来的,妻子从旁告知的细节让它踩住了“实景”。

默契的合作 赵清阁

老舍和知名女作家赵清阁之间的亲密情谊,在他的人生里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老舍与赵清阁的最初交往,是从抗战爆发后的武汉开始。1937年11月20日,老舍抛妻别子,只身奔赴武汉,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同年年底,赵清阁也从河南辗转来到武汉,成为作家流亡大军中的一员。

恰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做了协会总负责。在“文协”的日常工作中,赵清阁与老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周恩来还想让赵清阁做老舍的秘书。

当时赵清阁还身兼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的重任。结果老舍成为《弹花》的主要撰稿人,并为《弹花》创刊号写了《我们携起手来》。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作。他们合写了剧本《虎啸》、《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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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阁

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最为引人关注。

日后老舍工作在北京,赵清阁定居于上海,再加上双方工作的繁忙,相互见面的机会很少。不过空间的相隔并未阻断二人的友谊,他们更多的是采用通信方式来进行交流。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10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100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加上赵清阁一生抱定独身主义,始终未有组建家庭,更使她与老舍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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