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毛冬华、庞飞等43人入选“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

导读

  

钱谷融先生仙逝,在回忆先生教诲的同时,又联想到诸多前辈的言传身教,点点滴滴,感慨不已。趁记忆尚清晰,快记录下来为好。

  

钱谷融先生

  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颁奖典礼,24位文艺名家在这上海文化艺术领域的综合性最高奖项中榜上有名。名家们步入红毯,登台领奖,迎接鲜花与掌声,接受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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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艺双馨新标杆

他说出简短而尖锐的批评:“写文章,火气要少些。”

  上海文学艺术奖是一个确立上海文化标杆、带有城市荣典性的大奖。从1991年至2002年,先后将荣誉颁给了王元化、巴金、朱屺瞻、朱践耳、吴贻弓、周小燕、柯灵、贺绿汀、施蛰存、程十发、蒋孔阳、谢晋等12位艺术大师。他们代表着这座城市的一座座文化高峰,电影《生死抉择》、新编京剧《贞观盛世》、小说《长恨歌》、散文集《文化苦旅》、大型舞剧《金舞银饰》等一批精品力作,也都收获过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表彰。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文化骄傲。

1978年初,我们这批七七级学子进入了华师大中文系。到秋天,有一次去中学实习的机会。那时年轻,拼得起,我白天在长宁区的一所学校实习,晚上回家,就埋头于酝酿已久的小说《冬》。一个多月,拿出了小说初稿。一个寒冷的雨夜,我壮起胆子,交给了来沪组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和屠岸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就回信,不但接受出版,还邀请我去北京,参加长篇小说创作会议,并特别说明,所有费用,他们承担。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人文社想要催生文学春天的来临。一纸邀请,让我这个不满三十岁的文学青年,兴奋得几乎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就把邀请信和请假条交到中文系。系里很快给我回复,简单明了,学生么,认真学习,外面的会议就不要去了。我顿时闷掉,心情之难受无法言说。于是,只能乖乖上课,努力地忘却那份邀请。谁知,一个星期后,系里突然通知,你去开会吧,回来补考试。很久很久以后,才有人告诉我,是徐中玉、钱谷融等老先生说了话,要鼓励年轻人出成果。我的人生轨迹,因为老先生们的呵护,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放宽点说,老先生们的鼓励,对于华师大中文系学生创作热情的井喷,是直接的推动。

  上海恢复评选上海文学艺术奖,是在文艺高原上努力铸造和推出高峰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引领、开创和示范效应。时隔12年,上海文学艺术奖再度重启,经严格、公正、开放、专业的评审,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方增先、吕其明、陈佩秋、尚长荣、贺友直、草婴、徐中玉、徐玉兰、钱谷融、秦怡、舒巧、焦晃和获得杰出贡献奖的于本正、王安忆、陈少云、陆谷孙、李莉、周慧珺、施大畏、赵丽宏、奚美娟、黄蜀芹、蔡正仁、廖昌永等24人脱颖而出,虽然本届获奖人数与往届相比出现倍增,但细细掂量,获奖者无不成绩卓著、众望所归。他们为这座城市文学艺术界树起了德艺双馨的时代新标杆。

毕业离校之后,只要见到钱先生,他都会随口问,写什么啦?其实,先生的脾气,就是随便一问,并不要我具体汇报。他自己的表率,就是宁可少些,绝不马虎。后来,我的散文随笔集《思维八卦》出版,母校出版社开一个讨论会。让我受宠若惊的是,钱先生竟然也到场了。对于学生,他会说点鼓励的话,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他说出非常简短而尖锐的批评,他说,你写文章,火气要少些。很长时间,我反复品味先生批评的意思。后来,我知道先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突有顿悟之感。魏晋之际,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才会出现《世说新语》这样看似委婉实质内涵丰富的作品。文学作品,忌讳的是浅显直露,直截了当的大白话,看似痛快,却非文学上乘。先生的意思,我算大体猜到了。但是,做起来,总觉得自己的学养差一大截。我还会努力写一些文字,经常想想先生的教诲。

  只选巅峰不照顾

陆文夫先生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选,不搞门类和专业间的平衡,只评选巅峰的文艺家。对此,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在评选中,所有评委都坚持一条原则,质量第一、不分门类,我以为,这是主持了最大的公道。作为参与评选的评委,我对这次评奖的结果感到由衷高兴和衷心拥戴。相信艺术家会满意,人民更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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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看到,在书画界就有多人当选,新浙派人物画创始人之一方增先、与谢稚柳并称中国书画艺坛神雕侠侣的陈佩秋、中国连环画第一人贺友直、书法大家周慧珺、著名画家施大畏他们人人都是出类拔萃,享有盛誉,实至名归。百岁老人徐中玉和95岁高龄的钱谷融,堪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理论的双子星座;尚长荣和陈少云都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菊坛名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有些艺术门类、有些戏曲剧种即便旁落也不予照顾。对此,不少评委都有人才太多、名额有限之感叹。评委阎肃就说:即便是最终与奖项擦肩而过的艺术家也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而获奖的艺术家更加被注入动力,站到了必须奉献、必须前进的新起点。评委、83岁的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龚和德赞叹道:上海真是一块文艺的高地、宝地,人才济济、星光灿烂!

他说创作就像做肥料,把冲动放心里慢慢发酵

  人才济济写辉煌

1979年初,在北京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是韦君宜、屠岸两位先生为推动文学春天早日回归,做的很重要的事情。王蒙先生等作家悉数出席,我能认识他们,实在是幸运。

  在历届颁奖会上,留下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瞬间。百岁画家朱屺瞻被搀扶着登台领奖,他发出的活到老便要做到老那句名言至今言犹在耳,感人肺腑;年已九旬的施蛰存老人手捧奖杯时谦虚地说:这个奖我不该拿,应该让给年轻人!为了把这一奖项授予病榻上德高望重,为这座城市文化有过重大贡献的大文豪巴金,全体评委经集体慎重表决,全票通过了修改章程由此,人们也期待本届获奖者们今晚会有精彩亮相。

我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他一间,我一间,当中隔个厅。我早就读了他的小说,被他充满温情的文字所征服。那年头,我还比较幼稚,会议间隙,老是缠着他谈文学,也不怕他烦。他话不多,沉默的时间多些,也许与他多少年艰苦的经历有关。他没有嫌我的不知天高地厚,就算我的福气。我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创作打算,向他讲我的各种创作冲动,希望他给我指导点拨。他沉得住气,不打断我,也不插话,让我独自唠叨。偶然,他不置可否地说个短句,让我听不懂,到底是鼓励我写,还是劝我不写。我甚至从狭隘的方向猜想,也许,他不愿意把创作的经验传人。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终于慢吞吞主动闲扯起来。他说,你下乡很多年吧,我待的年头比你多。农民做肥料,要埋很长时间,让它慢慢发酵。你看到过吧?我一脸雾水,盯住他黑黑的脸,只点点头,答不上话。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有很多冲动是好的,年轻人有热情。不过,我的想法么,你有一个冲动,把它放心里。过了一段时间,看还冲动不冲动?如果又有一个冲动,也放一段时间再说。假如有几个冲动,你又找到能够把它们好好融合起来的办法,也许,你就能够写出好一点的东西。他说到这里,戛然而止,眼神却亮起来,温和地望着我。我一直记得他的目光,也记得他意味深长的创作体验。在我后来的创作中,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陆文夫先生的想法,让我受益无穷。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大奖。由于上海当年人才济济,即便像张瑞芳、孙道临、袁雪芬、刘海粟、俞振飞等许多这样颇有名望的名家大师,都没来得及等到他们能够获此殊荣的那一天,虽然留下遗憾,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他们的杰出贡献。历史证明,上海文学艺术奖的分量有多重有多沉,她承载过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光荣与梦想,也必将书写上海文学艺术界新的篇章和辉煌。

蒋孔阳先生

  可喜的是,本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还首次具有开创性地推出了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挑选出各个艺术门类具有出色才能和较大潜力的青年文艺家,干超、王之炅、王小磊、王佩瑜、王磊卿、毛冬华、庞飞等43人入选,他们代表着上海文学艺术界后继有人的新生力量,是这座城市文化艺术的未来之星、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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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奖投票前,他专门找我了解秦文君

蒋孔阳先生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原来,我只闻其名,无缘当面求教。1991年,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奖评选,评委们集中在浦东一个花园式的宾馆里,读文字,看影片,住了好几天。蒋先生和我都是文学组的,能够朝夕相处,真是福气。蒋先生身体不佳,行动比较迟缓,所以蒋夫人一直陪在身旁。那次,文学组碰到个难题,初评时,秦文君的《男生贾里》获得很高的评价,但评奖的名额有限,文学作品,就评一两本,又是第一次评上海文学艺术奖,是否推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呢?那时候,秦文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儿童文学作家,评委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平时一般不会读儿童文学,所以知道她的人很少。

投票的前一天,吃晚饭时,我正埋头于食物,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瞧,我赶紧站起身子,因为蒋孔阳先生由夫人搀扶着,站在我面前。蒋先生问,夜里是否有空,他要到我房间来。我哪里敢劳动他,连声回答,我过去,我过去。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我走进蒋先生的居室,见他的桌子上摊开几本秦文君的书,除了《男生贾里》,还有别的。他说,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他读过了,确实写得好;不过,由于他平时不读写孩子们的作品,因此没法比较,他知道我搞出版,因此希望我介绍一下秦文君的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的地位。我非常感动,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复旦名教授,做任何事情均如此认真啊!我赶紧把自己知晓的一五一十倒出来,最后还强调,我的儿子是小学生,他们一帮同学统统迷秦文君,见一本读一本。蒋先生听后,微微笑了,说,孩子们如此喜欢啊,心里有数了。第二天投票之前的讨论,因为蒋孔阳先生的侃侃而谈,秦文君的作品,顺利地以高票通过。此后,秦文君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不能说,是这次评奖造就了秦文君现象,她的成功,源于她持续不断的奋斗。但毋庸讳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我们呼吁恢复上海文学艺术奖,就把秦文君在上海首先获奖作为实例提出,认为这是上海的眼光。碍于评审纪律,我一直未告诉秦文君评审时的细节。现在,蒋先生早已仙逝,二三十年过去,说说应该无妨了。

孙道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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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率无瑕的目光,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

认识孙道临先生,也是在1991年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审会上。小时候,看《渡江侦察记》,为道临先生扮演的解放军指挥员而倾倒,哪里想到,会有这样朝夕相处的机会?

他是影视组,我在文学组,仅仅在饭厅里见面,点头微笑,于我,已经很满足。没想到,一个机会,让我们熟悉起来。评奖快结束时,有评委提议(可能是张瑞芳先生),说上海的文学艺术奖,颁奖应该有特色,最好是艺术家们来颁奖。这个提议,获得一致赞同。颁奖的主持人,被公推出来,就是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先生,这规格之高是没得话说。颁奖词呢,大家要求我来写,一则我是搞文字的,二则我最年轻,理应辛苦。我当然不敢推辞,并且使出全身解数,希望写好,不辜负看得起我的先生们。交稿后,以为没我的事了。不料,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艺术家,为这台颁奖会,认真地排演起来。他们对颁奖词中任何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均会由孙道临先生出面,与我商量,是否可以改动。我非常惶恐,我对道临先生说,你们随意怎么改,无须征求我意见。道临先生诚恳地说,他们觉得,是我的文字,一定要问过我才能改。先生们的谦虚和认真,感动得我无言以对。

这次交往,使我得以与道临先生成为朋友,以后,每年找时间聊一会,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也请我去参加座谈会。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发生在若干年后的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期间。那一回,道临先生是终身成就奖的大热门。可惜,在最后的投票中(需要三分之二评委赞同),道临先生以一票之差没入选,只作为提名获得者。

我不知如何表达心情,见面只是尴尬地笑笑。那次策划颁奖仪式,我依然是颁奖词的撰写者。我得知有一项安排,即颁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被提名者同时上台,绿叶衬托红花之意(那年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记得只有一人)。我感到非常不合适。像道临先生这样的大演员,不获奖已经是亏待,再让他作为陪衬登台,有些过分吧?但是,主办方说征求过道临先生本人意见,他欣然接受。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

颁奖那天,聚光灯把华丽的舞台照得通明。道临先生手捧鲜花,站在获奖者身旁,自然地真诚地微笑着,始终微笑着。那坦率无瑕的目光,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朱践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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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寻苦吃”,只为找到对的“味儿”

从小,唱践耳先生的歌,认识他,也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奖会上。

当时,践耳先生刚刚开始一组交响诗的创作。经过多年积累,这组创作才形成宏大的规模,总名为《天、地、人》交响组诗。1991年的时候,可能践耳先生自己也没有把创作全部规划好,但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他给我们介绍正在手头的一部乐曲。此曲的意境,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江雪》。短短二十字的诗,要谱成震撼人心的乐曲,需要极高的音乐造诣和丰富的想象力。践耳先生是温和之人,说起话来慢吞吞,细声细气,但是,谈到创作,他精神为之一振,声调高了,中气足了。他说,我搞来搞去,《江雪》的味儿不够啊,大雪无踪,天地一片苍茫的气象,那意境出不来啊。我听着心中寻思,“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样言简意骇的绝句,要用旋律表现出来,确实是自寻苦吃。践耳先生不屈不挠,他说,他不肯将就着写完算数,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表达方式。不知苦恼多久,有一天,豁然开朗,京剧中有那个味啊——苍劲强悍的声调。他决定找个京剧大师来合作。谁?尚长荣!
践耳说到此,似乎不好意思,呵呵笑道,那么小的事,就是让他放开来吼几句,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正是靠他的嗓门一吼,味道才有了。践耳先生把录音放给我们听。果然,雄浑悠扬的旋律,尚先生豪放而余音不绝的声音,真个是绝配!
我顿时明白了,艺术精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得靠顽强不息的追求,才能够实现!

那时,我还兼着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对于音乐,我实在是外行。有践耳先生在面前的好机会,赶紧讨教。我的一些问题,小儿科而已。践耳先生不笑话,有问必答。记得有一次,我傻傻地问,交响乐的指挥,不就是按旋律挥动胳膊,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他微笑着,认真地用亲身经历的故事回答我。他说,改革开放之初,他应邀访问莫斯科。他随身带去新创作的交响乐手稿,很潦草的手稿。当地交响乐队的首席指挥,要去手稿看,第二天,竟然就能指挥乐队演奏出来。践耳先生的目光,在玻璃镜片后闪烁着,轻声说,知道吗,竟然比排练了很久还好,比我创作时的想象也好。这就是大指挥的本事!
践耳先生的话语,让我对艺术奥秘的感悟提升了,他不吝开导后辈的热心,更深深留在我心底。

王元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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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谋定而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1985年,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面对这样一个老牌大社,我太年轻了,对出版社的管理,非常茫然。有一次会议,王元化先生与我比邻而坐,我说起自己的苦恼。元化先生鼓励我道,建国初期,他担任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时,才29岁,比我任职时年轻多了。新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文艺社的前身,我赶紧向这位前辈虚心求教。元化先生耐心地点拨我许多。因为当面讨教的时间有限,后来,我又写信向他询问。元化热情地回信,一一回答我的问题。我荣幸地做了一回他的学生。元化先生给我的信,后来被收进《现代作家书信集珍》。

1992年,我调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负责图书出版管理,前后有十六七年。其间,若干事情处理得让元化不满意。曾有朋友带了他的话来,说见面时要与孙颙说个明白。元化是我尊敬的大学者,我肯定不愿意和他有不愉快的争执,因此,就有些怯于见他。2007年,我开始兼任作家协会党组的工作,自然要去拜访文学界的元老前辈们,元化那里,肯定要去报到的。我想,不管元化先生如何说我,一不解释,二不推托,能被学养如此深厚的长辈教导,也是求之难得的事情。

进元化先生书房时,我小心而客气地称呼他,不像当年求教他时那么自然。元化何等睿智之人,他从我的客套中,看出我的忐忑,竟微微笑起来,挥挥手道:“来了,来了,好,好!”随即热情地招呼我往里面坐。待我坐定,他即开口与我谈文学界的事情,说的很杂,也很宽广,他对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他说话向来不急不缓,体现出深思熟虑的风格,那一天,他却是主动提及各种话题。我心里明白,他用谈话来消解我内心的紧张,我实在为他的宽厚而感动。那天话说得很多,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分析在作家协会工作的状况。他说,你到这里来,可以什么不做,那就是得个清闲;也可以做得非常热闹,直到让作家们受不了;当然,你也可以谋定而做,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元化先生没有明确说希望我如何,但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是清晰的,愚笨如我,应该听清楚了。

隔些日子,我再去看元化先生,他正在写毛笔字。我见他挥笔轻松自如,墨迹圆润潇洒,随心随意,不由赞叹起来。他笑道,不过是一种练气养生的方式,谈不上有啥造诣。没想到,一星期后,他托人捎来一幅书法送我,录自陆士衡的《文赋》,其中一行:“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虽然是早就知道的名句,但是,经元化先生之笔书写,又觉得意境宽了许多。

后来,他突然病重,我和赵长天赶去医院探望。他兴致勃勃,问文学方面的新近情况。担心他累,我们总是尽量说简单的。告辞时,大约想起赵长天是《萌芽》主编,他提高嗓音,很有中气地关照了一句:“要为年轻人多做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关心新人方面,元化先生一直身体力行。近年来,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党组,确实也为文学界新锐的成长做了较多的努力。文化的代际传递,正是如此进行的。

李子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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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默默听着,突然将我一军:“你为什么不写?”

早先,与李子云先生不太熟,知道她是著名文艺理论家,曾长期在夏衍先生直接领导下做文化工作。到作协党组工作以后,自然就见得多起来。2009年春节,我去给她拜年。天很冷,她家没有开空调,喝着热乎乎的茶,话题一直围绕着上海的文学创作转。当时,《繁花》等作品尚未出来,路内、小白一帮新锐还潜伏着,我只能如此回答,写上海的作品,主要靠女作家们撑了,安忆一直有新作,王小鹰、竹林、陈丹燕、王周生也贡献多多。子云先生默默听着,突然将我一军:你为什么不写?我被问住,确实,进入新世纪,我只是写点散文随笔。她接着说,你原来写的《雪庐》是可以的,不应该停下来,不要强调工作忙。我勉强回答说,那,我再试试?子云先生说,你当知青时做过干部,带头干活,人家才听你的。创作也是这样,你当书记,不能光号召别人。我被她直率的批评镇住了,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当时,我还想起安忆也有过类似的提醒:鼓励别人写上海生活,自己为什么不做?

子云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来得十分突然,连去医院送她也来不及。那时,我还兼着上海政协文史委主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她的经历如此丰富,肚子里的掌故何其之多,我们竟然没有去做点口述实录。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久,我开始创作新的小说。当疲乏袭来,想偷懒停下时,我自然回忆起子云先生的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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