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抗战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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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1969)

“九一八”事变后一日,即1931年9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能不受人侵略!”他当日为陈寅恪嘱题一诗,其中有:“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9月23日函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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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寅恪受到很大刺激,因而积极参与相关的抗日救亡活动。

【各校援助十九路军】,刊载于1932年3月5日《世界日报》

提出对日经济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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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中研院史语所全体同人会议决定致函蔡元培、杨铨:“先生在中央提议,对日绝交宣战,自己振作,方可博得世界之同情,……所谓无抵抗主义者,自失人格,谁来拯救?”会议决议案的第四项是:“请蔡先生向中央建议:一、请政府与人民在同一立场上对付日本……三、请政府积极备战,不可永不抵抗。”他们先发了电报,等21日抄完信并准备签名时得知蔡去了广东,所以考虑是否写这封信。陈寅恪9月22日签注的意见是:“时局已与会议时稍不同,而蔡先生又赴粤,故当时所拟稿不甚适用,姑俟时局之推移如有我辈能尽一分之责处,再请蔡先生建议可也。前信似可不发。都签可缓发。”傅斯年他们也都同意缓发,结果最后就没发。(《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随后傅斯年又组织史语所编写了《东北史纲》,反驳日本关于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谬论,而且为了供国联调查团阅读参考,还专门出了英文节本由顾维钧给国联寄去。

【陈寅恪等致电国府】,刊载于1932年3月5日《《世界日报》

《北平晨报》1931年10月16日在《北晨学园》刊发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合写的长文《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文章前有吴其昌给编辑瞿冰淼的信: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妄图速战速决。此刻,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走出书斋,与北平学术界同仁一道,倾力为全民抗战呐喊主张。他联合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等学者,向当局请愿,公开致电,痛斥投降主义,请求政府坚决抵抗,表达绝不妥协之信念。这是一篇不为后世研究者所知,也至今未被提及的陈氏“佚文”,就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

冰淼兄,我们七人签名,合作一篇文章,前次先生已经知道的了。因为里面有个曲折,所以到今天才拿来,请原谅。望在《北晨学园》发表,具名的是: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黄子通,蒋廷黻,冯友兰,吴其昌(以签字先后为顺序)。弟其昌顿首。十月十四日。

该电文被记者冠以“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醒目标题,公诸于众。在此,酌加整理,转录全文如下:

这篇长文有五千余字,提倡“今日生存自卫工具对日武力经济封锁政策,即可整个借用当日对英武力经济封锁政策之办法,但易二年为二十年耳”。其办法是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是:“(二)此政策,以绝对‘坚壁清野’为原则,凡:贩卖日货之商人,二、为日工厂作工者,三、在中国境内接济日人粮食者,四、在中国境内受日人雇用,及雇用日人者,五、乘坐日人所办之火车轮船者,六、在中国境内,与日人在一切任何性质之贸易者(如医院、照相馆、娱乐场、饮食店等),七、入日本在华学校肆业者,一律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由民众团体治以极刑罪。”认为如果按此办法严厉执行,“则不特此次对日胜利,而自甲午以来四十年之国仇至此一雪,南京政府之基础亦可以万年不拔矣”。(全文见《傅斯年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这项武力对日经济封锁的主张是非常激进的,也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该报10月20日刊发《关于〈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第一条是丁乾斋10月16日《致陈傅顾诸先生信》,提出作者们应该做一篇简明宣言,并约同道作发起人,请本市民众团体为发起团体,开大会,设永久机关来彻底施行,方有大功告成之日。否则只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以为了事,则负此良策。

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

《北平晨报》10月22日刊出蒋廷黻《经济绝交的根本办法》,卷首有编者瞿冰淼的按语:

“不主妥协即抵抗

自从陈寅恪、顾颉刚、蒋廷黻等七位先生发表了《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以后,很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许多人写信来问对日经济绝交的具体办法。蒋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实际的经验,原来自他回国任南开大学教授时,适日本强占济南,天津反日会办理经济绝交,蒋先生对此拟有极切实之办法。简单说,经济绝交不在单纯的抵制日货,而在夺取日货在华的市场。……此文系十月九日蒋先生在清华大学所讲。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早在1927年,时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就做过演讲,其中说庚子之变,列强之所以没有瓜分中国,是因为人民还有国家主义的精神,所以外人不敢下手瓜分。“又如最近之国民党,在广州极力宣传排英,结果是香港变成了一荒岛。英国商业在中国南部的势力,大受打击。其实英国对国民党,要是用武力,很可以战胜,但他不能用,因为他也看出了这是中国国家主义精神的表示,这也是对外的。”(《国家主义之真意义》,乐永庆记,记录稿分两次刊载于天津《大公报》1927年11月4日与5日)蒋廷黻把自己的想法在《对日经济封锁》一文里进行了贯彻。

清华燕京两大学教授陈寅恪等,因淞沪我军退却,深为激愤,特于昨日致电洛阳国府,请速定一贯主张,原电录次:

另外,蒋廷黻在1937年6月8日写给胡适信中曾回顾说:“国内讲抗日者奢谈民众力量,这是最不可靠的了。我还记得日本炮击山海关的时候,北平的学生曾要求校长担保生命的安全。此外华北走私,冀东自治等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人为外人奔走,与外人合伙呢?我们知识阶级,统治阶级的人,既没有为民众谋福利,任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牛马生活,我们那可以把对外作战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如果全国合作,人人埋头苦干,卅年后再谈作战还不迟。……在我这四十多岁之中,憾事虽多,其最大者即‘九一八’以前我当局及人民对东北问题的态度错了。我的胆子不够,未曾努力纠正当时的错误。假使努力而无成,我的良心还过得去。民十七,我在东北考察了一个月……彼时我觉得我国在东北的主权虽不完整,大致我们尚可有为,且自然趋势有利于我。在那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忍耐,应该避免冲突。等到关内能给东北强有力的援助的时候再与日本算账不迟。民十九年冬,我在北大讲演的时候,曾表示此意,学生亦不反对,可见那时尚可以理喻。那时我们如果与币原[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合作,我们的损失不知可减少到什么程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而《对日经济封锁》一文最后提及广州时代,因为全国民众热烈真切的拥护,因而国民政府对英经济封锁取得成功,所以“今日之南京政府,一部分民众已远离之,此实无可讳言”,这部分应该主要是蒋的主张,而胡适明显对他们文章提出的对日经济封锁主张不赞成,认为偏左。尽管不赞成对日经济封锁,而胡适也不再购买日货,可是还出现了谣言:胡适在访美期间,曾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上误买日货:“临走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有些用处,要买一个小镜子,所以便到会场去买,选择的一个,很不像日本货,便花了一角五分买了,买了之后我问他们‘这不是日本货吧?’,那个人的回答说‘一点不假这是日本货’,后来我气得投入米什根湖中,因为这件事米什根大学的中国学生说‘胡适大买日本货’。”(《〈国外杂感〉胡适昨在协和礼堂之演讲》,北平《华北日报》1933年12月1日,又见《北平妇女会昨请胡适讲演
题目为〈国外杂感〉》,《世界日报》1933年12月1日《教育界》)

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万勿明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三日)

蒋廷黻反战立场鲜明,如他1931年12月4日在燕京大学演讲时认为南京政府放弃了战争的方式,而采用设立中立区的外交的方式来解决,他支持政府的不战亦不宣,反对众人以通电宣言或请愿的方式要求政府宣战的做法:“况且战争并非儿戏,如谓不宣不战是丢脸,宣而不战则更为丢脸,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国家危急之秋,决不应随意发言,试看我们近数十年来,每次与外国打仗,大都是一般士大夫,空口唱高调,主战,自己对于战争,一点不懂,只是空口言战,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最后蒋认为欲永久解决中日东三省问题,只有用
“经济合作之方式”。(《昨日燕大爱国运动周 请蒋廷黻讲演
〈我国对日外交〉》,《世界日报》1931年12月5日《教育界》)

从报道中提及的“昨日”与记者落款的时间“三日”来看,可以确知,陈寅恪等致电政府的时间为1932年3月2日。原来,当时驻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即仓促筹划,宣布迁都洛阳。大批政府部门的急迫撤离,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恐慌,一时人心惶惶,“中国速亡论”的悲观论调也不绝于耳。陈寅恪等的这番通电,正是在国府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发出的,正是对当局不抵抗政策、投降主义倾向的直接痛斥。将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将那些悲观论者、投降派,比作秦桧,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当然,这样公开质问政府决策的电报,是没有得到任何当局正式或非正式答覆的。

胡适在“九一八”一周年时说:“四十年的奇耻大辱,刺激不可谓不深;四十年的救亡运动,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今天大难当前,三百六十五个昼夜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束手无策。这是我们在这个绝大纪念日所应该深刻反省的一篇痛史,一笔苦账。”并引用了陈寅恪岳父唐景崧在《请缨日记》里的事迹。(《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九一八周年意见》,《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蒋廷黻也在文章里说:“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越多越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外交’。……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不可说虚伪的话,作虚伪的事。电报不必打,宣言不必发,传单不必散,标语不必贴。……不要再在报上说什么扩大反日的工作。……中国的大患不在榆关,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独立评论》第三十五号,1933年1月15日)这时蒋对民众大为失望,因而他们提出的对日经济封锁的主张根本无从实现,所以立场也有所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期报纸的同一版面上,与陈寅恪等通电同时发布的,还有一则“各校积极援助十九路军”的报道,还提到了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的援助抗战之实际形动。报道称“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因鉴于沪战发生,各方捐输,多偏重于慰劳助饷方面,对于伤兵救护一层,似有偏废。且近日沪上来人及来信,亦均以伤兵医药不足为言,适值斯时协和医院华籍医士百余人有赴沪组织伤兵救护医院之议,因绌于经费,尚未完全实现。该会遂议定由全体同人,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期,即以此款协助”。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的陈寅恪,应当也在捐薪之列,以实际形动支援前线,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助力。

吴其昌绝食

在捐薪议案集体表决通过后,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还以集体名义,发布了致国府公开电报。郑重建言政府,反对撤兵妥协及成立中立区,并提请收复东北失地。这封集体公开电报,应当是清华教职员全体签名通过了的,陈寅恪自然也应当知情并签名了的。

《北平晨报》随后于10月26日与27日分别刊出了(千)家驹《论对日经济封锁政策》(一),编者按语说:

与《世界日报》同一天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五二九号,全校师生对日寇侵略行径的愤恨,对国家运命的关切,也无不流露于字里行间。从中可以看到,自发的行动与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都在积极开展中。如陈寅恪的友人,国文系教授、著名学者刘文典还曾即兴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审计委员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在学校有限的经费中也拔出专款用于抗战宣传;广大师生也多有撰文或讲演,或发表时局观感,或斥责日军暴行等等。

自《北晨学园》发表《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以后,颇引起了各方面的同情与注意,在原则上,差不多没有人不赞成的。不过在办法上各人有各人的观察,家驹先生此篇文字,着重于“欲图抵制之长久,非由消极的‘不购仇货’,而为积极的‘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不为功,但欲‘提倡国货’,必须有奖励民族工业,实行保护政策之中央政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清华周刊》的学术类论文栏目,陈寅恪的一篇短文位列首篇刊出,题为“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全文只有500余字,此时此刻撰成并发表,究竟又有何深义呢?原来,俞曲园,即俞樾,俞平伯之父。他逝世于1907年,数年后,有人传出他在逝世前写了九首“预言诗”,还曾自言:“余死后二百年世界,尽在此矣”。对这组奇特的“预言诗”,有人疑为伪作,有人惊为奇著。但1932年,俞平伯对此诗曾加以注解,陈寅恪此刻又为之加上跋语,似乎真伪问题可以搁置不论了,遗诗的内容却着实耐人寻味。

蒋廷黻又发表《东北问题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方法》(一)(10月23日在北大反日会讲)。而在《关于〈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的通迅》里,读者金鼎枢提出要把此文翻印一万份,广事宣传。吴其昌回函说:“鼎枢先生:惠书拜悉,先生之热血赤忱,令人佩服无地,使国人尽如先生,则甲午之耻早雪矣。印度有甘地,而中国无甘地,此其昌之所以日夜扼腕痛心也。翻印一万分,无任欢迎,二万分更好,上海一隅,热血沸腾,长江流域民众,气节凛然,望多寄若干,必生巨效。”吴给瞿冰淼信里也说:“弟等之文出,不期社会颇博反响。足见此事非为不可,现正密谋如何实现此事。”10月29日第五版《对日舆论》栏也刊发了容庚的文章《谨以二义告政府》,要求政府支持抗战。

陈跋中称:“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预言诗”的预言,认为俞曲园可能在30年前就预见到了日寇侵华的重大事件。陈跋中所谓“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之说,可能就与俞诗的第二、第三首相关联,诗云:“无端横议起平民,从此人间事事新。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作自由人”;“才喜平权得自由,谁知从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强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如今看来,这两首诗的确是在写推翻帝制、民国建立之后的中华大地,并未真正安宁稳定,而又呈现战局四起之状。诚然,1930年代之前的战局,主要是各军阀之间的割据纷争所致,而陈寅恪作诗跋之际的最大战局,即是日寇侵华危局之下全民族抗战。

11月21日,《北平晨报》刊出消息:

应当说,“预言诗”与中国抗战之间的时局契合,可能只是巧合。但这一巧合,却充分映照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原本深居书斋、埋首故纸中的学者们,此刻或激奋或哀沉,或明言或暗喻,都在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愤恨,都在忧思国家民族的未来。更为巧合的是,陈寅恪等坚请抗日的通电,与预言诗的诗跋,在同一天发表出来;一是发表在北平市内的主流报纸之上,一是发表在清华大学的校内周刊之上。虽说这可能确属巧合,但确也应证着在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承载着的“救亡之责”。他们不但在教育界、学术界内奔走相告,还以一己之力向民众与政府大力呼吁着,抗战救亡确已刻不容缓。

暴日入寇,两月于兹。举国人心,同深悲愤。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氏致力学问,向不与闻时事,惟以东北事件,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悲愤忧愁,寝食俱忘。曾与傅斯年陈寅恪诸氏共同发表二十年武力经济绝交一文。刊载本报。昨得黑垣陷落警耗,宜受剧烈感触,特与其夫人诸湘女士暨乃弟世昌,决定绝食情愿三事……吴竟偕其夫人暨乃弟不知去向。家人友人闻讯,遍索终日不得,其友人刘节(北平图书馆馆员)氏,特托本报代登一函,挽劝吴氏。原函如左: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也随即沦陷。在日军直逼平津之际,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几经跋涉,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与师生们共赴国难始终。

其昌世昌二兄,暨湘嫂钧鉴:绝食情愿,至佩热忱。惟兹事体大,非片时可决。国事阽危,需才孔亟。幸勿自为戕贼!如至时机紧迫,当相约从戎,竭热血以捍卫国家。此时尚需自摄,先复食,以慰同侪之望。弟唐兰
谢国祯 侯堮 刘节 蒋天枢同启。

后续报道说他们于11月21日乘车赴南京请愿(《吴其昌全家赴京
依然不进饮食》,《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3日),清华学生也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进行声援。《世界日报》于26日刊出消息:“清华大学历史系师生,自该系讲师吴其昌绝食晋京请愿后,莫不感奋异常,特于前晚召集全体大会,议决急电吴迅即复食,全系同学,除留少数同学留校组织后援会外,馀均一律随请愿团南下,促政府实现吴之主张,并携有该会全体师生致吴函,面请吴即日复食言旋,留校后援会,现正努力工作,为使社会明了此次吴之请愿真相起见,已草就宣言,分致各机关,兹将致吴电文,附录于后,南京蔡元培先生转吴其昌先生,先生绝食晋京请愿,忠义可风,惟国难方殷,正宜积极奋斗,同人等誓为后盾,兹派姚潜等赴京面谒,恳为国珍重,即日复食言旋,为祷,清华大学历史学会叩敬(二十四日)。”(《清华请愿团百九十人昨赴京
燕大全校电京声援》,《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5日;《清华历史学会电吴其昌请复食》,《世界日报》1931年11月26日;《吴其昌弟吴世昌之血泪书:“明知此事为至愚至傻之笨干特以激发漠不关心者之天良”》,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吴氏一家于23日抵南京,24日晨获得蒋介石接见,他们随后到中山陵哭陵后,才复食。(《吴其昌复食
蔡元培有电到平 清华请愿团过济记
向中央将提四要求》,《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7日;《吴其昌复食经过
绝食历八十四小时休养三二日即可回平》,天津《大公报》1931年11月28日)谢刚主在文章里,专门介绍了吴氏的事迹人品,借他人之口赞扬道:“吾国的病根,患在麻木不仁,不切实际,国家到了这步田地,仍是醉生梦死,幸亏军界出了马占山,学界出了吴其昌,为我们国家争一点面皮。”(《对于吴其昌君全家绝食之始末及其感想》,《北平晨报》1931年12月1日与3日)

陈寅恪比较器重吴其昌,他曾致函陈垣帮吴其昌找教职,说吴是清华研究院高材生:“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约于1929年9月13日,《陈寅恪集·书信集》)后来吴到清华历史系任教,也该是陈帮助的结果,所以他们关系比较密切。这次七人合写文章,吴在其中起了重要组织的作用。而从弟子刘节、蒋天枢等人给吴其昌的信函,以及朋友袁同礼、傅斯年给蔡元培电报要求照顾到南京的吴其昌一家,还有清华史学会给吴其昌发的慰问电,可以想见陈寅恪对吴绝食一事的关切。

卢笳的文章《中国目前之急务》,也是研究对日经济绝交的办法。(《北平晨报》11月30日第九版《北晨学园》)瞿冰淼在《编辑馀谈》里说:

自九月十八到现在,已经两个半月,日军侵略我国,有加无已,我国政府始终无一一定之方针,国际联盟反到有助日之倾向。中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的办法,恐怕只有对日经济绝交。现在讨论经济绝交的人很多,本刊前曾发表陈寅恪傅斯年诸位先生的《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见十月十六日本报),颇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他们主张对日经济封锁,须借重政府的力量,有许多人对这政府发生怀疑,其实以政府的力量来对其它国家实经济封锁,不是没有先例的,不过我们要求现政府,对于这一点卖点力气,直是缘木求鱼。所以经济绝交只能靠民众的力量。以前蒋廷黻先生曾在本刊发表过一篇《经济绝交的根本办法》便是着重在民众的力量,是我们研究经济绝交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这算为《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一文的热烈讨论划上一个句号。

吴其昌谈及,当时(1931年)“十一月十九以前的一星期左右”,他和叶公超被梁思成邀到家中作客,碰到表哥徐志摩,当徐向林徽音介绍他后,林调侃说:“吴先生,你们怎么样啦?抵制日货?给你一篇文章,吓得我窗帘都不敢买了,你瞧!我们的窗,还裸体站着。”(《志摩在家乡》,载《北平晨报》1931年12月12日第九版)这算此文影响的一个小插曲。

因而陈寅恪赋诗感叹:“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即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1932年2月1日刊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又见《陈寅恪集·诗集》。“空文”应该指《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一文,另据刘永济年谱,10月18日,刘携全家随校南迁,租住北平绒线胡同,陈寅恪此诗应作于此后,见刘永济《诵帚词集云巢诗存》,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结果为零”的国难会议

1932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发表国难会议会员名单,《经济封锁》文章作者中陈寅恪、傅斯年、蒋廷黻三人名列一百八十九人名单之内。23日发出国难会议会员聘任书。(《国难会议会员行政院昨日发布段祺瑞等百八十九人》,名单中有陈三立、陈寅恪等,北平《华北日报》1932年1月22日;《国府昨已发出国难会聘书
孙科另附通函》,《华北日报》1932年1月24日)浦江清2月2日记:“陈寅恪先生来电话……彼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凡五人:陈寅恪、林宰平(志钧)、黄晦闻(节)、蒋廷黻、陈锦涛。”(《清华园日记》,载《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而3月3日陈寅恪又与其他教授联名通电国民政府:

清华教授反对屈服:清华燕京教授陈寅恪等七人,昨发致洛阳国民政府一电,电文如下:洛阳国民政府钧鉴:沪战连日退却,传说原因不一,是否政府实行妥协,今日之事,敌兵在境,岂可作城下之盟,置东省失地,淞沪牺牲于不顾。政府对日,当有一贯主张,不主妥协,即主抵抗,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即请斩蔡廷楷以谢日本。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家国飘摇,生灵涂炭,瞻望京洛,哀愤交并。陈寅恪,容庚,吴宓,叶崇智,俞平伯,吴其昌,浦江清
肴(三日)。(《平教育界痛陈利害 请定救国大计 不用岳飞即用秦桧
各校抗日工作日趋紧》,《北平晨报》1932年3月5日)

北平《世界日报》同日也刊登了该声明。3月13日,陈寅恪在吴宓住处与学生见面时,表示不参加国难会议:“国难会议列吾名,不拟出席。今日当对日断交,以便用政府之力为经济断交,可见效。”这时应该是陈寅恪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极了,所以才会发此声明,并决定不去参加国难会议,因为当局根本不会听从意见。结果确如陈寅恪所料,4月7日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邀请的会员四百零八人,出席者仅一百六七十人,不及半数。期间开了六次大会,通过了十四个提案,其结果直等于零。

《对日经济封锁》发表近一年后,傅斯年撰文说北平社会:“听听人们的谈吐,那一个想到东北的失地?……商人照样买卖他的日货,时髦的少爷小姐姨太乃至大人们非日货不用,土货看不上眼。”(《日寇与热河平津》,1932年8月14日,《傅斯年文集》第六卷)在另一文中更愤慨地说:“日本货是照旧买的,尤其以华北为甚。明明摆着,买他二角钱的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枪子,买他两块钱的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炮弹,存他一批五万元的货便给他们一个炸我们的飞机。然而还是买的。”(《“九一八”一年了!》,1932年9月18日,同上书)看来他们写的这篇文章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丁文江在燕京大学演讲时说:

我们既然不能对日宣战,我们只好抵制日货了。抵制日货是应该做的,是可以做的,因为至少我们要使得我们的敌人知道他们侵略中国会发生恶劣影响的,是要受相当的损失的。可惜我们去年抵制日货的成绩太可怜了!……我们对日的入超是八千七百万圆。把东三省除外,也有五千五百万的对日入超。……足见去年抵货的成绩是不可问的了。

去年的成绩不好,今年不妨从新努力。但从上面的数字我们又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中国本部(东三省除外,香港在内)对日贸易还不到日本对外贸易总数的十分之一。纵然我们的抵制日货政策的绝对成功,中日的贸易完全消灭,日本对外贸易仍然有二四○○,○○○,○○○日元之多。由此看起来,虽然抵制日货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然而决不能制日本的死命,决不能使日本交还我们的失地。何况不用政府的力量来裁制,中日贸易绝对的不能消灭——就是多量的减少也不很容易。而且中日贸易原不是单于日本有利。果真消灭,中国也要受很大的牺牲呢?(《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三十七号,1933年2月12日。这是丁文江1933年1月23日在燕京大学的演讲,见《丁文江昨在燕大之讲演
谓要战胜日本中国非现代化不可——题为〈抗日的效能〉》,《世界日报》1933年1月24日)

这篇文章算是为抵制日货策略的无效做了最后的总结。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一直关注抗战消息。王楷元在
《陈散原翁谢宾客前后》里说:陈散原由陈寅恪夫妇迎之北上,于1933年11月赴平,居西城姚家胡同三号陈氏旧宅。“大小日晚报纸,日必遍览,不遗一字。老来岁月,藉此消磨,亦以周知国内外大事,不致隔阂。”七七事变后,老人告家人曰:“此次战起,必旷日持久,死伤甚多,诚为吾民之浩劫。”“七月二十七日,我敌交绥。四郊交通遮断。翁眷恋古城,悬心爱子,为之不怡者累日。翌日北平失守,寅恪安然入城。”(成都《新民报晚刊》1944年1月13日《出师表》)万柳在《待旦篇
二十四:散原翁》里说,散原于弥留时,仍频频询问:“我军收复马场否?”“寅恪教授于日本投降日所作诗,有‘国仇已雪南迁恥,家祭难忘北定哀’二语,即指此事。”(成都《新民报晚刊》1945年9月13日《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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