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三封佚信中的现代作家彭家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颇有才华的作家正值盛年而不幸陨世,彭家煌便是其中一位。在短暂的文学生涯中,彭家煌在乡土、都市题材以及儿童文学方面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因过早离开人世,关于彭家煌的生平行止还有诸多不尽详备之处。笔者最近发现彭家煌致友人陈伯昂的书信三封,对于了解彭氏的生平活动与人生轨迹不无助益。这些信以《作家书简》为题刊于1949年1月10日杭州《地方新闻》尝试号,署“彭家煌遗作”。该刊系地方性新闻刊物,刊期不详,旨在“培养民主,宣传民隐,反映民意,服务民众”。地方新闻社编辑,发行人陈伯昂。显然,这批书信应是陈伯昂所收藏的故人遗作,因值《地方新闻》创刊之际,交付编者发表的。

1、沈安娜:卧底蒋介石身边的女速记员

间谍向来是窃取敌方最有利的情报特工,她们一般伪装身份深陷敌军内部,收集有利情报来协助我方作战方案,当然,作为女特工更是例外,为了获取更有利的信息,必须舍身为己的精神,贡献肉体交易达到获取情报目的。那么下面历史网小编为大家盘点十大美女间谍是怎样献身的。

陈伯昂,生卒年不详,浙江鄞县(一说诸暨)人。1925年左右任职于上海中华书局,与彭家煌、王人路等同事,并曾推荐好友潘汉年进入书局,同时在《小朋友》周刊上发表大量寓言、儿童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1928年曾与潘汉年合编出版了一套《民间故事丛刊》。后回宁波,历任国民党鄞县县党部委员、鄞县县党部书记长等职,并从事文化出版工作。1930年起任《宁波民国日报》总编辑,1933年创办宁波通讯社,1934年又接办《宁波商报》。1935年参加宁波作者协会,并曾邀请郁达夫为会刊《大地》题署(见1935年11月28日郁达夫日记)。1945年任杭州《浙江日报》副社长,其后参与创办“浙江地方建设协会”,发起浙江地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当时浙江文化金融界知名人士。

一张1948年国民党六届临时全体会议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主席台致辞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右侧端坐着速记员沈安娜。

十大美女间谍NO.10 关露:才女间谍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彭家煌夫妇失业。正是因为陈的关系,彭家煌得以赴甬,担任《宁波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约大半年时间。彭家煌1933年9月病殁后,《矛盾》月刊第2卷第3期“追悼彭家煌氏特辑”曾以《彭家煌氏遗墨》为题,刊发了彭氏致陈伯昂两封信札的手迹,并在说明文字中提到“陈君对彭氏颇多援助,两人谊若弟兄,友好异常”。时隔16年后,陈伯昂再次将自己珍藏的友人遗墨发表出来,实可见两人的交谊之深。

1938年,沈安娜奉周恩来指示,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凡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关露(1907年7月14日—1982年12月5日)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原籍北京市延庆县。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中共特工,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曾在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月刊任编辑,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当时上海文坛。有“女诗人关露”之称。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的作者。

这三封书信在揭载时,还被冠以三个小标题。兹依次整理于此,并略作解读。

沈安娜曾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要克制六欲,压抑七情,人的本性被压抑是很痛苦的。”这是外人难以体会、也无法切身体会的。1946年6月,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讲至绝密处,下意识地停顿,接着说:“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这样重要的情报,她只能将要点死死记在心里,过后再偷偷记录,她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用各种方式传递给了延安。

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第一封信题作《肚皮打肿了》,照录如下:

沈安娜在蒋介石身边卧底长达11年,为我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1979年12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时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伯昂:

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实际,我于友热回奉后又在杭住了一星期,此行除养好胃气病以外,别无所得,回沪后仿佛看到你一封信,要借《尼采专号》,这书不知何人借去,无法可想。

抗战时,潘汉年化名胡越明。1941年日美谈判失败后,隶属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和中共秘密党员汪敬远等最早发出警告:“日本舰队将袭击珍珠港!”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锦华问我索债了,现将他的信交给你看看,阅毕请退回。我们打来打去,珊的肚皮又打肿了,昨夜在被里她屈了我的三个手指。即祝你们三都安!

在潘汉年及其领导的情报人员老照片前,王馆长介绍说,1943年,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打入了南京汪伪军委会,在他的协助下,1945年7月,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找到了我党苏浙军区司令部,将驾机起义的想法和汪伪空军情况向粟裕司令员作了汇报。3天后,粟裕告诉黄哲夫,党中央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确定自己化名“左如”以及在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黄哲夫代号为“于飞”。此后,黄哲夫就用“于飞”这个名字同党组织联系。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家煌,十九年六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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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这是彭家煌1930年6月27日写给陈伯昂的书信。妻子孙珊馨曾在《家煌之死》一文中写道:“大概是十八年的夏季,最热的一晚,他和友人出去多吃了一些冰淇淋,晚上又着了些凉,从那天起,他就得了这致命的胃病。”据这封信可知,彭家煌1930年曾至浙江,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调养胃病,后回上海。信中所提到的《尼采专号》,可能是指上海《民铎杂志》第2卷第1号,该期是“尼采号”,1920年8月15日出版,1922年12月1日三版。此外这封信还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彭家煌当时经济拮据,朋友来信索债,难以应付。二是彭与妻子孙珊馨关系不和睦,常有“家庭暴力”发生。这对于了解彭家煌的婚姻生活显然是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沈安娜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封信题作《我们的显贵》,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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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伯昂:

一张1948年国民党六届临时全体会议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主席台致辞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右侧端坐着速记员沈安娜。

十大美女间谍NO.9 沈安娜:红色女谍

示悉,我在到京去之前确有信给你,报告钱收到了,并且致谢,此外还送《熔炉》一册,不知收到否?

经过一番筹划,8月19日,汪伪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借给汪精卫专机“建国”号检查之名,将飞机飞到扬州。一下飞机,周致和即与“于飞”联系,请他速给延安发报。8月20日,周致和与“于飞”驾“建国”号专机从扬州飞往了延安。因是8月20日飞抵延安的,“建国”号改名为820号。

沈安娜(1915—2010),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35年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为党搜集情报。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你到南京去,能成事实吗?宁波不能登下去吗?南京是极荒漠的地方。我的所谓(显贵)都在农矿部,写信去总是无信来的,你要我替你谋兼差,我谨存记在心,一有机会没有不介绍的,只怕有“俟河之清”之感吧!

这是八路军接收的第一架飞机,隶属于八路军总司令部。当年8月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乘坐的就是这架飞机。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平淡的事》请早将原稿寄还,或将出版物寄下,因极想在年内修改一下去凑成一个单本,若能弄到三四十元藉此渡[度]过年关不,拜托。暨商教职决辞去,死人不再干了,且得不着钱,虽干亦无味。此复。

决战岂止在战场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家煌,廿年一月十八日。

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前夕,党的隐蔽战线发挥出积极作用。早在1946年,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派遣姚禹谟为首的9名同志打入美军顾问团空军组,成立了地下党支部。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2人,驾机从南京大校机场起义。而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地下党获取了国民党的芜湖至安庆段江防布置图,策动了江阴要塞和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第二舰队的起义。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名副其实的渡江先遣队。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这封彭家煌写给陈伯昂的书简作于1931年1月18日。信中透露,此前彭家煌曾去南京,很可能是为求职。彭氏有南京的朋友任职于农矿部,但这些“显贵”,倨傲无礼,实则靠不住。身在宁波的陈伯昂当时也有去南京谋职的打算,彭亦爱莫能助。彭家煌还请陈伯昂将《平淡的事》原稿寄还给他。按,《平淡的事》是彭家煌1928年写的短篇小说,初刊何处待考。1929年5月,彭家煌将《勃谿》《款待》《那个长头发》《双亲大人》《平淡的事》《火灾》六篇小说汇成集子,以《平淡的事》为名,交付上海大东书局印梓,1931年2月再版。这是继《怂恿》《茶杯里的风波》两书后,彭家煌出版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据严家炎、陈福康《彭家煌生平与创作年表》,约1929年,彭曾在国立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三年级教过一年国语。此信中所谓“暨商教职决辞去,死人不再干了,且得不着钱,虽干亦无味”,大概就是指彭家煌准备辞去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国文教员的教职一事。

走出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时,王生乾馆长握着我的手说:“这些都是解密了的党的隐蔽战线的英雄和事迹。隐蔽战线还有无数的英雄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干部指示:‘你们只取得了一个胜利,还有一个胜利也就是隐蔽斗争的胜利,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只有取得了两个胜利,我们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

新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澳门新葡亰网投,第三封信则题作《也不无小补》:

我的心怦然而动,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序厅的场景又呈现在眼前:地面上蓝色地球与穹顶闪烁的繁星呼应。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日夜守护着祖国的和平和人民的安全。

十大美女间谍NO.8 黄慕兰:名门间谍

伯昂:

2、关露:谍海才女两度深入魔窟与日伪较量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

昌标住香港九龙启德滨22号,久未来信想必很忙。你的弟弟时时来信,你何不将住址告诉他呢?我近来运气还好,暑假在暨南大学教七十五元的国语,现在原任教员因病辞职我就署理了,虽然每周仅四小时也不无小补。令祖处只献奠敬二元,没有另奉挽词,至歉。汉年似已与我绝交,不知何解,昨在暨大见苏哥,依然到处撒着烂污,可是人比从前壮得多了。我的侄儿绍丹,在湖南甲种农业毕业,现在住在我这儿,宁波方面你可以想想办法替他弄碗饭吃吗?现在没法就等将来,将来没法就等最远之将来,总之远道而来,不想他失望的回去。专此敬托,并祝大小均吉!家煌,廿年二月二日。

1907年7月25日,在山西省右玉县这个长城边上的小城,一个新生命诞生了。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此信与第二封信时间接近,写于1931年2月2日。昌标应指陈范予,亦作陈范宇,笔名范庸、范雨等。1901年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2月病逝于福建崇安。陈范予与柔石、冯雪峰、王静之、潘漠华等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曾共同参加“晨光社”,从事新诗的写作。后鲁迅、巴金、黎烈文等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不幸去世后,挚友巴金悲痛不已,先后撰写《做一个战士》《死》《悼范兄》三文以示悼念,可见两人的深厚交谊。彭家煌写此信时,陈范予身在香港,任《大同报》编辑(参见陈梦熊:《〈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99—400页),具体住址是“香港九龙启德滨22号”。据此信可知,彭家煌与陈范予多有交往,这是学界之前并不知道的。

1928年暑假,关露顺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孕育新诗人的摇篮,在这里,关露阅读了歌德的诗和莎士比亚的诗剧,新诗的自由笔调触发了她的灵感,她开始创作新诗。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信中提及的令祖、苏哥皆不知何人。汉年应即潘汉年,因潘汉年与陈伯昂、彭家煌皆相识,三人一度过从甚密。据叶紫署名“Y”的《关于彭家煌之死》一文云,彭家煌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潘氏正是介绍人。彭家煌于信中还想托陈伯昂替从湖南甲种农业毕业的侄儿绍丹在宁波寻个饭碗。

1930年关露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左联”。她积极投身抗日爱国运动,担任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宣传部副部长,广泛地和女工交朋友,组织诗歌小组,宣传革命道理。血与火的洗礼,使关露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十大美女间谍NO.7 张露萍:情报英雄

接受特殊任务

张露萍(1921—1945),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张露萍从小就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在革命爆发后,思考救国救民之路。

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和宣传党的政策、出版书刊工作。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GCD。

1937年9月,潘汉年任“八办”主任,12月25日潘汉年离沪赴香港后,刘少文接任“八办”主任。抗战时期,潘汉年除两次去延安之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香港等地进行对敌的隐蔽斗争和开展港澳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建立一条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抗战期间的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日伪特工总部,日伪特务们在里面设下刑讯室和地牢,乱捕滥杀爱国志士,怒骂声、惨叫声日夜从“76”号里传出,人们称之为“魔窟”,它的头子就是后来成为伪江苏省主席兼警政部部长的李士群。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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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关露

十大美女间谍NO.6 宋维静:共产女杰

1939年冬,一名眉目清秀、衣着时髦的30来岁女子走进了“76”号,她就是受党组织派遣深入“76”号魔窟的关露。

宋维静同志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党员。后来,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任上校专员。

那时关露正借住在中共党员王炳南家里。一天,关露忽然接到“八办”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小廖”即廖承志,住在香港九龙。身为老党员的关露懂得党的纪律,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几天后,关露来到香港,通过复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廖承志,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廖承志神色凝重地对她说:“党组织要交给你一项特殊的任务。”“什么任务?”关露认真地望着他。“听你妹妹胡秀枫说,你认识李士群,是吗?”关露点点头,“现在党组织要派你到李士群那里,去了解他的动态。”“我?!”关露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我们经过慎重考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当时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再分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类错综复杂的斗争,担当这样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需要有坚定的革命意念和胆识,毫无疑问,关露是具备的。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关露在香港接受任务后返回上海,并开始同李士群接触。第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关露对他说:“我失业了,想在你这儿找个事做。”李士群夫妇一听就笑了,说:“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做的事情,如果你缺钱呢,每月来拿好了。”说完,就在关露的包里塞了100元钱。

十大美女间谍NO.5 朱枫:红色特工

关露连着去了两三次,还没有把真正的目的告诉他。这时党组织希望她向李士群挑明。于是关露再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就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朱枫(1905-1950),建国初期潜伏台湾的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1927年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市马场町刑场被枪杀,临刑时高呼“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时年46岁。2011年7月12日,朱枫的骨灰从台湾送回到家乡宁波镇海。

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共产党员,当时被派往南京做秘密工作,1938年春到武汉。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关露的意思,他发了一通牢骚。为谨慎起见,关露不接他的口,只用耳朵听,渐渐听出他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点可以沟通的意思。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地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等。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将《女声》为我所用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42年5月,上海出现了一份新杂志《女声》,主编是日本左翼女作家左藤俊子。当时,关露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派遣,经日本人中西的介绍,担任《女生》的编辑,交给她的任务是通过左藤俊子的左派朋友,设法找到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进而搞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情报。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对于如此艰巨的任务,关露心中没有把握,她对布置任务的老张说:“假如我们搞不到敌人的情报,替他们编刊物,不是反而被敌人利用了吗?”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老张回答:“这种工作只能这样干,到底谁利用了谁,不能预先判断……我们干革命,不能不付出代价,得到多少收获,不光靠主观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机会。所以要耐心坚持,守住阵地,等待时机。你先试试看吧,你本来是写文章的,先写写文章再说。”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女生》自1942年5月创刊,到1945年7月停刊,共出38期。关露用芳君、林荫、梦茵等笔名,先后写了一百三十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和剧评等。这些文章并不涉及时事,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反封建的思想。

十大美女间谍NO.4 陈修良:书记间谍

在上海沦陷时期,原先的进步报刊均被迫停刊,舆论阵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密监控。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我党关于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储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女声》这本妇女杂志,成为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其所发表的具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诗歌等,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战士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陈修良(1907年—1998年11月6日
),女,浙江宁波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共产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曾任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新华报》总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她在晚年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的回忆文章;陈修良病重住院期间,江泽民、黄菊、曾庆红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医院看望;1998年11月6日病逝,享年91岁。

当时,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如丁景唐、杨志诚、董乐山、鲍士用、杜淑贞、陈新华、李祖良、陈嬗忱等,先后用各种笔名向《女声》投稿。而关露当时并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员,但她凭着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在那么多外稿中慧眼识珠,选用的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的稿件。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1943年8月,佐藤俊子邀请关露作为《女声》的代表,去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关露深知此行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她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同意她去,并指示她不要放过这次机会,趁机开展新的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会议却使关露的“汉奸”之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的常客。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为革命不惜被误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为了和敌人周旋,当时关露不得不穿着入时,但长期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工作,她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同志们对她的误解和冷淡。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

1939年秋,戴平万问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这里说的“活动”,指的是地下党领导的诗歌组活动。锡金说:“参加的。”戴平万说:“不要她参加了。”“为什么?”锡金不解地问道。“现在她的关系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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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以后,锡金换了个开会地点,不再通知关露。关露得知后,非常痛苦。有一次,关露对好友许幸之说:“这样干下去,会弄得我臭名远扬,身败名裂。文艺界的朋友们都会误认为我已经投敌,当了汉奸。从此再也不会原谅我了。”说着,关露便失声痛哭起来。失去了同志的信任,这比坐牢、杀头还可怕。巨大的委屈,关露只得默默地嚼碎咽下。

十大美女间谍NO.3 英茵:双面间谍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有好几次,她想打退堂鼓,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这儿,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不愉快,我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快来信告诉我。”胡绣枫非常理解姐姐的处境和心情,立即向邓颖超同志请示,说关露想去延安、大后方。这时,邓颖超正动身去延安,说等党组织研究后再告诉她。

英茵(1916—1942),民国名媛。1936年,进入明星影片公司,因在电影《十字街头》和《赛金花》中有出色表现,英茵成了电影明星。

不久,由“八办”的陈家康带信给胡绣枫,信中说,上海方面不同意,要关露不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胡绣枫按照党组织的意思给关露写了封信,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关露接信后,完全明白党组织的意思。共产党员的信仰及忠诚,使她把个人的安危、委屈一股脑儿抛弃,仍然默默无闻地战斗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最后七年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因受潘汉年事件的牵连,关露曾两次蒙冤入狱,前后长达10年。出狱后,关露念念不忘的还是手中的笔,为了补偿失去的时间,她经常写作到深夜,她把以前出版的《新旧时代》重新改写成《不屈的人们》,另外还在酝酿创作新小说。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80年5月1日,关露突发脑血栓,经抢救病情较快好转,从不能说话到头脑清醒,并由人搀扶能勉强行走。在这种情况下,关露心里仍然想着创作,她带着病体,坚持口述,请朋友代笔。在病中,关露把《不屈的人们》给楼适夷看,希望能出版……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对生活仍然充满了希望。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中央公安部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可惜的是,这份通知来得太晚了,关露已于1982年12月5日默默告别了人世。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3、张露萍:打入军统内部让戴笠险被撤职查办的“美女间谍”

十大美女间谍NO.2 萧明华:超级间谍

1940年的一天,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这就是震惊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红色电台案”——当时国民党最核心、最重要的军统电讯总台竟然由一群年轻的地下共产党人掌握着。

萧明华(1922—1950),汕头潮阳人,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早年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师范。抗战爆发,随父母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1947年在北平参加地下工作,1948年毕业于北平师院中文系,同年6月被中共冀中敌工部派往台湾进行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台湾师范学院的教师。1950年2月6日,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萧明华受尽各种酷刑,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年仅28岁。

事发当天,蒋介石怒发冲冠,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戴笠险遭撤职查办,史称这是戴笠一生最大的耻辱。从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来看,这段尘封的历史将会被更多人所知。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红色电台案”的主角就是深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电台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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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张露萍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张露萍与他以兄妹相称。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的会客厅。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送到南方局军事组,有时来不及将情报送往“周公馆”,她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后来因张蔚林烧坏电子管引发我党机密暴露,涉足“红色电台案”的7名共产党员在1945年7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贵州息烽快活林。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电台案”因为缺乏档案资料却成了疑案。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复查组经过一年多时间,跑了14个省、市、自治区和19个部委,找了100多位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面证明,才把被当做无名女英雄的张露萍的身份弄清楚。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至此,萧明华在台湾站稳脚跟。

上个世纪80年代,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澄清了这段历史。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其实,从张露萍牺牲的1945年至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曾经和张露萍一同关押在白公馆和贵州息烽监狱的,《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每年清明都要给“红色电台案”的7名烈士扫墓,因为他了解和熟悉张露萍等烈士的情况,他坚信他们都是真正的革命烈士。

1950年2月6日,萧明华不幸在自己的宿舍被捕。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4、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在狱中,尽管经受了酷刑,萧明华始终英勇不屈。直到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1938年初,在武汉向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捐款500元,武汉沦陷后前往湘西地区,后又迁回浙江;1939年夏,在浙江金华,会同党派遣的华白沙、张一之二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并捐资800元,解决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

十大美女间谍NO.1 周冰:上将特工

1939年秋,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随军书店”工作;1940年,“皖南事变”前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随后,接任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变卖母亲遗物,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

台军第一位真正带兵打仗的女司令官周冰,1949年为了深入大陆,乔装易容改名换姓,甚至一度被捕入狱,不过因为她的官阶在担任情报工作时被撤除,一直到最近过世,其秘密身份才悄悄公开。

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书店总店和桂林办事处工作,期间,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访慰问并设法营救朱晓光同志,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周冰出任台湾所谓“反共救国军”的少将司令,因为个性好强,她当年穿起军服能带兵打仗,不过,卸下军服的她也彻彻底底充满女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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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短短七个月,她奉命必须撤除官职深入大陆担任谍报工作,改名叫做周榆、郑涵性,变男变女,隐姓埋名避免被发现。

1950年6月,朱枫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

作为台军首位少将女特工,在从军前,她就曾经加入洪门帮派,担任名誉理事长,因为喜欢武术京剧,她甚至还参加巡回公演,身上同时有中医师、百货公司老板、演员等多重身份,却永远没人搞得清楚,她到底是谁。

1943年,接受整顿、加强书店副业“珠江食品店”的任务。1944年初,经武汉到上海参加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筹备中的“同丰商行”工作;1944年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朱枫关押在日本沪西宪兵的牢房中,经受住残酷刑审的考验,在组织营救下出狱。

1984年,周冰奉命退伍,生活低调俭约,一直到最近刚过世,其“台军首位女特工”的身份才被披露。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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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黄慕兰:出身名门的传奇湘女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现名黄定慧,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颖初曾是谭嗣同的老师。1926年,年仅19岁的她只身来到武汉,与何香凝、杨开慧等一起从事妇女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郭沫若曾将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蚀》三部曲中的女性,据说也有以她为原型的。

1927年3月,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黄慕兰与《民国日报》总编辑宛希俨登报结婚。1928年宛希俨在赣南领导吉安暴动时牺牲。随后,黄慕兰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后经组织批准,与新任中央委员贺昌结成夫妻。不久,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继续留在上海。按组织要求,她对外瞒去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法租界的大律师陈志皋对她一见倾心,并展开疯狂追求。黄慕兰曾向组织提请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却被否决:“你的工作岗位在上海,与陈志皋结合更有利于掩护身份,合乎工作需要。组织会向中央证明这是服从工作需要,相信贺昌不会埋怨你。”

在此期间,黄慕兰立下两大奇功。

一是密报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6月的一天,黄慕兰和陈志皋在一个咖啡馆遇到了陈志皋的同学、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曹炳生。闲聊中,曹炳生说起:“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酒糟鼻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个手指头。这人架子蛮大,但没一点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回了家,并迅速将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叫到自己的住处,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个排起队来……

“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脱口而出。“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了一个。”

第二天,向忠发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闯到周恩来家中,却扑了个空。第三天,康生和潘汉年带着黄慕兰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慕兰,你真不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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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奇功,是智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因化名李世珍,他的身份并未暴露。几天后,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分析再三,她向陈志皋提出,拜访他的父亲陈其寿。陈其寿在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

陈其寿对黄慕兰非常喜欢,主动提出收她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

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

但解放后不久,黄慕兰被卷入“潘杨案”,关进秦城监狱,直到20年后才在邓颖超的帮助下得以平反。

爱情、婚姻、青春甚至生命,英茵、张露萍、黄慕兰和诸多有着同样经历的谍战女英雄,为信仰,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是国家的英雄!

6、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宋维静同志是广东省高明县人,生于1910年10月,1927年1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

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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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7、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身世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着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悟性极高,是沙孟海最得意的女弟子,她性格坚强,思想活跃,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的常客。她的母亲思想开明,同情革命,早期着名共产党人张秋人、罗亦农、赵世炎都在陈家住过。“五三”运动中,陈修良被同学们推举为女师代表到“学联”去,与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同为宁波地区学生运动中最活跃的领袖人物。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着名共产党人接触,不久,成为两广团区委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1927年4月,她被组织调往武汉,参加团的“四大”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警予秘书,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冯定、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杨之华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由于出了叛徒,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中,刘少奇准备让她担任华中局妇委书记,但妇委未成立,陈毅委派她担任《新华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找她谈话,由于斗争需要,任命她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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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陈修良

深入虎穴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她与丈夫兼上级的沙文汉分手时,不觉脱口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沙文汉也口占一首七绝相赠:“男儿一世事横行,巾帼岂无翻海穷鲸?欲得虎子须入穴,虎穴如今是金陵。”

在镇江火车站乘上了上海至南京的火车,陈修良看到窗外渐渐移近的钟山,不禁感慨万端,她想起了1931年4月在南京牺牲的青年导师、中共五大中委恽代英及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2年7月在南京牺牲的黄励,还有前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孙津川、恽雨棠,共青团市委书记史砚芬……他们都为党献出了生命,不禁默咏起恽代英那首豪迈的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个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开始,她住在地下党员朱启銮家,后来以“姑妈”的身份,搬到中正路武学园3号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就在这里指挥起南京的地下斗争来。那时内战已经爆发,情报工作特别重要,有一次,一位地下党员告诉陈修良,他有个亲戚是军统人员,近来把一包军用密码放在自己家中的箱子里,不知这包密码有没有用,陈修良一听,立刻嘱咐他设法取来看看,那位同志很顺利地将密码取出,原来是一包绝密的电台密码,陈修良立即抄了一封送往上级,结果中央回电嘉奖:在军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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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国统区的三次倒戈事件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大反攻,为了减少解放军流血,顺利占领南京,陈修良加紧了策反工作,于是,南京解放前夕,出现了三起震惊国统区的倒戈事件。

1948年12月的一天,市委组织策反工作的史永向陈修良汇报了一个重要情报:南京空军医院的军医,我党地下党员林诚的挚友,国民党空军八大队飞行员俞勃等人要求驾机起义。陈修良非常高兴,立即批准了这次起义计划,并亲自乘火车到上海,向上海局作了汇报,商定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随后,又马不停蹄返回南京,通知了史永、林诚、俞渤等人。12月16日夜晚,俞渤、郝桂林、周作舟、陈九英、张祖礼5人成功地驾驶飞机上空,原计划轰炸总统府,但因故未能实施,炸弹落在燕子矶附近,国民党政府紧张的全城戒严,并派出飞机追击,但一无所获,俞渤等安全着落于石家庄解放区。接着,上海、西安、杭州、香港等地陆续有飞机起义,投向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凇口外发动武装起义,一时,震惊中外。

原来,金陵大学有一学生地下党员叫王毅刚,一次,他得知“重庆号”有人来暗中找他哥哥王淇要求找共产党,投奔解放军,则将此事报告了党组织,陈修良马上找来史永商量。第二天,史永就和王淇在金陵大学见了面,史永鼓励王淇尽快去上海和“重庆号”秘密联系,陈修良接着也亲自赴沪对起义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及提醒注意事项,她满怀感慨地说:“我希望‘重庆号’能成为苏联‘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经过半个月紧张的串联、准备工作,“重庆号”上已形成了三、四十名骨干为核心的起义人员,周围又团结了一批人,这段时间内,陈修良和史永又先后两次赴沪,加紧起义的布置工作,并将此事交给了上海局统一领导。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终于成功起义,驶向烟台解放区。

国民党45军97师是首都警卫师,南京解放前夕驻在板桥。其师长王晏清的舅舅邓昊明及其妻都是邓演达的第三师成员,早年参加过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邓昊明有位挚友陆平,是我党地下党员,从邓昊明口中,陆平得知王晏清深感国民党政府腐败,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是位思想进步的军人。陈修良听了史永和陆平的介绍,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嘱咐陆平,一有机会就和王晏清谈形势。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双方关系渐渐融洽,最后陆平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王晏清高兴地表示,决心投向人民的一边,陆平及时向陈修良和史永作了汇报,市委再次派史永和王晏清面谈,觉得他正直可信。分手后,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与王晏清共同着手起义准备工作,不料由于缺乏经验,王晏清不慎暴露了起义企图,虽然仓促地将队伍拉过了江,但广大士兵缺乏思想基础,敌人又用飞机撒下许多传单要部队回去,结果,王晏清只带了一个特务连平安到达解放区。这次起义虽然没按原计划完成,但在人们心中投了一颗炸弹:御林军倒戈了,蒋家王朝肯定完蛋了。

8、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小学毕业后,她考入河南省立开封师范。

抗战爆发,她随父母辗转到达重庆,1941年她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小学教员。

1943年秋,萧明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北京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给了萧明华极大的教育和鼓舞。1947年9月,根据萧明华的表现,组织上决定吸收她加入朱芳春领导的地下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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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资料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朱芳春庄重地告诉萧明华,做情报工作是危险的,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要有坚定的意志,所以做出决定之前,你可以从容认真地考虑几天。

萧明华陡然立起,坚定地说:“还想什么?!我早就想过多少遍了,请您转告组织,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一个人能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而死,就无愧于己,无愧于父母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萧明华即将毕业的时候,远在台湾大学担任国文系系主任的恩师台静农先生深知萧明华国语注音、语音应用的教学功力,几次写信殷切邀请萧明华到台湾任教。

大陆解放在即,静农先生的邀请无疑是为去台开辟新战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反复考虑之后,萧明华向朱芳春道出这一设想,朱芳春立即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党组织很快批准了萧明华的建议。

1948年6月中旬,萧明华做好了赴台准备,她甚至放弃了毕业典礼。行前,她专程返回老家,探望年迈的双亲。

此时萧明华的父亲已年近耄耋,母亲也早过了花甲。萧明华满含愧疚地对母亲说:“您和爸爸为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这个做女儿的,还没有好好地报答你们,不会怪我吧?”

母亲轻抚女儿的双手说:“有你这样懂事的孩子,我这个做娘的就心满意足了。”

黎明的前夜,肩负重任的萧明华藏起对亲人、对故土的眷恋,义无反顾地远赴海峡对面……

六次送出重要情报

初到台湾,为了工作的隐蔽,萧明华选择了去台湾师范学院任教,学校为她提供了一处僻静的院落作为宿舍。接着,萧明华又与《国语日报》社联系好了工作。

至此,萧明华完成了来台工作的第一步——站稳脚跟。

不久,她的领导兼老师——朱芳春,化名于非,也来到台湾,与萧明华以夫妻名义开展地下工作。

1948年9月,他们利用台湾省政府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一些讲习班或讲座,由于非出面讲课,扩大社会影响,从中考察、培养革命骨干。

在此基础上,于非与萧明华组建了“台湾新民主义青年联盟”,把讲习班中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

此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迅猛使得一些同志非常兴奋,一位同志在大学组织的合唱团中教唱《东方红》,歌声响彻整个校园。萧明华得知后,耐心地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告诫他,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冲昏头脑。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6月,于非回北平向组织汇报在台工作。上级组织指示他们为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获取军事情报。

任务和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萧明华和于非将“台新盟”转入地下。萧明华负责联络工作,并承担情报资料的保管、整理和密写。

此外,她还不能耽误学校正常的教学、报社的编辑等工作,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本就瘦弱的萧明华身体更加单薄。同志们劝她注意营养和休息,她莞尔一笑:“既然我们已把生命置之度外,清贫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

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短短两个月,他们排除困难,六次送出重要情报,对于解放我沿海诸岛,发挥了重大作用。

大陆解放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风雨飘摇的统治,宣布全岛“戒严”,台湾岛立刻淹没在白色恐怖之中。

地下工作面临空前的严峻考验。

1950年2月4日,萧明华请三哥萧明柱到自己家中过生日,正当他们欢叙手足之情时,门外传来敲门声,两个陌生人借口请于非演讲,毫不客气地走进房间。萧明华临危不乱,面带微笑接待“客人”,陌生人没有发现异状,又没有找到于非,只好悻悻而去。萧明华立即关照哥哥多加小心,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要紧张,记住“我们只是兄妹关系,其他没有任何牵连”。

哥哥走后,萧明华立即想办法与于非等联系,将已获得的情报送走。当战友劝她也避一避时,她摇摇头说:“我不能动,现在情况不明,我一动就暴露了。”

两天后的深夜,萧明华在自己的宿舍被捕。

被捕时,她从容镇定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取下了搭在后窗外竹竿上的旗袍,发出了危险报警信号。

“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

萧明华被捕之初,被关押在人称“阎罗殿”的台湾“保安司令部保安处”。

记者在一份材料中,看到这样的记载:

“阎罗殿”里残暴的“小鬼”们对她施以电椅、老虎凳、捆绑吊打,五天五夜不许她睡觉,妄图使萧明华在长时间的疲劳中失去自制力,不能进行正常的思维判断,继而从她纤弱的身上得到情报。萧明华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经受了非人所能承受的煎熬。她对暴戾狡诈的敌人郑重地宣告:“我是一个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支持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者。”

一位曾在敌人看守所做勤杂工的人回忆说,他亲眼看到萧明华遭受到的酷刑,她双手被捆吊在梁上,虽满脸鲜血,双手双臂多处骨折,仍然坚强不屈,昏去醒来,也只是对那行刑的狱卒轻蔑地一笑。

在这个年轻纤弱的女性面前,这位勤杂工汗颜自愧,很快找借口离开了那个魔窟。

1950年11月7日夜,“军法处”看守所办公室的灯光又亮了。难友们都知道,那是敌人在为第二天的处决做准备,她们从看守对萧明华的恶劣态度,预感到她们喜爱的明姐将要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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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友们紧紧地围在萧明华身边,低声哽咽着。萧明华明白难友们不舍的心思和情谊,她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一眼不远处的灯光,又坐在自己的铺位边,微笑着说:“我早有准备。不要紧,大家干自己的事情吧!”

她拿出离开家时母亲送的黄杨木梳,因受暴刑,手指骨折,她早已不能自己梳头,只好请一直为自己梳头的难友小黄再梳最后一次。小黄流着眼泪,解开萧明华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小心梳理起来……

萧明华打开自己的包袱,取出李清照的诗集,请难友小廖为大家读《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刚烈的诗句,伴着难友们的低声抽泣,萦绕在牢房中。

11月8日凌晨,黑暗的牢房门打开了。

萧明华沉静地站起来,整理好头发和衣装,同难友们告别:“永别了,姐妹们,愿你们早日自由!”她高昂着头站在戒备森严的军警中,听完“军事法庭”的“宣判”之后,她平静地坐下,从容不迫拿起笔,留下了给亲人的最后嘱托……

随后,萧明华被绑上汽车,押往马场町刑场。在刑场的沙丘旁,执行的宪兵令她跪下,一向温和纤弱的萧明华突然挣脱两个宪兵的挟持,奋力奔向沙丘顶,昂首高呼口号……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沙丘顶上,双眸圆睁。

在北京师范大学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师大英烈传》中,有一段萧明华烈士的生平简介,这是关于她的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在这个简介中,记者了解到萧明华是父母最宝贝的幼女,在十五六岁时就成了家中的小主人,全家人都对她言听计从……这些跟她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有什么关系?她的家人现在身居何处?

采访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了解到曾有一个人为萧明华烈士写过传记,而他就是萧明华的大侄子萧穆。萧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前厂长,少将军衔,曾组织拍摄了《大决战》等多部革命军事巨片。

4月1日,年近八旬的萧穆将军在家中告诉记者,他至今还保留着萧明华烈士与他的最后一次通信,在这封信中,除了对亲人的嘘寒问暖,最重要的是“华姑坚定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在关于萧穆的介绍中,记者看到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歧北墟宅美村,那为什么萧明华和他都会出生在浙江嘉兴呢?

萧穆告诉记者,清末,潮阳县就已经是一个着名的华侨县,因为地少人多,很多人不得不到外地去谋生存,有的去了海外,有的则投靠各地的同乡会。

“我的祖父萧子山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上海的,离开家乡时身上只带了8块银元。”萧穆说,“到上海后依然发现生活难以为继,祖父就把家搬到了离上海很近的浙江嘉兴,在那里做过杂工、厨师、水果商贩,最后经营手工织袜作坊,生活才渐渐安定起来。”

萧穆的父辈均出生于嘉兴,他的父亲是家中老大。因为自己没什么文化,萧子山全力供自己的孩子读书。

“除了一个叔叔和长年患病的大姑,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父辈大都读到了大学。”萧穆说,“萧明华是祖父最小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家里人都叫她‘华宝’。”

抗战爆发时,萧子山的织袜作坊已经在帝国主义大型工业的挤压下破产,为避战火不做亡国奴,萧家历经千辛万苦,举家迁往大后方重庆。

“我的父亲担负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华姑的学业其实是我父亲支持下完成的,因为她只比我大7岁,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萧穆说,“小时候的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只知道当年中学开学时就是华姑送我去的。”

1941年萧明华从重庆师范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被学校选送到在青木关举办的国语师资训练班,学习国语注音符号的应用和教学。

“萧明华国语注音符号学得很好,甚至能用国语注音符号写文章,这就为她日后的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穆说。

根据当时的规定,中级师范毕业生必须任教两年方可继续深造。1943年秋,萧明华在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以优异成绩考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虽然四川白沙是个小城镇,但抗战期间,这里荟萃了许多着名专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等。

萧穆说:“因为华姑的成绩非常优秀,给台静农等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郑苹如:轰动上海滩的女间谍

1939年12月21日的傍晚,从上海当时最有名的西比利亚皮草行传出了一阵枪声。国民党女特务郑苹如准备暗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头目丁默村,事先虽然经过了严密的筹划,却不幸败露。之后,郑苹如又深入虎穴,准备再次暗杀丁默村,最终失败。出于一颗爱国之心,郑苹如舍弃的不仅仅只是自己年轻的生命,还有一段乱世“不了情”。

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当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丁默村本是个色中饿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村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村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村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画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村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岂料就在此时张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张李原有一番交情,当张和盘托出“刺丁”计划时,正中李士群夫妇的心意,为防事迹泄漏,他们先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中统上海区见没有任何异状,于是原计划照常执行。

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便赶到沪西陪丁默村直到傍晚。丁说要去虹口,郑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路、戈登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嬲着丁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村的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见丁默村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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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村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击人员,因只是“协助”成分,因此也没有怎么出力,暗杀行动乃告功败垂成。但对郑苹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村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村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因此在第三天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村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畲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村自然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村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村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救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村与李士群都不知道。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请出郑苹如,谎称丁默村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死时年仅23岁。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学习飞行的郑苹如的弟弟郑海澄毅然回国,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1944年1月19日,他在保卫重庆的空战中壮烈牺牲。郑苹如的未婚夫王汉勋是郑海澄的空军战友,1939年春,他曾两次写信约郑苹如去香港结婚,但国难当头,郑苹如一再推迟婚约,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再步入婚礼殿堂。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对恋人为了抗战先后倒下。1944年8月7日,王汉勋在衡山执行军事任务时牺牲,时为上校大队长。如今,郑海澄、王汉勋的名字都镌刻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纪念碑上。一门忠烈当之无愧!

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郑华君女士于1966年以八十高龄病逝于台湾。

丁默村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关于《色·戒》

在郑苹如被杀后,也有一种说法流传出来———她对丁默村动了感情,因而在服装店里的关键时刻情不自禁,暗示丁默村有危险,让他得以逃脱。这种说法,被张爱玲在《色·戒》强化。

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正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而后来,张爱玲和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交往,她从胡兰成口中得知了详细故事。“胡兰成曾任汪伪宣传部次长,语苹如、默村事与张爱玲,爱玲乃作《色·戒》小说。然于二人情事,太多渲染云。”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历史真相被掩盖,甚至被歪曲,在流言蜚语下,这次刺杀汉奸的行动被说成是郑苹如设计诱杀丁默村,但对丁默村动了真情,这种说法被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进一步强化。这导致郑苹如以身报国的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外界所知,甚至被诬陷为“迷恋汉奸情人”而一度备受谴责。有学者认为,张爱玲通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展现了女性和男性对情感的不同价值取向,以及悲剧人物的悲剧宿命。然而,更多的人认为,张爱玲为自己从胡兰成口中得知的锄奸故事涂上一层粉红的色彩,但郑苹如用自己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告诉所有人:烈士忠贞不屈的灵魂.

10、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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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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