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说《孟子》 扬浩然正气——读王蒙著《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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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哲

“两千多年前的孟轲,今天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有意义的。他很有个性,他善于辩论,他文思纵横而且大义凛然,他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问题讲得通透贯穿,同时表达了足够的处世的聪明与应对的机敏。初读《孟子》,对他的大言、雄辩、夸张、横空举例不无隔膜感,再读三读,渐渐感觉到了孟轲的智慧与可爱。善哉《孟子》,甚可读也。”这是王蒙先生八十岁高龄阅读《孟子》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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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他的学生等人的言论,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被朱熹列入“四书”,也是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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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说<孟子>》是王蒙先生新作,打破《孟子》原有段落,重新编辑组合排列,对孟子及其著作《孟子》进行“王解”与“评点”,挖掘孟子“民本”“仁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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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蒙说<孟子>》新书发布会上,王蒙说初读《孟子》有时候觉得隔膜,是因为孟子所处的时代和语境不同。“孟子一上来先要分清义和利,那时候他谈的利跟现在说的利并不一样。孟子的义主要是指义理,即大道理、大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孟子的话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此话值得回味:一个权力系统,如果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利益,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很简单,利与利有时相悖,不同的人、家、国、天下各有其私利,争利的结果会是天下大乱。但今天的人们明白,除了私利,还有国家、人民的利益,利益是有最大公约数的,大道理与大功利是分不开的。过分强调义与利势不两立,其后果是给人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的评价。第二,孟子说话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侯、王、大臣,说你们治国,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知道了孟子说话的具体的状态以及针对什么人说话,就觉得他敢说,有些话说得还非常尖锐,但是有的地方又非常灵活。

83岁的著名作家、学者王蒙先生新书《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近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读书界的一致好评!
王蒙对新书,逐字反复批改,反复推敲文稿关键字词。他坦言,初读《孟子》,对其大言、雄辩、夸张、横空举例,不无隔膜感,再读三读,才渐渐感觉到了孟子的智慧与可爱,认为孟子一书,对于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王蒙少年成名,笔耕不辍,70岁左右出了解读老庄的著作,为什么会在80岁选择读《孟子》呢?

王蒙生于北京,原籍河北沧州。他笔耕六十余年,写下45卷文集,1600余万字。曾任《人民文学》主编、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乃王蒙80余年的人生心得,对儒家经典《孟子》,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解读。该书打破了《孟子》原有段落的排列,根据其内容重新划分结构,分别给予综合评述,使读者能更系统地理解儒学精华。

王蒙说,无论是读老子、庄子、孟子,都是一种学习。王蒙经历非常丰富,“我也有参加革命的经验,也有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也有受挫折、打入另册的经验,我也有写小说的经验,也有写诗的经验,也有做报告的经验。”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王蒙认为老庄和孔孟不是对立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中华文化有它的整体性,我们一说‘无为’,都认为是老子的主张,但是无为而治恰恰是《论语》说禹舜南面而坐,各种事自然就搞好了。天下大同,无为而治,这既是老子的思想,又是孔子的思想,又是孟子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通的。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如果治国理政的话,多学学孔孟之道;如果处理个人的身心包括养生,多学一点老庄。——这个说法也对。”

王蒙先生写完书后,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感受:“两千多年前的孟轲,今天仍然是有启发有意义的。他很有个性,他善于辩论,他文思纵横而且大义凛然,他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问题讲得通透贯穿,同时表达了足够的处世的聪明与应对的机敏。再读三读,渐渐感觉到了孟轲的智慧与可爱。善哉《孟子》,甚可读也。”

对孟子的思想,王蒙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例如孟子说“浩然正气”,王蒙理解就是文化自信。“归根到底一个人的自信是文化自信。块头自信当然也很好,个儿跟姚明一样高,打拳跟泰森一样,那个人也有自信,但是那也是文化自信,那是拳击文化、是体育文化、是竞技文化。而孟子为什么有浩然之气呢?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的道义,为了国泰民安,为了平天下,为了使人真正活的像个人一样,为了使50岁以上的人都穿上丝绸的衣服、70岁以上的人顿顿都有小炒肉。而且说的都是正义凛然,没有一句见不得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席的话。所以我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文化自信。”

王蒙先生,官场退休后,潜心学问,追求道德,笔耕不辍,文以载道,精神可嘉!《得民心
得天下:王蒙说<孟子>》,是继《老子的帮助》、《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王蒙话说红楼梦》,他读《老子》、读《论语》、读《红楼》之后,又一部倾心力作,见解独到,精彩纷呈,必定会受惠于读者,传之于后世!

总的来说,王蒙认为,孟子希望能用文化、道德,与文化道德的体现者圣贤、君子、士们,与掌大权却又无义战的诸侯君王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孟子这个希冀很难说做得怎么样,但是比没有好。孟子的思想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保留了活气、正气,也承认了即使封建专制之中仍然存在的缝隙。”

王蒙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混一性,什么事情都希望能找到一个“一”,在孟子的学说中,这个“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性善”,这也是孟子的理念与信仰。所以在那个时候,孟子认为治国要建立在善的基础上,要爱民、符合民心,要让老百姓过得好。“‘性善’在孟子这里是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原则。他的哲学、仁政主张,所讲的‘王道’及宣传的一切为政的出发点都是性善论。”对于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他认为,这就是文化自信,“孟子为什么会有浩然之气?即他认为自己所说的话都是正义凛然,没有见不得人的”。

王蒙认为孟子的为学也有可取之处。由于注重义理,孟子在阅读、接受文学批评上有重要说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王蒙说,多媒体等的发达使一些糊涂人作出文学式微、小说灭亡的预言,就是说以为用不会思索的“耳目之官”的“视听”可以代替用“心之官”去“思”与“得”的“阅读”,这一类问题,孟子早就讲明白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对于今天网络与多媒体时代的人恰中要害。

王蒙在其新书出版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意义。他指出,就现在来看,《孟子》中很多精神、见解仍然是“活着的”,“孟子说人的眼睛管看,耳朵管听,心管想,这里的心指的是精神:光看、听是不够的,还要有思考。他提倡多用脑多用心。我以前还写文章,说害怕技术发达的结果是使人白痴化,即科技发展会削弱人原来的能力。比如电脑、手机发达了,一搜索什么都能知道,这种情况下还会多用头脑思考吗?所以孟子的这些理论对现实仍然有很大意义”。

王蒙还很欣赏孟子所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王蒙说<孟子>》赞叹说:“由简入繁,再由繁入简;由约入博,再由博入约;由略入详,再由详入略;由地面高入云天,再由云天稳稳落到地面;由平淡进入高亢激昂,再从高亢激昂回到‘放其心’——踏踏实实地淡定安详……这是做人做文之道,为政为学之门。”

“孔子主持祭祀之礼的时候,因为祭祀用到的肉没有按时拿来,一生气就辞职走了。别人说孔子小气,但孟子是这么替孔子辩护的:‘他早就不想在这个地方干了,但是要找一个恰当的理由,比如祭祀没有肉。”王蒙还举了其他几个与古人智慧有关的小例子,并风趣地说,“千万不要认为古人比咱们傻,古人比咱们智慧得多,很多地方我们是需要从古人那儿来学习,从而使自身长进”。

王蒙先生,对于《孟子》一书,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经过他的研究与统计,《孟子》一书中,“王”字出现凡三百二十二次,“天”出现二百八十七次,“民”二百零九次,“君子”一词八十三次,“士”八十七次,从中可见一斑。

王蒙先生说,书中“王”字最多,因为他致力于为王者师,谈王论王,也见过、教训批评过很多侯王,获得过或拒绝过他们的馈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不低。虽然有过与齐王如何见面之争,有“既然您称病不过来,我也干脆称病不去”等躲来藏去的捉迷藏游戏,却未见过孟子遭遇过类似孔子厄于陈、蔡的窘态。从境遇来说,孟子比孔子牛气很多。而且孟子有理论,引用曾子言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

孔孟是否复古?王蒙先生有他的看法,他认为:孟子是言必称尧舜——仁政,孔子是梦欲见周公——重建郁郁乎文哉的礼乐之邦。这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怀念中华文明的奠基——启蒙阶段,恰如一个人在躁动焦虑哭哭闹闹的青年时期回忆向往自己单纯快乐的童年。草创阶段,百废俱兴、百事最美、人情天理、中规中矩、新鲜活泼,正是尧舜文王时期的特殊魅力。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明使生活规范,规范渐渐引起逆反,英雄(枭雄)不畏也不全信规范,他们懂得了使规范为己所用。文明使生活文化雅化,也使生活啰唆、形式主义,直到某种文明成为桎梏,文明异化成为幸福与人性的对立面。美好的语言与意向温暖人心,时间长了,美言变成套话空话,好心变成作秀,礼仪变成虚与委蛇,仁义道德变成幌子。(到了后世,鲁迅揭露说传统文化在仁义道德字样的夹缝里写的是“吃人”二字。)一种文明、一种体制、一个朝代,在它的初始化阶段大多是生气勃勃、引人入胜、万民欢呼的。而过了一个时期,各种僵化、老化、空化、异化、腐败与病毒入侵的现象渐渐滋生,甚至成为痼疾。于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孔孟竭力要求回到唐尧时代,而庄子干脆要求回到更古老的前神农时代,老子的希望则是人人回到婴儿时期,老子要问人们的是:“你们还能婴儿乎?”

圣贤垂范天下,孔孟垂范后世。王蒙先生在书中,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是绝对的世俗与庸常的快乐,又是高尚与淳朴的,最最符合天性自然的快乐,而且应该说是不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的最普泛的快乐。它既是自然又是超自然的天所能给予、所愿给予、所可能给予的快乐,而针对斯时的急功近利、称王称霸的追求说,它又是一服清醒剂。为什么“王天下”不属于君子之乐的范畴呢?因为那里面包含了权力争夺的因素,因为那不是快乐而是责任,还因为天并不可能助所有的君子获得“王天下”的成功。孔孟的天与老子的(天)道差不多,是不言的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的天,是“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的天,这是中国的终极关怀、终极信仰的一个极不凡的智慧:即不将概念神意志化、人格化。老子那里甚至于提出了“天地不仁”的惊人命题,这一点与儒家相差甚远。老子的命题在于承认天超然于人文观念之外。孔孟则强调人文观念最终是天命的产物,不但是天命的产物,也是后天培育教化的成果。孔孟把先天与后天进一步统一起来了,因为彼时性恶的现实比比皆是。孟子费了老大劲论述,是由于环境与后天的失常才发生了糟践善因的痛心事态。是故孟子推崇的大丈夫——精英中的巨型成功人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突显了信仰坚定的特色。关键在品质,在内心追求——志,不在事功,具有信仰主义的某些特征。信了就能做,做了就能胜能好,略费了点口舌,事功的事捎带脚也做到了。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自己认定的仁德正义、理直气壮之事,谁也不必害怕,一往无前也就能百战百胜。只要自己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谁对谁也不可大意任性。古今中外的勇士,其勇多半是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孟子这里,更看重的则是义理,有了义理,天下无敌;输了义理,就休要逞雄。人性·民心·天意·圣贤主义即古代的精英主义,集中表现为王天下亦即平天下的无敌仁政,这是孟子的四位一体的道德政治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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