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器”如何铸就:百年《辞源》的工匠精神

作为国之大器、国祚之基,《辞源》断不只是逞一时之用,它拥有成为千秋巨制、万代国宝之志;拥有泽被万代、代代相传之愿。陈原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中评价《辞源》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化”辞书。他说,“被称为‘百科辞典’的类书,应当说,在我国始于《辞源》”。

产品形式创新。《辞源》的百年进化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在图书装帧设计形式上不断为满足读者变化发展需求,探索创新的发展史。

“编词典是艰苦而又不被人理解的劳动。我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是真正的人干的!他能牺牲自己,为别人的幸福,为国家的四化,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积累,为整个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历史不会忘记这些圣人,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圣人。这些圣人一时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终究会有人知道他们的。”

工匠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专业精湛技艺的掌握,以及对这种技艺提升的不懈追求。首先要精其一门甚至多门,且在这一门钻研下去,永不满足。参与《辞源》第二版修订的各位编纂者们就是这样一些身怀绝技、独具“匠气”之人。据刘叶秋在《商务印书馆〈辞源〉组诸老》中回忆,其中的吴玉如先生工词章与书法,能背诵的古文诗词很多,大家在《辞源》编纂过程中遇到古人诗文不知谁作或缺少篇目不好查找的,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请教;张子厚先生是看古董的行家,尤其精于鉴别瓷器,《辞源》涉及古瓷的条目,多请他审订。夏松生先生自少时即好读佛经,熟于释典,碰见难查的佛经条目,请他寻检,往往一索便得,事半功倍。周云青熟于版本目录之学,为《辞源》出力亦多,别人撰稿,遇到生僻的书名,一请教他,大都能找到线索,查出眉目。他对于汉字的笔画特别熟悉,常有人问他某字多少画,他往往能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出。而主编刘叶秋自己则是写有《中国的字典》《中国古代的字典》这样两部专著的专家,学问淹博。舒宝璋《辞源忆旧》中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媒体把蔡元培1919年5月8日辞去北大校长,次日离开北京时留下的启事重新发表,其中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许多人都不理解,是刘叶秋老及时查到此语乃出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满足了各界的喁喁之望,并随即编成词条,补入《辞源》(修订本)第二册。(见《辞源研究论文集》第83页)

上述诸人虽都是技艺独具的业界精英,但他们肯于把自己独到的精湛汇聚在一个大的目标的实践之下,终于铸成民族大器《辞源》。这才是《辞源》体现出的大国工匠精神之所在。《辞源》把无数个小我融入集体,融入团队,让他们各自灿烂、各自闪耀,也让他们的生命之火由于集体的力量而长久。

修订《辞源》的工作是一种成天和古籍打交道的工作。在《辞源》修订本定稿时,从广西修订组到商务参加定稿的顾绍柏同志,曾写了一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说修订的甘苦》,发表在商务总编室1981年4月15日编印的内部资料《工作简讯》上。文中形象地反映了编辑们的工作实况:“感谢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和资料室的同志,他们为《辞源》审稿调集了一大批急需的图书资料,估计不下万册,分别放在四楼辞源组的三个办公室,如果将三室看成三点,用线连接起来,正好成为一个直角三角形。我们外省的和商务辞源组的同志共十几个人,为了查书,就是这样沿着直角三角形的边线作穿梭运动,每人每天少则走几次,多则走十几次、几十次,脑子手脚来一个同时并举。而这对于我们外省的同志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下面的图书资料没有商务的齐全,我们常常要远征到外单位去查书。一般说来,作家们正式进入创作阶段,是不会有这种奔波之苦的。有时为了弄清一个词条,要花上半天、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要翻阅十几种、几十种图书资料,弄得头昏脑胀。当然一旦问题获得解决,心里也是很兴奋、很激动的,这就叫“苦中有乐”。

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企业使命的商务印书馆,一向把企业经营作为报国的途径和工具,出版利国利民的好书,使国民铸就能够长久跻身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文化根基,是他们的根本追求。《辞源》的整个出版史,完美体现出商务印书馆作为现代民族企业的佼佼者所具备的最为精良的企业素质和崇高的企业道德追求:造福社会即对社会的奉献精神。1915年出版的《辞源》,耗时8年,投入50余人,耗资13万银元,而商务当时的总资本总计仅200万银元。作为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独担弘扬民族文化之大任,其奉献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吴敬恒曾说,“营业者两利之事,职兼贸利与改良。二者完,即营业之道德也。西方商品之改良,月异而岁不同者,以单纯贸利之品物,扶持营业道德者所勿善。故不登于市场,然其得果。品物日良,而营业亦益利,皆道德最后之报偿。印刷业为文化之媒介,印刷之品改良,尤重于物物。商务馆愿以改良之品物,不计贸利之微薄,补助于文化。斯重营业之道德,以求营业之发达者欤。”他的这段话将商务印书馆以国家民族进步为第一要义追求的优秀企业素质勾勒的十分精当,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商务百年传承的企业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从来只把出好书作为企业的追求,出好书永远比赚钱更重要。这种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是在企业创建之初就熔铸下来的企业基因,也一直得以传承和延续至今。

业内人皆有共识,编词典是一种“苦役”。非有过人的坚忍和勇毅,非有强烈的为理想和事业献身的精神,难以承担更难以成就这样的责任和考验。第三版《辞源》的修订者们,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顾高龄,同样继承了这种忘我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辞源》第二次协作会议于1976年5月4—18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交流了第一次协作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并对一些需要解决的事项做出了决定。

对产品不断打磨、精细雕琢是工匠精神在产品制造中的一种体现。具体在词典编纂中,则是通过对一部词典的不断修订,使其不断跟上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知识和内容。吴泽炎便提到过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覆核全部书证,逐条查对引文,加注篇目,更换更为接近语源的书证,从而提高书证的从属地位,使《辞源》原有的“沿流溯源”“由源竟委”的特点更鲜明突出。

团队合作是人类的优秀基因,更是工匠摆脱狭隘的独立作坊式作业,进入现代企业协作分工后具有的运营优势,是现代工匠精神的一种优异素质。《辞源》初版,是数十位学者大儒“竭日夜之劳力,数年共相探讨于一室者,共一二十人。闳雅如高梦旦先生,通博如傅伟平先生,与吾乡名流若蔡松如先生类者,穷年相聚,止治此一事。”方才成就的伟业;《辞源》第二版是国家汇集了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人才,分别成立《辞源》修订小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协作修订、协作定稿完成。虽正式署名者112人,但前后参与其事的人远不止这一百余人。舒宝璋在《辞源忆旧》中总结道:“《辞源》修订的成功,也是社会大协作的结果。在定稿过程中,凡涉及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的条目,皆随时由专人分送各有关部委审阅认可或酌情改动,以期在政策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定稿过程中,还注意广泛征求和吸纳学术教育界专家的意见,以期能集思广益。”

《辞源》第三次协作会议于1976年12月17—28日在广西桂林举行,对于“文革”时期的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还通过了一些改进编纂工作的具体办法。

2009年,《辞源》首次实现了计算机排版,推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版,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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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1日,《辞源》修订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除“四人帮”极左思潮这些年对词典工作的干扰和影响的一次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陈原同志经过认真准备,代表国家出版局的《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在会上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讲话,提出了在辞典工作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要注意划清十个方面的界限。只有思想是非分清楚了,才能使词典工作大干快上。这十个方面的界限是: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要有时代精神和为当前政治斗争服务的界限;相对稳定性和“反对新生事物”的界限;尊重语言规律和所谓“封资修的大杂烩“的界限;洋为中用和“崇洋媚外”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文风和“帮八股”的界限。(陈原1971年11月1日在《辞源》修订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关于划清词典工作十个是非界限的讲话,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划清词典工作中若干是非界限》文章中修正为八个是非界限,即:词典工作和政论的界限;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相对稳定性和“反对新生事物”的界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封资修大杂烩”的界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回潮、复辟”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的文风和帮八股、繁琐哲学的界限;群众路线和弄虚作假“三结合”的界限。)陈原同志的这次讲话理论联系实际,以大量事实例证从理论的高度对所探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对词典工作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这次讲话在词典界广为传播,对肃清“四人帮”流毒和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堪称国之大器者,其价值和功用必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从编撰的缘起,到所含内容的功用,直至成书品质,都是辞书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国之大器。

《辞源》最初问世之际,满足了当时中国国民普及文化教育、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满足了成长中的现代化国家奠基文化的需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研究文化遗产和解决阅读古籍疑难问题的需求;《辞源》第三版问世于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之际,则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陈原同志1980年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理想和信仰作出奉献和牺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的话,那么把获得奉献和牺牲的机会视为幸运,把奉献和牺牲本身视作幸福,则是一种更为可贵的境界。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在提倡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同时,若能求得苦中作乐、乐在其中的境界,那便达到生命之完美,事业之完美,也便少去了悲怆和遗憾,而多了份甜蜜和向往。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曾这样极言字典编纂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但在《辞源》三版出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最多的表达却是他们对于成为《辞源》编纂队伍中的一员备感幸运和荣幸,心中充满幸福和自豪感,这种幸运和幸福被他们开玩笑式地概括为“一生有缘,三生有幸”。之所以有缘参与《辞源》编撰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是因为在专家们眼里,《辞源》是个大熔炉,它锤炼人的意志品质,在这个大熔炉里所承受之苦,乃人生之财富,能受此之苦,便没有其他之苦不能承受;《辞源》是所大学校,专家名流聚集一堂,学术要求高至苛刻,流程程序繁复多样,参与其中会得到全方位的滋养、锻炼和提升,正是学术人生难得之机会;《辞源》还是一个大家庭,老中青三代几百名专家学者在这里研学创作、互助相长、其乐融融。

《辞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品质的执着坚持和追求、对细节的苛刻要求和把握;就是将产品能够长久造福于世作为首要目的,努力追求产品的最优的过程坚持。

关于辞书工作者的甘苦,担任《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的陈原同志1980年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的《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讲的一段话,做了最好的表述:

内容创新。正如《辞源续编说例》所记:“《辞源》一书……不觉转瞬已十余年,此十余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词发生。所受各界要求校正增补之函,不下数千通,有绝非将原书挖改一二语,勘误若干条所能餍望着。”因此,才广收新名,增补新词3万余条。使《辞源》兼具“研究旧学之渊薮”“融贯新旧之津梁”的功能,随后,每一次增补和修订也都是本着这样与时俱进的初心,不断改变结构、充实内容、创新体例,丰富产品形式,以满足读书界变化着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百废待兴。1957年冬,毛泽东主席的湖南老乡舒新城前往北京,专程汇报他受毛主席委托修订《辞海》之事,这次会上将京沪两地分别修订《辞海》和《辞源》提上日程。1958年春,商务印书馆提出修订《辞源》设想。同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拟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计划要点》将“《辞源》修订本”列为长远规划中词典工具书的一种。为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分工,规划小组要求将《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成一部大型的古汉语,包括古代人、地、器物、典章、制度的辞书。商务印书馆再一次顺应时代之需,启动《辞源》修订。设置了由吴泽炎任组长的“辞源组”。
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出版。1965年,修订稿第二分册完成一半,第三、四分册完成初步加工,由于文革停顿下来。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出版局会同教育部向国务院写报告,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十年上报国务院,获得批准,下发全国执行。我受国家出版局领导指示,在出版部负责辞书出版管理工作。遵照陈翰伯同志的安排,先抓几部影响较大的大型汉语辞书。其中《辞海》的修订工作已由上海在抓;《辞源》的修订和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这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由华东、中南、西南12个省、市、自治区的出版部门和有关出版社一同协作进行。随着工作的进展,不断有新的情况和问题出现。在省、市、自治区的协作中,有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国家出版局协调解决,我就经常和教育部高教一司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出版局的词典工作办公室,以及和上海、四川、湖北三地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全国辞书编写、出版信息的交汇点,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局主管领导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供领导作决策参考。国家出版局主管辞书的领导同志先后有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刘杲,还有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季啸风(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对几部大型汉语辞书的出版有过重要贡献)。几位领导同志为了实现甩掉“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帽子,立志为我国辞书出版事业赶上世界先进行列做出努力,曾经多处奔波,勉励辞书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坚持做出成绩,或为他们的困难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解决。我从1975年几部大型辞书的开创工作时起,一直到1994年三部大型汉语辞书全部完成时止,曾先后担任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辞源》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的联络员、《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三部大型汉语辞书的领导工作,随几位领导同志除在北京召开会议外,还到过上海、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宁波、合肥、黄山、郑州、长沙、桂林、重庆、成都等地,召开或参加辞书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18年内共有25次。

《辞源》第三版在启动修订之时,商务印书馆便明确提出了本次《辞源》修订的三大目标:其一是完成一部反映最新学术成果,体现国家水准、代表国家意志的精品力作;其二是推出一批《辞源》学识研究成果,把修订工作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修订的产品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三是培养一支《辞源》所独有的队伍,包括专家队伍和编辑队伍。应该说,这三个目标有一半是立足当下的,而另一半则是面向未来的。其中的第一个目标完全是服务当下的目标;第二个目标一半服务当下一半服务未来,即一半是为了激励和反映伴随《辞源》修订而产生的当下学术成果,一半是为了让这些成果为未来《辞源》的修订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和参照;第三个目标则完全是面向未来的,面向未来的《辞源》修订,是为未来《辞源》修订后继有人。这一点特别重要,《辞源》修订难度之大,工程之浩繁,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第二版修订时间跨度达几十年,第三版修订也近十年之久,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人才难题。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在第三版启动修订之时,就下决心通过此次修订锻炼和培养两支队伍,即专家编撰队伍和编辑加工队伍的原因。我们的事业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是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事业,《辞源》修订必须后继有人。2015年12月,随着《辞源》第三版修订工作大功告成,编撰者和出版者都欣慰地感到,商务印书馆事先确定的这三个修订目标都在不同程度上令人满意地实现了。这是百年《辞源》为我们留下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辞源》的“百科”概念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印记。《辞源》保存的是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例如“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编纂宗旨使得她能够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至于用外国的和现代的意义去附会古代词语,这样就形成了清晰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商务印书馆对《辞源》的重新修订工作开始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6年1月,我曾参与这项工作,虽然距今已过去37年之久,但当年的种种事情仍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没有忘却。

人类因为具有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而成为世界主宰和万物之灵,而只有通过创造实践,才能呈现出思想和精神的模样。如果没有创造实践,人的高贵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就无从附丽、无法呈现。人类文明是由造物文化所成就的,造物是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的体现形式。人和物互为表里,在造物里有人的精神和情感、技能的寄托,而人,需要靠他所造之物来托出和成就。一个人的造物是这个人的精神的投射和具象,一个企业的造物是这个企业精神和追求的展现,一个民族的造物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聚集的几代出版人、学者的热情投入与责任担当,铸就了《辞源》这一民族品牌。在《辞源》百多年的修订、打磨中,众多文化前辈、学界领袖、业内精英,先如张元济、陆尔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又如叶圣陶、陈原、胡愈之、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再如何九盈、王宁、董琨等,都曾投身其中,勉力而为,为《辞源》的常用常新集薪聚火,
使《辞源》成为一部不只是阅读古籍的工具书,更是中国知识人士、出版企业家坚持文化教育初心、坚守传统文化信念、传承工匠精神的一座丰碑。《辞源》凝聚着大国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几代智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的物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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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文革”后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形而上学”猖獗,极左思潮泛滥,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受到影响较深的词典编纂人员曾经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词典的编纂、修订工作“要用革命大批判开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将帝王将相、陛下、太监、僧侣等词汇统统从词典中清除掉”,“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等。当时有一种“时尚”是采用大量的毛主席语录作为例句,语录出现得愈多就愈“革命”。有一本外语词典的编写组竟然提出,要将“毛泽东思想”普及到全世界。落实到词典的措施就是选出一、二百条语录,有计划地安排在词典的例句中,好比飞机场放一条,东直门放一条,东四、东单、天安门等处再放若干条,这就叫“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那时,词典的词条还有所谓“积极词汇”、“消极词汇”和“黄色词汇”等框框,认为无产阶级编纂的词典应当并且只能选收乐观的、正面的、积极的词汇,尽量删除那些消极的、低沉的、反面的词汇——因为那是资产阶级腐朽意识的表现,例如“沙发”一词即被视作“消极词汇”而删除。当时还流行一种风气,不管编什么书都要“三结合”,不分词典还是其他,均由工宣队的工人师傅当党支部书记或编写组组长,吸收工农兵参加,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当陪衬,有劲使不上,或说话没有人听,有时甚至发生“党支部说了算,还是你们知识分子说了算”的质问。有的工农兵文化程度低,编古汉语词典也要他们参加。有一家着名大学中文系师生和一家工厂工人“三结合”,编纂一本古汉语小词典,一位着名的老教授在工厂简陋的宿舍,上午先给工农兵组长辅导古汉语知识,下午再对工农兵组员写的词条进行修改,比自己写还吃力得多。而这本词典出版后,署名则是工人编纂组的名字,美其名为“工人阶级占领了上层建筑出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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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精神,物质终会消亡,唯有精神和思想永存,精神传承下去,物质和技艺才能不断更新。创新不辍,以期产品更加满足读者需求,是《辞源》修订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工匠精神的又一种呈现。创新既体现为产品形式和内容的不断改善,也体现为制造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和完善。还是一种永不自满、紧紧追随时代变化发展、科技进步和客户需求不断改进产品、提高技艺的理念。《辞源》的不断创新至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随陈翰伯同志组织的词典调查组开始,长期从事辞书出版管理工作

至1949年,《辞源》约计印行190万余部。《辞源》出版后的一则广告这样推荐:“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第三,《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辞源》修订本出齐后,在四卷的书前,找不到主编的名字,仅在第四卷的最后一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三人的名字。陈原同志在全书出齐后写的文章中说:这部正文3620页、索引和历代建元表122页,全书1400万字的古汉语词典,有“两个人从头到尾‘看’了一边,先是辞典界外的学者黄秋耘,然后是辞典界内的里手吴泽炎”。这三位同志确实对《辞源》修订工作的完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其次,《辞源》着意贮存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享有独立尊严的保证,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团队合作的工匠精神需要建立在坚强的组织和领导的基础之上方能得以体现。《辞源》第三版出版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总结《辞源》修订的成功经验认为,大型辞书三分靠修订、七分靠组织。《辞源》第三版修订过程中,先后召开主编会、分主编会61次;从26亿字之古籍语料库中提取辞目、书证语料30余万条;作者撰写原稿14万张、出校样1.5万张,作者、分主编、主编和编辑部审读原稿6遍,审读校样6遍;50位专业人员完成了8个校次、超过1亿字的校对。正式出版前,还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延请了108位各界专家学者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历经八载方才完成修订。这样宏大的工程和繁琐的工艺,如果没有精密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组织把控,的确难以完成。

我参与了《辞源》的修订,新编《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三部大型汉语辞书从开创到全书完成的全过程,经历了艰难的起步和在陈翰伯、许力以、边春光、陈原等老出版家的领导下,一步步地不断克服困难而走出困境的历程。《辞源》历时8年,参加编纂工作的主要人员有109人;《汉语大字典》历时15年,参加编纂工作的有300多人;《汉语大词典》历时18年,参加资料工作及编纂的人员前后有1000多人。在这三部大型辞书编纂队伍中,有许多语言学界的着名老专家、学者,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专家,他们都在这几部辞书的编纂中度过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还有不少老同志在原单位办了离退休手续后,自愿投入到几部辞书编纂队伍中来默默作奉献。也有一些为这几部辞书做出贡献的同志却未能看到它们的出版,三部辞书中仅《汉语大词典》就有47位专家、学者离开人世时未能目睹出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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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文革”中的1972年,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赠送给周总理一部大型百科辞书,周总理当时回赠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这个小国家名称叫什么?多数文章说是圣马力诺,有的说是摩纳哥。这个“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曾被广泛传播,由于有的文章作者是辞书界的着名专家,他们说的话似乎已成为定论,因而被一传再传。“文革”时期,我曾跟随陈翰伯同志参加《汉语大词典》的开创工作,当时遇到种种困难,队伍很不稳定,我曾听见翰伯同志在和词典编纂人员讲过这句话,但并没有讲过这个小国家的名字。2002年,曾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袁亮同志,在写《周恩来与新闻出版》一篇文章时,为了搞清“小国家”的具体名称,曾作了详细的调查。首先向外交部档案馆调查,收到答复说“经反复查找,我馆所藏有关档案,在礼品清单中未见上述礼品”。后又向陪同周总理接见圣马力诺外长、时任外交部西欧司负责人的胡叔度了解,他复信告知,不记得有此事。再查阅《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等书,都无此记载。至于另一个小国家摩纳哥,在“文革”期间,从未派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过。经过这番调查、了解,虽然所谓“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形象、生动,以此“推论”“文革”时的状况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作为一篇史料,由于史实不清,袁亮同志决定在文章中舍弃采用这一事例。

面当下,向未来

《辞源》第三版的装帧设计更是贯彻了商务近年来所提倡的“庄重、大气、尊贵、简约”的设计理念。从内文纸张材料的创新应用到封面开本的设计都体现出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近推出的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纪念版《辞源》,采用定制22克超薄字典纸,新型PU材质封面和压凹印制工艺,使得近5千页内容精装为一册,挑战了字典的印刷和装订工艺极限,甫一上市即引发读者追捧,不到一月,一版一印即全部售罄。

曾在《文艺报》编辑部和黄秋耘一同工作过的胡德培同志告诉我,黄秋耘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前后五年,有相当一段时间就住在商务中华楼上的宿舍中,他在《辞源》修订工作中特别注意找寻和核对书证,标明作者、篇目和卷次,工作非常细致认真,遇有疑难问题,或是请教他人,或是翻寻典籍,常常反复再三,直到查找到确实可靠的解释或证据为止。1980年,黄秋耘还写了一首七律诗《书成有感》抒怀:“不窃王侯不窃钩,闭门扪虱度春秋。穷经拟作埋名计,训诂聊为稻谷谋。怀旧每兴闻笛叹,登高犹作少年游。万家灯火京华夜,月夕花晨忆广州。”

《辞源》第一版立封

《辞源》第三版在启动修订之时,商务印书馆便明确提出了本次《辞源》修订的三大目标:其一是完成一部反映最新学术成果,体现国家水准、代表国家意志的精品力作;其二是推出一批《辞源》学识研究成果,把修订工作与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修订的产品成果和学术研究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三是培养一支《辞源》所独有的队伍,包括专家队伍和编辑队伍。应该说,这三个目标有一半是立足当下的,而另一半则是面向未来的。其中的第一个目标完全是服务当下的目标;第二个目标一半服务当下一半服务未来,即一半是为了激励和反映伴随《辞源》修订而产生的当下学术成果,一半是为了让这些成果为未来《辞源》的修订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和参照;第三个目标则完全是面向未来的,面向未来的《辞源》修订,是为未来《辞源》修订后继有人。这一点特别重要,《辞源》修订难度之大,工程之浩繁,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第二版修订时间跨度达几十年,第三版修订也近十年之久,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人才难题。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在第三版启动修订之时,就下决心通过此次修订锻炼和培养两支队伍,即专家编撰队伍和编辑加工队伍的原因。我们的事业是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事业,是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事业,《辞源》修订必须后继有人。2015年12月,随着《辞源》第三版修订工作大功告成,编撰者和出版者都欣慰地感到,商务印书馆事先确定的这三个修订目标都在不同程度上令人满意地实现了。这是百年《辞源》为我们留下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黄秋耘同志我过去曾在《文艺学习》杂志和其他报刊上读过他写的文章外,直到1976年他到商务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后才和他熟识,并成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他曾经担任过《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和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等职。据陈原同志说:“这位出身清华,正所谓‘学贯中西’的文学家,居然肯跳进火海,这是我始终不料及的。有人说黄秋耘那时‘遁入空门’,因为他主持《辞源》修订工作达数年之久,认真严肃,乐此不疲,我则以为毋宁说他跳进火海。”

2014年,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刻阐明中华民族若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实现伟大复兴梦,除了放远目光学习世界先进文明,更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不会成为文化和文明的浮萍。在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以其明确的出版宗旨:帮助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而成为延续百年长销不衰的品牌辞书。同时,《辞源》不断改革、精益求精的历程,正是中国人回归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写真,《辞源》百年更迭过程中所凝聚的几代学人不计名利、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坚定不移、深沉厚重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都是值得弘扬的文化精神。《辞源》这个物质产品所托出的正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族品牌企业聚起的中国知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辞源》的工匠精神也会藉由这部富有生命力的品牌产品的与时俱进,一辈接一辈地传承下去。

首先,为中华文化培护好最重要的语言文字根脉。《辞源》是一部“以语词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的现代辞书”,她收录了1840年以前来自中国古代传世典籍的词语,其中包括大量文化、名物词语,《辞源》中对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和历代发展做出解释,梳理了这些词语音与义的发展源流。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之根、之源,正是《辞源》最具价值之处。这也使得她自问世之日起,就以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式教育的必备工具书,成为几代中国文人、学者的案头至宝。

《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于197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于9月27日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会上,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发言,对《辞源》出版表示祝贺,同时说了对辞书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陆尔奎先生编纂《辞源》几乎以命相搏,在《辞源》出版后,陆尔奎因积劳成疾,视力受到严重损害几近失明。主持《辞源》第二版的修订者们也同样继承了这样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据刘叶秋描述,当年已经70岁的吴泽炎干劲不仅不减当年,而且是老当益壮,虽然上半天班,但午后在家照常工作,往往到晚十一二点才就寝,加工定稿每天五六十条,多时达到每天一百条,每条上全有他改动的笔迹,星期日和任何节日、假日也不休息。为了提高《辞源》内容的质量,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近一千万字的资料卡片,皆由平日读书随手摘录而来,其恒心毅力是惊人的。他的夫人汪家祯女士曾经说他“你上次闹脑血栓,瘸了一条腿,现在还这样拼命,再来一次血栓,你就完了”。他听了并不在意,依然昼夜不停地干他的活儿。为了赶出《辞源》第四分册,提早完成全部修订任务,他请老同事沈岳如为他精打细算地订一个计划,算好他每天要定稿多少条,到年底才能出书。岳如为他算完,他很高兴,岳如却说,“计划是订得很具体了,如果真这样作,你每天的工作量太大了,岂不要了你的老命!”他回答不要紧,还是照旧干。(《商务印书馆辞源组诸老》)

《辞源》第二次修订既充实内容又改善体例,并开始增强可读性。其中,在词条后面标注“参见”和“参阅”,就是借鉴国外百科全书的体例的一种创新,是之前的辞书所没有采用过的体例。新体例大大提升了《辞源》的可读性,即将两条以上内容相关条目联系起来,帮助读者理清语词发展脉络和变化演进过程,得到更多学识。同时,也可在释义时分出详略主次,各有侧重,避免繁复。

陈翰伯同志对上述种种现象完全持否定态度,但囿于当时的形势,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正面以周总理的指示婉转引导,同时也加深了要召开会议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逐步加以改进。

正是不断地在修订中吐故纳新,《辞源》才能真正常用常新,将一代又一代国人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努力和学问承载下来、传递下去,泽被万代。

《辞源》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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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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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修订本出齐后,在四卷的书前,找不到主编的名字,仅在第四卷的最后一页列有“编纂: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三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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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创新。沈岳如在《辞源修订史略》一文中提到,吴泽炎在具体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和决审定稿中总结出一种制作卡片的工作方法。同事们也随着仿效他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方式,资料卡片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大家处理书稿时,查检卡片,既可有助于词目的增删、解释和穷源竟委,也有益于校勘、抽换和增补书证,有时还有助于审音。决审定稿时,更能对稿件内容的审核、修改驰骋自如。到1983年,《辞源》编写组已积累资料卡和索引卡60万张。这几十万张卡片的累积堪称一项文化奇迹,也堪称《辞源》工匠精神的一种物化。

三、陈原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

这种精准研究市场需求,针对不同读者购买力分别设计产品形式的做法本身就是独具匠心。同样的内容,以高中低不同的材质承载,开本的大小上区分,就可以从二十元降至五元定价销售,这对于经济能力不同的读者无疑是最大的关切和体贴入微。《辞源》初版20万部,当月即实现再版10万部,就是对这种精细用心的最好回报。

以辞书培护中国文化之根

翰伯同志到国家出版局工作后,了解周总理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出版辞书、工具书的指示,计划制定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他先找陈原同志商量,并得到出版局主要领导徐光霄同志的支持,于是在1974年7月组织了一个词典调查组。从商务印书馆辞书编辑室抽调部分同志,又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调曹先擢同志,我也参加了。这个调查组一共9人,由翰伯同志率领,到上海的部分高校和出版社调查辞书编写、出版情况,回京后又继续调查,共召开了30多次座谈会。

工匠精神其核心就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创新不已的造物态度,但由于热爱,由于痴迷,由于理想甚至信仰,工匠精神又被赋予了一种奉献乃至献身的牺牲精神,具有了神圣的意味,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工匠精神之升华。

《辞源》五种版本定价表

二、《辞源》修订工作从启动到完成的历程

(本文作者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副总经理)

因此,《辞源》更是一笔财富。它不仅是每个人的人生财富,更是中国文化的财富,因是中国文化的财富,才使其作为每个人的人生财富显得更有价值。正如三版主编之一的何九盈所说,人类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即使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由无数人的艰辛积累而成。艰辛是机遇,也是福分,是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境界。

1965年年初,中央宣传部为贯彻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派出以周扬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文化部领导整风运动。陈翰伯同志为出版局工作组组长,领导出版局的整风检查,随后被任命为出版局局长。在整风检查期间,我被调去整理材料,直接受翰伯同志领导。但时间不长,即随王益同志到河南安阳参加农村“四清”社教运动,直到1966年年初返京。这时翰伯同志已到文化部“集训队”进行检查、揭发、批判。1969年,又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2年经周恩来总理提名回京,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5月调国务院出版口工作,9月成立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他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出版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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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产品形式的创新更体现在对于最新科技手段的应用所带来的新气象。处于媒体融合时代的《辞源》第三版,纸质版和数字版同时面世,数字版包括网络版和U盘版两个版本,为百年品牌创新了产品形态,更创造了新价值。

1976年1月15日,《辞源》修订第一次协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陈翰伯同志在会议开幕时讲话说:“今天在开会之前,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周总理历来都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对出版工作曾作了多次指示。去年5月间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送中央,小平同志看过后,知道总理关心出版工作,说要送给总理看。总理是8月2号圈阅的,在批件上写了‘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表示歉意。听说9月后,总理的病情恶化了,这个文件,是总理对出版工作最后圈阅和批示的一个文件。想起总理卧病在床,还这样关心出版工作,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做好工作。我们现在召开这个修订《辞源》的协作会议,研究修订《辞源》,也就是完成总理最后批示给我们的一项工作。”在讲话的最后,翰伯同志说:“这次会议结束时,临近春节,春耕接着便开始了。修订《辞源》的“春耕”同样也到了。会议小结时,希望能排出个近期工作的日程,有个好开头,以后就好办些。”

上述诸人虽都是技艺独具的业界精英,但他们肯于把自己独到的精湛汇聚在一个大的目标的实践之下,终于铸成民族大器《辞源》。这才是《辞源》体现出的大国工匠精神之所在。《辞源》把无数个小我融入集体,融入团队,让他们各自灿烂、各自闪耀,也让他们的生命之火由于集体的力量而长久。

2009年,《辞源》首次实现了计算机排版,推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版,并获得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提名奖。

为了做好辞书管理工作,为局领导做好辞书参谋工作,我边干边学,用了很多时间对我国辞书编纂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研究的成果和心得写成文章,在《辞书研究》杂志、《中国出版年鉴》和香港《大公报》的“中文辞书专刊”等报刊上发表《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出版概况》等多篇文章。还广泛收集资料,将1949年10月到1986年底全国出版的中外语文、专科辞书整理编目,在《辞书研究》连载,共2万余字。据该刊编辑部告知,这份编目受到英、美、加拿大、日本等外国研究中国辞书的人员重视。国内多家图书馆、科研单位也反映,这份资料对他们了解、选购、补缺辞书很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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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1年,《辞源》已“销行达数十万册”。而《辞源》成为品牌辞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她甫一出版,即已开始补充修订。正编出版之后,商务即延请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组织十余人开始续编。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7年由傅运森主持,把正编、续编合订为一册,于1939年6月出版。又于1939年开始新的增补工作,先后历时十年左右,留下后来被商务人称为“贴稿”的未出稿。

吴泽炎同志我早就认识,他于1934年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商务编审部工作,曾参加《辞源》简编本的审订工作。1958年后负责汉语辞书编辑室,据说他积累的《辞源》资料卡片即达30万张。他参加《辞源》修订工作后,白天在商务编辑部为《辞源》的修订工作忙碌,晚上在家中还继续工作。据吴老的女儿说,她的父亲除每天晚饭时间问一句“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外,几乎和家人就没有讲第二句话。他的一天24个小时,除不得不花上数小时吃饭、睡觉外,就是与辞书打交道,除了辞书还是辞书。可以说,吴老是终生与辞书结伴的编辑家。

第三,《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至1949年,《辞源》约计印行190万余部。《辞源》出版后的一则广告这样推荐:“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

刘叶秋同志是一位对古典文学和辞书学有深入研究的老编辑,多年如一日地从事《辞源》修订的编审工作。他曾抄录一份16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斯卡格卡写的一首诗来比喻编词典工作比干苦工还苦:

以辞书培护中国文化之根

“《辞源》的封面装帧,用了深褐色分格花草图案来表达一种深沉的、坚实的、代表着几千年累积下来丰富的语言与灿烂的文化——中嵌‘辞源’两个金字,显得大方朴素而同书的内容配合。辞书的封面应当有一种特别风格,应当同小说诗歌不同。可以说,《辞源》的装帧是有风格的。……版面设计是动了脑筋的,符合辞书的要求:版面清晰,悦目,容易查找词目而望上去不觉得密麻麻一大片,同时还注意纸张利用率,一点也不浪费,这里用的空铅和字体字号都经过考虑,使查阅者感到清新如意……辞书的版面设计是很重要的,它比一般专着更要讲究。”

陈原同志也讲了话,对于《辞源》历史的回顾,对于当前需要做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并表示一定按会议商定的项目,尽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做好后勤和其他事务工作,和同志们一起胜利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辞源》第三版的装帧设计更是贯彻了商务近年来所提倡的“庄重、大气、尊贵、简约”的设计理念。从内文纸张材料的创新应用到封面开本的设计都体现出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近推出的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纪念版《辞源》,采用定制22克超薄字典纸,新型PU材质封面和压凹印制工艺,使得近5千页内容精装为一册,挑战了字典的印刷和装订工艺极限,甫一上市即引发读者追捧,不到一月,一版一印即全部售罄。

如果说一个人为了理想和信仰作出奉献和牺牲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的话,那么把获得奉献和牺牲的机会视为幸运,把奉献和牺牲本身视作幸福,则是一种更为可贵的境界。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在提倡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同时,若能求得苦中作乐、乐在其中的境界,那便达到生命之完美,事业之完美,也便少去了悲怆和遗憾,而多了份甜蜜和向往。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曾这样极言字典编纂之苦:“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但在《辞源》三版出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最多的表达却是他们对于成为《辞源》编纂队伍中的一员备感幸运和荣幸,心中充满幸福和自豪感,这种幸运和幸福被他们开玩笑式地概括为“一生有缘,三生有幸”。之所以有缘参与《辞源》编撰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是因为在专家们眼里,《辞源》是个大熔炉,它锤炼人的意志品质,在这个大熔炉里所承受之苦,乃人生之财富,能受此之苦,便没有其他之苦不能承受;《辞源》是所大学校,专家名流聚集一堂,学术要求高至苛刻,流程程序繁复多样,参与其中会得到全方位的滋养、锻炼和提升,正是学术人生难得之机会;《辞源》还是一个大家庭,老中青三代几百名专家学者在这里研学创作、互助相长、其乐融融。

《辞源》的修订工作先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组建的修订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分别按所分配的部首进行编纂工作,写出初稿。最后的定稿工作转移到北京,由四省抽调的部分骨干和商务编辑部共同进行,然后由商务编辑部最后定稿、编辑。

1989年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印行《辞源》修订本,使《辞源》得以在海外华语世界流行。

第三版《辞源》三位主编完美的结合也是由于他们都是语言文字学界一个甚至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王宁师承训诂学家陆宗达,是中国古代文字训诂学的着名专家,何九盈是汉语音韵学专家,董琨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加上古汉语专业研究生的背景,有着多年辞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三位主编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成就了第三版《辞源》的修订事业,续写了《辞源》编纂史上的一段佳话。

刘叶秋却笑着对人说:“我这辈子就是干这个过来的,我并不觉得苦,倒挺有乐趣的。”这就是“苦中有乐”的经验之谈吧。

《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或者自己愿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

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企业使命的商务印书馆,一向把企业经营作为报国的途径和工具,出版利国利民的好书,使国民铸就能够长久跻身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文化根基,是他们的根本追求。《辞源》的整个出版史,完美体现出商务印书馆作为现代民族企业的佼佼者所具备的最为精良的企业素质和崇高的企业道德追求:造福社会即对社会的奉献精神。1915年出版的《辞源》,耗时8年,投入50余人,耗资13万银元,而商务当时的总资本总计仅200万银元。作为一家民间出版机构,苦心孤诣,独担弘扬民族文化之大任,其奉献和牺牲精神可歌可泣。吴敬恒曾说,“营业者两利之事,职兼贸利与改良。二者完,即营业之道德也。西方商品之改良,月异而岁不同者,以单纯贸利之品物,扶持营业道德者所勿善。故不登于市场,然其得果。品物日良,而营业亦益利,皆道德最后之报偿。印刷业为文化之媒介,印刷之品改良,尤重于物物。商务馆愿以改良之品物,不计贸利之微薄,补助于文化。斯重营业之道德,以求营业之发达者欤。”他的这段话将商务印书馆以国家民族进步为第一要义追求的优秀企业素质勾勒的十分精当,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是商务百年传承的企业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从来只把出好书作为企业的追求,出好书永远比赚钱更重要。这种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是在企业创建之初就熔铸下来的企业基因,也一直得以传承和延续至今。

□“文革”后,受到影响较深的词典编纂人员曾经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让词典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科书”等等。

方毅在《〈辞源〉续编说例》中说到词典编纂中精雕细琢的工作方式,“各科系统,皆经科学专家严格审查,分别去取。而学说有新旧,试验方法有繁简,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学说,于排校时随时损益改纂,往往一条易稿数次,并由各专家负责签字以期尽善”。

人类因为具有思想能力和精神境界而成为世界主宰和万物之灵,而只有通过创造实践,才能呈现出思想和精神的模样。如果没有创造实践,人的高贵思想和精神境界也就无从附丽、无法呈现。人类文明是由造物文化所成就的,造物是人的精神和人的价值的体现形式。人和物互为表里,在造物里有人的精神和情感、技能的寄托,而人,需要靠他所造之物来托出和成就。一个人的造物是这个人的精神的投射和具象,一个企业的造物是这个企业精神和追求的展现,一个民族的造物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聚集的几代出版人、学者的热情投入与责任担当,铸就了《辞源》这一民族品牌。在《辞源》百多年的修订、打磨中,众多文化前辈、学界领袖、业内精英,先如张元济、陆尔奎、高梦旦、方毅、傅运森等,又如叶圣陶、陈原、胡愈之、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等,再如何九盈、王宁、董琨等,都曾投身其中,勉力而为,为《辞源》的常用常新集薪聚火,使《辞源》成为一部不只是阅读古籍的工具书,更是中国知识人士、出版企业家坚持文化教育初心、坚守传统文化信念、传承工匠精神的一座丰碑。《辞源》凝聚着大国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几代智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的物质呈现。

□“大国家,小字典”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说,“文革”中的1972年,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赠送给周总理一部大型百科辞书,周总理当时回赠的只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这个小国家名称叫什么?

《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或者自己愿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打开中国近代出版史,举凡张元济、夏粹芳、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徐伯昕、黄洛峰、华应申,以及章锡琛、陆费伯鸿、汪原放、张静庐无不是书迷。为书奋斗终身!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于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默默的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绝不只是具有‘职业’道德,书迷已超过了‘职业’,他的职业性的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辞源》编撰者和出版者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不仅源自于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忘却自我,不急功近利、不贪图名利的高尚情操,更源自于他们“文化救国”的理想和信仰。只有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其他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才能够在所不惜。

正是这种心系家国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促使《辞源》的编纂者立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为汉字探寻根源,为汉字文化传承历史。从而铸就了《辞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出版宗旨,奠定了其作为国之大器的精神基础。

对于所有参加过这几部辞书工作的知名和不知名的人们,他们几年、十几年在资料卡片中爬梳剔抉,在上千万、数千万字的书稿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达到最满意的程度,他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所经历的磨炼,可以借用陈原同志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时说过的一段话来表达:“时下的读者决不能想象那艰辛的历程,只有那些踏着沉实的脚步走过这段途程的、不求名利、不怕风雨的人们,饱尝到其中的甘苦。”

吴敬恒《〈新字典〉书后》提到陆尔奎在编辑《辞源》时,从早到晚、专心致志查考词条,连与亲友通信都顾不上。“每有一条,而经历数十易,一语而思索数十日,犹以为未可。稿成而毁弃者屡,板就而阁置者又屡。……此固非书贾巨翦之业,乃名山著作之事。”

内容创新。正如《辞源续编说例》所记:“《辞源》一书……不觉转瞬已十余年,此十余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词发生。所受各界要求校正增补之函,不下数千通,有绝非将原书挖改一二语,勘误若干条所能餍望着。”因此,才广收新名,增补新词3万余条。使《辞源》兼具“研究旧学之渊薮”“融贯新旧之津梁”的功能,随后,每一次增补和修订也都是本着这样与时俱进的初心,不断改变结构、充实内容、创新体例,丰富产品形式,以满足读书界变化着的需求。

我和刘叶秋同志并不很熟,但是他在了解我作辞书管理工作,并努力学习辞书学的情况后,主动将他写的《中国的字典》着作签名后托杨德炎同志送给我,对我很有帮助。

《辞源》品牌之铸就

从1915年出版至今,《辞源》的文化魅力始终不减,100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源》一直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人向中华文脉寻根探源的首选之典,成为中华文化的国祚之基。

“谁若被判苦役工,忧心忡忡愁满容。不需令其抡铁锤,不需令其当矿工。只要令其编词典,管他终日诉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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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信,走过120年沧桑岁月,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业和企业制度,引领中国现代知识文化发展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倚靠这种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始终保持着基业长青,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文化自信的典范和样板。其中1908年开始编撰、1915年出版,至今已修订至第三版,行销100余年、总计约近800万部的《辞源》,更是中国企业工匠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

我于1962年8月从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出版二处工作,陈原同志时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出版工作,因而经常受到他的教益。

因此,《辞源》更是一笔财富。它不仅是每个人的人生财富,更是中国文化的财富,因是中国文化的财富,才使其作为每个人的人生财富显得更有价值。正如三版主编之一的何九盈所说,人类文化的每一个进步,即使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是由无数人的艰辛积累而成。艰辛是机遇,也是福分,是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境界。

信息时代开启的第三版《辞源》修订,更是把科技手段的应用作为编纂方法创新的助力。如建立辞书语料库补充内容,利用电子版梳理字头用字和书证用字,补充书证和未出现在字头的字。梳理音项与反切用字。仅提取书证一项,即整理出全部18万条书证,使三版得以从准、从优、从多、从简地完成引书格式统一。利用各种电子数据库、资料库完善和改进编辑编纂方式,有效地提高了修订效率和产品质量。

《辞源》的修订工作由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和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协作进行。

工匠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自信,走过120年沧桑岁月,开启中国现代出版业和企业制度,引领中国现代知识文化发展的商务印书馆,就是倚靠这种传承至今的工匠精神,始终保持着基业长青,为中国社会树立了文化自信的典范和样板。其中1908年开始编撰、1915年出版,至今已修订至第三版,行销100余年、总计约近800万部的《辞源》,更是中国企业工匠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

修订“四创新”

《辞源》第一版

作为国之大器、国祚之基,《辞源》断不只是逞一时之用,它拥有成为千秋巨制、万代国宝之志;拥有泽被万代、代代相传之愿。陈原在《〈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中评价《辞源》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大型的“现代化”辞书。他说,“被称为‘百科辞典’的类书,应当说,在我国始于《辞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商务印书馆正是用树木树人的标准打造图书产品,因此,她的每一个传承有年的图书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销且长新。这其中作者、特别是作为出版者的商务对图书精益求精的打磨,几代人的心口相递,对每一个图书产品的爱护与维护,造就了图书产品无限的生命力。这正是一种贯注于图书字里行间,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这种工匠精神,铸就了商务的文化良心。

20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第三版《辞源》修订。2015年在诞生百年之际,《辞源》第三版出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并在全球同步首发。

《辞源》第三版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辞源》第三版在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老挝等国家同步上市,为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信息时代开启的第三版《辞源》修订,更是把科技手段的应用作为编纂方法创新的助力。如建立辞书语料库补充内容,利用电子版梳理字头用字和书证用字,补充书证和未出现在字头的字。梳理音项与反切用字。仅提取书证一项,即整理出全部18万条书证,使三版得以从准、从优、从多、从简地完成引书格式统一。利用各种电子数据库、资料库完善和改进编辑编纂方式,有效地提高了修订效率和产品质量。

■《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

《辞源》精神首先是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品质的执着坚持和追求、对细节的苛刻要求和把握;就是将产品能够长久造福于世作为首要目的,努力追求产品的最优的过程坚持。

《辞源》产品形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装帧设计上的不断突破和用心考究。陈原在《辞源》第二版,时称修订本出版之际,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提到了修订本的装帧设计,表达了这位出版家对于这部辞书装帧的重视和见地: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教育百废待兴。1957年冬,毛泽东主席的湖南老乡舒新城前往北京,专程汇报他受毛主席委托修订《辞海》之事,这次会上将京沪两地分别修订《辞海》和《辞源》提上日程。1958年春,商务印书馆提出修订《辞源》设想。同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该小组拟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的计划要点》将“《辞源》修订本”列为长远规划中词典工具书的一种。为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分工,规划小组要求将《辞源》由综合性百科辞书,修订成一部大型的古汉语,包括古代人、地、器物、典章、制度的辞书。商务印书馆再一次顺应时代之需,启动《辞源》修订。设置了由吴泽炎任组长的“辞源组”。
1964年,《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征求意见稿)出版。1965年,修订稿第二分册完成一半,第三、四分册完成初步加工,由于文革停顿下来。

方毅在《〈辞源〉续编说例》中说到词典编纂中精雕细琢的工作方式,“各科系统,皆经科学专家严格审查,分别去取。而学说有新旧,试验方法有繁简,皆取最新最通行之学说,于排校时随时损益改纂,往往一条易稿数次,并由各专家负责签字以期尽善”。

《辞源》的“百科”概念有别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参照了中国古代文化词语与名物词的分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印记。《辞源》保存的是我们自己古代的话语意义,并不涉及国外与现代。例如
“文化”一词,现代有几百种定义,但《辞源》的释义仅仅是“文治和教化”,书证用汉代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用晋代束广微《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如“经济”,现代有多种释义,《辞源》只收录了“经国济民”一个释义。可见,《辞源》的编纂宗旨使得她能够为阅读者还原中国古代对这个词语使用的原貌,使读者不至于用外国的和现代的意义去附会古代词语,这样就形成了清晰的国际对话和古今对话。

1975年夏,《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中批准了这个包括《辞源》修订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中央指定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和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共同承担修订工作。1976年《辞源》修订正式启动,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任总编纂。1979年9月,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书——《辞源》第一分册出版,印20万册。1983年,《辞源》修订本第四分册出版,修订本全部完成。

从1915
年出版至今,《辞源》的文化魅力始终不减,100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辞源》一直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自我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文化需求,成为我国文化人向中华文脉寻根探源的首选之典,成为中华文化的国祚之基。

《辞源》还是沟通古今、辅助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津梁。帮助培养既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新人,也就是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从而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使命。

《辞源》还是沟通古今、辅助今人通往传统文化的津梁。帮助培养既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能用自己的话语与西方对话的新人,也就是那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正确对待继承和借鉴的人,从而完成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使命。

其次,《辞源》着意贮存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享有独立尊严的保证,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刘奇葆同志在商务创立120年之际到商务调研时特别提到:“辞书出版、学术出版最讲究‘慢工出细活’……正是依靠老一辈编辑家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辞源》才成为传世之作。要把这种精神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不断提升图书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格调品位、艺术境界,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何谓“出版精神”

1975年夏,《辞源》修订工作再次列入了国家辞书出版规划。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中批准了这个包括《辞源》修订在内的我国第一个辞书编印长期规划。中央指定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区)分别成立修订机构,和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共同承担修订工作。1976年《辞源》修订正式启动,吴泽炎、刘叶秋、黄秋耘任总编纂。1979年9月,国庆三十周年献礼书——《辞源》第一分册出版,印20万册。1983年,《辞源》修订本第四分册出版,修订本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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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精神,物质终会消亡,唯有精神和思想永存,精神传承下去,物质和技艺才能不断更新。创新不辍,以期产品更加满足读者需求,是《辞源》修订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工匠精神的又一种呈现。创新既体现为产品形式和内容的不断改善,也体现为制造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改进和完善。还是一种永不自满、紧紧追随时代变化发展、科技进步和客户需求不断改进产品、提高技艺的理念。《辞源》的不断创新至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14年,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深刻阐明中华民族若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实现伟大复兴梦,除了放远目光学习世界先进文明,更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不会成为文化和文明的浮萍。在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以其明确的出版宗旨:帮助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而成为延续百年长销不衰的品牌辞书。同时,《辞源》不断改革、精益求精的历程,正是中国人回归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写真,《辞源》百年更迭过程中所凝聚的几代学人不计名利、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坚定不移、深沉厚重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都是值得弘扬的文化精神。《辞源》这个物质产品所托出的正是商务印书馆这家民族品牌企业聚起的中国知识人士的家国情、民族魂。《辞源》的工匠精神也会藉由这部富有生命力的品牌产品的与时俱进,一辈接一辈地传承下去。

团队合作是人类的优秀基因,更是工匠摆脱狭隘的独立作坊式作业,进入现代企业协作分工后具有的运营优势,是现代工匠精神的一种优异素质。《辞源》初版,是数十位学者大儒“竭日夜之劳力,数年共相探讨于一室者,共一二十人。闳雅如高梦旦先生,通博如傅伟平先生,与吾乡名流若蔡松如先生类者,穷年相聚,止治此一事。”(吴敬恒《新字典》书后)方才成就的伟业;《辞源》第二版是国家汇集了广东、广西、河南、湖南四省人才,分别成立《辞源》修订小组,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协作修订、协作定稿完成。虽正式署名者112人,但前后参与其事的人远不止这一百余人。舒宝璋在《辞源忆旧》中总结道:“《辞源》修订的成功,也是社会大协作的结果。在定稿过程中,凡涉及民族、宗教、外交等方面的条目,皆随时由专人分送各有关部委审阅认可或酌情改动,以期在政策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在定稿过程中,还注意广泛征求和吸纳学术教育界专家的意见,以期能集思广益。”

陆尔奎先生编纂《辞源》几乎以命相搏,在《辞源》出版后,陆尔奎因积劳成疾,视力受到严重损害几近失明。主持《辞源》第二版的修订者们也同样继承了这样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据刘叶秋描述,当年已经70岁的吴泽炎干劲不仅不减当年,而且是老当益壮,虽然上半天班,但午后在家照常工作,往往到晚十一二点才就寝,加工定稿每天五六十条,多时达到每天一百条,每条上全有他改动的笔迹,星期日和任何节日、假日也不休息。为了提高《辞源》内容的质量,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近一千万字的资料卡片,皆由平日读书随手摘录而来,其恒心毅力是惊人的。他的夫人汪家祯女士曾经说他“你上次闹脑血栓,瘸了一条腿,现在还这样拼命,再来一次血栓,你就完了”。他听了并不在意,依然昼夜不停地干他的活儿。为了赶出《辞源》第四分册,提早完成全部修订任务,他请老同事沈岳如为他精打细算地订一个计划,算好他每天要定稿多少条,到年底才能出书。岳如为他算完,他很高兴,岳如却说,“计划是订得很具体了,如果真这样作,你每天的工作量太大了,岂不要了你的老命!”他回答不要紧,还是照旧干。

张元济曾立志“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为此,商务人把培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志愿寄托在《辞源》上,使《辞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独到者,在保存、培护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作用。《辞源》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培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吴敬恒《〈新字典〉书后》提到陆尔奎在编辑《辞源》时,从早到晚、专心致志查考词条,连与亲友通信都顾不上。“每有一条,而经历数十易,一语而思索数十日,犹以为未可。稿成而毁弃者屡,板就而阁置者又屡。……此固非书贾巨翦之业,乃名山着作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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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风靡世界,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颓势,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一时间,既有保守势力抱残守缺,对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视而不见,一概排斥,拒绝引进;又有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激进派由于不了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以革新为名要斩断传统文化的根脉。在这种情势下,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及《辞源》的编纂者们既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陆尔奎这样阐释《辞源》编纂的时代背景:“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他们大声疾呼“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所以,《辞源》的编撰首先关乎民族的文化素养,进而关乎国家的文化根基。编纂《辞源》这样的辞典,不仅能够传承文化,且能够用以提升国民素质、强国强种。

首先,为中华文化培护好最重要的语言文字根脉。《辞源》是一部“以语词形式储存古代典籍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中国式的现代辞书”,她收录了1840年以前来自中国古代传世典籍的词语,其中包括大量文化、名物词语,《辞源》中对这些词语的原初意义和历代发展做出解释,梳理了这些词语音与义的发展源流。中国的、传统的语言文字之根、之源,正是《辞源》最具价值之处。这也使得她自问世之日起,就以极其丰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式教育的必备工具书,成为几代中国文人、学者的案头至宝。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商务印书馆正是用树木树人的标准打造图书产品,因此,她的每一个传承有年的图书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销且长新。这其中作者、特别是作为出版者的商务对图书精益求精的打磨,几代人的心口相递,对每一个图书产品的爱护与维护,造就了图书产品无限的生命力。这正是一种贯注于图书字里行间,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正是这种工匠精神,铸就了商务的文化良心。

《辞源》在产品形式上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自第一版发行时就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在版本形式上加以区分设计,将同一内容以不同开本、不同材料来承载。1915年,商务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了《辞源》。这五种版式根据“纸质之精粗,卷帙之大小”(《辞源之评语》《辞源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分别设计、定价。

《辞源》100余年的编写和出版历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出版人和学者的这种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陈原在《总编辑断想》中说,“所有伟大的出版家都自幼‘嫁’给或‘娶’了书这个行当。——他确实将灵魂嫁或娶了书这事业。他爱书胜过一切。他为书而生,他为书而受难,甚至为书而死。这种人是十足的书迷。没有这种痴情,成不了气候。打开中国近代出版史,举凡张元济、夏粹芳、高梦旦、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徐伯昕、黄洛峰、华应申,以及章锡琛、陆费伯鸿、汪原放、张静庐无不是书迷。为书奋斗终身!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于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默默的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绝不只是具有‘职业’道德,书迷已超过了‘职业’,他的职业性的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辞源》编撰者和出版者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不仅源自于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忘却自我,不急功近利、不贪图名利的高尚情操,更源自于他们“文化救国”的理想和信仰。只有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其他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才能够在所不惜。

《辞源》产品形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装帧设计上的不断突破和用心考究。陈原在《辞源》第二版,时称修订本出版之际,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辞源修订本问世抒怀》,在这篇文章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提到了修订本的装帧设计,表达了这位出版家对于这部辞书装帧的重视和见地:

工匠精神其核心就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创新不已的造物态度,但由于热爱,由于痴迷,由于理想甚至信仰,工匠精神又被赋予了一种奉献乃至献身的牺牲精神,具有了神圣的意味,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工匠精神之升华。

《辞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搭建了重要的参照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当时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辞源》将以经史子集为基本门类建立起来的“国学”的基本内涵,以语词的形式进行了梳理,滋养了中国文史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

三修《辞源》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谈到编纂过程中苦心孤诣的严谨和锱铢必较的认真:“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穷搜冥索,所用以自劳者。惟流分派别,忽逢其源,则騞然尽解,理得而心安。”

《辞源》品牌之铸就

《辞源》诞生

工匠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专业精湛技艺的掌握,以及对这种技艺提升的不懈追求。首先要精其一门甚至多门,且在这一门钻研下去,永不满足。参与《辞源》第二版修订的各位编纂者们就是这样一些身怀绝技、独具“匠气”之人。据刘叶秋在《商务印书馆〈辞源〉组诸老》中回忆,其中的吴玉如先生工词章与书法,能背诵的古文诗词很多,大家在《辞源》编纂过程中遇到古人诗文不知谁作或缺少篇目不好查找的,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请教;张子厚先生是看古董的行家,尤其精于鉴别瓷器,《辞源》涉及古瓷的条目,多请他审订。夏松生先生自少时即好读佛经,熟于释典,碰见难查的佛经条目,请他寻检,往往一索便得,事半功倍。周云青熟于版本目录之学,为《辞源》出力亦多,别人撰稿,遇到生僻的书名,一请教他,大都能找到线索,查出眉目。他对于汉字的笔画特别熟悉,常有人问他某字多少画,他往往能不假思索地立即答出。而主编刘叶秋自己则是写有《中国的字典》《中国古代的字典》这样两部专着的专家,学问淹博。舒宝璋《辞源忆旧》中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媒体把蔡元培1919年5月8日辞去北大校长,次日离开北京时留下的启事重新发表,其中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许多人都不理解,是刘叶秋老及时查到此语乃出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满足了各界的喁喁之望,并随即编成词条,补入《辞源》第二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将“工匠精神”推演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在字面的意义上,“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做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工匠精神承载着更多的内容。一方面,工匠精神外在地体现为造物的品质和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内在地体现着造物者对造物的敬畏态度和精神追求。就造物者主体而言,工匠精神既体现着个体从业者的高贵素质,也体现着企业整体的崇高境界;既体现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明程度,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到企业化、产业化阶段后,整个人类对其进化至今并导致其超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关键素质的总结和追忆,更寄托着人类对未来保持发展和繁衍前景的重望。

至今,《辞源》仍在延续这种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开发多种产品形态的出版方式,有四卷本、两卷本、缩印本、纪念版等多种形式投放市场,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产品形式创新。《辞源》的百年进化史也是商务印书馆在图书装帧设计形式上不断为满足读者变化发展需求,探索创新的发展史。

体例创新。茅盾曾评价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辞源》创立了辞书检字表、难检字表的编制体例和方法,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大型辞书编纂的基本模式。1928年10月出版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实际上也是编纂《辞源》的副产品。四角号码检字法是汉字继部首检字法和笔画检字法之后的重要发明。“因为编纂《辞源》进一步接触到检字法,商务印书馆对这项研究工作一向非常重视。所以,由林语堂、王云五构思创造,经高风谦修订完善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能应运而生。”(黄建民《“阳湖耄宿”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四角号码检字法解决了快速和准确定位汉字的问题,将部首笔画定位上升到数码定位,成为当时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

商务印书馆还有很多无名英雄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和精力,如为《辞源》修订方便,编制了《大藏经书目索引》《李太白诗题索引》《杜工部诗题索引》《音韵阐微索引》等一系列索引。正是这些人的无私协作,使修订后的《辞源》成为获得专家和普通读者认同的高质量的、实用性强的辞书。

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座谈会,陈原主持会议,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参会。

体例创新。茅盾曾评价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辞源》创立了辞书检字表、难检字表的编制体例和方法,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大型辞书编纂的基本模式。1928年10月出版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实际上也是编纂《辞源》的副产品。四角号码检字法是汉字继部首检字法和笔画检字法之后的重要发明。“因为编纂《辞源》进一步接触到检字法,商务印书馆对这项研究工作一向非常重视。所以,由林语堂、王云五构思创造,经高风谦修订完善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能应运而生。”(黄建民《“阳湖耄宿”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四角号码检字法解决了快速和准确定位汉字的问题,将部首笔画定位上升到数码定位,成为当时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

刘奇葆同志在商务创立120年之际到商务调研时特别提到:“辞书出版、学术出版最讲究‘慢工出细活’……正是依靠老一辈编辑家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辞源》才成为传世之作。要把这种精神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不断提升图书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格调品位、艺术境界,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到1931年,《辞源》已“销行达数十万册”。而《辞源》成为品牌辞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她甫一出版,即已开始补充修订。正编出版之后,商务即延请方毅、傅运森为编辑主任,组织十余人开始续编。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1937年由傅运森主持,把正编、续编合订为一册,于1939年6月出版。又于1939年开始新的增补工作,先后历时十年左右,留下后来被商务人称为“贴稿”的未出稿。

1989年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印行《辞源》修订本,使《辞源》得以在海外华语世界流行。

 何谓“出版精神”

张元济曾立志“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为此,商务人把培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志愿寄托在《辞源》上,使《辞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通过语言文字的路径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独到者,在保存、培护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起到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作用。《辞源》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培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至今,《辞源》仍在延续这种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开发多种产品形态的出版方式,有四卷本、两卷本、缩印本、纪念版等多种形式投放市场,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辞源》第三版分上下两册,收单字14210个、复音词92646个、插图1000余幅,共1200万字。《辞源》第三版在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法国、日本、韩国、老挝等国家同步上市,为海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正是这种心系家国的使命感和文化担当,促使《辞源》的编纂者立意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为汉字探寻根源,为汉字文化传承历史。从而铸就了《辞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出版宗旨,奠定了其作为国之大器的精神基础。

商务印书馆还有很多无名英雄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和精力,如为《辞源》修订方便,编制了《大藏经书目索引》《李太白诗题索引》《杜工部诗题索引》《音韵阐微索引》等一系列索引。正是这些人的无私协作,使修订后的《辞源》成为获得专家和普通读者认同的高质量的、实用性强的辞书。

《辞源》U盘版盒子

这种精准研究市场需求,针对不同读者购买力分别设计产品形式的做法本身就是独具匠心。同样的内容,以高中低不同的材质承载,开本的大小上区分,就可以从二十元降至五元定价销售,这对于经济能力不同的读者无疑是最大的关切和体贴入微。《辞源》初版20万部,当月即实现再版10万部,就是对这种精细用心的最好回报。

因此,《辞源》品牌的铸成,是编纂者团队合作的成果,是企业经营者善于统辖队伍、把控大局的成果,是国家和民族一辈辈有识之士响应社会需求、引领社会风尚共同成就的文化硕果。

古代学者为学的至高境界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把它与奉献和牺牲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话,前一句可理解为为当下和现世的奉献,即不能让圣贤之学在当世中断,而后一句可以理解为为未来的奉献和牺牲。也就是说,既要履行自己的时代责任,还要担当起千秋万代的未来责任。这便体现了奉献和牺牲的更高境界。

业内人皆有共识,编词典是一种“苦役”。非有过人的坚忍和勇毅,非有强烈的为理想和事业献身的精神,难以承担更难以成就这样的责任和考验。第三版《辞源》的修订者们,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不顾高龄,同样继承了这种忘我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进一步将“工匠精神”推演成了一个高频词汇。在字面的意义上,“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做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工匠精神承载着更多的内容。一方面,工匠精神外在地体现为造物的品质和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内在地体现着造物者对造物的敬畏态度和精神追求。就造物者主体而言,工匠精神既体现着个体从业者的高贵素质,也体现着企业整体的崇高境界;既体现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文明程度,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到企业化、产业化阶段后,整个人类对其进化至今并导致其超越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关键素质的总结和追忆,更寄托着人类对未来保持发展和繁衍前景的重望。

《辞源》第二次修订既充实内容又改善体例,并开始增强可读性。其中,在词条后面标注“参见”和“参阅”,就是借鉴国外百科全书的体例的一种创新,是之前的辞书所没有采用过的体例。新体例大大提升了《辞源》的可读性,即将两条以上内容相关条目联系起来,帮助读者理清语词发展脉络和变化演进过程,得到更多学识。同时,也可在释义时分出详略主次,各有侧重,避免繁复。

陆尔奎在《〈辞源〉说略》中谈到编纂过程中苦心孤诣的严谨和锱铢必较的认真:“往往因一字之疑滞而旁皇终日,经数人之参酌而解决无从。甚至驰书万里,博访通人。其或得或失,亦难预料。穷搜冥索,所用以自劳者。惟流分派别,忽逢其源,则騞然尽解,理得而心安。”

20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启动第三版《辞源》修订。2015年在诞生百年之际,《辞源》第三版出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并在全球同步首发。

堪称国之大器者,其价值和功用必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关。作为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从编撰的缘起,到所含内容的功用,直至成书品质,都是辞书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国之大器。

1979年湖南省修订《辞源》工作组全体同志合影

《辞源》在产品形式上的创新首先体现在自第一版发行时就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在版本形式上加以区分设计,将同一内容以不同开本、不同材料来承载。1915年,商务以甲乙丙丁戊五种版式出版了《辞源》。这五种版式根据“纸质之精粗,卷帙之大小”(《辞源之评语》《辞源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分别设计、定价。

方法创新。沈岳如在《辞源修订史略》一文中提到,吴泽炎在具体主持《辞源》的修订工作和决审定稿中总结出一种制作卡片的工作方法。同事们也随着仿效他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方式,资料卡片日积月累,越积越多。大家处理书稿时,查检卡片,既可有助于词目的增删、解释和穷源竟委,也有益于校勘、抽换和增补书证,有时还有助于审音。决审定稿时,更能对稿件内容的审核、修改驰骋自如。到1983年,《辞源》编写组已积累资料卡和索引卡60万张(刘叶秋《辞源的历程》)。这几十万张卡片的累积堪称一项文化奇迹,也堪称《辞源》工匠精神的一种物化。

面当下,向未来

《辞源》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统治和殖民文化风靡世界,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为挽救民族颓势,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一时间,既有保守势力抱残守缺,对新知识、新科技、新文化视而不见,一概排斥,拒绝引进;又有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的激进派由于不了解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以革新为名要斩断传统文化的根脉。在这种情势下,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及《辞源》的编纂者们既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和科技进步的必要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思想文化的接续和传承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陆尔奎这样阐释《辞源》编纂的时代背景:“癸卯、甲辰(1903、1904年)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及游学少年,续续返国,欲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征文考献,反不如寄居异国。其国之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由是欲毁弃一切,以言革新,又竟以旧学为迂阔,新旧扞格,文化弗进。”他们大声疾呼“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陆尔奎《〈辞源〉说略》)所以,《辞源》的编撰首先关乎民族的文化素养,进而关乎国家的文化根基。编纂《辞源》这样的辞典,不仅能够传承文化,且能够用以提升国民素质、强国强种。

正是不断地在修订中吐故纳新,《辞源》才能真正常用常新,将一代又一代国人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努力和学问承载下来、传递下去,泽被万代。

《辞源》的封面装帧(作者姜樑),用了深褐色分格花草图案来表达一种深沉的、坚实的、代表着几千年累积下来丰富的语言与灿烂的文化——中嵌‘辞源’(叶圣陶题)两个金字,显得大方朴素而同书的内容配合。辞书的封面应当有一种特别风格,应当同小说诗歌不同。可以说,《辞源》的装帧是有风格的。……版面设计(设计者季元)是动了脑筋的,符合辞书的要求:版面清晰,悦目,容易查找词目而望上去不觉得密麻麻一大片,同时还注意纸张利用率,一点也不浪费,这里用的空铅和字体字号都经过考虑,使查阅者感到清新如意……辞书的版面设计是很重要的,它比一般专著更要讲究。

对产品不断打磨、精细雕琢是工匠精神在产品制造中的一种体现。具体在词典编纂中,则是通过对一部词典的不断修订,使其不断跟上时代的变化和需求,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知识和内容。吴泽炎便提到过修订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是覆核全部书证,逐条查对引文,加注篇目,更换更为接近语源的书证,从而提高书证的从属地位,使《辞源》原有的“沿流溯源”“由源竟委”的特点更鲜明突出。

1979年9月27日在北京召开《辞源》修订本第一分册座谈会,陈原主持会议,胡愈之、叶圣陶、白寿彝、吕叔湘、陈翰伯、王力、任继愈等参会

因此,《辞源》品牌的铸成,是编纂者团队合作的成果,是企业经营者善于统辖队伍、把控大局的成果,是国家和民族一辈辈有识之士响应社会需求、引领社会风尚共同成就的文化硕果。

团队合作的工匠精神需要建立在坚强的组织和领导的基础之上方能得以体现。《辞源》第三版出版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总结《辞源》修订的成功经验认为,大型辞书三分靠修订、七分靠组织。《辞源》第三版修订过程中,先后召开主编会、分主编会61次;从26亿字之古籍语料库中提取辞目、书证语料30余万条;作者撰写原稿14万张、出校样1.5万张,作者、分主编、主编和编辑部审读原稿6遍,审读校样6遍;50位专业人员完成了8个校次、超过1亿字的校对。正式出版前,还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延请了108位各界专家学者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历经八载方才完成修订。这样宏大的工程和繁琐的工艺,如果没有精密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组织把控,的确难以完成。

《辞源》最初问世之际,满足了当时中国国民普及文化教育、继承传统文化、学习新知识的需求,满足了成长中的现代化国家奠基文化的需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满足了当时读者研究文化遗产和解决阅读古籍疑难问题的需求;《辞源》第三版问世于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之际,则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古代学者为学的至高境界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果把它与奉献和牺牲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话,前一句可理解为为当下和现世的奉献,即不能让圣贤之学在当世中断,而后一句可以理解为为未来的奉献和牺牲。也就是说,既要履行自己的时代责任,还要担当起千秋万代的未来责任。这便体现了奉献和牺牲的更高境界。

修订“四创新”

第三版《辞源》三位主编完美的结合也是由于他们都是语言文字学界一个甚至多个领域的顶级专家。王宁师承训诂学家陆宗达,是中国古代文字训诂学的著名专家,何九盈是汉语音韵学专家,董琨则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加上古汉语专业研究生的背景,有着多年辞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三位主编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成就了第三版《辞源》的修订事业,续写了《辞源》编纂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修《辞源》

《辞源》产品形式的创新更体现在对于最新科技手段的应用所带来的新气象。处于媒体融合时代的《辞源》第三版,纸质版和数字版同时面世,数字版包括网络版和U盘版两个版本,为百年品牌创新了产品形态,更创造了新价值。

《辞源》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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