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登入听文学大家讲古典名著——“文学讲习所”纪事之一

1953年到1955年,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1953年11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名为鲁迅文学院)学习。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时最长,是文学讲习所的创建与蓬勃发展时期。从第三期起改办成短训班了。

1953年到1955年,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第一期和第二期学时最长,是文学讲习所的创建与蓬勃发展时期。从第三期起改办成短训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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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招收45名学员,由全国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报上100多名备录人员。我的工作年限和革命经历其实都不符合入学条件,由于当时我已经有几个剧本在省内报刊发表并由剧团演出,抚顺市文联领导亲笔修书力荐我是可塑之才,我才被破格录取。当时我18岁,年岁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如邓友梅和孙静轩都20多岁了。

第二期招收45名学员,由全国各省市文联和作家协会报上100多名备录人员。我的工作年限和革命经历其实都不符合入学条件,由于当时我已经有几个剧本在省内报刊发表并由剧团演出,抚顺市文联领导亲笔修书力荐我是可塑之才,我才被破格录取。当时我18岁,年岁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如邓友梅和孙静轩都20多岁了。

聂绀弩(1903~1986)现代散文家。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湖北京山人

同朋友谈起文学讲习所时,都关心我们那时学什么和怎样学。为了学员学习有所收获,先任命诗人田间为所长,后任命教育家、作家吴伯箫为所长。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生活和文艺环境都比较平静,所以由他们拟定的教学计划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就是坐下来整天读书,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中都邀请专家作专题讲课。

同朋友谈起文学讲习所时,都关心我们那时学什么和怎样学。为了学员学习有所收获,先任命诗人田间为所长,后任命教育家、作家吴伯箫为所长。由于当时国内政治生活和文艺环境都比较平静,所以由他们拟定的教学计划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工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就是坐下来整天读书,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每个单元学习中都邀请专家作专题讲课。

1923年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时,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20年代中期,曾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注意。抗日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在《野草》上发表了《韩康的药店》,从诙谐中体现讥刺,回击了国民党掀起的****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都是作为《野草丛书》出版的。前者杂论社会现象,后者评说妇女问题。后来又以二者为基础,编为《二鸦杂文》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杂文集《血书》出版。《沉吟》通过人物记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血书》是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挞伐,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聂绀弩在杂文写作上,有意学习鲁迅的笔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风格: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录于《聂绀弩杂文选》(1955)、《聂绀弩杂文集》(1981)、《聂绀弩散文》(1981)。

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时,来讲课的都是重量级名家,第一位来讲课的是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这位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国学大家,身材高大,头发后梳,前额饱满,戴一副宽边眼镜,腋窝里总夹个大皮包。他围绕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歌、小说、戏剧、俗文学传统等讲了四次。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不时地说他在书摊上发现了什么什么古杂书,每部书都在几十册上下,他用几天时间都一一地看完了,并谈出他对书的评价。我成天地读《三国演义》,读了半个月,还没有消化,而郑先生读杂书,读得不仅神速,还能作出定评,我真是佩服之极。用现在的话说,那时郑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个超人。再让我难忘的是,每次郑先生把皮包往桌上一放,对下边的学员一眼不瞅,讲完课夹着皮包就走,师生之间没有一点交流,所以学员只记住他讲了什么,而对他的内心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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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蔡清富)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都是鸿儒: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传》,冯雪峰进行学习《水浒传》的总结讲话……在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的授课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游国恩老先生。当时他可能50多岁,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供职于山东大学的游国恩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知名的《楚辞》专家。当时出版的有关《楚辞》的著作大多出自游先生之手,也就因为他是中国传介《楚辞》的第一人,讲习所才特意从山东大学请老先生来北京授课。游国恩每次讲课都是从济南坐火车赶到北京。他个头不高,但是总有几个年轻的、身高于他的助手陪在他的身后助他讲课。老先生圆脸,腰杆挺拔,尤其是那声音,如铜钟一样发声洪亮,在讲台上一站,朗朗地背诵一段《楚辞》,眼神即刻明亮,他开始进入屈原营造的气氛中。在几个小时里,他忽而声高忽而声低,一直游走在神秘、怪异、美丽的诗的境界中,一时他就变成了屈原,好像是他写作的《离骚》《天问》,是他投进了汩罗江。在容纳几十人的讲堂里,学员们寂静无声,大家像面对屈原似的目不转睛地盯望着这位完全屈原化了的教授。游先生的《楚辞》课无疑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都是鸿儒:李又然讲《诗经》,游国恩讲《楚辞》,冯至讲杜甫,阿英讲元曲,宋之的讲《西厢记》,聂绀弩讲《水浒传》,冯雪峰进行学习《水浒传》的总结讲话……在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的授课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游国恩老先生。当时他可能50多岁,但是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眼里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供职于山东大学的游国恩老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知名的《楚辞》专家。当时出版的有关《楚辞》的著作大多出自游先生之手,也就因为他是中国传介《楚辞》的第一人,讲习所才特意从山东大学请老先生来北京授课。游国恩每次讲课都是从济南坐火车赶到北京。他个头不高,但是总有几个年轻的、身高于他的助手陪在他的身后助他讲课。老先生圆脸,腰杆挺拔,尤其是那声音,如铜钟一样发声洪亮,在讲台上一站,朗朗地背诵一段《楚辞》,眼神即刻明亮,他开始进入屈原营造的气氛中。在几个小时里,他忽而声高忽而声低,一直游走在神秘、怪异、美丽的诗的境界中,一时他就变成了屈原,好像是他写作的《离骚》《天问》,是他投进了汩罗江。在容纳几十人的讲堂里,学员们寂静无声,大家像面对屈原似的目不转睛地盯望着这位完全屈原化了的教授。游先生的《楚辞》课无疑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若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中,重点学习的作品是《水许传》,不分组别,学员们都要埋头读这本经典著作。当时讲习所对学员学习进程掌握得很严格。光未然的秘书、后任《剧本》月刊主编的颜振奋,一时被《楚辞》迷住了,他读书落后于教学安排,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所谓自学,也是在管理下进行的。所以在一个多月里,在讲习所的大院中寂静无声,人们的眼睛都是盯向书中的一百单八将,晚上的谈资也是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

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单元中,重点学习的作品是《水许传》,不分组别,学员们都要埋头读这本经典著作。当时讲习所对学员学习进程掌握得很严格。光未然的秘书、后任《剧本》月刊主编的颜振奋,一时被《楚辞》迷住了,他读书落后于教学安排,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所谓自学,也是在管理下进行的。所以在一个多月里,在讲习所的大院中寂静无声,人们的眼睛都是盯向书中的一百单八将,晚上的谈资也是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的故事。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谁来讲《水浒传》呢?是时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杂文写得极好、被称为“鲁迅第二”的聂绀弩。聂绀弩细高的身材,脸颊削瘦,不修边幅,更不讲排场。他讲课不登讲台,就在第一排课桌前袖着两手来回地游走,嘴里叼支香烟,一只眼睛被烟熏得眯缝着,似乎他还喝了一点酒。他与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是同事,周总理曾戏称他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讲稿,所谓讲课就是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其实这时的学员们已经把《水浒传》读得倍儿透了,只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别说,他真谈出了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内容。比如,他说《水浒传》有两大弱点,一是杀人太多,武松血洗鸳鸯楼,好人坏人一起杀,连丫环都不放过,这就不好。二是歧视妇女,你看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等等,都是扼杀妇女的自由权,是封建妇女观的典型反映。聂绀弩顺口提到的这两点当时真没有人提到过,现在回想起来,看似心不在焉、外表散淡的聂绀弩,却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位人道主义者。他从血腥的杀杀打打中呼唤人的尊严和妇女的自由,他是“五四”精神的传承人。

谁来讲《水浒传》呢?是时任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杂文写得极好、被称为“鲁迅第二”的聂绀弩。聂绀弩细高的身材,脸颊削瘦,不修边幅,更不讲排场。他讲课不登讲台,就在第一排课桌前袖着两手来回地游走,嘴里叼支香烟,一只眼睛被烟熏得眯缝着,似乎他还喝了一点酒。他与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是同事,周总理曾戏称他是“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讲稿,所谓讲课就是他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其实这时的学员们已经把《水浒传》读得倍儿透了,只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别说,他真谈出了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内容。比如,他说《水浒传》有两大弱点,一是杀人太多,武松血洗鸳鸯楼,好人坏人一起杀,连丫环都不放过,这就不好。二是歧视妇女,你看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潘金莲、杨雄杀潘巧云等等,都是扼杀妇女的自由权,是封建妇女观的典型反映。聂绀弩顺口提到的这两点当时真没有人提到过,现在回想起来,看似心不在焉、外表散淡的聂绀弩,却怀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位人道主义者。他从血腥的杀杀打打中呼唤人的尊严和妇女的自由,他是“五四”精神的传承人。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的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学习讨论结束,冯雪峰要来讲习所作总结。消息传出去,一些所外的文学界人士也赶来听讲,于是不得不加座椅。

学习讨论结束,冯雪峰要来讲习所作总结。消息传出去,一些所外的文学界人士也赶来听讲,于是不得不加座椅。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那年冯雪峰50岁,瘦弱的中等身材,长脸儿,笑面,目光慈祥,稀疏的分头稍灰白,他不像郑振铎那样有官相,不像聂绀弩那样像个流浪汉,更不像游国恩那样为诗而颠狂,他就像个穿着整齐的隔壁大叔。关于在总结中讲什么,教务处的同志早把学员们讨论《水浒传》时的各种观点作了汇报,他便有针对性地作总结发言。他讲的基本观点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水浒传》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巨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平民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群起而造反的经历。现实主义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水浒传》所反映的起义的胜利和失败都是真实的。他强调,现实主义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况,强求古人按照现今的思想追求去行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了是帝王轮换,失败了是四下走散,放下武器被朝庭招安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农民起义的一种结果。无论是哪一种,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都是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动摇了封建王朝,启示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样,就把造反与招安的分歧融合起来,这两者不是分立的,而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中的一个总体的两种现象。冯雪峰还对《水浒传》的章回式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作了分析。他的总结发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述了《水浒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和久远意义。

那年冯雪峰50岁,瘦弱的中等身材,长脸儿,笑面,目光慈祥,稀疏的分头稍灰白,他不像郑振铎那样有官相,不像聂绀弩那样像个流浪汉,更不像游国恩那样为诗而颠狂,他就像个穿着整齐的隔壁大叔。关于在总结中讲什么,教务处的同志早把学员们讨论《水浒传》时的各种观点作了汇报,他便有针对性地作总结发言。他讲的基本观点是怎样理解现实主义,《水浒传》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巨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平民百姓反抗封建压迫、群起而造反的经历。现实主义的首要条件是真实,《水浒传》所反映的起义的胜利和失败都是真实的。他强调,现实主义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况,强求古人按照现今的思想追求去行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了是帝王轮换,失败了是四下走散,放下武器被朝庭招安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农民起义的一种结果。无论是哪一种,人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都是对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动摇了封建王朝,启示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样,就把造反与招安的分歧融合起来,这两者不是分立的,而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中的一个总体的两种现象。冯雪峰还对《水浒传》的章回式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作了分析。他的总结发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阐述了《水浒传》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和久远意义。

二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水浒传》的时候,就剧中的缺陷我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有的朋友感到奇怪,你这位新闻记者怎么评论起《水浒传》了?朋友们不知,早在五六十年前我就登上“梁山”,同一百单八名好汉相拥相抱了。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水浒传》的时候,就剧中的缺陷我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评论文章。有的朋友感到奇怪,你这位新闻记者怎么评论起《水浒传》了?朋友们不知,早在五六十年前我就登上“梁山”,同一百单八名好汉相拥相抱了。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三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四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了几句话,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澳门新葡亰登入 2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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