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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在首轮放映的三个月里,观影人次超过50万,打败同期放映的所有美国影片。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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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

70年前这部电影能够顺利完成,是个奇迹

郑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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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春水向东流》工作照

《聂耳》拍摄现场,郑君里给赵丹说戏

阮玲玉

《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白杨饰演的素芬是“美”与“善”统一的化身。

作为演员,他曾出演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史东山编导的《奋斗》,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大路》等影片。而作为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等经典在中国电影史上闪耀着光辉。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电影一代骄子”的郑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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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云珠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饰演何文艳,演出了郑君里所说的“三棱面”般立体的、活的性格。

郑君里先生离开我们已经50年。此时,不由想起与其儿子郑大里相遇的时刻,我们曾共同回忆君里先生那难以忘怀的电影生涯,不由感慨万千。“用良知咏叹理想,用无忌挥洒浪漫,用浩荡鼓动伟岸,用细腻状写微末……”大里用诗赞其父亲的一生,而不忘他的作品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刘呐鸥

郑君里擅长激发演员的想象力和创作欲望,在《乌鸦与麻雀》中,郑君里让每个演员都即兴表演,因而诞生了许多精彩的段落。

“候补皇帝”让赵丹佩服

澳门新葡亰娱乐场,●文人篇

郑君里所有代表作中都有一种特质:具有中国文化,承载了民族精神。图为影片《聂耳》。

郑君里,祖籍广东,生于上海。当时,很多广东人在上海天通庵路一带摆水果摊,郑君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贫寒的家庭,时至年关,还会有债主上门逼债。郑君里亲见父亲跪地求债主宽限,不堪的经历让他从小就有发愤图强的决心。

作为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的电影,不仅娱乐了普通市民,也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他们流连并沉迷于光影世界,释放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并且通过电影接触和了解不同的文化,也有人因热爱而参与,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编剧、导演、评论家的行列。

今年是影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70周年,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历时五年编辑的一套八卷本《郑君里全集》也在今年出版。不久前,“关灯拆电影”与“海派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了关于该片的讲座。本文为主讲人李镇在讲座内容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成。

17岁那年,郑君里作出了改变一生的重大决定,投考由戏剧家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建的南国艺术学院。在那里,他和陈凝秋、陈白尘、吴作人等成为同学。他的艺术生涯是从表演开始的,上学的时候就在《推销员之死》《娜拉》等戏中跑龙套。1929年,他获得了主演王尔德名剧《莎乐美》的机会,而后还主演过话剧《大雷雨》。1932年,成为联华影业公司的一员,他也因此由话剧舞台转向电影,出演了蔡楚生、史东山、孙瑜等编导的多部影片。他与阮玲玉是同乡,两人除了《新女性》外,还在多部影片中合作。

以鲁迅为例,对电影的热爱,实非常人可以想象。他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1927年,鲁迅携妻儿来到上海,定居北四川路近旁的景云里,从此便与北四川路上的影院结缘。他“同广平携海婴”一起去看美国迪士尼动画电影,他也常常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的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融光大戏院(今星美国际影院),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影院。在他的日记中,共有150多次观影记录,而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居住生活的不到十年间,他就观看了142场,几乎每月一场。电影,实在是鲁迅文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影史之冠

郑君里在银幕和舞台上,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内在情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关于这一点,被称为“电影皇帝”的金焰,对他也称赞有加,因为两人当年双双入选“中国十大电影明星”,金焰在赠照给郑君里时,称其为“候补皇帝”。

1928年,刘呐鸥也来到上海,住在临近北四川路的江湾路六三花园旁弄堂里的一幢单间三层小洋房。他邀请戴望舒与他同住,施蛰存去上海时也住在那里。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这样回忆与这几位朋友共同度过的时光:

这部电影是对电影人极限的挑战被称为中国的
《乱世佳人》,她所创造的纪录前无古人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相继成立,郑君里成为左翼文艺战线上最早期的中坚分子之一。在剧联的感召下,他赴工厂、进学校、入剧场,演出《洪水》《复活》《阿莱城姑娘》等左翼戏剧。其间,郑君里等还带队赴南通演出。当时正在南通“小小剧社”如痴如醉演戏的赵丹观看了郑君里的演出后大为佩服。赵丹遂向郑君里请教演艺,郑君里也发现了这个演艺界的奇才,从此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最初,大家都感到无聊得很,没有事做。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屋里,聊天、看书,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

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中国电影百年史上一个经典频出的阶段。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优秀电影相继问世,比如
《万家灯火》 《天堂春梦》 《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 《小城之春》
《太太万岁》 《哀乐中年》 《不了情》 《艳阳天》 《关不住的春光》《夜店》
《三毛流浪记》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这一辈子》
等等。这些电影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
堪称那个时期的顶峰之作。

史诗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

不过,刘呐鸥一类的新感觉派文人毕竟不同于普通市民,对他们而言,看电影既是一种消遣和嗜好,也是丰富文学和研究视角的途径。施蛰存在1934年《文艺风景》杂志上的另一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在1947年底的时候,此片首轮影院三个月的观影人次已超过50万,截止到1948年,《一江春水向东流》
仅在上海一地的观影总人次就超过82万,当时上海的总人口不过400万,也就是说,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看过这部电影。这部国产电影的首轮影院只有六家,其中的美琪大戏院和南京大戏院本来是专放美国电影的影院,为此破例放映国产电影。在当时,进入中国院线的好莱坞电影非常多。在如此严峻的发行放映环境下,《一江春水向东流》
轻松打败了所有美国电影,达到如此高的观影人数,着实令人不可思议。

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其间,他成功地完成了由演员向电影导演的转型。1946年,他和蔡楚生联合执导他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汇集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优秀演员的史诗之作,创下了全国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共71万人次观看了该片。

“刘呐鸥先生近年来很热心于电影艺术之研究,平常看电影的时候,每一个影片他必须看两次,第一次是注意着全篇的故事及演员的表情,第二次却注意于每一个镜头的摄影艺术,这时候他是完全不留心银幕上故事的进行的。他为本刊写的一个新作的电影脚本,很明显地看得出,不是对于电影艺术有一点修养的人,是不会写得这样完善的。”

不仅仅是票房,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直抵人心,很多影院在售票时,还附带赠送擦眼泪的手绢。它反映的是当时的老百姓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的生活,战后国民党的“劫收”和社会的经济崩溃等等是观众切身感受到的。因此,不仅电影本身成为观看热点,对于这部电影的讨论也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许多观众还自发为之撰写续篇,审判剧中人物张忠良、王丽珍、何文艳和庞浩公。包括田汉在内的一些戏剧界、电影界领军人物,都对影片赞赏有加,认为这部电影堪比美国的《乱世佳人》。其实后来还有很多研究者专门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一江春水向东流》
和 《乱世佳人》
都是通过一个家庭兴衰,描绘混乱的时代,以及乱世中的人的蜕变。另外,对于特殊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命运有尤其细致的描写。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时,蔡楚生正患肺病,每天晚上郑君里跑到蔡楚生家里,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这部片子的剪辑也由郑君里完成。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这部电影。”该片虽是郑导的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的非凡禀赋。剧中饰演素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曾回忆说:记得君里告诉过我,这部片子起先国民党检查官怎样也不予通过,后来送过去“一束花”,过不了多久影片就被通过了。原来在这“一束花”里放了几块金表。

“银幕将军”汤晓丹,也是在北四川路的电影院里学习怎样拍电影。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版本是1956年重新剪辑过的,片长是三个小时。有资料说,剧本写完时是20本。“本”是电影胶片单位,一本相当于11分钟左右,20本应该是三个半小时。但当时有观众在影评中说最初的版本是将近四个半小时。有人统计,它的拍摄成本共计花费了60根金条,也有一种说法是40亿法币的投入。但是法币的价值很不稳定,1937年6月,100元法币能买两头牛。但到了1947年,100元法币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所以,当时很多电影制片机构都没有能力承受哪怕一部普通电影,而
《一江春水向东流》 能完成,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关于此片,剧作家柯灵给予极高的评价:《一江春水向东流》纵贯8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作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而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正反左右、参差横斜的对比,犹如重楼复阁,发挥到了极致。

“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点走进放映厅,连看好几场。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直到我们对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都能背出来为止。我对电影入门就是从沈西苓拉我进电影院学电影、看电影、背电影开始的。”

这部影片前后共拍了一年时间,远远超出一般电影的拍摄周期,被人戏说为“一江春水慢慢流”,中途还因为资金跟不上的缘故暂停过;剧组只有一台简陋的机器,胶卷还是用过期的拼凑而成。正式演员就有45人,群众演员更是超过4000人,体量浩大。这样的规模和周期,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公司来说,都是望而生畏的。拍摄影片几乎把昆仑公司拖垮,因为他们同时还在拍
《八千里路云和月》。有文人还写了一副对联打趣,上联“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是“山穷水尽”。为了节省开支,当年昆仑公司把全部工作人员叫来看剧本,问大家哪场戏能删。但最终,一场戏都没有删,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这部影片写得太好了,一场也不舍得删。

一夜写成《乌鸦与麻雀》

影人篇

耗资如此巨大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的确成为了一部史诗影片。之所以称之为“史诗”,一方面是指影片的体量;另一方面,片中对社会历史背景的表现,也让其无愧于“史诗”的称号。影片反映了从1937年到1947年这10年间的历史,其中能看到许多真实的大场面镜头,很多画面如战场、轰炸、难民、胜利等等全部都是真实的,取材于当时的纪录片。那些纪录片有一些是战地记者拍摄的,有一些来自于民间。其中有一个非常富有表现力的镜头,记录的是人群在往重庆逃难的过程中,一位老太太昂首挺胸地走在前头,一群人跟在后面。许多纪录片镜头与影片临时外景、片场搭建的内景镜头交叉地剪辑到一起,让观众无法准确地分辨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影片的虚构。正是对这些纪录片镜头的运用,让影片从整体上呈现出不容置疑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历史感。

郑君里独立执导故事片是从《乌鸦与麻雀》开始的。《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说要出一个剧本,于是陈白尘执笔,第二天便拿出了剧本。作为一部杰出的社会讽刺喜剧,影片将当时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一栋楼房里进行隐喻,整体结构堪称完美。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展现了一幅社会众生相,真实地记下了蒋家王朝的“最后罪恶史”。

胡蝶
祖籍广东鹤山,出生于提篮桥的辅庆里,青年时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北四川路余庆坊。正是在余庆坊的这个时期,她开始学习表演,先后在大中华、友联、天一、明星公司出演影片,在表演上取得卓越成就。更加幸运的是,身为广东人后代的胡蝶,竟然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而且正好赶上了无声电影向有声电影发展的“风口”。美丽、端庄、喜气、优雅的胡蝶,也是时尚界的宠儿,三天两头上杂志封面。1933年,胡蝶当选中国电影皇后,可谓万千宠爱集一身。

时代之子

《乌鸦与麻雀》从1948年一直拍到新中国成立后,跨越了两个时代,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郑君里是以极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导演事业的,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就达到了世界水准。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南认为该片与同时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阮玲玉
同样是出生在上海的二代广东移民,曾先后居住于北四川路海宁路和鸿庆坊。1926年,阮玲玉考入明星公司,后转入联华影业,因出演《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桃花泣血记》等影片而名声大噪。阮玲玉不会说国语,但好在,她出演的影片都是无声电影。“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阮玲玉又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左翼电影,树立了独特鲜明的阮氏风格,广受好评。其中,她在《神女》中的表演,细腻动人、真挚深情,堪称中国无声电影表演的巅峰之作。可惜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阮玲玉并没有像她扮演的角色一样,奋起抗争,寻求解放,而是陷于婚姻感情失败的痛苦而不能自拔,1935年便自杀离世,年仅25岁。

继承中国电影传统,创造本民族的电影语言把诗歌、绘画、戏剧化为电影,拍出真正的中国电影

这部电影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一流导演之列。

蔡楚生
一位从电影公司杂务做起而最终成为大家的广东籍导演。抗战胜利后,蔡楚生回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旁的千爱里3号,开始酝酿筹拍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可是,因多年积劳成疾,他的肺病一直不见好转,临近开机,却无法去片场执导。情急之下,蔡楚生找来从未做过导演的小老乡郑君里,请他出任现场导演。于是,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作为第一导演的蔡楚生基本不去片场,而是在家构思脚本,绘制气氛图,现场导演郑君里则每天骑车往返于北四川路的蔡家和徐家汇的片场。凭着惊人的默契,两位才华横溢的电影人合作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史诗级影片。1947年,《一江春水向东流》公映,在海内外引起轰动。

《一江春水向东流》
的编导是蔡楚生和郑君里,蔡楚生其实是郑君里的老师,师承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之后一直到谢晋,他们都一脉相承,在作品中延续了一套电影艺术的传统。这个传统简单描述起来有几个特征,比如坚持“文以载道”,就是用电影来提供教育价值、负载一些社会道义;另外,根据中国人的欣赏习惯,“美”和“善”在作品中总是统一的。比如
《一江春水向东流》
中的素芬,就是美与善统一的化身。此外,他们的影片在叙事上,所有的起承转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每一场戏都有逻辑性,镜头与镜头之间会有前后呼应,很像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在艺术修辞手法上,他们的影片自觉地采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赋、比、兴的手法,擅长渲染气氛,托物言志。在戏剧场面的处理上,感情色彩浓烈,特别会用感情来打动观众。

“红烧头尾”——《林则徐》和《聂耳》

蔡楚生为剧本贡献得最多,为了写好一些场面,还专门到农村去考察;但是到了拍摄阶段,蔡楚生的身体不好,他在战乱时得过肺结核,落下了病根,拍摄现场的导演工作是由郑君里完成的。每天晚上,郑君里都会到蔡楚生家里汇报一天的拍摄情况,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计划。当时的一些报道中,并不认为郑君里在向蔡楚生学习,而是认为他们两个各有优势,因为郑君里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版了很多影剧方面的著作,非常有影响力。事实上,郑君里确实也为影片内容提供了独特的贡献,比如纪录片的使用就和他的个人经历也有着很大的联系。我们都知道郑君里是一个故事片导演,但我们很少知道,郑君里在抗战时期完成了大量的纪录片,他拍摄的纪录片数量比故事片还要多。其中有一部在1943年完成的
《民族万岁》,堪称建国前中国纪录片的顶峰之作。这部影片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先锋电影,里面每一个镜头都精致至极,富有象征意味,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看过会让人终生难忘。在拍摄过程中,郑君里其实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家庭、健康的问题,也有战争带来的动荡等等。举例来说,当时要把蒙古族的许多部落集中到一个地方拍摄,部落的牛羊也都要赶过去,但一片草原容纳不下这么多牲畜,牛羊在迁徙过程中的草料、饮水也都不够,牲畜大量死亡,这些问题都需要郑君里一一去解决。但最终,这些困难都不影响他完美地完成这部电影。这些经历很像纪录片大师弗拉哈迪的
《北方的纳努克》。郑君里在纪录片方面的造诣和经历,为他在《一江春水向东流》
中与蔡楚生的合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让影片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纪实色彩。

拍摄人物传记片更见郑君里的功力。1958年开始拍摄的《林则徐》和《聂耳》,后被誉为“红烧头尾”,成为上影厂向国庆十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

郑君里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坐标中有他独特的位置。他之所以能完成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这其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郑君里的祖籍是广东中山,中山以前叫香山县,离香港和澳门很近,是中国最早面向外来文化的一块地域。在中国早期的电影人尤其是上海电影人中,祖籍广东的非常多,像蔡楚生、阮玲玉、黄绍芬、胡蝶等等,他们在电影圈中彼此扶持,守望相助。

在郑君里看来,要树起林则徐这个人物,必须在多场戏中深入挖掘他的性格。剧中有一场“林则徐的一天”颇为用心:通过描绘林则徐从早到夜、从夜又到早一天之内错综复杂的内外斗争生活,借以集中地刻画人物的内心生活和精神面貌。特别在最后一节,郑君里摒除了林则徐身边的任何人,从容地展开其精神世界,这位历史人物由此树立。

在中国百年的电影历史上,郑君里被归为“第三代导演”。第三代导演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经历过战乱、经济的大衰退,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自觉地定下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要拍出与西方不一样的、真正的中国电影———具有中国文化、承载了我们民族精神特质的电影。这种特质,在郑君里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 《乌鸦与麻雀》 《聂耳》 《林则徐》
等几部影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在他留下的导演笔记中,郑君里详细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构思一部电影,如何从诗歌、绘画、传统戏剧的程式当中吸取养料,把它们变成电影的语言。譬如在
《林则徐》
中,关天培与林则徐告别的场景,就是按照“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来设计的。《枯木逢春》里横移的镜头,追求的就是
《清明上河图》 的效果;冬哥和苦妹子之间的戏,则是脱胎于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十八相送”。这些影片送到海外展映时,外国的观众都对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感到十分震撼。郑君里真正做到了让电影成为中国艺术。

历史上,林则徐最后被清廷发配至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远,然后意味深长地回眸一望,影片定格。周总理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希望将结局设计成类似于“虽然林则徐走了,但人民群众中的平英团却起来了”的情节。现在观众看到结尾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等镜头,郑君里就是按照这个情节设计的。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君里与聂耳是同代人,还一起工作过。尽管互相熟悉,当他接手拍摄《聂耳》时,却丝毫没有懈怠。相反他采取了与以往“由上而下”完全不同的手法——由下而上,集思广益。

开拍时,郑君里又创造出“黑板法”,请场记把不同的处理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选择。他归纳说:“导演要善于像挤广柑汁一样,让演员把心中积累下来的好东西统统挤出来。”

该片拍摄可谓匠心独运。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一节是影片的高潮,郑君里决定借用音乐来描绘聂耳构思《义勇军进行曲》的全过程。他请作曲家根据台本逐个镜头设计音乐,并先期录音,而后演员根据音乐的曲调和节奏去表演:聂耳躺在床上翻身思考,接着走上晒台,最后回到书桌,终于写就《义勇军进行曲》。专家评说,这不是在配音乐,而是用音乐表现聂耳创作该曲时的内心历程。

这两部电影都由赵丹主演,特别是林则徐,成为赵丹创造的最为成功的银幕形象。关于这段经历,赵丹曾这样记述:朋友们称我跟郑君里是“欢喜冤家”。我们在电影合作中的成功完全是吵架吵出来的……在拍摄《聂耳》的过程中,在某些镜头的艺术处理上,我俩之间经常有所争执、相持不下。有一次,郑君里气得说:“我下次再也不找你演戏了!”我回嘴:“下次你导演的戏,就是八抬大轿请我上我也不上了!”然而紧接着又共同迷醉在下一部《林则徐》的新的艺术构思之中,彼此都“非你不可”了。

一个是大导演,一个是大演员,让《聂耳》和《林则徐》成为传世的经典。《聂耳》获得了第12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传记片奖。1995年,《林则徐》荣膺“中国电影九十年优秀影片奖”,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导演奖则授予了郑君里。

斯人已去,作品永存。诚如上海市文联原主席、导演吴贻弓所言:一个人的经历,相对事业来说,似乎非常短暂,但如果一个人的经历里有足以令人缅怀的品格和业绩,那么,它就会和事业同在,永远积淀在历史里,成为不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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