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祖谟致沈仲章六函

父亲沈仲章和徐森玉先生是至交。我称徐森玉“徐公公”,幼时常随父亲去徐家。我父母晚婚晚育,我出生前祖父和外祖父已去世。回想亲见之祖辈人物,徐公公的形象首先浮现。我写父辈往事,凡联得上徐森玉必提,但不曾专写沈与徐,直到最近。下文两则逸事,原为三万字长稿内二例。是与徐森玉幼公子文堪叔互忆往事,扩展成单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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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之一涉公职,我用“徐森玉”:

沈仲章(左)与周祖谟(右)1980年代合影于北大中关园

吴景桢赠沈仲章之《居延汉简·图版之部》;扉页题词。注:“劳榦……即行故去”不确,1980年代中期父亲还与劳榦通信。当年吴应没见过或碰过“破竹片”,那是后来知识,另议。

父亲与徐森玉,自1930年代起,工作上向来配合无隙。可是,有次却为一事口角,闹得很不欢,然幸而未散。

父亲沈仲章与周祖谟是挚友,两家也颇亲近。周家在北京,沈家在上海,虽迢迢千里,然情长谊暖。我16岁独自访京,周伯伯周伯母携公子陪我登长城。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周祖谟是北京大学教授。有些假期我会北上,周伯伯为我开小课。数年前周伯伯入梦,晨醒记忆清晰,连赠书扉页钤印,都依依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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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父亲每次说起那事,都提及接收陈群藏书,估计时段相近。那是在抗战结束后,父亲随徐森玉接收江南一带的日伪文物图书。其中一大项目是清查陈群所遗藏书,徐沈二人一主一辅,我堂叔沈锡山也曾相助。郑振铎对收书一向起劲,曾提供情报,但也曾打草惊蛇。全过程是个大题目,资料尚待整理,恐需几篇长文,此处先表过不提。

我家有不少周祖谟来函,读了数封,感我至深。尚未联上周家哲嗣,暂不发表全函。本文择录几段,主题是沈仲章“快照”。而“抓拍”者的“取景”眼光,也折射其待友情意、治学思维、行文笔趣……

记录稿选页。末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口误或笔误,另议。

那“不欢未散”之事,起因是上面传来任命,委派沈仲章去香港地区,清点接收文物书籍,名分职位上跟徐森玉平起平坐。可是父亲一向不在乎头衔职称,宁可留沪助徐,谢绝不去。徐森玉劝沈仲章别轻易放弃要职,说这是他和其他学界领头人费力争取来的名分地位,你为主,可带我儿子徐伯郊。

父亲提起周祖谟,总说是北大老同学。周伯伯却对我说:“你爸爸是我老师。”综合两人所述,大概这么回事:周读本科时,沈在文科研究所语音实验室任助教。父亲先读工程后攻物理再转文,通音乐,会多种方言外语……在比较语音、分析声学和解释科学原则等方面,能补文科出身者之缺。学生周受益,不忘沈老师。但父亲不承认,说他未毕业已当刘半农助手,也如此为师生服务。故而一口咬定,自己顶多算个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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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网投 ,可沈仲章不但不领情,还露出不屑的神情,顶嘴发怪论:“你们看重的名分地位,对我是侮辱!”(大意,原话有笔录待查。但“侮辱”二字我印象深,应当没记错。)
父亲的不识抬举,把徐森玉气得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不过,两人仍然协力。待徐森玉气头过了,又和好如初。

父亲与周祖谟相识,最初起于研究语言,但很快就超出学术范围。我见过一张周沈早年合影,两青年各着白色洋装,手握网球拍,抖擞潇洒。1937年北平沦陷,父亲救护居延汉简南下,周祖谟留于北方。鸿雁传讯不断,友谊延续终生。下摘六函虽不能体现周沈交往全貌,但至少可窥视二友情缘波漪。

许地山与夫人周俟松。摄于1940年后,香港。周苓仲提供

徐文堪读后告诉我:“关于令尊抗战胜利后的工作,略加补充如下:当时上面拟任命清理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特派代表,家父为京沪区代表,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粤港区代表一职,家父力荐令尊担任,主事者杭立武
(1903-1991) 完全同意,但令尊坚辞。”(“京沪区”中之“京”指南京。)
又补充:“当时的正式名称也可能是‘特派员’,但杭立武本人留学英美,对知识分子特尊重,故冠以‘代表’之称。”

(一)12月1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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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徐文堪又追加:“上次言及‘特派员’,再略说几句。……同时任命的,还有一位辛树帜
(1894-1977)
先生,属武汉区。但他是著名留德农业生物学家,长期任西北农学院院长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园尚为其立塑像),无法去武汉。沈兼士在1947年去世。各地都形同虚设。只有上海,家父与令尊还做了些事,如接收陈群数十万册图书,分配国内各图书馆。”

周祖谟于此函第一页,叙述他多方打听老朋友沈仲章,很久得不到确切消息的焦虑心情:

沈仲章在青岛码头,摄于1938年1月。

父亲对我讲徐沈几乎“闹翻”,是当作潇洒趣谈来说的。着重的是他把“名分地位”视为“侮辱”,兼带衬托他与徐森玉之间可以直言不拘。

仲章吾兄: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

近年来整理父辈史料,治史自当努力求证,存念核查该职正式名称等等,可尚未得空。因此,非常感激徐文堪提供佐证,而且相当明确
(文堪叔总是我信赖之倚)。不过,我见过相关文书,头衔像是“主任委员”,有“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字样,朱家骅或蒋复璁签署,还待日后查找。

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感觉到说不出的苦闷。热盼之下,久不见复函,以为你一定单身走入内地了。直到胜利以后,由重庆来的先生大人们的口里,竟也没能探到你的消息,心中就着急起来。我总有两种想法,(a)如依然留沪必有信来,(b)如入内地,不久也必然有信。所以在焦灼不知所以的情绪下,只有少待而已。后来恰巧袁守和先生来了,我问到你,怹说你并没有在重庆,内地也正在找你,将任以驻港要员,可是还没有找到,因此我真不安了,回来告诉了内人,饭做好了,竟然吃不下去,一夜不曾安卧。我奇怪,我恐惧,我非有翅膀不可了,我急了,我要立刻找你去,到底要问问你在那里。夜间暗暗落下眼泪来,我深悔我为何以往不去看你。第二天十一月十七日我写了两封信一寄中兴公司,一寄桃花桥,我只盼望一封可以告诉你的住处的信,可是一直到现在没有,公司和家中竟没有人惠我好音吗?教我如何是好?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团员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中国西北地区发掘出一万余枚汉代简牍。这是首次大批量出土的汉简,依古地名而称作“居延汉简”,被公认是东方考古的重大发现。

我又想起至少在陈寅恪和周祖谟等致沈函中,曾有相关言辞。周祖谟函较多,一时找不到具体哪封。记得周函用词是“要员”,袁守和知情。消息源自重庆,像是抗战刚完便议任命。陈寅恪函发自南京,写于1946年6月12日。函内提及他没碰到徐森玉,信息当另有渠道。读来似父亲授职已确定,南京有关方面认为他会赴港。寅恪先生开列了不短的单子,委托沈仲章到港替他访友办事。

最近问到郑毅生先生,他有了答复,说你在苏州,整齐某人的古书,我放心了一些,他虽不曾告诉我消息的由来,我想在胜利以后,一切是没有恐惧的了,他得来的消息,一定是在他到南京以后的事情,必有一些些有可靠,所以现在写一封较长的信,嘱托那与人恩惠最大的邮差,祈祷他能如我所愿的送交到我最怀念的人的面前。是否浮沉不达,全看幸运如何了。

2017年听闻一个新“发现”,说在1938年,一部分居延汉简去过长沙。这是误判,必须尽早纠正,是以为文。

我知道差不多同时,父亲受何容与魏建功之请,曾任台湾推广国语委员会委员。主要在内地采办设备,筹划培训教师等,也曾赴台。此乃另一题目,而数职
(赴台、派港、留沪助徐等) 委任之先后,也待考证。

上摘行行感人,句句可注,仅简释几处:

从北大到香港的路线

下面说逸事之二,涉私谊,我多用“徐公公”:

落款“十二月十七日”,无年份。然首句“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表明,当年“春间”之前,周沈互通音讯。及至12月17日周函,虽已越春夏秋,联系中断尚未跨年。而次句“直到胜利以后……”提示,“胜利”为其间重大事件。以1945年夏日军投降为参照点,推测此函写于1945年。

本节简介在1937年夏,居延汉简被及时运出北京大学,半年后1938年初抵达香港的大致过程,以及停靠地点。

徐公公对我父亲不避隐私,父亲可随意出入徐家。沈仲章年轻单身多能肯干,徐森玉有家有室书斋文士。沈耿耿效力无二心,徐对沈信任依仗无二话。文堪叔婴幼时期,每逢其父不便照应母子俩,便托付沈仲章。从对外交涉,到送食物送取暖燃料……事无巨细。1949年我父母结连理,拟只通知几位近亲挚友,但徐公公不答应,坚持要沈仲章摆宴,由他主婚。

“将任以驻港要员”之语,指父亲被任命为粤港地区战后清点接收文物书籍的负责人。此事拙文《徐森玉和沈仲章交往二逸事》略有议及(《文汇报》2017年10月31日)。

1931年,居延汉简由出土地区运到北平,归考察团理事会保管。为便于研究和摄影,转存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父亲沈仲章时任北大助教,兼任理事会唯一干事,为汉简摄影。1937年7月底,日军入侵北平,立即派兵把守北大。父亲独自黑夜翻墙潜入侦察,见迹象汉简极可能被毁,也担心日后被夺。于是当机立断,请助理周殿福帮忙,悄悄走边门进屋,将汉简逐根包裹妥当,分几次运出北大。先后转藏,都不觉得安全。父亲根据万余枚汉简及多层防护所需体积,定制了两个储简大木箱。将汉简装箱封实后,存入德资银行的保险柜。【以上汉简在北平。参见拙文《沈仲章与居延汉简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今论衡》第28期,2015年,第90-101页。】

父亲和徐公公有多项共同爱好,其中一项是探山访庙,讲梵文唬方丈。徐公公教我父亲不少窍门,比如在佛教名山如何与寺院打交道。父亲后来独自上五台山,派上了用场。抗战前,父亲曾和徐森玉、竺可桢等外出开会。因在白崇禧驻地,白还特意会见致礼。会议结束后,一行人结伴登山,与道士打赌等多有趣事。这里只说一件相对稀罕之事,年长的徐森玉照顾年轻的沈仲章。

“中兴公司”是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木材行,在上海。“桃花桥”则是苏州地名。据我所知,父亲出生时,祖父母家住桃花桥一带。后几经搬迁,父亲读大学时,祖父母已置产苏州打铁弄。我见父亲友人函,大都寄往打铁弄。不清楚“桃花桥”为父亲临时寓所,还是转信地址(父亲曾被日本人通缉,可能在敌占区会采取防范措施)。

父亲带着存单离开北平,8月12日到天津。父亲通知已转移到后方的徐森玉,数月后徐来津相会。徐森玉传达傅斯年等学界领袖人物的决定,指示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汉简至香港。父亲再回北平,将两个储简箱托运到天津,留存于托运行。【以上北平——天津。参见《沈仲章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简称《历险记》),署名为“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1986年首发于《团结报》,同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和《文物天地》相继转载。我手中无文本,刊载月日不能确定。刊发前父亲未作校勘,小有差误。本节概述均据多次亲闻和笔录,不另注。】

小小远足队由学者组成,并非人人习惯走山路,因此雇了顶登山轿,随行备急。徐公公行动较显费劲,便归他乘坐。半路父亲突发一种旧病,疼痛难行。父亲有种
Stoic气度,一如往常不诉苦痛,独自落后。(Stoic源于古希腊文
Στωιkσ,音译“斯多亚”。原指哲学流派,兼表人生态度。该词汉译很难贴切,近于淡定、坚忍、苦乐荣辱度外之意。)

至于“整齐某人的古书”,当指清点陈群藏书。此为大题,另文专议。

12月底,两个储简箱被当作货物托运,上了海轮恒生号。父亲随船南下,结识了船长,随身皮箱放船长室。恒生轮终点是香港,中途停靠青岛装货。父亲上岸给徐森玉发长电,请他香港接应。不料日军逼近青岛,船长接急令提前启锚。父亲回到码头,船已不见踪影。【以上天津——青岛;汉简未下船。】

沈仲章出名善爬山,不知不觉中成为前后招呼之领队,因此同行者都不在意他掉队。唯独徐公公不放心,也只有他,因与沈极熟而知其体质弱点,便让轿夫抬着往回走。徐公公找到脸色惨白、满头冷汗的沈仲章,下轿让座。父亲虽几乎不能动,仍说歇歇能追上。但轿夫见沈个小体轻,抓起他塞入轿中,抬了就走。

(二)2月2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5年)

父亲马上回城内发海上电报,请船长抵港时,将船长室的皮箱交给乘客吴景桢。吴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沈仲章。这次船票又是沈为吴弄到的,因此沈托之事,一定照办。父亲又电告徐森玉,告知脱船,请他接吴。因海上电报

登山队其他人走着走着,不见轿子和徐森玉跟上,便停下等候。轿子来了,坐者却变成了沈。此时父亲病情缓解,故作轻松不道原因。好一会儿,徐公公气喘吁吁赶到,不知沈仲章未作解释,也什么都没说。事后竺可桢提起,当时众人纳闷,徐沈两人变什么戏法。父亲仍笑而不答,恐怕竺可桢始终没明白怎么回事。

这封周函,透露了两人年轻时的活泼天真,也提到沈仲章性情及其对友人的感染。

花费高,几乎用尽父亲身上所余钱款,致徐电报简单。【以上青岛——香港;汉简在船上,沈在青岛作应急补救。】

二逸事叙毕,顺便说说两家之间零碎事。

仲章: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有说不出的焦躁。在二月十日我写了一封长信,本当立即寄上,偏偏因为一念之差,以为年终你一定回苏州过年的,随即停下来。结果我想我错了,一定错了,深悔当时不把它寄出。原函现在依旧奉上,虽为明日黄花,亦不无意思。老兄看了也许要笑我的疏懒吧!

1938年1月上旬,恒生轮抵达香港。因吴景桢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徐森玉没接到。陈君葆埋怨,“弄得非常的不好”。香港其时未遭战乱,陈君不满情有可原。他习惯于和平时期英国文明的旅行经验,不明险区危情,不知找到人可托已属万幸。再说吴景桢把皮箱带去内地,辗转到了长沙,交给蒋梦麟。【以上香港——长沙;有个箱子去长沙,汉简情况下文揭晓。本段综合亲闻、笔录与文献资料。】

不久前有人问及徐森玉,使我回想起儿时随父亲去徐家拜年,徐家婆婆在桌案上摆满甜食,招呼我过去吃。偏偏我小时候嘴不馋,胃也不适应过年食品。更喜欢赖在高高的椅子上
(对小童来说“高”,双脚得悬着),听父亲与徐公公聊天,自以为能听“懂”。文堪叔会出来一下,腼腆地打个招呼,转身隐形。我脑中“定影”的徐公公肖像,占据画面下部的是张大大的书桌,黑色的。徐公公坐在书桌那边,露出上半身。

今年的年过的很不高兴,至今尚意兴索然,每天不过睡觉闲坐而已。可是时常想到你——想到我多年不见的朋友——有时拿出从前的信细细的读,有时看看相片,于是随着一副沉毅的面孔现在目前,精敏的神情,天真的动作,两手撒开把的骑车的姿势…都来了!我尤其喜爱你那和乐的心境,好相与为善的胸怀,那都是自然界最美的事物了:我很诚恳的说,自我们彼此认识以后,我的举止心情受你的感昭而潜化的不知有多少。

去了长沙的“东西”

说起那张书桌,原是我家的。徐公公很多事都托沈仲章,比如战时转移文物书籍,父亲无正式职务也大力相助。日占江南木材紧缺,因父亲熟悉木料木器,负责定做装运箱盒。1950年代初,徐公公托沈仲章替他找张大书桌,父亲便把那大黑书桌寄存在徐家,理由是我家迁居武康大楼后放不下。(父亲常按别人需要“寄存”东西,其实“文革”前我家屋子挺宽敞。1950年代装有室内秋千,那时秋千较大,所需空间也大。)

函首有数条线索,可助辨析年份:其一,周祖谟料定沈仲章“一定回苏州过年”。据此,范围可缩小到1942-1949年,父亲未婚常居上海,苏州是老家。其二,那年公历2月10日为农历“年终”。据此,查得两个候选年份,即1942年(春节2月15日)和1945年(春节2月13日)。其三,周云“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反溯1941底父亲的行止与意向,推测他在1942年初,尚未“定居”江南,“过年”难上日程,老友间话题也当不同。细释多层背景恐费篇幅,简言之我估计该函写于1945年。

《澎湃新闻》2017年9月7日,刊发了柳向春《徐森玉先生与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简称柳文)。柳文宣布:“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个大胆“肯定”要是真被肯定,居延汉简研究史上“确实”得记上一笔。甚至可以说,这是1930年居延汉简被发现后的一大“惊人”发现。

那张书桌更早是孙晓村伯伯的。父母有我兄姐之前,与孙伯伯孙伯母合住一套公寓,在淮海路另一栋大楼。孙伯伯去北京任职时,把书桌留给了父亲。文堪叔补充说,孙晓村曾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去世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每次上京,必定拜访孙伯伯孙伯母,感觉很亲近。

回顾上摘12月17日周函首句“自春间就不曾得到你的信……”,若两函同年,则周盼沈回函,可能始于3月初。

可惜,“肯定”是不对的。木简不曾去长沙!

要是有人见到徐森玉晚年与家中大黑书桌合影,望赐我一阅。

(三)2月10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假定1945年)

柳文的主要依据是陈君葆1938年1月15日记(简称“陈记”):“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了。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迳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陈云玉、陈文蔚、陈文达和陈云湘编,商务印书馆,香港,1999年第1版,第339页。我依版本为斯坦福大学藏本,扉页有“陈云玉赠”。柳自注也摘1999年版。核对柳摘,小有差异,不影响本议题。)多年前我也见过这条陈记,也曾思考木简是否去过长沙。据闻《陈君葆日记》是畅销书,估计读过陈记的人不少,大概都曾做过类似猜测。不知为何十八年来,别人没有提出这一重大“发现”?

这封周函并不太长,不清楚是否即2月27日周函所附2月10日“长信”。考证容缓,先摘短短数语,言及周沈两人“久有”合作意愿。

我较熟悉专题,看出疑点,没轻易下结论。我求联吴景桢后代,环环转联需耐心。2014年初我经史语所简牍团队邢义田的指点,基本确定了蒋梦麟到港日期。我又想起,父亲曾说抵港后“等木简”,对码头取简也有详细描述。这事不得心躁,准备待有了值得提出之点后,再向专家求教……

如果工商不适,生活略能维持,索性闭户读书倒也是一个办法,同时借此机会我们也不妨合作一点儿什么东西——你是久有此意,我是极端赞成,而苦无实现的机会的。

一转眼,斯坦福大学的两本《陈君葆日记》,在我手上已近四年。

抗战后期父亲流落江南,与原供职的学术机构如北大、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央研究院”等,都脱了节。父亲有些特殊才干,仗义客串解难,协友共振民族企业,步入工商界。之后长期羁身,主要两个原因:一是父亲被热衷民族工商之友倚重,不得轻易撒手。二是父亲手头宽裕就爱接济他人,为继续助人便需维持收入,以至自负“责任”,难以弃之不顾。父亲常对我“言志”,不喜欢经商,最爱当学生。这封周函显示,父亲早年已向学界至交流露厌商之念。

初读柳文见“肯定”,我喜出望外,以为终于有人替我解决了久存心头之疑。可再一读,大大失望。

(四)4月1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估计1946年)

其实,日记不是论文或报告,原没打算公布,很少核实更正。后人解读,得借助辨析能力和背景知识。陈君葆是相助者,并非实物直接经手人。陈记中写得明白,陈得到隔地传言,吴景桢把“东西”带去长沙。消息源自袁守和,陈没说是否亲闻。袁也并没见到“东西”,只是接读吴函。仅读陈记行文,已知消息几经转传,信息层次很分明。

下摘周函四段,其中三段明言学术。第一和第四段围绕沈仲章,第二段记录周祖谟忙于著述,生动风趣。第三段绘景抒情,叙旧叹今,喜其文采,不舍割爱。而且,语言学家从“萝卜赛梨”说起,“够有味的”首先是入耳之“声音”,读来也够有味的。

更关键的是,解读史料,还必须分清当年各人的真正角色。陈君葆并不是决策汉简南运者,因此他的猜想虽乍看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只有内圈人才明白之点:到底沈仲章托带的是什么“东西”,只有沈本人清楚,别人都不知道。

仲章吾兄:

因为,汉简秘密南运,决策者责令沈仲章单人经手。定了三条原则:“没人看见,没人碰过,没人知道”。哪怕是指令发出者,也仅“知道”沈仲章运汉简,并没“看见”或“碰过”实物。至于何物装于何箱,只有装箱者沈仲章“知道”。

上次寄到苏州的一封信,一定收到了吧?随后我又寄往上海两包书,一包是厦门音系同方音调查表格,一包是高本汉的分析字典。不知已否收到。唯吴语研究尚未觅得,所以没能寄去。自己的一部,不知那位学生借去了,至今未还。过几天我再到市场找一下,如果有了,一定寄上。

1938年1月15日,不完全知实情者陈君葆,在唯一知真情者沈仲章揭开谜底之前,以为吴景桢带去长沙的“东西”是汉简,记下了当日所闻所猜。没想到约八十年后,被当作史实而“肯定”。其实,陈记含不少可供思考的线索,只是求证者不够小心。

现在我们放春假,一切总闲在一点儿。尤其对书虫子的事,可以细嚼烂咽了。这几天除了弄本行的玩意儿以外,又在作《洛阳伽蓝记校注》,一则可以调剂调剂精神,一则成书较易。所以《大藏经》《北史》等堆满了桌子,其杂乱无章之状,有目共睹。(——可是你看不见)简直是忙个不休了!这同“戏台上”的孙猴儿一样,本领无多,偏好开打,tang、tang、tang…tang…耍的挺热闹。真有点儿那个…,贻笑大方了!

我求助于直接经手人的第一手资料。正巧不久前,经许地山公子周苓仲指点,征回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简称记录稿),原由许夫人周俟松保存。一查,见到谜底。

近来天气已较温和,北海东山的桃花就要开了,绿绿的水,微微的风,衬起来丝丝的弱柳,着实令人心醉,唯有光景如昨,已是物是人非了!你坐在那楼顶儿上的沙发上,你可以想象到旧日的风光吗?我觉得此地并没有特殊的好点,它所给予人们的印象是一种古老的风味,有新有旧,由“萝卜赛梨”的声音说起就够有味的,我想你一定不能忘记往日的情景,而追怀,而赞美。可是不太有生气,现在更是索寞了,大体说起来,只有鬼混,混一天再说一天,一切都不能深想下去。

我兴奋地电邮邢义田:“记得我几年前关心蒋梦麟1938年初访香港的具体日期吗?我早在思考,木简是否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因为此事较大须慎重,弄不好史语所汉简路线图得改,我一直在求联吴景桢后代。在找到进一步支持或反对的证据前,不敢惊动您。”我告知答案:“木简一直留在香港码头仓库,没去过长沙!被吴景桢带去长沙、再由蒋校长带回香港的是一个皮箱,里面藏有西北考察团的东西,还有向轮船公司领取木简的凭据!但因时隔已久,装木简的两个大箱子差点儿找不到。别人是极难找到的,除了父亲本人。”

你的厦门话学得如何了?“瓦是一个冬国郎”,挺够劲儿。你必然学的顶好。将来还可以学一两种更南更新奇的语言,以便互相比较。你现在固然天天弄木头,将来还是弄文学语言方面一套的健将。有时能翻一两本书才好。

邢义田回复:“太好啦。陈君葆日记也是这么说的。”原来,史语所的简牍专家早有合理解读。

第一段书目中的吴语研究,当是赵元任的那本,父亲原定1942年赴美随赵进修。父亲一向钦佩高本汉,1930年代曾翻译其著述,发表于周祖谟主编之刊物。而父亲关注厦门音系,当与他担任台湾国语推广委员会委员有关。

这个答案,顺带排除了柳文猜测的一种可能,即汉简的“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其实仔细读陈,便可知柳文猜测岔道,表过不提。读柳文其他辅助依据和解释,也经不起分析,不提也罢。

从第四段看,父亲正在学闽南语,想来已准备去台湾。但“天天弄木头”,说明人还在上海。根据诸如此类言辞,可测该函写于1946年。据我大致印象,父亲约在1946年下半年赴台。台湾之旅另一大题,待得空梳理时,回头复核此函年份。

“长沙”之误,是柳文诸多弊病中较简单的一种,希望我已大致说清问题了。

(五)7月2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1945-1948年间)

为给本节所揭谜底提供佐证,下面摘录直接经手人沈仲章的口述记录。含相关细节,还有几波几折。也为第一节汉简转移经过之延续,估计《历险记》这部分不详细。读者亦可跳过下节,直接读第四节结语。

这封周函年份伸缩余地较大。仲章吾兄:

留在香港码头的汉简

过年以后曾有三四信寄上,可是至今没得到复信,忧望之殷,可以说‘异常’又‘异常’了!这也是我多方面不放心的缘故,前些日子居然收到你的信了,可是还没有容我拆开看,孩子一哭,把我吵醒了,你说多么使人难过。

再说青岛脱船的沈仲章,幸运地在日军登陆之前,搭上路过的唯一海轮。父亲随船抵达终点上海,已身无分文。找到预定应该为他提供资助的机构,但因听闻日方追捕沈仲章,管事者怕事装傻。最后父亲向亲戚借钱,买船票去香港。印象中《历险记》中缺了在沪经历,容日后补叙。

我现在要求你见信后,即刻回信,事情忙,也要给我写几行,以慰那终日难安午夜彷徨的一颗心。

本节已定聚焦点是父亲抵港后,如何领取汉简。下面抄录新得记录稿中相关部分,不删减。其中“我”是沈仲章。有几处我用方括号加【(沈亚)明注】,可以加注的不止这些,容日后再补。

信中你要告诉我你的生活的一切,还有你的身体康健的情形,事业的发展等等。而且你要答应我以后要常来信。这诚然是不情之请,也正是我难以为怀的一点。因为我深忧惧也许在以往的信里说话过于随便了吗?

一到香港,我就找许地山。可是许说没有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吴君已到重庆,继而离开重庆到长沙。吴来信告诉我,皮箱已交给蒋梦麟校长,说蒋不久要飞香港,所以这个木简的收条,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才带来香港。我去找蒋,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打开一看,原封未动,北大的东西交给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我跟许地山一接头,我就说要立即找到徐森玉,但我到香港时,徐还没(从上海)来。【(从上海)三字为后加,父亲对此有尾注,见下。】后来见了面,我说:好啦!木简安全运到这儿了,大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我全做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碰过,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明注:第一阶段1937年7月底-12月某日,第二阶段12月某日-1938年1月底。“12月”取自柳文。三个“没人”可说明,吴景桢不知所携何物,而陈君葆等知沈运汉简却不知真情。】现在我要到长沙报到去了。长沙北大那时准备搬到昆明,是要徒步迁校,因为没有那么多交通工具。有人来信告诉我,曾有人提议等我回去,当个领队,因为我是出名的飞毛腿,善爬山,出名的旅行家。跑路在我则更拿手。每天一百里,不在话下。【明注:见过一份西南联大的北大教职员名录,沈仲章榜上有名。】但是重庆傅斯年连来两个电报,打给徐森玉,说叫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且等他自己来港,另有重要任务。

父亲常说自己是“懒笔头”,一般是收函多回复少。据本函,“过年之后”,周祖谟寄沈仲章三四封信,至7月初不见复信,“忧望之殷,可以说‘异常’又‘异常’了!”看来在正常情况下,父亲复函并非“遥遥无期”。信作者似乎有个熟悉惯例,在他发信数封与数月之内,理当听到回音。揣摩周氏心中之“数”,大概不过三?

再说木简怎么样了呢?等到蒋梦麟来了,收条拿到了,而恒生轮也老早离开香港了。两只木箱是随船先到,无人领取,被搁到仓库里去了。也许已有个把月了。我拿着这张收条会同许地山去提这两箱木简。这两箱东西因为已经讲明交托给香港大学保管,安放在该校的汉口图书馆。汉口图书馆是香港大学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准备将木简搁在一个长的保险柜里。有几道暗锁,钥匙交给我和香港大学共管。他们单开也开不开,我单开也不行。提取时要征得双方同意,是订有合同的。我和许地山到轮船码头去领这两箱国宝时,又是吃了一场虚惊,几乎全功尽弃。那艘恒生轮已经到了好久了,现在才去领取,问谁去?没办法,只有自己去找。找啊找,到哪处找?恒生轮上的东西都在这一块,可就缺这两个箱子。“你认识那两个箱子吗?”“认识啊!”“再看看这几堆,有就有,没有就找不到

品函内口气,周祖谟对老友之拖拉不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严令”对方见信即复,“事情忙,也要给我写几行,以慰那终日难安午夜彷徨的一颗心。”而且,周教授还向那曾为其师之沈,布置了一系列“作业规定”。谁让父亲立志当学生呢?

了。也许被人领错了,会来调换的。如果实在没有了,就照章赔二十块钱。”我岂肯罢休,还是瞎找。我多少心血难道一笔勾销?天快黑了,仓库里又暗得很。“要不然,明天再来找寻吧!两箱不值钱的东西,不大可能遗失。”我担心极了,是我们情报泄露了,东西被人拿掉了,还是……我整夜未眠。第二天就再去找。找啊找,后来看到另一个角落里有张大油布遮着一堆东西,好似有人故意把它遮起来不叫人看见似的。快掀开一看,啊哟!就在这里了!“好,拿去!拿去!”昨天为了找不到,一夜难睡,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阿弥陀佛!终于找到了,我如释重负,把两只箱子拉到香港大学存起来。

那个“一哭”而“吵醒”人的孩子,想来是周家大哥。在此向周氏后代遥寄思念,盼早续联系。

父亲对“徐森玉还没(从上海)来”加了尾注:“这一段还需要想一想,似乎我到港,徐森玉又去了上海或未从上海回港,其间隔了相当时日,大约等到蒋校长来港把藏有收条的箱子交还给我以后。仓库里提木箱时,徐似乎并不在场。”父亲生前,《陈君葆日记》尚未出版。据陈日记,1938年1月31日徐森玉当在香港。这并不与沈述造成矛盾,正可互补。

又想起我曾见到有份父亲复周函草稿,也道梦中寄信云云。不知该稿与上摘周函是否相关,先后如何,最终有否誊抄投邮?

善待史料和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

(六)1949年7月7日周祖谟致沈仲章函

下面略议本篇所涉史料,兼谈如何对待史料的些许拙见。

此函落款日期“卅八年七月七日”,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其时北京和上海已经易帜,全国大势也定。但看来民间书信,记年仍沿旧法。

查上摘记录稿前部,标注采访者插问为“陈问”。由此推知,记录稿源自1980年代初期的系列专题采访。据我所知,那是一个严肃的口述史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主持。陈洪进的初次采访是1983年上半年或更早,接着由历史专业研究生霍伟(也许还有别人)后继采访。再根据录音记成文字稿,请口述者核对。历时不短,记得1983年我曾被邀上京整理,但因故未成行。新近征得这份记录稿,有少量父亲校正的痕迹,末页记有父亲加尾注的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目前不清楚先后一共校订过几次,这份记录是否最后一稿。

下面选摘两部分。先摘第二页片段,周祖谟“惦念着”沈仲章的体健状况、事业定向与婚姻计划:

对沈仲章生前的许多特殊经历,知者不多;但对沈仲章承重多劳、“不求人知”(叶恭绰语),道及者不少,此处不赘言。父亲明确告诉我,接受采访是为了留史。父亲对弄清史实细节很当回事,上节摘录的尾注可显一斑。还有,父亲抵港首先找许地山,由许陪同码头取简。因此父亲请许夫人审阅记录稿,找知情者核实补充。父亲在尾注中已说,对有些事的具体日期及天数间隔等,仍需继续思考。但我认为,对汉简在什么箱子里,抵港认领过程等,他作为直接经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值得重视。

关于你的身体,我始终是惦念着,现在是不是很健康?另外我还惦念两件事:

陈洪进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特别有条有理,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我大学期间拜访一些著名学者,听他们说过陈的一些事。比如“文革”中陈被隔离审查,仍继续思考研究专题。会递条子出来,指明到某个架子某排某抽屉,取某套读书卡片,他报出自编索引提示,从不弄错。我学的不是陈洪进的专攻,但曾请他给我开系列小讲座,专讲怎么读书。他的思路清晰,令我佩服。

一、你的事业目前上海的情形怎样?以后在那一部门服务相宜?我看工业一方面将来可以有更好的发展,其次就是实业界了。你现在是否还想在教育文化一方面工作呢?我很想知道。

除了采访者是学者,口述者本人也具学术素养。父亲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程,唐山大学是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早年以难考和训练严格著称,茅以升母校。三年后转考北大理学院物理系,再转文学院,毕业后被刘半农招去主管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汉简就存放于邻屋,因此父亲熟悉环境,在日军初占北大时,可走边门转小巷以救汉简。)简言之,父亲有扎实的科学功底。

二、你的婚姻这是一件大事,应当早一点努力。我内人提过好几次,她也说到一两个人,我总以为都不合适。她在昨天还笑着说:“那么,没有人配得上你的仲章了!”那么……我说什么呢?只有我们见面详细谈过,我才说的出。

再者,父亲多次参与整理考古物品,比如主持清点斯文·赫定(Sven
Hedin)待运标本,有良好的史学意识。父亲二十出头便从事田野调查,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多个专业组织曾请他培训后学,积有五六十年的相通领域经验……从我与父亲几十年的交谈中得知,父亲脑子里有verifiable
(可以验证)这根弦,估计源于他有实验科学、田野工作和考古实践等经历。(相关背景择要简述,所言皆有据。)

再摘第一页上周祖谟感人之语:

当然,在1980年代,国内在口述记史方面还无成熟的方法论,陈洪进主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尝试,也不太清楚参与相助者持何观念。但我相信,采访与被采访两方对这个项目,都赋予一定学术企盼,注入心血劳动。估计这份记录稿尚未完善,但比之基于听闻加猜测所遗早年文字碎片,其史料价值毋庸我多言。

你那优厚深美的至性,真纯可爱,令人起一种无穷的景慕,我要学,我要把已有的一点儿天真推广延展,做到你所有的万分之一。

1986年发表的《历险记》所依之本,应是上述采访课题的半成品,但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份记录稿。胡绣枫不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接手。我推测,她果断发表《历险记》前,没请沈仲章作最后校勘,很大可能是担心沈过于认真又不喜扬名而耽搁。《历险记》有些疏漏情有可原,比如胡绣枫无机会系统亲闻全过程(不排除补充采访),各层编辑也可能删改稿件。

容我套用周函修辞,作为女儿,我不及父亲沈仲章的“万分之一”。我也要向周祖谟学习,“要把已有的一点儿天真推广延展”,努力做到两位前辈“所有的万分之一”。

一方面我必须说明,《历险记》未经口述者校勘。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明,初读《团结报》所载版本,印象大节不差。在没有更翔实的资料面世之前,《历险记》还是反映当年经历的史料,值得参照,当善待。而善待史料中有一点,便是分辨史料作者。《历险记》署名作者非沈仲章一人,据我对口述史的有限知识,用“沈氏自述”指代《历险记》,不妥当。

整理我处全部周函是项工程,暂无具体计划。然至少以上所摘,使我对父亲在友人心中位置,对周沈等上代学人的情谊、情趣、情态、情怀……能有些许感受。我感激周伯伯,也想念周伯伯。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善待”,以第二节摘柳文所依史料陈记为例。《陈君葆日记》史料价值之高,已得公认。善待便须认真解读合理使用,谨防误读误导,使珍贵史料贬值,著名前辈蒙羞。我不是说,非名人所述所记就不必善待,我主张一视同仁。

近年来我陆续发文叙述故人往事,随之时常思索:与先辈曾有较多接触的我们这一代,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与责任何在,重点又何倚?我想,对此类大题,当因人视情而异,不宜奉某一体例而排斥其他。而我在本阶段如有可能,愿对一些学术涵义稍作探讨,不强求适从现成框架,打算以保真实、留痕迹、顺自然、循有机为主旨,根据材料,摸索各种理解途径。

善待史料先得读通文字,除字面意义还有字里行间。为方便讨论,再简述陈记中特别相关本篇的三点,即什么消息、怎么传递和陈氏假定。读陈记可获:1.什么消息?“东西”去了长沙(陈没更改内容以适自己假定)。2.怎么传递?先是吴景桢函告袁守和(非对话,不能当场追问核证),再是袁隔地传话到香港(不明方式、对象、有否几传、是否可核证等)。3.陈氏假定?“东西”是汉简。陈君葆寥寥数语,虽为信手随记,不是公开发文,但就纪实、条理和信息量等而言,都比柳文洋洋长篇要强得多。

本文是一种尝试,意在避免把友人通信视为线性文字和平面纸片,缩减处理成干巴巴的、可填入表格的履历碎片,而是随周祖谟之立体多维笔触,尽可能为同代和后代,映现出活生生的、可近可友的两位先辈形象。

善待史料还需有机解读。有机解读方面很多,以分析陈氏假定为例,得先弄清史料性质、史料作者在该事件内真正角色及知情程度等等。陈记的史料性质是日记,非正式报告。读陈记已知,作者角色是间接旁听。研究者若稍作努力,应想到陈长期居港,对汉简的体积、数量及易损程度等,极可能还无直观概念。研究者若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实情,也当不难理解,在直接经手人和汉简还没都脱险时,其他人难以弄清所有真情。总之,研究者在初步筛选立论所依时,就该对史料多作思考。这样不仅可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效,也可大大节省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精力。

陈记中有误,当时无损于事,无损于人。沈仲章到港后陈君葆当知谜底,但日记似乎没作补记更正。此也常情,无以为怪。陈君葆并不直接护简,是关心协助,并无责任事事必录必证。陈君已离世无法解释,没想那点偶尔小失误,却偏偏被柳文挑出,放大示众。可能我因与父辈祖辈学人接触较多有感情,觉得那是不尊重前辈。《陈君葆日记》出版十八年,我读后存疑近四年,说不定还有慎思更久之人。要都沉不住气,早有人“发现”汉简去长沙了。

读柳全文,长沙误判为犯错较轻、较易纠正、尚可原谅之处。柳文为别的论题引徐森玉信函,尤其是对1939年徐致友函,解读导读多维失真。若读者细究取简数量、日期和地点等,会有损徐前辈。柳读其他史料如蔡元培日记,也多有偏颇。可是柳读与摘文交织,若欲评柳读舛误而不伤前辈,得费笔墨容另议。而对前辈文字本身,我希望有机会与徐氏后代合作解释。

再换个角度,我们这两代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居延汉简,还算很幸运。那串系列事件发生于1937—1941年,还在所谓“three-generation
reachback”(暂译“三代回溯”)范围之内。若找不到亲历者,当找亲闻者,最后是亲闻者的亲闻者。我对第三代有保留,恕不多议。

对那段历史,还找得到亲闻者。我从1966—1986年,多次亲闻,留有部分笔录。不少地方父亲对我说的,比对采访者说的,更具体更生动,夹以解释相关内情。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亲闻者。

还可找参与采访者如霍伟,了解当年他(们)如何体会陈洪进的意图,以及该项目进展情况。这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题目,因从父亲言辞间得知,前辈学者对口述记史早有想法。但在三十多年前,国内史界正式提“口述历史”的还不多。

另外在1980年代初期,几位当时还年轻的美国学者,因听吴景桢和其他海外前辈讲述沈仲章,向先我出国之友打听这位有趣人物。其中至少有一位,听吴讲过汉简南运。那位学者替吴景桢去台湾购买劳榦用沈仲章所摄照片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带到美国。吴景桢在中美建交后就寻找我父亲,1980年将那部图册寄到上海我家。

我以为,在活的线索尚未切断之时,不寻找亲闻者或更直接的资料,却凭间接的支离碎片,急于下结论,实乃治史大忌。读柳文还感到,作者也许与前辈学者接触不够。可能因此而对历史环境人物性格有隔膜,对思考事件整体机理有困难,对公正系统梳理史料有障碍。我觉得,这是导致柳文多处错位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点正是有机治史之必须),虽然还见到其他因素。

日前闻一学人为之辩曰: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我即回复:那是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不是历史研究的局限。

倘若史料有局限(比如当事人所遗信息不全不确,旁听者不明真情所记存疑等等),研究者一当积极寻求填补空缺(比如有否亲闻者等,当然对一应史料包括亲闻都需分析),二该合理运用已有史料(比如对早年文字资料也需分析),……局限种种处处,讨论又是大题。已及篇末,仅提示这一点。

简言之,不该拘于“局限”之史料而不调查思考,抓取零碎字面而立论;也不当忽视史料之“局限”而漫无边际创“发现”,责其他研究者“竟然都习焉不察”(柳文用语);更不可借口史料有“局限”而任意解读,随欲按需治史。

随而思忖,若一人一文独陷,不足虑。进而叹息,若把“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归结于“历史研究的局限”,那么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岂不陷入困境?故而借此机会,稍抒愚见: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乃为学之必需,期望能与所见略同者交流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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