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朋更凄凉:陈独秀汪孟邹相濡以沫的情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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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事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乎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

陈独秀

1915年,在《甲寅》杂志第八期、第九期上,赫然刊出此广告,其中“本杂志”,指不久后(同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在陈独秀的坎坷一生中,有一位叫汪孟邹的至交好友。陈独秀曾经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从1903年两人相识,到1942年陈独秀黯然谢世,汪孟邹都是陈独秀创办杂志、出版著述的有力支持者和无私援助者。也正是由于汪孟邹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才得以在维持生计之外,创办了多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报章杂志。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

汪陈相识,创办发行《安徽俗话报》

胡适曾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1902年,在安庆地方当局的迫害下,陈独秀决定重返日本求学。途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他结识了安徽老乡汪希颜,两人一见如故。“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陈独秀的一番教育救国主
,令汪希颜十分感动。当陈独秀提到自己写了两卷本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往上海出版时,汪希颜便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他说:“我有个弟弟叫汪孟邹,在芜湖搞图书发行,以后有什么出版的事,可以找他帮忙。”随后,他又给弟弟去了封信,说陈独秀为“皖城志士”,“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

提起《新青年》,人们会立刻想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但对其初期的出资企业群益书社及该社老板陈氏兄弟(陈子沛、陈子寿)却了解不多。

1903年底,陈独秀再次回到安庆。为增长国人见识,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同房秩五、吴汝澄商议合办《安徽俗话报》。鉴于各项条件不成熟,资金短缺,单凭他们几个人根本无法办刊,陈独秀便想起了汪希颜曾经提到过的汪孟邹。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此时,汪希颜已因病去世,陈独秀便同时给汪孟邹及汪的老师胡子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帮助。胡子承接信后,立即向汪孟邹写信推荐,要他与图书社同人“商妥”。信中说:“陈君仲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会面时当可妥商也。”

汪原放说:“连商务印书馆也要向他们配不少《辞典》,据说月月结账,要用笆斗解不少洋钱给他们。”

汪孟邹187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倾向维新,1901年曾入南京陆师学习,下半年因老父去世,停业留家,1902年在芜湖开办了一个发行图书的书店,店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芜湖科学图书社当时是安徽境内的第一家新式书店。

1920年,毛泽东在沪试验工读生活,经陈子寿老同学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介绍,常到群益看书,坐在店内一张帆布床上。

在第一次收到哥哥的信时,汪孟邹便记住了“皖城志士”陈独秀的大名。此时,看到陈独秀写给自己的信,再加上老师胡子承的推荐,他便与图书社同人商量,决定以图书社作为《安徽俗话报》的发行机构。鉴于芜湖当时还没有印刷厂,他还写信告知陈独秀,建议“稿件编好后寄往上海印刷,再运回芜湖发行”。看到汪孟邹这么爽快地答应了,陈独秀很是高兴,便迅速写信给挚友章士钊,请他主办的上海东大书局印刷厂帮助印刷。章士钊接陈独秀信后,悉知他筹办《安徽俗话报》,十分欣慰,立即来信祝贺并同意在东大书局印刷厂印刷。

1920年9月,毛泽东等筹建“长沙文化书社”,群益书社予以帮助。

在汪孟邹的全力支持和陈独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04年3月21日,《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由于报纸的文章笔触犀利、内容新颖,销量曾一度达到3000份,影响遍及全国。

陈子寿建议加个“新”字

1904年暑假,陈独秀把编辑部搬到了汪孟邹的图书社二楼。这样,陈独秀与汪孟邹便有了更多的接触。慢慢地,两人开始无话不谈,在图书社“每天只吃两顿稀粥”的艰苦生活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陈独秀还为汪孟邹题写了“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的大字对联。

汪孟邹早年帮陈独秀筹办《安徽俗话报》。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汪来谋职,但陈认为局势不稳,让他去上海开书店,即亚东图书馆。

1905年春节前,汪孟邹接到老师胡子承的来信:“鄙人甚敬此报(即指《安徽俗话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陈独秀生性刚烈,看到自己一向敬重的胡子承竟然这样评价付出巨大心血的《安徽俗话报》,便萌生了放弃办报的念头。为此,汪孟邹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但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办。”

1913年,陈独秀遭通缉,逃到上海,将自撰的《新体英文教科书》交亚东出版,可亚东“无人能校”,“只好到群益书社托一位蒋熙光兄代校”,群益书社接着又出版了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等书,此时陈独秀与陈氏兄弟已有往来。

后来,由于吴樾刺杀五大臣行动失败,使得陈独秀更加坚定了早日停办报纸的想法,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不久,《安徽俗话报》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陈独秀便离开芜湖,再次留学日本。

陈独秀之所以接受群益书社出资,担纲《青年》杂志,因他有个大计划,即“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故蔡元培几度招陈去北大,均遭拒绝。陈独秀后来勉强答应,却在任职演讲时称只干3个月,到期走人。

在汪孟邹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虽然只出了23期,但却是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刊物,“对青年届的反帝爱国思想散播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起了组织革命和宣传革命的作用”。

群益书社之所以找陈独秀,因商务印书馆“出了《英华辞典》等等,价钱比群益便宜,内容也很好”。商务印书馆以杂志著称,1914年问世的《学生杂志》风靡一时,1915年1月,中华书局推出《中华学生界》抗衡,群益也想分一杯羹。

陈独秀与汪孟邹的初次合作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为二人的友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两人合作出版发行《新青年》取得巨大成功埋下了伏笔。

周作人曾说:“《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此言不确。

成立亚东图书馆,编辑发行《新青年》

《青年》杂志问世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给群益书社写信,认为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上海”用英文,故封面只有“青年”两个中文字)相近,有侵权之嫌。

陈独秀一生轻钱财,重感情,十分珍视亲朋友情,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最有人情味的地方,由此,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团结了一批友人,当他后来处于政治困境和生活潦倒之时,总能够得到友人的真诚帮助。

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建议改称《新青年》,陈独秀表示同意,但直到同年9月1日,《新青年》才正式面世。

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一时间,许多人慕名来访,欲谋得一官半职。汪孟邹受人怂恿,也来找陈独秀,希望陈给自己一份事情做。听闻老朋友来访,陈独秀当即中断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但当弄清汪孟邹的来意后,他并没有答应汪孟邹的请求,而是要汪孟邹到上海去开书店。因为他早已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出辛亥革命行将失败。

理念冲突致使差点停刊

汪孟邹接受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开办了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为其起草了挂牌时的《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为了使“亚东”尽早打开市场,陈独秀还编写了《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

周作人晚年谈到早期的《新青年》时,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初来北京,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册见示,并且述许季茀(即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但是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

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避难上海。初到上海,陈独秀因无职业和正常经济收入,“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当时,由于亚东图书馆刚刚开办,生意惨淡,但汪孟邹仍尽力接济陈独秀一家的生活。

刊物“普通”,因投资人与编辑人的办刊理念有冲突。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陈独秀走后,妻子高君曼长期重病在床,又加上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汪孟邹就抽出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照顾陈独秀的家庭。也多亏得汪孟邹的接济和照料,陈独秀的妻儿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

群益书社将《新青年》定位为学生杂志,陈独秀也不得不表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学者火源发现,《甲寅》杂志上刊登的《青年》广告,内容竟袭取自《中华学生界》。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在参加汪孟邹等人为他举行的接风小宴上,陈独秀向汪孟邹提出自己打算在国内再办一份新杂志,把自己在日本所学到的东西,向国内传播,以期改变国人愚昧落后的状态。

陈独秀显然期望将《青年》办成另一本《甲寅》。

当时,亚东图书馆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实已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但考虑到新杂志的发行关乎陈独秀的生计问题,汪孟邹便向他推荐了群益书社,并答应带他去见书社的负责人陈氏兄弟,向他们推荐陈独秀。

《甲寅》是政论期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曾担纲主笔。该刊虽然只出了10期,却产生巨大影响,《甲寅》的主要作者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钊、刘文典后来成了《新青年》的班底。

次日,陈独秀与汪孟邹来到群益书社。见到陈氏兄弟后,汪孟邹便向其全力推荐陈独秀,言辞恳切。在汪孟邹的推荐和陈独秀自己的努力下,陈氏兄弟答应承担新杂志发行的任务。看到事情这么快就办好了,陈独秀很是意外,对汪孟邹更是十分感激。

学者孟庆澍指出,在栏目设置上,《新青年》明显因袭《甲寅》。如《甲寅》篇首为“政本”,《新青年》开篇也是政论。《甲寅》设“通讯”(相当于编读往来),《新青年》的“通信”栏也达20多页。《甲寅》有“文录”,《新青年》有“文艺”。《甲寅》有“时评”,《新青年》有“大事记”。

在汪孟邹和陈氏兄弟的大力协助下,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青年杂志》创刊号问世。开始即发行千余册。

《新青年》稿费较高,即“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但很长一段时期,发行量仅有1000册,广告也多是群益书社自己的图书广告。到1917年8月时,群益书店准备停刊。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青年》的知名度,帮助《新青年》打开销路,汪孟邹又帮助联系当时名家,征求优秀稿件,特别是向陈独秀推荐了当时正在美国深造的胡适。也由此,陈独秀与胡适结下了终身友谊,两人联手推动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终于和老板们闹翻了

在汪孟邹和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新青年》取得了巨大成功,销量一路攀升。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名人士都曾为其撰过稿。这也为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稿酬,以节约成本。因提倡白话文,《新青年》杂志销量猛增,蹿升至1.6万份。

《新青年》创刊初期,由于发行量并不是很大,承担杂志发行任务的“群益”和承担销售任务的“亚东”之间的配合还算默契,但随着《新青年》销量的增加,发行和销售之间的脱节日益明显,严重影响了《新青年》的继续发展。陈独秀便想促成“亚东”和“群益”的合并,也希望以此来酬谢汪孟邹先前对自己的照顾。1916年11月26日,为了筹集合并基金,陈独秀和汪孟邹同车赴北京,准备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北京之行,收益颇丰。陈独秀曾说过:“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11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10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20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30万元,亦可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后来,虽然“亚东”与“群益”的合并由于诸多原因而成为泡影,但此次北京之行却为亚东图书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突发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指责陈独秀等人,林纾亦在该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书。

1917年,在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的聘请下,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改在北京编著,在上海印刷。但《新青年》的销售工作,仍由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来完成。于是,汪孟邹便多了一事,在上海为陈独秀联系印刷厂,并做好销售工作。

蔡元培是浙江人,倚重沈尹默、马叙伦、汤尔和等“浙派”人物,但“浙派”视陈独秀为首的“徽派”不洽,便从中诋毁,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陈独秀在北大时,也不忘帮助亚东图书馆。他经常向汪孟邹推荐经营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图书,稍后又把自己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杂志都交由“亚东”销售;另一方面,陈独秀要求汪孟邹把这个开始办在里巷中的书店,“出幽谷而迁乔木”,搬到临街的地方去,“要想活就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遵从陈独秀的建议,汪孟邹将“亚东”搬到了棋盘街上。后来亚东图书馆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如反映新文化运动成果的《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集以及《吴虞文录》等,还出版了有影响力的新诗集,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亚东图书馆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陈独秀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

1920年,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4月26日,陈独秀给北大同人去信,就《新青年》未来征询意见:其一,是否继续办?其二,与群益书社的合同期将满,对新合同有什么要求?

1919年的五四运动把《新青年》推上了顶峰。《新青年》当年的发行量猛增,编著和印刷任务更加繁重,汪孟邹便不遗余力地帮助陈独秀处理发行和印刷任务,这也使得陈独秀得以有更多的时间参与政治活动。

北京这边还没回信,5月7日,陈独秀与陈氏兄弟便发生了争执。在当日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

相濡以沫,“世无朋友更凄凉”

冲突源于陈独秀要出“劳动节纪念号”,计划从130页至200页增至400页,群益书社要求涨价,但陈独秀认为本期内容面向普通工人,不能涨价。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居住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张国焘等人,告诉他们,中国的希望在于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打倒封建军阀。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比如,恽代英于1919年冬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等,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向“亚东”做了300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还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找汪孟邹联系。

陈独秀向胡适抱怨说:“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便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中,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是个精明人,他十分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他也乐于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汪孟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工作,虽十分敬仰向往,但又缺乏老友的胆略和气魄。他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是实在害怕,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我怕,我真怕。”陈独秀深知老友的秉性,便对他说:“好吧,你就不要做党员,只管站在外面,做一个同情者好了。”

吵得大家都心灰意冷

1922年,汪孟邹准备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出一本20周年纪念册,请陈独秀题词,陈感慨良多:“这20年,你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办了个《新青年》,其他就别无所获了。”在陈独秀的眼里,亚东图书馆是重要得可以和《新青年》相提并论的事业。这个事业的主人便是汪孟邹。陈独秀对汪孟邹的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经营方针不同,本可协商,但陈独秀个性倔强,汪原放说:“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

1922初秋,汪孟邹找到陈独秀,商谈出版《独秀文存》的事。汪孟邹说:“《胡适文存》去年出了第一集,适之打算以后再出第二集,第三集,如此不断下去。”“希望仲甫也能出自己的文集。”此时,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刚刚出狱,事务繁多。但他知道,此时出版胡适和自己的文集,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亚东图书馆也算是一种支持,便不再推托。他开始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去处理各项事宜,尤其是对《独秀文存》的著述,一直都没放下。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陈独秀便将自己写好的《独秀文存》三卷四册交于汪孟邹,请汪代为校对。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发布启事,与群益书社撇清关系,群益书社似曾将陈独秀告上法庭。

这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创刊之始,陈独秀便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仍是由汪孟邹的“亚东”承担其发行工作,甚至连芜湖科学图书社都曾代售过。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说:“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但判决结果如何,尚未找到材料。

1927年,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与高君曼的感情破裂。对于高君曼今后的生活,一贫如洗的陈独秀还是得求助于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由亚东图书馆每月资助高君曼30元,直至去世。这期间,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在上海勤工俭学时的读书费用,也都是按月在亚东图书馆的《独秀文存》版税中拨付的。

在独立之前,陈独秀曾去信征求北大同人意见,邀大家参股,但教授们对《新青年》杂志越来越政治化不满,并表示只愿将稿件折成股本,不愿投钱。陈独秀回信反驳说:“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陈独秀长女陈筱秀来上海奔丧,由于国民党不让收尸,看到兄弟的惨状,性情刚烈的陈筱秀极度悲痛,忧愤之下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十分悲痛,禁不住老泪纵横。但此时他正隐蔽于地下,无法操办女儿的丧事,就委托汪孟邹妥为办理。

胡适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一是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杂志,大家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二是将编辑部移到北京,大家都声明不谈政治;三是停刊。

1932年10月,陈独秀再次被捕,被判8年徒刑。在狱中,陈独秀仍念念不忘老朋友汪孟邹。由于战乱频仍,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生意惨淡,资金周转困难。获悉此事后,陈独秀心系感念,频频去信,为汪孟邹出谋划策。他建议汪孟邹代售北大清华的出版刊物,诸如《国学际刊》、《国学丛刊》等著名学术专著,以增加资金周转。陈独秀还亲自给老友柏文蔚写信:“亚东旧历年关需款周转,希公为设法,定期归还。”他还说服汪孟邹放弃招股成立股份公司的想法,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亲往上海,邀请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六万元,出任董事。

陈独秀回信逐一反驳,胡适无可奈何:“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钱玄同、周作人(正生重病,鲁迅代回信)都表示愿意退出。新青年同人团队至此烟消云散。

汪孟邹也时常挂念狱中的陈独秀,他曾介绍上海名医黄钟到南京监狱为陈治病,所需药物等用品,均由汪家经办,还托人带去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等共11本书,并提出希望陈独秀写本自传。在此期间,陈独秀的家庭生活也都是汪孟邹一手料理的。

“时代的急先锋”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出狱,但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万般无奈之余,生性倔强、不愿接受施舍的陈独秀想到了汪孟邹,便给他去了几封信。

群益书社退出后,陈独秀让自己的亲戚苏新甫(名绍德,字新甫)主抓发行。苏曾在钱庄当学徒,因办事精明,在商界颇有人缘,曾帮陈独秀办过《安徽俗话报》的发行。

汪孟邹接信后,既喜又忧。喜的是从不开口求人的陈独秀这次却提出要自己的帮助,足见自己在其心中分量之重;忧的是亚东图书馆此时也处于困境,资金周转困难,连维持自身的日常运转都极其困难,还何谈去援助他人。但想到老友生计艰难,汪孟邹毅然决定由亚东图书馆来出版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这样就可以多付给陈独秀稿酬。他还希望陈独秀能尽快写出其余部分,以出全本。陈独秀看到回信后,很高兴,他采纳了汪孟邹要其写全传的建议。

苏新甫有能力,但社会关系少。1920年,因稿件涉及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6号全部被法租界没收,并罚款5000元,勒令不得在上海出版,苏斡旋不力。

1938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只是后来由于陈独秀健康状况恶化,他又忙于《小学识字教本》的写作,汪孟邹要其续写自传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1921年1月,陈独秀依附在陈炯明旗下,出任教育委员长,并把《新青年》搬到广州,但当地学究联名上书,称:“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陈炯明不为所动,但几个月后,陈独秀还是辞职了。

10月21日,汪孟邹念及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还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希望兄能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汪孟邹对陈独秀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只是由于陈独秀坚持不肯去美国,此事才作罢。

1922年7月,《新青年》继续出版,但财力不足,只好休刊。1923年6月,《新青年》改月刊为季刊,1924年,又改为月刊,却再未能如期出版。改刊后只出了5期,便于1926年7月停刊了。

及至后来,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行走艰难。但他却还寄语汪孟邹,“虽身在巴蜀(陈独秀当时在四川江津),却还神往芜湖图书社的岁月;真想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

苏新甫在“大革命”失败后,躲在外面2年不敢回家,身患肺病,1936年因病去世。

然而,历史再也没有给这位巨人以机会。陈独秀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的愿望尚未实现,便于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溘然长逝。一代人杰走完了其短短63年的风雨人生路。

1932年,日寇轰炸上海,群益书店的库房被毁,但《新青年》原纸型幸免。1935年,群益书社倒闭,书籍与资产被强制拍卖,连累亚东图书馆也遭损失,便用《新青年》原纸版抵偿。

10年后,亚东图书馆由于“出版托派书籍”而被上海市军管会勒令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律被没收销毁。稍后,忠厚老实的汪孟邹也在上海寂寞谢世。

1936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了《新青年》,蔡元培、胡适均有题词。蔡元培写道:“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对汪孟邹等挚友的无私援助,陈独秀感激颇多,他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地予以回报。在其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陈独秀甚至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一代历史巨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语,发出这样的慨叹,足见汪孟邹等朋友在其心中位置之重。

群益书店倒闭后,陈子沛的后辈陈汉声开了“求益书社”,1945年,又改称群益书店,1952年歇业。

1942年5月,陈独秀因病去世。陈子沛、陈子寿后来情况如何,史料失载。

群益书社不是肉头财主

“据我大叔回忆,‘民国二年(1913年),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这是翻译家、出版家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下的话。

“大叔”指汪原放的叔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与胡适、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胡适的《尝试集》便由亚东出版。

汪原放这段话被反复引用,但有两处明显错误。

首先,汪孟邹接济陈独秀是1913年的事,2年后才有《青年》杂志。

其次,据学者邹振环研究,陈独秀可能早就认识陈氏兄弟。

汪原放这么写,让汪孟邹俨然成了《新青年》的恩人,群益书社只是肉头财主。

群益书社1901年创办于东京,由留学生陈家瓒(字子美,湖南长沙人)出资。1907年,陈的堂弟陈子沛、陈子寿在上海建分社,规模不大,但出版的《英汉词典》独占当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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