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陈允吉教授漫谈复旦中文系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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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语言学家,曾翻译出版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  年轻时外号“红头火柴”,严肃中充满温情。1955年,贾植芳先生因胡风案被捕之前的一天,陈望道夫人蔡癸女士对贾先生说:“我们陈先生说,你贾先生手面大,这点工资怕不够开销,我们俩的工资花不完,请你帮我们花一些。”从此他们每月送给贾先生40元。  郭绍虞
语言文学专家,《辞海》副主编,著作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宋诗话考》、《汉语语法新探》等二十余部。  学问好,文章也写得极规范,说话却常常既不合语法,也不讲修辞。同学调皮,经常模仿他在迎新会上所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欢迎新伙伴,我们大家一起来伙伴。”  陈子展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  除了常常穿土布制服外,酷肖孔祥熙。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求学到长沙县立师范,与求读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脾性相投,常在一起踢球、聊天。解放后,“右派分子”的帽子扣在其脑门,却从未想到致函向毛泽东叙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陈子展一度要调离复旦,竟把自己多年的藏书拉出来,整本整本地送给一个在校门口摆摊的小商贩,让小商贩拆了当作包花生米的纸,而他自己则准备效仿严子陵桐江隐钓。  朱东润  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  1958年,中文系召开“跃进大会”,大家把朱先生“促”上台,要他表态。他踌躇再三,终于在敦促的口号声中开口,却说,原定五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当时提出的指标,大都论月计天,人们催逼他“再鼓干劲”,他却再也不肯改口,说“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不能提前了。”“跃进”热潮消退后,人们早已忘了当年的豪情,朱东润先生却“不在军中也无戏言”,如期完成出版了三部著作。  刘大杰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魏晋思想论》等著作。  讲古典文学,常杂以今事。1950年代作《红楼梦》报告时,说林黛玉背着一个小皮包,漂亮极了;到六十年代,就说林黛玉穿着的确良衣服,非常漂亮。盖因这两者当时都是妇女的时髦用品。鼓励班上的运动员同学,就和他大谈杜甫小时候如何会爬树,拜仑游泳如何好等等。别人讲了要闹笑话的事,出自他口中,却很风趣了。  吴文祺  语言学家,《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副主编,著有《新文学概要》、《辞通续编》等。  《辞通》作者朱起凤次子,后出嗣外祖家,改姓吴。幼承庭训,学有所成,协助父亲编撰《辞通》。书编成后,出版未有着落,吴文祺遂在报上发表了《整理国故的利器———〈读书通〉》、《介绍九丹先生的〈辞通〉》两文(《辞通》原名《读书通》),为其父的著作大作广告,为学界一大佳话。  赵景深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曾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在元杂剧和宋元南戏的辑逸方面作了开创性工作。  他教戏曲,向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曾拜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为师,学艺8年,会唱20多种地方戏曲。合家都能登台扮演。1950年代,赵景深为中文系开设元明清文学课程,曾多次亲率“赵家班”到相辉堂表演《长生殿》、《邯郸记》中“小宴”等折子戏,讲唱兼具的“赵派学术”轰动复旦校园。  蒋天枢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著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楚辞章句校释》等。  陈寅恪晚景凄凉,蒋天枢一人陪伴其左右。陈寅恪把一生书稿交给蒋天枢,蒋天枢后期一心致力于整理先生文稿,却拒在成集后的书上署名,并退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开给的2000元稿费,古道可风。  张世禄  语言学家,著有《中国音韵学史》、《古代汉语》等。  1960年代初,语言学界发起了“语法”与“文法”之争,因为陈望道校长是“文法学派”的首领,所以复旦许多本来主张用“语法”的人,都投至“文法学派”的大旗下,独有张先生仍坚持“语法”。陈望道为了统一复旦语言学界,形成一个完整的复旦学派,特地登门拜访,想说服张世禄先生并使之同意“文法”的提法。但张世禄就是不肯答应,说:“我的观点,我会在报纸上发表。”———他发表的仍是语法之见。  王欣夫  中国古典文献学专家,著有《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等,整理出版他人著作有《许?学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  爱书成癖,有时不惜靠典当来购书。比如,王澍的《积书岩摹古帖》,原来有一半在皇宫南书房,另一半归无锡华氏。后华氏析产,兄弟各得一半。欣夫先生买了一半,后来再买另一半时,因索值颇奢,手头钱不够,是夫人典当首饰帮他买下来的。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来上海时见到王先生,请他将当时认为是存世孤本的磁活字版《周易说略》捐献出来,由文化部给3000元奖金(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王先生率真地回答说:“我自家还要白相相(玩玩)”。他的书,几乎就是他的命。、

《名师名流》

一、复旦中文系的历史应从何时开始

主编:陈思和 周斌

关于复旦中文系的历史,从前传下来一个说法,为大家一致肯定:我们这个学校是1905年创办的,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这个还算比较早的,当然比起北大、南大要迟一些。复旦大学的历史从1905年算起。那么谈到中文系的历史呢,有两个事情必须讲的,一个就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复旦设国文科,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当时不叫中文,还叫国文,也没有讲“系”,而是讲“科”,设国文科。到校园里八号楼前,就可以看到一个邵力子的塑像,国文科的建立和邵力子有关。这个就在1917年,跟“十月革命”同一年份。到1925年,即8年以后,是民国14年了,设中文系。这两个记载从过去传下来,一直在同时并传:到1917年有了国文科;到1925年有了中文系。其实这两个年份,讲的是一个机构的事情。(复旦)中文系什么时候开设的呢?应该是1917年成立国文科的时候。但是在认识上有些分歧,有另一个说法:就是1925年设中文系。我们曾经采取过后面这样一个说法。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些根据,中文系嘛,1917年时还不叫中文系,还叫国文科嘛,那么应该1925年算起。但是这个说法也有点问题,你从1925年设中文系算起,那前面8年国文科算不算中文系?你不能讲这个不是中文系。叫法有不同,那它还是中文系啊。就像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经历过早期的红军,后来抗战时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南昌起义时,红军的名字都没有呢,叫国民革命军呢。不能因为名字的不一样,我们解放军的历史就只能从叫“解放军”开始,那个历史就很短啦。国文科与中文系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不同阶段的称呼,所以(复旦)中文系的起源,应该从1917年算起。

中文学科八十周年庆典时,中文系学术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编纂一套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传统研究书系,分甲、乙两种出版。甲种本《名师名流》,为复旦著名学者研究专辑。转眼五个春秋过去,复旦中文学科迎来了“八五”诞辰,趁纪念之际,我们决定重新修订出版《名师名流》,表彰先贤功业,弘扬学术传统,勉励学子进步。

除了它本身应该这样看以外,我们看看别的学校,比如南京大学,南大成立要比复旦要早一点,南大中文系也是从国文科算起的,从创设国文科开始,南京大学有了中文系。如果我们把国文科这段历史去掉,从1925年开始算,明明把自己的历史向后推迟了八年,这样显然不合适。所以我今天谈系史呢,就先把这个强调一下,我们的系史应该从复旦设国文科,即1917年算起,不能因为“中文系”的名称,就把它向后推迟八年,这个不正确。我们有一段时期用了这个说法,应该把它改过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复旦中文自建系以来,历经邵力子、叶楚伧、刘大白、陈望道、孙俍工、谢六逸、陈子展诸前辈筚路蓝缕,开创中文教学研究事业,其功厥伟;另有戏剧家洪深、小说家章靳以、散文家方令孺等,风云际会,使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成为复旦中文系并重并行的两条传统,互不轻薄。院系调整以后,名师名流相聚复旦,形成以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吴文祺、王欣夫、赵景深、张世禄、蒋天枢、刘大杰等十大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峰,在语法修辞、古汉语与汉语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版本目录学、文学传记写作、古代戏曲与民间文学、先秦文学、近代文学等领域,皆足以代表当时学术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学科在“十老”治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更上一层楼,逐渐形成了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中国语法修辞研究、近现代文学等特色传统,建立起几代学者组成的学术团队,其中贾植芳教授为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奠定基础,胡裕树教授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蒋孔阳教授在西方美学研究领域,都有独特而重要的贡献。21世纪的今天,王运熙等教授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章培恒教授的文学史和古今文学演变研究、王水照教授的宋代文学研究、裘锡圭教授的古文字研究等,都能承前启后,独步学界,恩泽后学。

二、复旦大学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

《名师名流》再版,力求完整体现复旦中文系的学术风貌,除了在个别文字上修订出版以外,特意增加《一代宗师,润泽后学——陈望道教授传论》,以补前愆。原前辈学者的人格精神和治学经验终能成为复旦学子未来之财富,求索之指南,薪尽火传,永无止境。

第二个问题,谈谈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南京大学比较一下会好谈一点。因为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是邻居,而且两个学校都是名校,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南大有些老师很爱南大,说我们南大生不逢时,解放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是中央大学,解放后要把中央大学的老师分散,分散到东南大学(按,今东南大学,原来叫南京工学院)等许多高校,很多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解放以后,复旦大学是重点加强的,它是作为华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来加以扩大和建设的。有些南大的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讲话有点不无遗憾的味道。

南大确实出了很多名师,譬如王伯沆,还有柳诒徵、胡小石、陈中凡、吴梅、汪辟疆、汪东等等。这些人很多都是晚清的世家子弟,有的是在晚清的一些官僚家里当老师,所以他们的国学基础都相当深厚。譬如说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当时在国民党时代的部聘教授里,国学就评了胡小石先生一个。复旦中文系里很有名的老师当中,至少有三位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一个是刘大杰先生,1922年刘大杰在武昌高师,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胡小石到武昌,到那里短期任教,刘大杰听过他的课,而且对胡先生的印象很深。另外就是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应该算是胡小石的嫡传弟子了,他在中央大学读了好几年书,胡先生对他有很多教导、启示。后来1943年,张世禄又到中央大学当教授,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左臂右膀。还有一位濮之珍先生。我们一进校,濮之珍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学引论”。当时濮之珍的丈夫蒋孔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朱东润先生就说,你们家里应该取个名,叫“双引楼”。胡小石先生就是濮之珍先生的研究生导师,但濮先生的论文不是胡小石指导的,而是魏建功先生指导的。

中央大学的老师旧体诗词写得非常好,并且肯为吟诗词填花费时间。譬如说南京城里有许多古迹,中文系的老师春天到鸡鸣寺的豁蒙楼,一边饮酒,一边来联句作诗;夏天就到玄武湖;秋天到清凉山的扫叶楼;冬天到牛首山的南唐二主墓,去衔杯题诗。真是赏心乐事啊!这种事情,复旦老师恐怕不大会做。比如赵景深先生,一边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要来上课,同时他还是北新书店的总编辑,上完课就得回去看稿子了,没有这么多的雅兴逸致。

澳门新葡亰网投,另外,他们写文章大多是用文言,他们的文言写得非常好。你比如说上海古籍出的《汪辟疆文集》,全部都是用文言写的,恐怕现在的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写诗也好,写文言也好,都是跟某种怀古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喜欢古代的东西。

有些老师对新文化有点隔膜。比如汪东先生解放前后曾经到复旦大学来任教,曾说:“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他开了国学课,同学们还不大选他的课。这样吃饭就有问题啦,当时上海市政府就把他安排到上海文化保护委员会。汪东的诗写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现代一位旧体诗词写得绝好的女诗人,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女士,就是汪东的学生。这些老先生绝大部分向往的不是“五四”以后的中国,他们向往的是清代的“同光盛世”。那时,清代统治者把太平天国扑灭了,吹嘘清室中兴,出来两个人,一个曾国藩,一个张之洞,叫“湘乡南皮之间”。所以他们总免不了有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周勋初先生就说:“我们南大的那些老先生,大部分是名士”。名士一般都不大关心现实的,跟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

(一)

复旦中文系的前辈名师大多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斗士

我讲了这些,回过头来讲,复旦刚好相反。复旦当时的老师,中文系的老一辈人,大多不是名士,而是斗士。这个“斗士”的说法,最早是郭绍虞先生——我们系的一级教授——提出来的。郭先生了不起啊,他在五四运动刚刚发生后,从上海来到北京,当然他五四运动没有亲身参与过。过了一两年,他就发表了文章《马克思年表》,当时研究马克思是很不容易的。

他同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很早就是朋友了。当时瞿秋白去苏联担任《晨报》驻莫斯科记者,郭先生、郑振铎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就在临别的时候,郭先生写了一首新诗《流星》,赠送给瞿秋白。到了解放前夕,郭先生是同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是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1947年的同济大学,当时还有其他大学,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当局就把一批人抓去。学生当中情绪非常激愤,当时同学中间传说:郭先生要来演讲,同济大学的礼堂里人满满的。郭先生跑上去,高声朗诵了两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礼堂里一片沸腾,大家斗志倍增。

他解放前就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等进步刊物上连续写了好多文章。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发扬狂狷精神,像闻一多、朱自清一样,做一个敢于斗争的斗士。这个是郭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看看中文系里的老先生,包括望老在内(望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

比如说朱东润先生,他入党是比较晚的,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入党。他少年时代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听说袁世凯居然要称皇帝了,那帮留学生书不读了,要回去斗争,所以打好行李,乘轮船回来参加“反袁”斗争。当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通讯那么方便,船也走得很慢,一到新加坡,才听说袁世凯已经死了,那么不管,还是回国继续斗争。

陈子展先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在湖南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呢?是谢觉哉。当时他和谢觉哉、夏明翰都是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马日事变”后,他和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一起被通缉,所以跑到上海来。到了上海后,就到南国艺术学院找田汉,田汉是他的同班同学。

吴文祺先生入党特别早,在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党中央交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的直接联系人是恽代英,恽代英牺牲,他的党籍就没法接上去了。但是他一生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那么除了这些,解放前就在我们这里教书的,还有如章靳以、方令孺。方令孺是诗人,也是搞现代文学的,直到1958年,才把他调到浙江省当作家协会主席。

所以,这些人都称得上是“斗士”。

我们看一下,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是名士,而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大部分老师都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

郭绍虞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文学研究会”开始筹办的时候,主要是郑振铎和郭先生两个人。当时郑振铎先生每天晚上都要来找他,两个人到北京街上,一边散步,一边商量“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原来郑振铎和沈雁冰、叶圣陶都不认识的,而郭先生和叶圣陶都是苏州人,在小学里读书时就认识了。郭先生与沈雁冰,两个人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郑振铎是经过郭绍虞的介绍之后,才认识了沈雁冰和叶圣陶。所以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上,郭先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就体现得很清楚。

除了郭先生以外,比如吴文祺、赵景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还有刘大杰先生,他是加入创造社的。我们这些老师,不管是谁,都和“新文化运动”有关,有些介入得深一点,有些介入得浅一点。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这是第一点。

(二)

好多人写出过体现一代学术顶尖水平的论著

第二点呢,当时中央大学那些被称为“名士”的老师,他们的学问好不好?绝对好。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堪称名著,陈中凡、罗根泽的著作也比较多,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写作的积极性不高,述而不作。比如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绝对的好,他的著作有,但人家知道的不多。他们的著作,也不像复旦的老师那样,一出来就自己建构一个系统。比如胡小石先生,也用白话文写过论文,当然很有见解,但社会影响不大。用文言写的,看得人就更少了。

我们系的前辈名师,都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写出了代表当时学术界最好成绩的著作。像望老,直到现在,修辞学领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修辞学发凡》的。这是开山之作,现在研究修辞学的那么多,出来那么多东西,都没法和《修辞学发凡》相比。关于批评史,我们一般说,比较重要的批评史有三部:一部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部是南大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在燕京大学时是郭先生的学生),还有就是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三部各有优点,但作为奠基性的著作来看,当然郭绍虞先生这本更有地位一些。这个批评史的三大部,复旦中文系的郭、朱两位就占了两本,而罗根泽的就写到唐代,后面就没有写下去了。朱东润先生除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开创了一门“传记文学”,他平生写了好多传记,如《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王守仁大传》这本书现在佚失掉了。还有他的夫人的传记,没有用真名,而是用一个虚拟的名字,叫《李方舟传》,还有先生的自传。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写传记这个习惯还没有形成,因为朱先生去英国留学,而英国的传记文学发展得比较早,比如《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都是名作。他回到中国后,有志把这个“传记文学”推扬开来,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张居正大传》,这也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开山著作。中国现在传记这么多,没有一部能超过《张居正大传》。

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影响之大令人惊叹!“文革”期间,大陆的高校停课搞运动,连“中国文学史”都不上了,当时韩国、台湾有百分之七十的学校,教中国文学史所用的教材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1957年到复旦,一年后,这部著作经修改的三卷本出来了,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听说刘先生的书出了,都赶紧去买,出一本买一本,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阅读,感到它的文字真美啊!就把你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刘先生研究古典文学,不像其他人使用那么多文献学、小学的研究成果,他开始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依靠研究外国文学的经验,借着外国文学的理论,特别是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史贯穿起来,通过他的精心撰作而成为一代名著。尽管也有批评他的,但大家还是欣赏他,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评价也是很高的。

讲讲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进入现代以后,《诗经》的研究者比较少,陈先生研究《诗经》积五十余年。台湾“中研院”的一位学者就讲:民国以来,要找一位研究《诗经》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谁呢?陈子展。另外,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也是中国音韵学的开山之作。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老师这种著作就比较少。他们的长处在其他地方,你比如说讲音韵学、训诂学,胡小石好得不得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能与之相称的书。当然,比学问也不能完全靠写书。各有传世之作,就是复旦老师的特点,我觉得这个传统很好。

(三)

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

第三个是我们的老一代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这是个好传统。有的学科带头人霸气十足,下面的研究生是很苦的。复旦有名的学者不是一个两个,一个系嘛总归有十来个,甚至更多一点。这样就容易推进学术民主。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是不行的。

我们的老师之间呢,当然也是有矛盾,老师跟老师之间,互不相能,互相讽刺一下,这种事情都是有的。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优点:对年轻人特别好。尽管老先生之间不能相差一点点,但对年轻人都十分宽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当时集中了很多老先生,我们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张世禄先生、吴文祺先生、刘季高先生,还有王运熙先生、胡裕树先生、顾易生先生都参加的。那时陈守实先生也来了,开始点校的时候,我点校三卷,你点校三卷,点校完之后交换看,相互提意见。陈守实老先生和许宝华放在一起,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许宝华是他的后辈,不管你提多少意见,他总是说很好很好。但是提完以后,他也不改的。后来有一次,朱东润先生和陈守实先生放在一起,朱先生蛮认真,就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他就说你不对,是应该像我这样的。第二条又是如此,弄到后来就讨论不下去了。但是他对年轻人说话就很客气,同辈人中间则寸步不让,我们的老先生都是这样的。

1958年,我那个时候还是一年级,大家要定跃进规划。跃进规划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规划十五年以后要超过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说十五年以后要超过英国嘛,所以每个人都要订一个赶超目标。当时我们这个年级里,专门化划分得比较早,我们都属于研究古代文学的。古代文学超过谁呢?其他老师都不认识,只认识一个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蒋天枢先生,我们十几个人啊,赶超的目标都是蒋天枢先生——十五年以后,一定要超过他。蒋先生呢,当然也是不生气的,觉得这就是领导让你们弄啊,你们都是小孩子,不懂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系有好几个人同时在研究《诗经》、《楚辞》。关于《诗经》的研究,蒋天枢先生是专主《毛传》的,就是要按照“毛诗”来研究。你过去问他:“要了解《诗经》,该读些什么书啊?”他就告诉你:“别的都不要读,只要读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这一本就分量够大的了。”朱东润先生和陈子展先生呢,相对的不是很喜欢“毛诗”,而是喜欢齐、鲁、韩三家,都是倾向于“三家诗”的。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讲,有一年,有个学生写关于《诗经》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蒋天枢先生,而蒋天枢先生对这个学生的论文颇有意见,因为他没有按《毛诗》的说法来阐释相关的论题,准备不给他通过。怎么办呢?朱先生和陈子展先生都是研究《诗经》的,就跟蒋先生一起讨论讨论吧。他们看了觉得,虽然不采用《毛诗》的说法,但也有点道理,是不是通过算了。蒋先生是不同意的,最后弄到表决。朱先生讲,显然我们“三家诗”的有两个人,对蒋先生这个“毛诗”的一个人,两个“三家”两票,他(蒋先生)只有一票,就通过了。所以这个学生总算可以毕业了。

《楚辞》研究也是这样。朱先生、陈先生都研究《楚辞》,但从方法和观点上看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位导师带学生,对年青人总是比较宽容的。我记得大概是点校《二十四史》的那段时间,我在看《五灯会元》,这跟中国的禅宗有关。朱先生呢,他称自己是积极的“儒家思想”,什么禅宗,什么庄子,都是要不得的。他一见我在看《五灯会元》就付以哂笑,表示不屑。后来,他觉得自己该讲点其他的,就说这个《五灯会元》也有它好的地方,比如有一处,有个老师对学生说:“你现在要往前面走,我在路上把你拦住,你怎么办?”学生说:“那我就把你推开去,一直往下走。”朱先生说:“这个老师好啊!你看,他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行走的能力,你去挡学生的路,学生把你推开了,说到底还是你不对,你不能挡学生的路。”朱先生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后来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我觉得这样有好处,就是老师不强求学生要像自己,务必保持各人的个性,这样培养的学生就比较多样,能够往不同的方面发展。所以朱东润先生做学问很通达,他指导的学生不一定像他,你看现在陈尚君老师,他就和朱先生很不一样。

我毕业以后,隔了大概两三个月,系里就叫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解放以后,陈先生经常碰到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联络员(现在还在,九十几岁了),因听到陈先生讲:“我最近备课比较忙。”那个联络员就说:“陈子展啊,你教了几十年书,现在上课还要备课啊?”他这样说完全是外行,照他这个意思,老教师就用不到备课了。陈先生一听非常气愤,这简直就是侮辱啊,从此把备课笔记全部烧掉,不上课了。后来呢,你不上课,只能算病假,工资要打折扣的。到1957年的时候,又弄上个“右派”,弄上“右派”后不久,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了,李维汉和他原来是战友啊,就说:“你们居然把这样一个人打成右派,又不和统战部打声招呼,那不行的,他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上海市和复旦的领导马上就给陈先生摘帽,并说:陈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不错。随即把他帽子摘掉。但是教授从二级降到四级,就无法恢复到原来样子了,加上只发病假工资,工资就很少啦。当时系行政领导决定让我去跟陈先生学,主要是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另一方面,亦是借此表示陈先生已在正常工作,可以让他拿全额工资了。

我跟陈先生学《诗经》,可算是他的弟子。但我后来搞的就和陈先生不一样了,先生也觉得蛮好,不要求你像他。最怕老师要求学生全像他,这个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比如一个学校里,一个老师指导十个学生,十个学生都和他一样,这样的培养不好。我觉得复旦不止中文系,所有的系的老师都是很民主的。当然也有些问题,我还在系里工作的时候,学校里开会,说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考上了我们经济系的研究生,他给南大的同学写信说复旦好,好在什么地方?我都到学校半年了,和导师都没见过一面,为此学校就很恼火。当然这样也是不好的。

我在中文系,有机会向很多老教师请教。一开始,蒋天枢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课。后来王运熙先生上“唐宋文学史”,我做他的课代表。我在班级里面,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职务,就做过三次课代表:一次王运熙先生的“唐宋文学史”,一次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还有一次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史”。就做过这三次课代表。做课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向这个老师问学请教的机会比较多。到后来嘛,又跟陈子展先生。

“文革”期间,刘大杰先生刚开始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后来毛主席提到他了,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四个人,毛主席点了名要落实政策的。当时中文系在编毛主席诗词的教材,我也在里面,工宣队就让他来做些指导,就算落实政策了。刘先生很喜欢侃侃而谈,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说到一些文坛的掌故,本来他不在里边的,说得高兴时便口无遮拦,好像他自己也在里面,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参加了《二十四史》点校的老先生很多。我和朱东润先生、吴文祺先生、张世禄先生、胡裕树先生、王运熙先生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长达数年,耳濡目染,辄受启迪,日积月累,得益越多。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难得的机缘啊!这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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