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司马光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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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鉴》的优点与特点

图为司马光画像与《资治通鉴》。

1.1 《通鉴》显著的六项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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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上,阅读《通鉴》比阅读正史、杂史,读者能节约9/10以上的光阴。司马光“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所谓“文字繁多”,指当时19部正史有一千五六百万字,其他杂史超过3000万字。而经过司马光“删削冗长”,[1]《通鉴》只有386万多字。换言之,从帝王至百姓,只要认真展读《通鉴》,就可以掌握上述正史、杂史的精粹,节省大量时间。此外,《通鉴》还有正史、杂史以外没有的许多宝贵资料。

图为《资治通鉴》残稿(局部,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打破了断代格局,在体例上首创编年体通史的规模。《通鉴》是包容年代最长且相当全面、完备空前的通史巨著。此前所有的编年体著作都无法望其项背。

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在他以前,虽然主要史书有纪传、编年两体,但纪传体的体例是本纪略具提纲,列传专记个人,至于一件史事的来龙去脉,则非反复研读史书,无法理清头绪。编年虽历代皆有其书,或过于简略,或仅及一代。唐初兴起编年体的实录,继任皇帝要为先帝一朝修实录,很好的创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难了。

在资料上保存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文献。拙文仅以唐五代十国为例。《通鉴》的该部分采用书籍最多,有史传、文集、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资料,而这些资料后来大半已佚。尤其是唐朝实录除顺宗一代尚存外,其他均佚。幸赖《通鉴》事目底本征引唐五代实录最多,因而其文献价值远胜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

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际,硬是坚持工作十九年,将公元前403年到后959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在占有全部文献的基础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晓畅达的语言表达清楚,台面上的理由是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鉴,主要目的还是将这些年代重大史书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后讲史艺人都以此书为工作底本,更发挥了向民众普及的价值。

在内容上包罗宏富。《通鉴》有选择适当地记载兵、刑、礼、乐、地理与牵涉国计民生的经济、食货、政治、职官制度的沿革,河渠、交通要道的疏通开凿,陂塘水利的兴修,以及反映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史实,还有诸如历法的改革、社会风习的变迁、重要人物的活动、人口的增减、图籍的聚散增减,等等。关于上述内容,《通鉴》突出重点,有事多记,无

司马光如何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可以举出个人学养、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亲力亲为、坚持始终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机会得到这些条件,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成功?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以司马光为中心的团队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马光始终亲自执笔,方得成功。

事少记,乱世多记,治世少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历史面貌。

司马光修《通鉴》,最直接动机是他编年叙述先秦时期的史书《稽古录》得到英宗赞许,且要求他扩展至有宋立国以前。继位的神宗继续支持,恰好司马光与主政者王安石政见有分歧,于是退居洛阳,专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让他史局自随,提供经费,配备助手。所谓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员,职守仅是编书。司马光挑了刘攽、范祖禹、刘恕三位,学问好,史有专攻,乐于协作,政见也接近,不然常起争执也不好。

原来,司马光“唯不喜释老俘屠说”,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甚诞吾不信也。”[2]同修刘恕也“尤不信浮屠说”。[3]因而《通鉴》指出汉武帝时,方士们的鬼话“终无有验”;[4]又揭露北魏孝明帝母亲佞佛,命令在京师、各州大建寺庙,以致“民力疲弊”“府库渐虚”“公私贫困”。[5]《通鉴》“臣光曰”公开反对谶纬,认为利用自然界偶然现象说符瑞以奉迎皇帝,是在“上诬于天,下侮其君”。[6]所以,《通鉴》基本不载神怪、灾祥,反对阴阳术数、宗教鬼神等迷信。

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绍。

在政治上敢于揭露最高统治者的罪恶,较真实客观地记载农民起义的状况。《通鉴》“臣光曰”常指出“人君之过”“明君之责”,敢于揭露皇帝、皇后、皇子的罪过。例如,汉成帝的荒淫;西晋贾后的淫乱;宋孝武帝刘骏令人发指的罪行:暴虐、荒淫、贪婪、奢侈、挥霍无度和大兴土木;隋炀帝临死前叹曰:“我何罪至此?”其罪正如马文举所说:“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7]晚唐统治者“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百姓流殍,无所控诉。”[8]。即使对功高无比的秦王李世民也不轻易放过,将他的凶暴予以揭露:他引军“攻夏县”“屠之”;[9]玄武门之变,他亲自射杀隐太子建成,他的心腹尉迟敬德射杀世民之弟剌王元吉,建成、元吉各有5个被封王之子“皆坐诛,仍绝属籍”。[10]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仅比司马光小四岁,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汉史学者,宋时《汉书》经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鉴》开修,他以知曹州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因汉史有《汉纪》《后汉纪》两部编年史可为基础,《通鉴》汉代部分成书较早,因而他离开团队的时间也较早。

《通鉴》记载农民起义,像称陈胜、吴广起义为“起兵”;[11]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如王莽统治时期,绿林、赤眉军起义“皆以饥寒穷愁”,但他们“众虽万数,不敢略有城邑”。[12]《通鉴》描述唐末黄巢起义,“陷东都……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13]纪律严明;攻入长安盛况空前,“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进而比较农民起义政权与李唐政权对待人民截然不同的态度:“尚让历喻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14]《通鉴》关于黄巢起义上述记载,远比《旧唐书》尤其是《新唐书》的《黄巢传》一味丑诋黄巢,具体完备真实得多。

范祖禹(1041—1098),字梦得,三人中年龄最小。他双亲早亡,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司马光与范镇为莫逆友,故选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马光指点他仕进不可有贪心,得以尽改旧习,专力修书十五年。其中最繁芜的唐代部分,由他专主其事。他后来奏进自己的著作《唐鉴》时,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书局,典司载籍,实董有唐。尝于次之余,稽其成败之迹,析以义理,缉成一书。”南宋高宗通读两书,认为“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贵耳集》卷上),即看到两者的联系与不同器局。

1.2 《通鉴》鲜明的两大特点

刘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马光主贡举时的门生。他一生精力几乎尽瘁于《通鉴》,在书成前六年就因风挛疾去世。长编部分,他承担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两部分,司马光视他为左右手。他本人从政经历几无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国纪年》四十二卷,可惜没有传世。《通鉴》的十国部分以此书删削而成,史料价值最高。

一是详今略古,繁简适宜。据统计,在《通鉴》294卷记载1362年的史事中,战国秦汉622年,共68卷,约占全书的21%;魏晋南北朝369年,共108卷,约占全书的38%;隋唐五代371年,共118卷,约占全书的41%。不仅如此,《通鉴》的分量,魏晋南北朝的多于战国秦汉,隋唐五代的又多于魏晋南北朝。就文献价值而言,《通鉴》先秦两汉部分无新资料,魏晋南北朝部分仅约1/10的新资料,唐五代部分却有半数左右仅见于《通鉴》的新资料。再者,唐五代时期《考异》的资料,几乎占了该书的4/5。

三位助手都是饱学之士,且都进士登第,愿意不计较自己的仕宦前程,给司马光当下手,当然是出自对司马光道德人品、学问识断的景仰与信任。而全书编纂得以顺利展开,更得益于司马光的规划得当,掌控有方。

二是匠心独运高超的写作技巧。《通鉴》按时间先后叙述事实,对各种不同事实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读者从中较易得到系统明晰的印象。许多重要的事件,司马光根据各种分散的资料集中予以叙述,将激烈战事宏大的场面,各样人物的入微细节,条理清楚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例如,吴、魏赤壁鏖兵,秦、晋淝水之战,东晋刘裕北伐灭南燕,西魏韦孝宽严守玉壁城大败东魏,唐朝李愬雪夜袭蔡州等大战,均为千古传颂学习的精彩华章。即使对错综复杂的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条分缕析,《通鉴》能“叙之井井,不漏不烦”[15]。上举事例,足见司马光的大手笔,有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浑然天成的创作才华。

今存司马光《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就是具体指导范祖禹如何编纂唐史长编,即以实录为基础,实录中事有涉及前后者,加注于前后事项下,然后要求“将《新唐书》《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至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即把当时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与史实有关的记载,分年、月、日加以编排,使无遗漏。然后再说明“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并告知唐代文献中有涉及隋前、唐后者,亦摘出交另人。还有许多细节的交待,比如一年几次改元,以何年号为准;但凡仅属文辞优雅的文章,书写自己心情的诗歌,或“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则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间“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仍请保留。细节交待如次清楚,保证团队工作之有序进行。

2 《通鉴》编撰成功的客观原因

浩翰大书,又遵循上述步骤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据说留在洛阳的修书的残稿就装满两间屋子。更可贵的是,司马光始终坚持亲自定稿,严格为自己制定额定工作量,将范祖禹汇录的《唐纪》长编每四丈截为一卷,规定自己每三天删订一卷,如果某天有事耽误了,后来一定要补上。他身边常常仅一老仆听候差遣,夜里让老仆先睡,自己看书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来,点灯著述,夜夜如此。为防读书时睡着,他把一节圆木做枕头,称为警枕,若困倦睡下,枕头滚动,人即惊醒。

2.1 在政治上,天下百年无事

宋元时不少人见过司马光修书草稿,无一作草字,一丝不苟。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马光手稿一份,记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史事大要,共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通篇正楷,字体规范。对此稿性质,学界有不同看法,或以为《通鉴》初稿,或以为删改长编供书吏誊写的提示,等等。多年持续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禆海岳。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一年是元丰七年,他六十五岁,离开朝廷已有十五年,皇帝很少催促,但他始终朝夕抓紧,终克有成。书成之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后两年即去世,真是“精力尽于此书”。

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说:“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在于“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其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以后神宗“励精图治,将大有为”。[16]因而为垂之不朽的《通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今人作科研,喜讲团队合作。以司马光为例,倘无三位助手的倾力合作,没有团队核心司马光的亲自定稿、全力投入,这部伟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难想象的。

2.2 在君臣关系上,非常融洽

司马光受到英宗、神宗无微不至的礼遇。“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治平三年四月,为修《通鉴》专设书局。英宗命司马光“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在开封如此度过4年。然后,司马光一行到洛阳,神宗“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在洛阳又如此度过15年。特别是神宗与司马光等君臣际会之盛,元丰五年,神宗“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17]再者,《通鉴》书名及序均在治平四年十月神宗所赐,即“宠以冠序,锡之嘉名”。胡三省为此解释道:“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18]这说明司马光等“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英宗、神宗既为撰成《通鉴》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又在精神上给予司马光之团队极大鼓舞。

2.3 在文献保障上,有空前的校勘、出书、官私图书收藏事业

其一,校勘。

真宗命王钦若、陈彭年从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提举抄写校勘馆阁书籍。以后仁宗嘉祐七年有校勘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7部正史的舛谬亡缺,为撰《通鉴》提供了便利。另外,著名私人藏书家宋敏求校书特别认真。据南宋初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敏求“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

其二,出书。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积极振兴文化事业,四代修文偃武,时和年丰。因而太祖建隆二年便有王溥奏进《唐会要》100卷;接着,乾德元年王溥《五代会要》30卷修成;开宝七年则有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问世。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诏史馆修《太平御览》1000卷,又修《太平广记》500卷,再类选前代文章1000卷曰《文苑英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修成《册府元龟》1000卷。仁宗皇祐五年,欧阳修《新五代史》74卷完成;欧阳修、宋祁合著《新唐书》225卷于嘉祐五年著成。

或问,上述编著对《通鉴》长编有何价值呢?

《唐会要》关于唐朝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记载详核。《五代会要》作者在后汉、后晋、后周三朝为官,位至宰相,对五代史事见闻真切;入宋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参考旧史,将50年间法制典章制度分类记载翔实。《旧五代史》保存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太平御览》引书多达1690种,而六朝古籍罕存,赖此书征引颇多,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太平广记》搜罗图书约500种,保存了从汉至宋初的秘籍。后来上述图书多已失传。《文苑英华》精选南朝梁末至唐末作家2200多人文章,而唐代作品占9/10,唐代散佚诸多文集赖此书得以保存。《册府元龟》系类书,分31部1004门,辑历代君臣事迹,是一部政事类全书;此书以取材正史为主,略及经部、子部,不录小说家言,一丝不苟地收录宋代以前的古本和唐、五代各朝实录,所抄多系整章整节原文,资料丰富可靠,为修《通鉴》长编积累了经验,提示了审慎的方法。至于《新五代史》《新唐书》与《旧五代史》《旧唐书》相较,各有短长,并存不废,取其优长可也。总之,上述编著为《通鉴》长编有关部分提供了丰富文献。

其三,官私图书收藏。

宋建国伊始,太祖建隆初,三馆负责藏书等事宜,所藏13000多卷;灭后蜀又得13000多卷;灭南唐再得2万多卷。后太宗下诏大开献书之路,太平兴国八年,崇文院共藏书8万卷。这就为纂修《通鉴》长编准备了浩瀚载籍。

再者,宋私人藏书家颇多,最突出者宋敏求,藏书达3万卷。为其撰自唐宣宗以下五代实录共128卷、《唐大诏令集》130卷和《长安志》20卷提供了极大方便。尤其是成书于神宗熙宁三年的《唐大诏令集》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而其中的《政事》《藩夷》记载唐朝经济、政治、法律、选举、职官、婚姻制度以及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丰富资料,不少为《通鉴·唐纪》部分所取资。

有的私人藏书靠借抄或高价购得。例如,刘恕往宋敏求家借览,“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抄其书而去”。[19]苏轼《送刘道元归觐南康》诗云:“十年闭户乐幽独,百金购书收散亡。”其所抄者、购者为他参与《通鉴》长编的有关部分储备了有价值的资料。

2.4 在时间保障上,有自由支配充裕的岁月

不计司马光独自完成《通鉴》前8卷的光阴,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至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历时长达19年半,《通鉴》与《目录》《考异》同时大功告成。由于两代皇帝“不责职业”即未要求司马光掌管主编《通鉴》事业完成的具体日期,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就为校对司马康、范祖禹、黄庭坚等13人再三悉心勘误,三位同修刘恕、刘攽、范祖禹对海量文献爬梳剔抉,写成长编,主编司马光仔细总持大纲、谋篇、剖析、字斟句酌、终成《通鉴》: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2.5 在学术继承方面,《通鉴》受到前贤名著的影响

从体裁方面讲,受《左传》《汉纪》的启示。据刘恕《通鉴外纪·后序》云:“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之书。”

从编撰特点方面说,《通鉴》继承《史记》《通典》贯通古今、厚今薄古的优良传统;在行文技巧上看,司马光继承发展了《左传》善于记述战争的方式方法。

从记事时间准确论,《通鉴》借助刘羲叟著作。众所周知,《通鉴》属编年体,要将当时尚存且相当多的纪传体资料和大量其他各种体裁的文献写入编年体,就必须厘清1362年的岁月朔闰与甲子,司马光利用数学天文历法大师刘羲叟所作《刘氏辑历》即《长历》。因此,《通鉴》全书的历法舛误很少。

从追溯撰写《考异》的方法看,显然受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启发。裴氏《上三国志表》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上呈。此表论及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原则是“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为此,裴氏广搜资料,精心补注,征用之书达210种。《考异》也采用参考同异、辩证谬误之法,而且取材除正史外多达322种。两相比较,可见考异之法对裴氏之注的传承发展关系。

3 《通鉴》编撰成功的主观原因

3.1 司马光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强烈的事业心

司马光字君实,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他一生爱书成癖,“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20]司马光48岁奉诏修《通鉴》,正是学术成熟、精力充沛之时。他坐拥书城,在开封4年许借皇家图书馆藏书;在洛阳15年六任冗官,“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像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碑志、地理、小说、诸子,无所不读;而且,“于学无所不通”,[21]史学之外,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极尽其妙。可见司马光学识渊博、刻苦阅读,每天用时之长,坚持岁月之久,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开挖之深!

当《通鉴》《目录》《考异》同时全部上呈后,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因积劳成疾,司马光1年10个月后去世。为了《通鉴》,司马光艰辛之至,全力以赴,其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通鉴》为司马光树立了一座永远的丰碑,业界将他与司马迁相提并论,谓之“前后两司马”。

3.2 司马光具慧眼精选的同修、校对都是硕学宏儒

治平三年四月,英宗命司马光自选协修。因而司马光首选刘恕,续举刘攽,始修《通鉴》。神宗熙宁三年六月,司马光奏请范祖禹同修;六年,又表授其子康任校对。以下简介上述4人的学行。

刘恕,字道原,18岁中进士。他博闻强记,“少颖悟,书过目即成颂”,“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其“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22]恕著《十国纪年》40卷,为《通鉴》五代十国部分之副本。正如司马光在《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中所说,魏晋南北朝、五代这段历史“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脱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非恕精博,它人不能整治”。又说:“讨论编次,多出于恕。”看来,他是魏晋南北朝隋与五代十国长编的最佳人选。因为恕于商榷义例、考订史事,用力最多,实为《通鉴》副主编,因而恕最被司马光赏识。

刘攽,字贡父,仁宗庆历六年进士,“博记能文章”,“尤邃史学”。著有《东汉刊误》1卷,又与兄敞、侄奉世合著《三刘汉书标注》6卷。前者“为时人所称”,[23]对《后汉书》的讹谬、衍脱、颠倒、不通之处,校正很多;后者标注《汉书》误失,辨正发明不少。攽是汉长编的不二人选。

范祖禹,字梦得,一字淳甫,仁宗嘉祐八年中进士甲科,“幼孤”,常“闭门读书”,好学能文,其主要著作《唐鉴》12卷。此书“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唐鉴》长于理论,议论佳者,均已采入《通鉴》。因此,祖禹分职《通鉴》唐代长篇。他从司马光修《通鉴》,“在洛[阳]十五年,不事进取,”[24]专心致志为《通鉴》而淡泊名利。祖禹在同修3人中,年龄最小,在书局时间最长,总的说来,贡献最大。

司马康,字公休,明经上第,“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25]完全胜任校对。

这里还应强调,司马光与上述4位年龄相较,攽小司马光4岁,恕小司马光13岁,祖禹小司马光22岁,康小司马光31岁。这是极佳的老中青结合人才济济的学术团队;更可喜的是,该团队是合作愉快、办事严肃认真的团队。

恕释褐至病重,与司马光过从甚密,司马光对恕也器重有加。编次《通鉴》,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司马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恕耳。”[26]司马光虚怀若谷,与恕探讨疑难。刘羲仲《通鉴问疑》记载其父恕与光同修《通鉴》的往事:司马光遇三国至南北朝“史事之纷错者,则以委之”。另外,司马光在元丰七年向神宗《荐范祖禹状》中说:“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今年已四十余,行义完固,常如一日。”由于长期亦师亦友,愉快合作,司马光对二位知之深,信之笃;二位自然对他效其诚,竭其力,为《通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难得的是司马光与3位同修的写作态度无不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在此,仅举一例,以见一斑。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李巽岩集》云:“此稿在洛阳者盈两屋,黄庭坚尝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

3.3 司马光编撰《通鉴》的周密部署

首先,拟定凡例。

早在未修《通鉴》前,司马光就写信给恕,商讨要从三家分晋到五代末写一部编年史,恕很赞成司马光的计划。另外,司马光著《通鉴释例》1卷,是司马光修《通鉴》所定的凡例36条。

其次,编撰《历年图》。

司马光于英宗治平元年进呈《历年图》5卷。该书记事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每年略举大事,历代皆有评论,又集国家兴衰为5图。显然,《历年图》是《通鉴》的雏形。

再次,司马光决定编撰《通鉴》的工序:事目与长编。

试读司马光作《与范内翰论修书帖》和《与范淳夫帖》便知,他要求负责编纂事目与长编的3位同修取材尽量广泛详细,按年时月日排比各书有关资料务必清楚,按年月顺序标明事件,剪粘排列所有与该事件相关的资料即注之,“过多不害”,这叫“事目”。接着整理事目,对资料进行选择,重新组织编排,考订资料,润色文字,作为附注,“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此乃“长编”。这两项工作很费力气,需要极其细致。3位同修均按司马光的要求而为之。同时,还要求3位同修既有明确分工,又要齐心协力合作,以免重复费时。这说明司马光布置任务详明,可操作性强,3位同修有章可循,相助不遗余力。上述详细汇集编排的资料就成了司马光删定成《通鉴》的底稿。

复次,光删改长编,终成《通鉴》。

司马光对长编经过“删”“细删”,反复推敲,一改再改,润色打磨。是非予夺,全由司马光定。相传,唐代长编有600多卷,经过司马光的笔削删定,只有81卷。足见司马光功夫之深,费神费力之巨,真是呕心沥血,匠心独运,经过19年半艰苦卓绝历程,终于陶铸成《通鉴》。综观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行文基本一致,如出一手。在中国古代浩繁的编年体文献编撰史上,《通鉴》实为典范,成为集体合作与一家之言相结合难以逾越的高峰。

最后,司马光编撰与《通鉴》实为一体的《目录》和《考异》。

《通鉴》294卷,部帙太大,内容宏富,头绪纷繁,要寻一件事情,实在不易。为此,司马光作《目录》30卷。他说:《目录》“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即《目录》全仿《史记》《汉书》年表的旧例,将每年的重要事情标题列举,可以按目录捡寻,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显系现代大事年表的先驱。《目录》与《通鉴》合之为一体;分之,《目录》则为《通鉴》的节本。

司马光著《考异》30卷。他说:《考异》是“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即前人记载同一件事,颇有异同,司马光经过反复研究,选择比较可信的资料写入《通鉴》。然后,将各种不同的记载甚至一事有三、四种出处,说明自己抉择取舍的理由,辨正其中之谬误,和盘托出,逐条说明,考证精密,开历史文献编撰未有之先例。这体现了司马光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敢于创新的优良学风。

参考文献文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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