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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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应邀到庐山参加了讨论时局的会议,会后回到天津,铁路交通中断,直到平津地区全部沦陷,两地通车后才回到北平。由于无法出城,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在北平城内开会,商定将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并派陈岱孙立即前往南京接洽迁校事务。他遵照会议决定于次日离京,行前没有回清华园。他在清华大学的全部财物、科研资料和手稿全部遗失。陈岱孙到达南京后,才知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三位校长已经奉命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并已前往长沙筹备。陈岱孙赶到长沙,作为清华大学在长沙的联系人。不久,临时大学接到教育部令,陈岱孙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长沙临大筹委会推定陈岱孙等为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由陈负责召集。后来,他又被筹委会推定为课程委员会委员、经济学系教授会主席(即系主任)、贷金委员会委员等。长沙校舍不够分配,经济学系与文学院、法商学院一起设在南岳。

叶企孙与清华教授治校

来源:中国教育报 2015-5-22 储朝晖

  “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这是叶企孙在得悉王淦昌参加学生运动差点被军警枪伤时的诘问,也是他自己不断对自己的诘问。正是这样不断诘问,才使得叶企孙对自己的使命时刻了然于心,就是要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到合适的对象,惠及华夏子孙。在实践中,他摸索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教授治校,广育英才,并在此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

  早年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党人,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2年,曹云祥以改革家的面目出掌清华,接受师生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后又成立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协作委员会”,此时在北大、南开、东南大学已经实行的“教授治校”也在清华教师心中点燃火种。清华教务长张彭春更以提出课程改革计划著称。1925年他又提出学校与游学分开,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生,游美学额不再为清华学生独享,而是向全国大学开放,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考试、录取、选送,这一激进措施触动清华旧制学生的利益,曹云祥感到勉为其难,自然就成为保守一方,成为矛头所向,于是校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人们隐约感到张彭春后面还站着一位隐身人,那就是张彭春的哥哥张伯苓的得意门生梅贻琦,他常去张彭春的住处久久不出。梅贻琦的后面又站着他的学生叶企孙、吴宓等“少壮派”、“新势力”的人,他们主要是由清华培养留美后先后又回到清华任教的人们。

  此后几年,清华经过了一番校内政治斗争,张彭春黯然去职。但因东南大学风潮导致学校声势快速下滑的例子就在眼前,为免重蹈覆辙,1926年3月,清华自订《清华大学组织大纲》,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进一步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以安定学校秩序。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这一改革的第一项成果是教务长不再由校长指派,而是由教授公选。

  由于此前一系列事件,清华园里门派纷立,叶企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正宗的“清华派”。经历两年多的风雨,叶企孙铁定了在清华去曹助梅的主张。吴宓在1927年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叶企孙函招,乃往其宅中相见。叶主不助曹,而推梅为校长,以梁为董事长。姑静待之。”据可查文献,这是清华园里第一个提出推举梅贻琦为校长的。

  1927年11月10日,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陈寅恪和吴宓一向很少涉足行政俗务,然而在此次风潮中他们和叶企孙却颇为积极,且配合十分默契,其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12月28日,曹云祥递交了辞呈,“少壮派”终于得胜。

  叶企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引起大家的关注,陈寅恪、吴宓等人说“这是一个可以担当的人”。1928年,北平被北伐胜利的国民政府控制前,外交部又先后派严鹤龄与温应星维持校务。在南京势力尚未渗透到清华的5月31日,清华召开了一次教授会,叶企孙在这次会上当选评议员,被“少壮派”推进清华最高议事圈。

  由于此前清华发生过多次校长被拒事件,国民政府对派员入主清华比较谨慎,经过一番调查和听取意见后,决定由蒋介石的幕僚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这位学生出身、学运起家、学者型的党人出任校长前托人打听清华内部情况,叶企孙又被推上前台,于是南京方面“通过赵元任邀叶企孙南下与罗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才宣布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8月17日,国民政府宣布了罗家伦的任命。8月22日,清华学生会成立的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持下派三人代表赴南京向罗家伦递交了《改进清华意见书》。

  此时,清华少壮派在选择校长的标准上已形成几点共识:一无党派色彩,二要学术渊博,三是人格高尚,四要确能发展清华,五是声望素著。依这个标准,罗家伦并不完全符合,而作为过渡又是不错的人选。

  1928年9月,罗家伦上任。11月2日,罗家伦主持教授会,选举评议员教授中的四个名额分别为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岱孙。12月8日,罗家伦聘叶企孙为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同时又聘叶企孙等7人为招考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清华学校正式改称清华大学,1月18日,叶企孙又被聘为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实行教授治校当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足迹从不履清华”的官僚政客董事会。3月18日,罗家伦赴南京向董事会报告本校校务。4月1至4日董事会在南京开会,否决了罗家伦和评议会关于发展学校的计划,引发师生取消董事会改为教育部直辖的运动。4月8日,评议会向教授会建议:“呈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校长由教授推举,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罗家伦曾以提出辞职与董事会抗争,学生则表示“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让罗感到了一己力量之单薄,只能与学生和教授联合,对叶企孙这样在师生中已有威望的教授比较尊重。5月2日,第七次教授会议决:致电行政院及教育、外交两部,就清华直属教育部问题与该院及两部协商;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兼管清华大学基金。会上推举叶企孙、杨振声为代表,南下与政府各部门磋商。

  5月6日,叶企孙一行赴南京,罗家伦带他们去见陈果夫和陈立夫商谈清华改组问题。5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国立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改由教育部专辖的提案。11日,叶企孙对南京记者发表谈话,阐明上述二事之原委及意义,指出“清华奉国府命令改组大学,意即要把清华从留美预备性质改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关。大学办得好,能比上外国,也就不用那种暂时性质的、不经济方法往外国送学生了。”20日,叶企孙一行完成使命返校。

  1929年6月12日,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布了《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规定清华大学设文、理、法三院共15个系,并将此前的教师会正式改为教授会和评议会的组织。教授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可选评议员及院长,它所作关于校政的决议,校长一般须执行。评议会是立法机构,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选出的7名评议员组成。6月29日,教育部下令取消清华大学董事会。

  与董事会斗争取胜显示了教授会的力量,迫使罗家伦接受了院长由教授会产生的做法。1929年7月6日,教授会选出院长候选人后,由罗家伦聘杨振声、叶企孙、陈岱孙分别任文、理、法三院院长,萨本栋也因关心校事并才华出众被选为最年轻的评议员。罗家伦常明言“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我个人在党内不参加任何派别”,但在他任上还是倚重北大出身的教授,对梅贻琦、叶企孙尊重却未必信任,他用杨振声取代梅贻琦任教务长,用冯友兰任文学院长让清华人不免有这样的感觉。

  1930年5月,校长罗家伦辞职离校。此后,清华11个月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叶企孙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校长,主持校务。由此,教授会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治校成为既成事实。

  1931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批准了吴南轩的辞职,任命驻美学生监督梅贻琦为校长,在梅到任前,由叶企孙主持校务。

  这个任命恰与叶企孙两年前的主张一致。这并非叶企孙先知先觉,也不可能靠叶企孙暗中运作,而是他依据自己内心的良知和价值,用自己的理性深思熟虑的结论,任命梅贻奇为校长不只是符合叶的意愿,也符合教授治校的方向。相关史料也证明,早在两年前,叶企孙已就此事与陈寅恪、吴宓等人达成默契。1931年11月,叶企孙致函梅贻琦,敦请速归任职。12月3日,梅贻琦返校就任校长职。

  梅贻琦到任后,叶企孙鼎力支持,教授治校体制得以保持延续和发展,梅遵从了由上述过程形成的校务会议和评议会成员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成为教授会的常设机构并对其负责,教授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的教授治校体制,并在其任内成了一套“习惯法”,初步取得合法地位。这一体制是对此前各校教授治校体制的完善和提升,不仅此后没有再出现“倒梅”的,还铸就了清华的“黄金十年”,而且一直沿用到西南联大,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范例,叶企孙是这一制度建立当之无愧的中坚。

  经历上述过程,教授会的作用日益增大,叶企孙在教授治校体制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威信日益增高,成为清华的核心人物,并受到师生们的推崇。

  叶企孙等人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严格遵循议事规则,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使清华免落陷阱,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大学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此后,清华大学各项学科建设飞速发展。叶企孙执掌的清华物理系和清华理学院更是如此,为中国培育出数以千计的理科人才。中国众多知名科学家、院士、专家和学者都出自原清华大学理学院,直至1952年清华理学院各系被调整到外校,叶企孙也离开清华,这段辉煌才暂告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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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对清华理学院的贡献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9月2日,叶企孙参加了大学部普通科召开的第一次教务会议,此后历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长、代理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包括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内,叶企孙在清华连续任教27年。

  物理系成立之初,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学生,即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和钟间。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三年级,都是叶企孙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一年级讲普通物理,二年级教电磁学,三年级教光学,四年级则带学生写毕业论文。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而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1926年秋,清华学校拟定本科四年,新制清华学校将成为四年一贯制大学,并设定17个系,已开出课程的系中就有物理学系。当时中国已有多所大学高调开出各种课程,但大多偏重于课堂上说理,对崇尚玄学传统的中国人非常合口味,却对学生的实际操作一无训练,只能空谈研究却不知研究为何事。叶企孙深知此弊,狠抓实验,抓学生动手能力培养,要求学生必须学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课,隔周或一个月有一次不预告的测试,讲热力学时要求每人制作一个温度计,理论与试验联系起来,让科学在中国扎根。

  经过几年努力,清华物理学系已经在国内崭露头角。1929年1月12日,中国科学社举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吴有训在会上赞扬叶企孙领导的清华物理实验室:“中国现在的物理实验室可以讲述者唯中央大学、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而已。然此三校则以清华为第一。此非特吹,乃系事实。盖叶先生素来不好宣传,但求实际。以后我们希望在本校得几位大物理学家,同时还希望出无数其他大科学家。”这段话是对叶企孙到清华后四年工作的忠实评价,也为清华大学理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7月,清华大学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经教授会选举,校长罗家伦聘杨金甫、叶企孙、陈岱孙分别任文、理、法三院院长。理学院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理等六系。叶企孙由此既是清华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理学院及该院各系的奠基者。

  理学院1929年创立后,叶企孙就不只在意物理系,而是特别注意在经费分配上对各学科发展都很关心,其他各系也发展迅速,使理学院成为当时清华最大也是最重要、最先进的一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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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陈岱孙和朱自清、冯友兰、沈有鼎、郑昕、钱穆等教授一起,乘包雇的长途汽车,经桂林、南宁入越南,到同登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途中,陈岱孙受筹委会委托,向广西省当局解释临大何以不能迁到广西的原因,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出席庐山谈话时的陈岱孙

1938年4月临大改名西南联大。在昆明因校舍不够分配,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只好暂时设在滇南的蒙自。陈先生担任经济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联大蒙自分校校务委员及教务分处主任。陈先生又奉派召集图书及理工设备两个设计委员会和各系主任,开联席会议,拟定联大下学期图书及仪器的设置计划。

陈岱孙:37岁,送别我的青年时代

在昆明,联大设计了一批楼房作为校舍,可是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等到动工兴建时,经费只够盖简易的平房了。这就是后来的新校舍。陈岱孙随文学院、法商学院自蒙自迁到昆明新校舍。他除担任原职务外,还兼任商学系主任、清华法科研究所所长、清华留美公费生考选委员会委员等。1938年10月,陈岱孙教授代表联大参加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并作为召集人。11月又担任一年级学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联大与北平图书馆为了图书合作,组织合作委员会,陈先生代表联大为该会委员。那时,联大和北平图书馆在联大西边的地坛设有中日战事史料征辑委员会,收集抗战史料。联大教授会每学年都选举陈岱孙为出席联大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后来,他又被聘为联大图书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初,暑假,陈岱孙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联名邀请,参加定于7月15日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等。校长梅贻琦此时在南京,和几位教授约好了分头出发,到山上会合。

在西南联大,陈岱孙教授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财政学”、“经济学说史”等。他的讲课,内容精炼、讲解清楚,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他把教育青年看成是人生一大乐事。他十分爱护同学。1942年联大经济学系刘景丰、刘彦林、陈良璧等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展望》,发表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文章,反动当局勒令停刊并欲开除他们。幸得陈先生仗义执言,加以保护,使他们免遭开除。

7日晚,“卢沟桥事变”揭开序幕。8日凌晨,陈岱孙听到了炮声。两天后,启程南下。

在昆明,他和李继侗、朱自清、陈福田、金岳霖等教授,住在北门街前云南都督唐继尧所建祝寿戏楼的包厢中,它距离联大新校舍只有数百米之遥,他们步行到校上课。由于物价天天上涨,每到月底,膳团买菜的钱就少得可怜。他们利用戏楼周围荒废了的花圃,开荒种菜。他们推举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作领导,生物系讲师沈同作为他的助理,其他教授参加锄地和收割。昆明四季如春,加上教授们的科学种菜,菜园获得丰收,改善了膳团的伙食。

陈岱孙没有料到,下次再见新林院3号(注❶),将是在八年之后。

陈先生在西南联大除教课之外,还在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不少论文,对战时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仅在昆明《今日评论》杂志上,他就撰写有《培植我们的经济力量》、《战时经济建设的几个原则》、《法币汇价问题》、《抗战中的经济政策》、《法币汇价问题申论》、《政治经济化》、《通货膨胀性质的一斑》、《经济统制的礁石》等文章,还有一批为《今日评论》专栏撰写的《时评》短文。

庐山谈话会的会期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受邀参加的各界代表有两百多人,分三期开会,陈岱孙被安排在第一期。

抗战胜利后,陈岱孙教授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同情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10月1日陈岱孙和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闻一多、汤用彤、钱端升等教授,联名发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等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希望国共谈判取得成功,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电文中提出,当务之急是:1.务须迅予纠正一人独揽之风。2.用人应重能,昏庸者、开倒车者,均应摒弃。3.反对军人干政。4.惩处叛国奸逆。

参会人员15日方才到齐,因此会议推迟一天开幕。陈岱孙一眼望去,看到好多老熟人,有竺可祯(浙江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马君武(广西大学校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马寅初(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

西南联大结束后,陈岱孙教授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担任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了所谓经济改革方案时,陈岱孙同周炳琳、赵迺抟、陈振汉、周作仁、费孝通、杨西孟、樊弘、蒋硕杰、刘大中、秦瓒、王毓瑚、吴景超、应廉耕、徐毓枬、赵人亻隽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

16日,谈话会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举行开幕式,共158人出席,朝野双方均是人才济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会议,汪兆铭作主题讲话。会上,主战派人士占据优势,一个个慷慨陈词,把气氛搞得颇为热烈。会后,东道主设宴款待与会代表,陈岱孙等青年才俊颇受瞩目。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清华经济学系刘大中教授全家赴美前劝陈先生也去美国,他加以拒绝,南京政府派飞机来接各大学的教授们,他也加以拒绝,他坚持留在清华,迎接清华园的解放和清华大学的新生。 (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17日,蒋中正换去长袍马褂,改为全副戎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讲。

 

北平教育界人士在上庐山之前已经作好了应付巨变来临的最坏打算,悬了好几年的心一旦放下,反倒轻松坦然。今天听了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样一番模棱两可的豪言壮语,他们发现国府的政策其实还是一如过去几年,“主要的基调仍是委曲求全”,大仗不一定打得起来。如此,开完会回到北平后,还得继续过那火药桶旁提心吊胆的日子。

18日,众人在东道主安排下,一路游山玩水,来到位于庐山东麓、背靠五老峰、面朝鄱阳湖的海会寺,观摩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

20日,第一期最后一次谈话会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结束。陈岱孙和张奚若、陈之迈不慌不忙,又在山林泉石间盘桓了几日,然后下山走原路从九江坐船到南京,再换乘火车沿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北返。

28日,车到天津,日军恰在这一天对北平发动总攻,交通断绝,大仗真的打起来了。一行三人被困在天津一家旅店中,直至30日平津全部沦陷、铁路交通恢复才回到北平。城郊情况不明,于是暂住北总布胡同金岳霖家中。

校务委员陈岱孙立刻用电话联系其他五位校务会议同仁(梅贻琦不在,他下庐山后又去了南京)。由于城郊交通没有保证,单人独行容易发生意外,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一致认为陈岱孙不可返校,而由他们一齐进城到金岳霖家中举行紧急校务会议。当时在老金家里的还有周培源,他见大事不妙,早就携带家眷离开清华园进了城,准备随时南下。

众人碰头之后,大家告诉岱孙,28日上午,敌机大举轰炸驻守西苑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中午,两军战于沙河,有炮弹落于清华园内。29日,国军退出北平,校内气氛甚为惊慌,因敌军所在位置离校园近在咫尺,随时有可能进来窜扰。29日下午,校内开始有敌军穿行,尚无任何举动,但越来越多,已是应接不暇。

想起刚刚发生在南开大学的事(注❷),屋里一阵静默,只有潘光旦拿烟斗在烟缸里轻轻磕着烟灰的声音。

没有时间多啰嗦了。会议决定委托一向主持长沙新校舍建设事务的陈岱孙立即返津南下,找到梅校长,会商迁校事宜。

陈岱孙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抛弃在校内的家,包括《比较预算制度》一书的全部草稿和他历经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一转念,这次爆发的战事关系我民族的兴亡。打仗总得有损失。我只可当我的家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返校寓,翌日即回天津。”

散会后,其他人有的返校,有的去订火车票,陈岱孙则赶到父母家中帮助收拾。第二天,他带领老两口连同正在北京度假的罗姓表弟们和周培源全家以及陈之迈、钱端升,一起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天津是罗伯瑛的第二故乡,娘家在那儿有房产,还有父亲罗丰禄大人在北洋供职时的僚属旧部。伯瑛决定,战争期间,儿子岱孙远赴南方,自己和丈夫陈懋豫就在津门寓居。

从北平到天津,火车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一整天工夫。罗氏三兄弟都是网球高手,日常饮水量颇大,八月初的天气酷热,他们没打招呼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得精光。陈岱孙焦渴难忍,气得直跺脚。

陈岱孙将父母安顿好之后,与陈之迈一起,避开津浦路北段,改由天津上船到青岛,再走胶济铁路经济南转往南京。到南京后,两人从胡适那里得悉教育部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商定,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梅贻琦已于几天前去了长沙,于是他们赶紧再继续沿江西上。

这是陈岱孙一个多月以来第三次在长江上航行。和上两次的境遇不同,这次他们乘坐的轮船不再舒适,也没有如画的风景可看。慌慌张张的人们挤坐在甲板上,江面满是逆流而上的船只——“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蒋中正豁出老本,国军几十个精锐德械装备师开赴上海,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发出最后的吼声。

“到昆明不久,我才得到消息,清华园的校舍为敌军所侵占,公私财物全被毁掠。我的家当然是在劫难逃。这本来是一件意中事。我虽然在一闪念间,想到我所搜集的关于预算制度的资料和一些手稿的命运,却从此逐渐有了现实感。战事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而战后的岁月是否允许我重圆以前的旧梦,完全是个不可知之数。这也许是一种锐气消磨的表现,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一种觉悟。但无论如何,应该认为到1937年抗战军兴就宣告了我青年时代的终结。”

注❶新林院3号,陈岱孙在清华园的寓所。注❷南开大学校园遭日军焚毁事件:

1937年7月29日,日军炮击并轰炸南开大学。当日拂晓,驻扎在海光寺兵营的日军开始炮击。第一炮打向河北省政府,从第二炮开始接连不断朝南开大学射击,首先击中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圆顶,数炮之后,图书馆建筑倒塌,随后数炮齐轰南开其他各处建筑物。日机则轮番轰炸秀山堂、思源堂以及教学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等。下午,炮击和轰炸停止,日军进入南开洗劫尚未搬走的珍贵图书和贵重实验仪器。次日,日军骑兵百余名和军用卡车数辆,满载煤油等燃烧材料,对校园内所有建筑物实施纵火焚烧,南开顿成一片火海。

清华园1949:从一地鸡毛到尘埃落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6日,军管会下发了当月一部分薪水(其余部分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没有通知)。陈岱孙领到人民币1050元外加20斤棒子面,他第二天买了5斤猪肉和一些蔬菜,花费三百。

临近月底,北平解围,城内外交通恢复。26日,陈岱孙与霍秉权、汤佩松等一起进城办事。在北平被围的四十来天里,南京教育部汇给清华的款项一直由北大代领并代存银行。梅贻琦走前指定了一个五人联络小组(许振英、陈体强、唐统一、张肖虎、李宗津),负责照顾城内的清华教职员家属,需用款时,就到北大支取。现在,联络小组已经完成使命,陈岱孙一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查看有关账册、文件、余款以及联络小组统一采购的生活物资库存情况,以备交接。

出现一个难题,事情不大,但是特别“糟心”——清华园内的教职员们领到了军管会下发的1月份薪水(尽管只是一部分),而不少人的家属在北平围城期间住在城里,从城里的联络小组那里也领到了1月份薪水。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在1月里支取了双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加实物若干,一份是金圆券加实物若干。

校务会议的态度很明确,只能领一份,多领的要退还给学校。按该等方式处理,在太平年月丝毫没有问题,当然,在太平年月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须知1月28、29日是旧历除夕和新年,而清华园大多数人家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

领了“双薪”的人们表现各异。有的心安理得,忙忙碌碌地采办年货,一脸藏不住的喜悦;有的尽管不那么招摇,但也若无其事;有的则在人前坚辞否认;还有的确实是别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心帮着代领回来的,面有愧色地上交了,谁知家眷们不答应,抱怨之声喋喋不休。

双薪的诱惑很难抗拒,除了因为这个年关特别难过之外,还有一个在金圆券和人民币之间难于取舍的问题。

这是金圆券放开发行量的第三个月,虽说币值一直在贬,但贬值速度看上去尚可预期,与将要在5月份到来的总崩溃相比,它在1月还远远没有成为废纸。并且,民众对于在法币环境中讨生活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换了金圆券,道理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而人民币对于大家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它的发行准备为何、币值如何确定,没人搞得清楚。所以,清华大学在1月份第一次用人民币发工资时,不知道该发多少,最后是参照去年11月的薪资标准,当时发多少金圆券,这次就发多少人民币。结果,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军管会竟也批准同意了。

过完旧历新年,教授会开会,没有沿着年前的思路继续讨论清华治校体制的改革,而是决议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对领双份薪水的现象进行彻查。部分人不干,辩称领双薪之举完全是出于无奈,都怪校当局没本事从军管会那里要来1月份的足额薪资。这一指责激得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大怒,说,“我又不是要饭的,当然没本事要来钱”。

第二天,临时委员会对了对账,拉出一份名单报给评议会。

军管会可能得知了这场风波,于是赶紧在2月初把1月份的欠薪给拨了下来。这次补发工资,领过双薪的人自然没有资格申领。

旧历年前,腊月二十四(1月22日,梅贻琦飞离北平的第二天),傅作义开始执行与中共方面秘密商定并签署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正月初三(1月31日),城内国军全部开出城外接受整编,当天中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派遣一部入城,北平实现和平交接。

正月初六(2月3日),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清华大学有大约150名师生加入了北平市民的欢庆队伍。这一天,陈岱孙没有出门,也没有约人在家打桥牌,他用一整天时间读完了约翰·希克斯(JohnR.Hicks)的《美国经济的社会构造》(The
Social FrameworkoftheAmericanEconomy)。

2月20日下午3点,陈岱孙作为北平市386位社会名流之一,受邀前往北京饭店,参加新政权举办的招待会以及晚宴。会上另有四位特殊的客人,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他们来自上海,是南京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的私人代表,到北平接洽南北和谈事宜(陈岱孙的老同学甘介侯,三年前开始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此时正利用年休假在南方襄助李宗仁,本来也要参加这个代表团的,可能是由于他的亲美色彩过于浓厚而被北平方面拒之门外)。颜惠庆是岱孙的老前辈、老相识,他此次北上使命重大,十分慎言,两人在那样的场合仅握手致意,略作寒暄。

招待会和晚宴的主人是中共北平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董必武、聂荣臻、叶剑英,每人都讲了话,阐述中共关于和平过渡的种种政策主张,也回答了在座诸公的问题。林彪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注:邵力子)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

陈岱孙赞同南北和谈,今天第一次接触到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对方的头脑是“明智”的。但是如果说到和谈的结局,他就一点都不乐观了。因此,“新的习惯出现了,一些事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联想过去是不现实的,一个快速消亡的鬼世道很快就要无影无踪,对于年轻人没有什么遗憾,对于老年人没有什么办法”。

话说北平军管会在接管清华大学之后的第一次发薪是按照以人民币为主、以实物(粮食)为辅的原则来实施的。效果很不理想。归根到底是因为,只要国内和平一日不实现,则任何钞票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物价稳定无从谈起。因此,为保障清华教职员的基本生活,军管会下令,清华园暂实行战时供给制,薪水改为完全按实物发放。

自2月起,陈岱孙的月薪是800斤小米;4月,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金圆券完蛋;5月,军管会可能认为人民币已经站稳脚跟了,于是本月陈岱孙领到10175元,没有实物,结果证明市场规律往往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反——人民币同样大跌,这点钱还不够买两袋面粉;自6月起,恢复实物供给,发放标准和内容只能随行就市;9月,陈岱孙领到1210斤小米(按当月米价,约合人民币20万元);11月,本地大米100斤、外地大米两袋、面粉一袋……

3月3日,新学期开学。3月15日,军管会代表张宗麟、吴晗开始驻校办公。

此后的一年中,清华大学治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校务委员和各学院院长不再经过教授会推选,改为由中央政府教育主管机关直接任命。

新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不能一步到位,只好边运行、边调整。

5月3日,评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终结。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通知:“奉军管会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二十一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以叶企孙等九人为主席、常务委员。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二十一人名单为:叶企孙(主席,常委兼)、陈岱孙(常委)、张奚若(常委)、吴晗(常委)、钱伟长(常委)、周培源(常委)、费孝通(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樊恭然(常委,讲师助教代表)、张儆(讲师助教代表)、吕应中(常委,学生代表)、袁君孚(学生代表)。

同一天的另一则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

9月初,冯友兰向校务委员会请辞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请辞历史学系主任,获准。校务委员会聘金岳霖为哲学系主任、吴晗为历史学系主任。

冯友兰另向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请辞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职务。

9月2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指令:“你校吴晗教授,以兼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无法兼顾,拟请辞去文学院院长兼职事,应予照准。”

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你校校务委员会推荐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并兼校务委员会委员,照准。”

3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兹决定改组你校校务委员会,并指定叶企孙、周培源、吴晗、陈新民、费孝通、钱伟长、金岳霖、陈岱孙、施嘉炀及工会代表九人,学生会代表三人,共计二十一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另指定叶企孙为主任委员,周培源、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兼教务长,费孝通、钱伟长兼副教务长,陈新民兼秘书长,叶企孙兼理学院院长,施嘉炀兼工学院院长,陈岱孙兼法学院院长,金岳霖兼文学院院长。新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原校务委员会即行结束。”

1949年5月30日,陈岱孙递交下学年休假申请;8月2日获准;9月6日移交公事。

陈岱孙已经17年没有休假了。这一次,他哪儿也没去,除了不讲课、不负责经济学系的行政事务之外,在清华园,在新林院3号,生活大体上照常继续。

所谓“照常”,是指有两件事他还得亲力亲为。一是出席在校内校外频繁召开的各种会议,讨论主题不外乎“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方案。二是受命主持整理前任校长梅贻琦留在甲所的各类文档卷宗,梅氏掌校清华十八年,走得匆匆,“遗物”浩繁庞杂,把它们收拾清楚是件颇为费时费力的工作。

所谓“大体上照常”,是指陈岱孙的生活总不免要发生点变化——他的新林院3号将不再是独门独户,而是要与人分享了。

随着中国大陆江山易手,负笈海外的进步学人纷纷回国报效,清华大学的教员数量顿呈直线上升之势。盖不起新房子,只好动老房子的脑筋。在清华园,有许多教授的住宅是完全可以容纳两家人的,新林院就更不用说了。

陈岱孙的新林院3号属于最后被拆分的一批。11月,方案确定,陈岱孙将让出西半边(客厅和饭厅),房子随即开始重新隔断并改造水电暖等管道线路。

新住户原本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生)一家三口,后来改为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博士(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生)一家四口,于次年(1950年)1月31日入住。

自此,陈岱孙渐渐有了隐士的心态。

(文章选摘自《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刘昀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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