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宋代《诗经》学的新变——读《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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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陈战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3月第一版,79.00元

《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日]澳门新葡亰网址,种村和史着,李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88.00元

在宋代《诗经》学史上,欧阳修《诗本义》地位仅次于朱熹《诗集传》,对宋代及后世《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学者楼钥(1137~1213)曾论“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并认为“其后王文公(王安石)、苏文定公(苏辙)、伊川程先生(程颐)各著其说,更相发明,愈益昭著,其实自欧阳氏发之”(参见清代朱尊彝《经义考》卷104)。《诗经》学发展至宋代,旧说不彰,新意日增,以己意论经者,欧阳修《诗本义》无疑堪为肇端。

《四库提要》卷一五“经部·诗类”小叙称:“《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以两宋为《诗经》学一大转折,殆成定论。种村和史先生将自己十余年研索宋人《诗》说的文章裒为一辑,题曰《宋代〈诗经〉学的继承与演变》,一反成说,特意点出宋儒与前代连续性的一面,书名便令人兴味盎然。

由于欧阳修本人以文学名世、《诗本义》自身体例、《三经新义》与《诗集传》广泛流播等原因,至今《诗本义》研究仍显不够充分和系统。据笔者寓目所及,就近三十余年研究情况看,海内外虽然出现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车行健《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两本专著及个别专门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诗本义》的研究,但是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依然寥若晨星。

本书以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解》、朱熹《诗集传》为中心,上勾下连,旁及其他。书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透过历代《诗经》学对两个具体而微问题的阐释,略窥其演变轨迹;第二部分分论欧阳修至程颐四人;第三部分探讨两宋《诗经》学的解读原则与方法;第四部分追索宋代道德观及政治、社会状况施加于《诗》解的影响;第五部分以陈奂《诗毛氏传疏》对欧阳修的隐性接受为例,发掘清代经学与宋学一脉相通之处。专题研究与专人研究相结合,编织出一幅相当细密的画面。

西北大学陈战峰博士长期从事宋代《诗经》学研究。早年著有《宋代〈诗经〉学与理学——关于〈诗经〉学的思想学术史考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完稿于2005年)及诸篇宋代《诗经》学论文,今又出版了《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这一力作。此外,在梳理宋明版本的基础上整理校笺《诗本义》。仅就两本专著完稿时间而论,其跨度恰好十年。因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后称陈著)无疑是“十年磨一剑”的生辉之作,代表该研究领域的新水平,值得学界重视。通览陈著,启发良多。

倘撮述其要旨,大体如下:汉唐经说与宋代经说共享一个基本前提,即《诗经》是道德文本,旨在风教。就价值观而言,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有时和之前毛传、郑笺持同一观念,至宋代欧、王、苏、朱而一变,譬如对君臣之义的态度,汉唐宽容而宋人严苛;有时异乎毛传、郑笺,而接近于欧阳修、苏辙等宋人,譬如对后妃干政的态度,毛、郑容许而孔疏以降反对。

一、方法: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相结合

注重道德,会牵引出若干文本问题。譬如,怎样看待一部分诗篇中不道德的内容?郑笺不在乎主人公的品德缺陷,寄望读者自行从中领受教训。孔疏以至欧、苏、朱则极力开脱解释,赋予诗中人物道德性。孔、欧区分叙述者与作者,前者身在诗中,后者处于旁观地位;嗣后朱熹等人则无此区分。在叙述者之外另立一作者,诗中人物不道德,固无损于诗歌的道德;合二为一,则失去了这点方便。宋人《诗》说愈来愈倾向于否认主人公德行有亏,同这一趋势正相呼应。又如,诗篇内容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汉唐论者“以诗附史”,孔颖达略有调整,承认某些内容出自虚构,欧阳修、程颐、黄櫄等张大其风,进一步突破了历史主义的解《诗》框架。孔疏虽承认虚构,犹未使之成为诗作解读、尤其是结构分析的出发点,朱熹始完成这一任务。朱氏弟子辅广、与朱氏立场相反的严粲,不约而同加以承接发展,足见其流布之广。诗作与具体人事脱钩,道德教诲因而更获得了一种普适性。

在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一般而言,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各具特点,关注问题也往往不同,但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视域。如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所论,“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的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的素材”(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以融通或参照学术史、效果史作为研究方法和原则,有助于推进和深化思想史研究。作为思想史著述,陈著广泛采用了该研究方法。一方面,注重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结合,注重在《诗经》学史中揭示《诗本义》的思想特色和学术特点;另一方面,注重在《诗本义》阐释史中揭示因不同历史境遇而形成的理解效果和诠释方法。

文本层面的问题尚不止此。面对一首诗,欧阳修开始强调其叙述的一贯,内容的紧凑。王安石进而发明“层递法”,不再如前人般,视诗里各章为单纯复沓,而认为意思逐章递进,步步深入。同时苏辙、程颐至南宋吕祖谦,解法皆与之相似。将诗歌结构与逻辑复杂化,构成两宋《诗经》学有别于汉唐的一大特色。再看比喻这种具体修辞。汉唐注家主张主体与喻体全方位适配,孔颖达首先提出,两者之间或仅取一端相似,不必推及他端,欧阳修论比喻即承此而来。欧氏又把比喻置于整首诗系统内,不孤立作解,为王安石与朱熹所延续。不过王氏以为,比喻非仅修辞而已,也是诗中实际发生的事。这点却接近郑笺,而与孔疏以下各家迥不相侔。

就前者而言,如作者所论“从汉宋《诗经》学转变视角中确立评价《诗本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继承、整理、评判已有汉唐《诗经》学研究成果上,而且表现为为新的经解开辟道路,在解经的本末观念和载道(道论)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解经方法”(271页)。事实上,陈著的揭示是十分充分的,无论是考察欧阳修经学观念及其同调,“诗本末”观念与王肃、王通的学术思想因缘;还是考察《诗本义》和三家《诗》的学术渊源等,都无不试图将思想考察融入学术史的脉络中,在这种意义上,陈著是一部有机的“思想学术”著述。

着者最后顺流而下,借《诗》说之递嬗,稍窥清学与宋学之关联。统言之,“宋学对于汉学、清代考据学对于宋学,后者都是对前者的反拨,是用与前者不同的理念与方法构筑起来的,但实际上却不能将其间的关系看作单纯的反拨,不可将它们完全分裂开来看待”。而本书重心,实在于论证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过渡作用:“《正义》既是汉唐《诗经》学的一部分,同时又为后代《诗经》学准备了解释的方法。”当然,孔氏序言自承以隋代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所释多袭自二刘。准确说,这是隋唐《诗》学共同的过渡作用。

就后者而言,则是在学术史、思想史融会的基础上进行效果史研究。学术史、思想史面对的是历史层面的叙述和重构,而效果史则深入揭示思想的内核和特质,这无疑符合伽达默尔所阐发的历史或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也是现时实现的效果历史。作者试图通过引入效果历史观强调理解及其主体始终存在于历史进程中,重视《诗本义》在接受视域中的融合及其蕴涵的多维阐释,尝试撰写了“《诗本义》效果史”一章,既有助于揭示两宋及其后《诗本义》接受史状况,又通过接受效果给予《诗本义》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陈著始终将《诗本义》的接受史、效果史置于汉宋学术、今古文之争等学术嬗变的过程中,尤其是阐述《诗本义》“独特的解经观念与载道论,承接中唐《春秋》新学‘本诸人情’‘横断礼义’的思想,将唐宋新经学思潮和古文复兴运动融为一个整体,在生机勃勃的动态发展中呈现了《诗经》学合逻辑与合历史的辩证统一”(270页)。因此,陈著也是一部“思想效果”著述,展现了《诗本义》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发展的精彩画卷。

从以上远非完备的介绍,已不难发现,本书呈现的汉唐与宋代《诗》说异同,犬牙交错,情形较此前认识复杂得多。这获益于后记总结的“穿凿比较法”。所谓“穿凿”,指细读具体经说,就中提炼论点;所谓“比较”,指取各家之言反复比勘,审其从违,这其实便是细读之一法。正因紧扣每一细节从容游弋,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故所得独厚。即在局部问题上,同样创见迭出。譬如分辨欧阳修对二《南》之《小序》始信终疑,前后有所变化;又如论证苏辙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对立,而说《诗》颇取资于后者;朱熹虽称“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不乏批评,实践中却“不仅采用了程颐对具体诗句和文字的解释,也继承了他用来理解诗篇结构的方法”,类此皆一新耳目。同时,论述也不回避芜杂与矛盾。一边指出,苏辙的诠释与欧阳修相比,更切合诗句客观含义,不似后者带有自身常识与道德判断;一边又指出,苏氏对《小序》的取舍,渗透着其价值观。一边指出,朱熹对诗篇叙述者与作者无所区隔;一边又指出,他认为《小雅·四牡》乃“臣劳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则叙述者是臣,作者是君,偶又析而分之。治学大凡考察过细部,都知史实原非泾渭分明,有如国境线,参伍错综反为常态。这是着者思虑深沉的地方。

二、考证: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注重考证是陈著另一个鲜明特征。陈战峰博士长期从事历史学、文献学等方面研究,娴熟朴学考证之法。如果说采取思想史与学术史、效果史相结合的方法倾向于宏观布局,那么细致的考证则倾向于微观探察。概言之,其考证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即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和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

由于分析力破余地,故而求之过深,偶亦难免。譬如欧阳修《诗本义》卷三《王风·丘中有麻》本义:“庄王之时贤人被放逐,退处于丘壑。国人思之,以为麻、麦之类,生于丘中,以其有用,皆见收于人,惟彼贤如子嗟、子国者,独留于彼而不见录。……子嗟、子国,当时贤士之字,泛言之也。”本书但因子嗟、子国之名非实指,便说:“其内容并非特定历史情境中发生的特定事情,而是不限时代、场所和人物,极其普遍出现的世情常态”。其实若依欧氏之见,既言“周庄王时”,则时空皆固定;以子嗟、子国代称被逐贤人,可能也有特指,诗作委婉,不欲直言而已。在此发见时、地、人的普遍性,推论似乎过度。

首先,文献方面的探赜索隐。这也是该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其详密精审之处俯拾即是。诸如,关于《诗本义》的定稿时间考,尽管学界已有嘉祐四年(己亥,1059)、熙宁三年(庚戌,1070)等歧说,且沿讹踵谬,弥失其真。作者一本于原始文献的考辨,认为嘉祐四年说缺少“准确的依据,大多还只是一种猜测”(50页),并认为学界“根据欧阳修《与颜直讲(原注:长道)》,判断《诗本义》最终定稿不晚于书信的写作时间,即熙宁三年(1070)”,“这是判断《诗本义》成于熙宁四年的重要依据”(51页)。在全面考察诸说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诗本义》形成应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52页)。陈著在博考的基础上作出了精审判断,认为熙宁四年(辛亥,1071)为《诗本义》最后成书时间。关于《诗本义》版本的考证,作者详细梳理了学界已有的宋版和明版两大系统,存疑纠误,真知灼见也频频出现,如认为收录张瓘跋的十六卷《毛诗本义》的明版系统“或经过明人的改易,但与宋版的瓜葛明显,或可至晚溯源至南宋王应麟所见本子”(4页)。

这自然只是小节,我更想谈的是另一问题:怎样理解宋代《诗经》学的新变?种村先生概括既有论调:“汉唐《诗经》学是一个整体,且宋代《诗经》学与汉唐《诗经》学直接对立”。他发愿纠补,寻绎唐宋之同,用力甚劬。可是上述论调,本身并不恰切。欧阳发等《先公事迹》载,欧阳修“尝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诋之不可也。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非好为异论也。’……为《诗本义》,所改正百余篇,其余则曰:‘毛、郑之说是矣,复何云乎?’其公心通论如此”。本书两引之。苏辙《诗集传》卷一论《毛序》自谓:“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着其失。”朱熹《吕氏家塾读诗记序》提倡《诗》义“不专于毛、郑”,但也未曾一概弃绝,其《诗集传》即有采于《毛序》(参看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第六十九章第一节)。要之,在具体观点层面,宋人从未尽与汉唐注疏对立。关键是在他们那里,注疏首度丧失了天然权威,须经他们自出眼光,淘洗拣择一番。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可说,宋代《诗经》学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旧权威陨落后,重建说《诗》标准,便成了当务之急。故在具体释义上沟通唐宋,殊非必要;探究宋儒《诗》解背后的理念,方是从入之途。本书未区别这两个层次,为前者抛掷不少心力,否则,行文会更省净,问题意识也会更集中。

其次,思想方面的钩深致远。这方面是文献考证的延伸。典型之处颇多,诸如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关系,在揭示欧阳修学履中受三家《诗》影响的基础上,以《二南》诗解为例考察《诗本义》与三家《诗》、毛《诗》诗义的关系,旁引曲证,呈现欧阳修解《诗》的“己意”;再如考察《诗本义》与欧阳修目疾足病关系,立足于文献,钩稽欧阳修生平事迹,辅以诗文,条分缕析,揭示其“屡屡主张要通其大旨(道),不能仅仅泥于文字,这些都对《诗本义》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64页)。可见,作者在叙述中重视考证,不仅仅是为了历时地呈现文本的真实性,更在于将欧阳修思想发展轨迹及其特点有效地呈现出来,读起来令人信服,所发己说,亦度越前贤。

无论如何,种村先生以空前的精细,把相关论题推进了一大段。想再就此写点什么,必先认真消化本书乃可。会有后来者接力前行么?我期待着。

三、创新:综括前贤,求其真义学术创新是学术成果的生命与价值所在。作者深耕于宋代《诗经》学研究,不仅宏观上对宋代《诗经》学研究现状了然于胸,也对微观的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现状如数家珍。如其所论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于《诗本义》的版本、“本义与可能”、解《诗》方法等诸多方面,而“比较薄弱的环节”是《诗本义》的历时形成过程、与欧阳修诗文集的互证研究、与汉唐学术渊源、与《七经小传》的关系、与三家《诗》的关系、影响或效果史研究、与《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关系,等等。总体上看,这些概括乃是基于对《诗本义》研究的全面把握与深刻认识。因此,陈著能综括前贤和本人以往的研究,择善而从,择阙而补,豁然自得,屡创新义,发前人所未发。据笔者寓目所及,作者关于《诗本义》与《吕氏家塾读诗记》之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在目前学术界当属首次。作者注重思想与文献的结合,创造性地撰写了多达九十余页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欧阳氏曰”与〈诗本义〉比较详表》(见附录三),详细辨析文本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严谨厚实的文献梳理辨析的基础上,层层剥落,步步推进,跳出以往研究的窠臼,其论据客观翔实,叙述清晰精炼,立论公允合理。再如对《诗本义》“本义”形成的考察,揭示出“‘本义’应该以动态的形式不断生成,‘本义’并不是固定僵化的”,“‘本义’的探寻最终还只是思想文化重构与创新的过程,经典研究的目的与宗旨是返本开新,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的考古与回溯,这是彰显经典阐释文化生成魅力的关键”(82页)。这一阐发不仅是作者对“本义”的创新理解,也是作者对经典阐释方法的独特心得。

综观陈著,无疑堪为当前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中推陈出新、创获颇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为《诗经》学和欧阳修研究开拓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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