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街区|上海四平路的人文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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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问,你在《为啥叫“邯郸路”?》一文(刊于新民晚报2019年6月15日夜光杯)中,提到五角场“因地处市区东北角,多以东北地名命名马路,如营口路、嫩江路、白城路、佳木斯路、松花江路等”,为什么不提“四平路”呢?

从复旦行政办公楼正门出来右拐不到五十米,就是望道路。这是一条以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名字命名的校园大道。1920年5月,望道先生在义乌家乡分水塘村完成了马克斯恩克斯名著《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来到上海,同年到复旦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编辑《新青年》;与陈独秀、李达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被推选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在迎来中共“十七大”的日子里,笔者漫步在望道路上,仿佛又回到了陈望道为之奋斗了一生的那个年代。在二、三十年代,陈望道是一位身穿灰色旧长衫讲课的穷教授,他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颇受学生爱戴,人称民主教授。在他时任中国文学科主任的1931年,复旦左派学生聚会,中文系的一位学生敲响了学校的校钟。按照规定,学生是不能随意敲响校钟的,为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要陈望道副署,他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为此惹恼了学校当局,陈望道不得不离开复旦。在离开复旦以后,他出版了《修辞学发凡》(1932),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主编《妇女评论》,创办《太白》杂志,开“大江书铺”和办《大江月刊》,发动“大众语运动”,发起“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1938年抗战爆发后,复旦迁校至四川重庆。1940年,陈望道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回到了复旦,开始在中文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闻系主任。在他出任新闻系主任后,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为了募集资金创办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他因为过度疲劳卧病了一个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复旦新闻系声誉蒸蒸日上,名闻全国。1944年那一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为543人,占了当年报考复旦大学学生数2787人的19%,而当年新闻系仅录取30人,也就是说,每18人中才能录取一人。1946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继续担任新闻系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陈望道知道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在今天新闻学院大楼前面的草坪上,竖有一座陈望道的半身铜像,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复旦新闻系的创始人,永远地纪念他。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拟将复旦迁往台湾,从而引发了一场复旦师生的护校斗争。陈望道作为教授代表担任了护校组织“复旦大学师生员工应变委员会”的副主席,领导学校的师生保护学校迎接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陈毅市长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军管会代表实施对学校的接管。1950年中央曾有意调他去北京工作,征求他的意见。陈望道说:“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复旦工作一样重要,我还是希望能继续留在复旦。”为此,毛泽东在1952年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当时全国高校正实施院系调整,18个兄弟院校的相关系科并到了复旦,由于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又个性各异,要把这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很难。陈望道呕心沥血、挺身鼎力,才使复旦各项工作走上轨道,从而成就了国内一流名校的声望。院系调整后,有人提出来要改复旦校名为上海大学,各说各的理由,最后陈望道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说了他的想法,这场校名之争才算平息下来。复旦的校门也是几经变迁,原来在国权路口对面,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建新校门,并移址到现在的邯郸路220号。为了建造现在的这座校门,预算需要2万余元,但当时学校只能有1万元的投入,于是陈望道拿出了自己积攒的稿费1万多元作为校门的建造资金。因为这个原因,在1991年陈望道诞辰100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漫步在望道路上,笔者思绪万千,不知不觉来到了望道路旁的复旦学院所在地。复旦学院是复旦教学改革的一个窗口,新生入学后先实施通识教育,由四个书院组成,其中一个就是用陈望道的字“任重”命名的“任重书院”。夜幕降临,笔者望着望道路旁那一盏盏宫廷式路灯透出的淡淡荧光,心潮澎湃,要知道这也是陈望道在六十年代亲自到校工厂要求加工制造的啊。复旦人永远不会忘记陈望道等前辈为党为人民所做的一切。编者按:今年10月29日是陈望道先生逝世30周年,特发此文以志纪念。

郑重,1935年生,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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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四平路

复旦大学位置图 复旦大学相辉堂(油画) 张克伟 绘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四平位于吉林省,确实是东北地名;但四平路却与五角场其他以东北地名命名的马路不同。四平路筑于1930年,原名“其美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同盟会元老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1913年,他曾多次协助孙中山武力讨伐袁世凯。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身亡。“其美路”,就是为纪念这位辛亥革命功臣而命名的。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陈其美是一位争议人物,因为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还与蒋介石订过金兰之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关部门将其美路列为“重新订定”的路名之一。1950年5月27日,在部分道路“改用革命策源地及重要战役地址等名称”的公告中,其美路被改名为“四平路”,以纪念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四平战役”。可见,四平路与邯郸路一样,也不单是以地理概念命名的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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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亰登入 ,复旦大学相辉堂(油画) 张克伟 绘 123

陈其美

1956年的那个夜晚,复旦校园所处的五角场区域,还是一片农舍田野样貌,远远还有战时留下的军营和碉堡。眼前的一切,并无一点大城市的霓虹声色。但正是以这里为原点,郑重开始走上新闻工作者之路。

其美路筑成后,就是一条学人荟萃的马路。原来的其美路起点在天水路,西南端的新陆村(后改名新绿村,原址在今四平路、欧阳路)曾是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宿舍,新陆师专后来易名“市立师专”,诗人戴望舒、作家施蛰存、翻译家孙大雨和历史学家陈仁炳等先后在该校任教或兼课,住在新陆村。陈仁炳先生后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改革开放后复出,教我们《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前些日子查阅史料,我惊讶地发现,《上海市立师专校歌》竟是陈先生创作的。

61年过去,郑重还能详细说出全程花费:火车票九块六角一分,三轮车车费三角。那晚,五角场的夜风吹过他的脸庞,他紧紧抓住手里的行李,以往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上海,第一次展现在他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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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去过那么多的城市,见过那么多的风景。但对郑重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旅行,发生在21岁。

陈仁炳

那一年,父亲卖掉两车高粱秸,凑足钱让郑重从安徽老家坐绿皮火车到上海。十几个小时后车到南京浦口,乘客坐轮船过江,到下关车站再转车。从上海火车站北站出来时,夜幕已经降临,他再坐三轮车去邯郸路。

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由四川李庄复员返沪,因吴淞、江湾校舍在战时被毁,便以其美路上的原“日本中学校”为主要校舍。1946年复校时,同济除了有以土木系主任李国豪为代表的理工医科名教授外,还延聘古典文学家郭绍虞、剧作家陈铨等教授任教,茅盾、施复亮、马叙伦、田汉、洪深、臧克家和马寅初等先生都曾应邀到同济礼堂演讲。1947年起,国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高涨,同济师生积极响应。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其美路,镇压同济师生,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场斗争,同济礼堂被命名为“一·二九礼堂”,同济文工团创作了话剧《同济风暴》。听说,后来《同济风暴》的部分片段,被著名电影《大浪淘沙》采用。

他是作为大一新生前来复旦大学新闻系报到的。1956年的那个夜晚,复旦校园所处的五角场区域,还是一片农舍田野样貌,远远还有战时留下的军营和碉堡。眼前的一切,并无一点大城市的霓虹声色。但正是以这里为原点,郑重开始走上新闻工作者之路。

1948年8月,准备绕道香港去解放区的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抵沪,住在他弟弟春曦家里。一天晚上,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学教授联谊会邀请吴晗谈谈北平情况。当时,住在新绿村的历史学家程应镠先生接到通知,就与孙大雨先生一起在其美路上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开会。据他回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像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程应镠《回忆大教联片段》)当年,来喜饭店是复旦师生公认的“校外食堂”之一,位于复旦老校门对面的国权路上,离其美路不远。从上述回忆分析,吴晗先生不仅在国权路留下过足迹,也很可能踏足过其美路。

61年过去,郑重还能详细说出全程花费:火车票九块六角一分,三轮车车费三角。那晚,五角场的夜风吹过他的脸庞,他紧紧抓住手里的行李,以往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上海,第一次展现在他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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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角场

吴晗

以郑重到五角场为限,再往前推30年左右,五角场还叫“大上海”。

改革开放前后,四平路一度与邯郸路十分雷同:在五角场环岛五条主干道中,两条路都通往市中心;靠近环岛处,都有往返五角场的公交起讫站和千篇一律的住宅;在两条路的中段,各坐落着一所著名大学校园;两所大学校门对面,都有一条貌不惊人的商铺街……外地人初来乍到,很难辨识。网上曾流传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位刚入学报到后的复旦新生,走出校门沿着邯郸路到五角场闲逛,晚上归来却沿着四平路走进了同济——这并非完全杜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复旦读书时就听过这个逸闻。

杨浦区地方志的资料显示:1927年11月,一批专家聚集在一起,研究上海的城市建设问题。1929年7月,上海当局正式划定江湾区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今中原路一线以西的土地约7000亩(4.67平方公里),作为上海的市中心区域。8月,新成立的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公布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以后,又提出了
《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上海市分区计划》《上海市道路计划》
等一批配套计划。以上计划即构成人们常称的“大上海计划”或“新上海建设计划”。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除了周边环境,四平路上的人文色彩,也与邯郸路极为相似——深邃而有底蕴。

此后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希冀为市中心区的五角场区域,已建成五大公共建筑,即市府新厦及各局办公楼、市立医院及市卫生实验所、市体育场及体育馆和游泳池、市图书馆和市博物馆,总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道路的辟筑,共完成72条,其中中山路、浦东路筑成,沟通了市中心区与沪南、南市浦东的外环道路。此外,市立第一公园、虬江码头一期工程、轻便铁路以及一批花园住宅(上海新村、三十六宅)先后建成,市光路商业一条街上,冠生园、鸿翔等名店分店迁入,使这一区域逐渐趋于兴盛。

此后,随着战事发生,“大上海”规划被搁置。因为战争而停下建设脚步的五角场,却意外留住了复旦大学。1937年,当局正拟把复旦迁出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甚至已经出资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以促成迁校。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使得迁校计划未能实行。战火纷飞中,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组成了“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别迁往江西、贵州,并于12月底抵重庆。直到1946年8月,复旦渝校师生才回到上海。解放初期,经过院系调整,原华东地区大批名校的文、理科院系并入复旦大学,使得复旦一下子成为人才高原。事后的数据证明,1949到1966年,复旦培养的学生中有70余人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郑重入校的1956年,过去只是被民间习惯性唤作“五角场”的五角场,第一次被官方确认了自己的名字——1956年1月,江湾区将邯郸路办事处与市中心办事处合并,改称五角场办事处,正式完成了以五角场代替市中心区的历史。也同样是在1956年,复旦大学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校区与社区,都迎来了各自历史的新一页。

复旦

复旦给郑重的印象,是从一大片篱笆墙开始的。

当时校舍内还留有大片篱笆墙,平整、美丽、有花纹,配合干净的煤渣路,成为学生上学时必经的风景。校园周边还有农民在耕田,如今的部分校内建筑,当时还是农民的坟墓。但学生们也不害怕,似乎这生的劳作与死的安息,都作为校园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被自然而然地接受了。

闲暇的时候,郑重会去五角场购物。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商店,只有一溜地摊。学生们在这里买铅笔、便宜的笔记本,然后再买上一个刚出炉的烘山芋,就够心满意足了。说到吃,郑重在入住复旦第十宿舍的第一天,上铺丁锡满看到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走,吃饭去。”

当时也不要粮票,两个大男孩捧着各自饭盒走去食堂。郑重记得,当时学生们很多都穿着木拖鞋,木拖鞋敲击地面,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饭点的时间,在走向食堂的路上,就是一片声势浩大的“吧嗒吧嗒”。

“真有意思”,后来郑重给在山东读大学的中学女同学写信描述这里的篱笆、煤渣路和这种声响。女同学看得心驰神往,到上海来看郑重时,就专门到复旦大学食堂吃饭。吃了以后,连连称赞:这伙食太好了,有菜汤年糕,还有肉包子,还不要粮票。而当时在山东,已经开始受到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学生们吃到的,仅有山芋梗和小豆腐(黄豆碎末)这些。

一起吃饭的丁锡满,后来成为了上海滩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起吃饭的中学女同学,后来成了郑重的终身伴侣。

  老师们

郑重在新闻系读书时,除了新闻专业课是本系教师讲授,其他的课都由中文、历史、哲学、外语诸系教师上课。有时又会分别和中文系、历史系或外语系的同学,在某一教室里听某一门公共课,持续上一个学期。那时的复旦,学生们彼此有交流,受各系的学术熏陶,郑重每每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受益多多。但更多受益,来自老师们直接的教诲。当时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多住在复旦周边的宿舍。郑重也就有了机会去老师家里做客。

校长陈望道对新闻系情有独钟,因此新闻系的学生逢年过节都能去陈校长位于第九宿舍的家里做客。校长用糖果招待大家,还会说起当年学校如何创办、在重庆共克时艰的历史。郑重记得,陈校长特意用赵敏恒在路透社时率先发布开罗会议消息为例,鼓励新闻系的学生们要有意识地培养新闻敏感。当时,赵敏恒根据蒋介石侍卫长和苏联要员同时在开罗出现的消息,结合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在各自国内的线索,判断有重要会议在开罗召开。为此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比同行们早了14个小时。这样的职业传奇,令学子们听得入神。

作为学生记者,郑重也曾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郭绍虞家拜访。郑重记得,郭绍虞满屋子的书扑面而来。其中有一张王个簃的绘画,在别人看来是不得了的珍品,但郭绍虞用这幅画贴在书架上,为线装书遮挡阳光。郭绍虞为郑重改稿时,还特意语重心长告诫他少用形容词,不要追求花哨语句,“文章要朴素”。这令当时正为卖弄辞藻而有些自得的郑重十分受教。

在新闻界工作大半辈子后,上个世纪末,郑重被分配住到四平路。此时他已经是一个老上海,选择五角场更像是一场首尾相接的回归之旅,毕竟这里是他上海梦开始的地方。此时的五角场和复旦大学,早已今非昔比。坟场、农田和煤渣路为更多新建筑和设施取代,一片繁盛景象。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没变。包括校园里学生求知的眼神、安静的第九宿舍,还有食堂的肉包子。

1956年,郑重以为上海地处南边地气温暖而没有带棉裤来校。等到亲历上海漫长湿冷的冬季,才困窘地去国顺路添置冬衣。也许因为这样,后来不论去哪个城市生活,每每想到五角场和复旦,郑重心里总有一种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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