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网投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上海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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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它们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着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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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
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教务长是李登辉。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李登辉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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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着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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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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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沈颐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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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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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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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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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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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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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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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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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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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封面

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北京。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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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代印张元济与蔡元培创办的《外交报》。《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发售预约。严复译《原富》(〔英〕亚丹·斯密着)由南洋公学印行(后归商务印书馆出版)。

展现商务印书馆工作场景的明信片本就少见,成册装订的小本式明信片就更为稀有了,近日竟有幸觅到一册,不由浮一大白。不敢私赏,正好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小小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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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大约十多年后,这一新颖别致、方便实用的通信用品就传到了中国,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民初,明信片的寄发收藏已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略作统计就能发现,从苏曼殊、李叔同、胡适、郁达夫,一直到蔡元培、张元济、毛泽东、周恩来,很多文人雅士、政坛精英都有这种特殊喜好。而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对明信片这一舶来品种可谓情有独钟,发行既早,数量也多,在众多同业中称得上一枝独秀;它发行的明信片甚至走出了国门,在历届世博会上都有展售,弘扬了中华文明。

1903年,设第一个分馆于汉口。十月,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吸收日资,改进印刷。首次使用着作权印花。编印小学“最新教科书”。创刊《绣像小说》半月刊,主编李伯元。译印《说部丛书》。

这册小本式明信片,全本12枚,另有彩色封面,装订一册,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明信片展现的画面更有惊喜。编译所场景的有三枚,占了大头,其中一张为编译所图书馆内景照。这个图书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原由编辑工作需要,续有书刊购置备查。至1905-1906年间,由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全部藏书,渐成规模,遂聘目录版本家孙毓修主其事,1909年定名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此时尚属于内部性质。后陆续“收有秦汉十印斋、小闻斋、持静斋、意园、艺风堂、密韵楼以及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版本家散出之藏书精品多种,……其规模为亚洲之冠”(汪家熔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刊1997年8月5日
《读者导报》)。“商务”董事会遂决定扩大规模,建立一家具有公共文化设施意义的图书馆,议定拨款11万元,在闸北宝山路修建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1924年建成,命名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建馆30周年时正式向社会开放,“读者只需花二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以在开架的书架上任意选书阅读,整天流连”。(陈江《东方图书馆———文化宝库和学者的摇篮》,刊1996年12月11日
《中华读书报》)
至1930年更开放外借,造福社会。东方图书馆藏书约50万册,收藏之富、之精,当时在中国在远东均名列第一,很多年轻人当年都将这里视为一所社会大学,在此勤奋苦学,有的日后成长为知名学者。这样一座文化宝库,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投掷炸弹,纵火焚烧而毁于一旦。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天空,从闸北一直飘落到几十公里外。编译所图书馆这张照片摄于清末,为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涵芬楼内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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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编译所内部照片更有意义。这是一张办公照,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下二十人,其格局和今天的出版社没什么两样,只是办公桌椅和案头文具都是旧式的。由于室内人员都在伏案工作,反衬之下,中间唯一站着的那人颇显突出,仔细辨认,原来就是时任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先生。张元济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后接替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工作,尤其在编译出版方面费心尤多,可谓“商务”的顶梁之柱。编译所是“商务”的核心,张元济也长期在此办公,以我的孤陋寡闻,张元济和编译所成员以如此的形式集体亮相,这样的场景,以前似乎从未发现过。今年既是“商务”创办120周年,亦为张元济先生诞生150周年纪念,这张照片的重新浮出水面,自然有其别样的意义。

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印刷所、编译所闸北宝山路新厦落成。始用珂罗版印刷。停办小学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改组为尚公小学,由蒋维乔任校长。郁厚培赴日本学习照相制版技术。蔡元培应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

印刷所和编译所、发行所都成立于1902年,它们一起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商务”最初就是以印刷起家的,成立印刷所后,在纸型、珂罗版、铜锌版、影写版等近代印刷方面不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时俱进,走在了国内出版印刷业的前端,很好地配合了编译和发行业务,共同支撑着“商务”砥砺前行。在这本小册中有两枚明信片和印刷所有关,其中一张名为“印刷所绘图科”,但其工作场景今天的人很难看懂,因为画者并非在纸上绘图,而是在一块块厚厚的石板上绘图。其实这正是石印,1900年前后风靡上海滩的一种主流印刷技术。所谓石印术,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术,由德籍捷克人阿罗斯·塞纳菲尔德于1796年发明。经过革新改进后的石印技术能任意将图文放大缩小,且省去了雕刻字型的中间环节,解决了不规则图形和特殊符号的印刷难题,操作简便,省时省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受到市场的欢迎。石印术也因此成为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主流印刷方法之一。至迟于19世纪20年代末,石印术就开始影响中国。开始只是为传教士传教服务,1878年,申报馆老板、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用石印技术印制中国传统古籍和
《点石斋画报》,大受市场欢迎,开创了新纪元。点石斋将石印引入商业领域大获成功之后,跟风者迅速涌现,其后开设的石印书局如万马奔腾,从1880年至1910年的三十年间,仅上海一地发行过石印书刊的出版机构就在二百家左右,造就了石印业的黄金三十年。商务印书馆的这张印刷所绘石照片,正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虽然即将进入民国,在“商务”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石印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力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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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明信片中还有一枚是我感兴趣的,即“商务”附设尚公小学校的学舍照片。“商务”是以编辑发行教科书起家的,据统计,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全国书籍营业额中,“商务”长期占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份额,名副其实地坐上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并最终形成“商、中、世、大、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
的业内平衡,而这一排名次序正是依据其发行中小学校教科书数量的多寡。“商务”创办人是一批精明的商人,但他们并非赚上一票就撒手走人的商人。在他们的抱负中有着开发民智的愿望。根据文献,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由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54册,占总数的63.5%。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成功,得益于企业先进的理念。“商务”在编印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尝试培训师资。1905年8月20日,“商务”当局拨经费8千元
(开办费3千元,经营费5千元)
于文监师路文昌里开办师范讲习所,由武进严保诚任校长,蔡元培、张元济等大家均出任教职。第一期招学生46人,讲学非常严格,半年后毕业者仅36人。接着续办第二期,经费增加到9千元,招生60人,毕业48人。为给师资有实习的机会,第二期起还附设了小学,将与教材配套的教学方法等直接应用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从而及时得到信息反馈,进行修正,从而确保“商务”教科书的长久生命力。1907年师范讲习所停办,但附属小学却正式开办起来,并正式命名为尚公小学,先后由徐念慈、徐宗鉴、蒋维乔、庄俞、吴研因等名家出任校长,上海教育界也因此诞生了一所著名的品牌学校。该校以学生成绩优异,教学质量高而闻名于上海,真正实现了张元济“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出版繁荣”的理念。面对这张“尚公”的校舍照片,不由让我们对一百多年前筚路蓝缕,执着前行于教育文化之路上的前辈们充满了钦佩之情。

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改进铜锌版和试制三色铜版,聘美籍技师指导。商务印书馆董事局于三月初八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董事七人,张菊生为主席。

最后,想猜测一下这本小本式明信片的发行时间:从图中人物的服饰打扮来看,照片显然都摄于清末,而封面绘画又明显是民国景色,因此,这本邮政明信片册当发行于清朝结束,民国初建之时,至今已逾百年。彼时,明信片发行已司空见惯,而装订成册,以小本形式示人尚属稀见,且“商务”的这套小本式明信片为“制赠”版,数量必少,传存至今,甚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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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教育杂志》。出版孙毓修编译《童话》一、二两集(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出版《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中国最早译印的百科辞典)。与英国泰晤士报社协议印行所出《万国通史》(中国出版社对外合作的最初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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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董事会收回日本股份。设分馆于香港。创制教育幻灯片。创刊《学生杂志》,历任主编朱天民、杨贤江、陈功甫。出版康德《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德汉学家卫礼贤和周暹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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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轰炸商务,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1932年,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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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1954年迁至北京。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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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拍摄于1909年- 1915年间。【摄影:德·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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