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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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文

汉代文章两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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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04/29 19:04:00】

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国,到公元后220年汉献帝被曹操的儿子曹
丕所取代,前后共427年,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汉代”。汉帝国政权
的统一与强大是夏、商、周以来前所未有的,它与当时欧洲的古罗马
东西并立,创建了令后世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对整个
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汉帝国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局面,
关键是在于西汉武帝时代的大力经营。武帝在他父亲平定吴、楚七国
之乱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削弱国内的割据势力,同时反击北方匈
奴族的入侵,并着手经营东南、南方、西南、西北、东北各方的边境,
大大扩展了旧日华夏的版图,真正建立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友好
相处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宏阔豪迈、人材辈出、大有作为的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士人们似乎谁都想为国家一试身手,而且充满自豪
地相信一定能获得成功。我们先看汉武帝的一篇《求贤诏》吧,他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
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
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何等的气度!班固曾在
《汉书·公孙弘传》里表述这个时代的人材之盛说:“儒雅则公孙弘、
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
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
朔、枚,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
光、金日,其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为了与更远的其他国家进行交流,他多次派人通使西域,从而使中国
文化变得更为绚丽多姿。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
宏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人墓前的石
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
来一样,自由驱遣,毫不介怀。”汉武帝总结秦朝失败的教训,重视
思想教化,他大力兴办以儒术为中心,实则兼容并包以往各家各派思
想理论的学术事业;他喜爱辞赋,搜采歌诗,加强中原理性文化与荆
楚浪漫文化的融合,从而为汉代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主、客观的良
好条件,汉代两位最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都同时出现在武
帝时代,绝不是偶然的。

一、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汉代真正被视为文学艺术而又风靡一时的无
疑是辞赋,而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家是司马相如。其作品有《子虚赋》
《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此外其《谕喻巴蜀》《难蜀父
老》等虽然不称作赋,,其实也完全是辞赋的写法。

辞赋是从屈原《楚辞》沿袭下来的一种文体,进入汉代后分化为
两支:一支是直接沿袭屈原的《离骚》《九章》进行创作,其代表作
有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
遇赋》,以及后期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剌世疾邪赋》等,这一
支在汉代声息微弱,不成气候;另一支则是在屈原《楚辞》的基础上,
吸收了《诗经》中《雅》《颂》一体的歌功颂德,战国纵横家与孟轲、
庄周等的逞辞博辩;以及荀况赋的变抒情为叙事和宋玉诸赋的夸张铺
排等等。这是屈原《楚辞》的一个新变种,屈原作品是抒情的,到它
这里变成了叙事;屈原作品是诗,到它这里基本变成了散文;屈原作
品是批判现实黑暗的,到它这里变成了歌功颂德;屈原作品尽管也有
堆砌之处,但还基本上是一种出身本色的抒发,而到汉赋这里则成了
以逞辞博辩为追求目标,看谁的框架宏伟,看谁的铺陈壮丽,以及看
谁知道的事多、使用的字多等等。这支《楚辞》变种的新文体被后人
称之为“大赋”,是汉代辞赋的代表。汉代大赋的第一篇着名之作是
枚乘的《七发》,而登峰造极的作家则是司马相如,其代表作为《子
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其实是一篇作品,内容是说楚国的“子
虚”出使齐国,齐王为向楚使夸耀齐国的广大富强而为之举行了狩猎。
事后,“子虚”找到齐国的“乌有”,刚好这时来自首都的“无是公”
也在场。“子虚”向“乌有”嘲笑齐王的没有见过世面,而反过来盛
夸了楚国的地域之广大,物产之丰饶,以及楚王的狩猎之排场,这是
《子虚赋》的主体部分;末后是“乌有”斥责“子虚”的“错会”齐
王之意,自己又将齐国的广大富饶向“子虚”夸耀了一回,《子虚赋》 到此结束。

《上林赋》是写“无是公”听罢“子虚”“乌有”的相互攻讦后,
既嘲笑“子虚”,也嘲笑“乌有”,说他们都是“井蛙”之见,孤陋
寡闻。接着他夸耀了皇家上林苑的广大富饶,皇帝狩猎的壮现,以及
猎后举行盛大宴会、广列音乐歌舞的豪华情景,这是《上林赋》的主
体部分。而末后“无是公”偏又把话头一转说:“酒中乐酣,天子茫
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
也。’于是乃解酒罢猎。”并宣布今后要广行仁政,不再搞这种劳民
伤财的玩艺儿。整篇作品就是由“无是公”一个人的说话所构成,直
说得“子虚”“乌有”失魂落魄,茫然不知自己之存在。

整个作品所展示的是汉帝国疆域的广褒、物产的丰饶、山河的壮
丽、生活的排场,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作者对当时这种海内一统、成国
来朝的前所未有的文治武功的赞颂与自豪。作品的宗旨即在于歌颂皇
权、歌颂大汉帝国的气势与声威。

《子虚赋》《上林赋》的艺术特点是:一、结构宏伟,富丽堂皇。
讲究场面的开阔,讲究层次的分明;由外及里,由下及上,由近及远;
有空间的转移,有时间的流动;有多种生活、多种场面、多种气氛构
成的一种极其广阔复杂而又极其统一和谐的艺术画面。司马相如曾说:
“赋家之心要包括宇宙,总揽人物”,其作品就正是这种理论的绝好
说明。二、讲究绘声绘形,有声有色,而且声音色彩的种类极多,变
化极大,穷形极相,触目惊心。三、它极大程度地发挥了中国方块字
构造上的突出特点,在文章的字形排列上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剌激:
一连串几十个“山”字头,一连串几十个“水”字边,接着几十个
“草”字头,几十个“木”字旁,如此等等,首先就给人一种迎面扑
来的气势感。而且还往往压韵,不光是排列起来好看,而且读起来好
听。这种作法在枚乘的《七发》中就已经开始,到司马相如更将其推 向巅峰。

继司马相如之后,扬雄还写过《甘泉赋》《羽猎赋》,班固还写
过《两都赋》,张衡还写过《两京赋》,等等。这些作品的思想、艺
术都各有其特点,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有其创造性;但就其总体而论,
似乎都难以再超过司马相如的水平。

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独树一帜,它以特有的艺术形式表现了
两汉那个强大、富足的时代,而这种篇幅巨大、格局庄严、气势宏伟、
文采绚丽的作品出现在中古以前那种以诗歌、散文为主体的文坛上,
的确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化景观。王国维就正是由此把“汉赋”与
“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而做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
学”这一着名论断的。不过,也正是由于汉大赋这种形式上的过于凝
重,过于堆砌,过于艰涩难读,从而注定了它的难以普及,难以延续。
大赋似乎只能出现在汉代,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司马迁与其《史记》

从传统的观点说,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门类是辞赋,但从今天的
观点来看,汉代文学成就最高而又对我国写人艺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
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
“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
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共写了两千
多年的历史。《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的是它的包罗
之广泛,体大而思精;它不仅写了远古、近古,也写了现代、当代;
不仅写了中原、华夏,也写了边疆、外国;不仅写了政治、军理,也
写了经济、文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广大下层的
各色人等。这种囊括古今各类知识、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炉而加以融会
贯通的气魄,是前无古人的;司马迁自述其写作此书的目的是“究天
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打通一切领域,自立学术
章程,总结一切规律以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 的。

《史记》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有四点:其一是它所表
现的进步的民族观。司马迁吸收了战国以来有关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及
周边国家发展来源的说法,在《史记》中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
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
写成是黄帝的子孙,这对于两千年来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
形成与稳定,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到汉王朝
对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用兵的时候,又总是站在反对穷兵黩武,反对
扩张、掠夺的立场,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间平等友好地和睦相处。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司马迁是当时汉族被压迫人民与周边各少数
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和经济思想。这包括强调发展经济,认为
经济是国家强大的基础;反对单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
“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者的岐视,而
歌颂他们的本领、才干,并专门为他们树碑立传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史记》是先秦文化
的集大成,司马迁是先秦士大夫优秀思想人格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
之所以写《史记》不是单纯地为了记载历史陈迹,而是明确地为了成
一家之言,因而《史记》中突出地显示了一种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
理论社会的光芒,和对现实政治、现实社会的种种批判。其中有些是
相当深刻,相当准确的,有些甚至是两千年来常读常新的。

其四是贯彻全书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
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其种原则可以不
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
神。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他遭受宫刑,痛不欲生的时候,为
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才顽强地硬挺着活了下来。他视为榜样的是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
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
《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
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
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
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迁
的奋斗经历与《史记》中所歌颂的这些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司马迁留
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永远给我们以激励、给我们以启迪,当我
们灰心丧气、濒临绝望的时候,给我们以无比的力量、信心与勇气。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着作,也是我
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着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它
开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它第
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示了一道栩栩如生的人物画
廊。《史记》人物与先秦人物的显着差异是在于它们的鲜明的个性化。
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设身处地揣摩每个情节、每个场面的具体情景,并
力求逼真地表达出每个人物的心理个性,因此《史记》的描写语言和
他为作品人物所设计的对话都是异常精彩的。试回想其中的的刘邦、
项羽、张良、韩信,以及毛遂、蔺相如等,哪一个不生动得令人为之
赞唷呢?《史记》这种超前成熟的写人艺术,对我国后代传记文学以
及小说、戏剧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史记》中的诸多主题,,
《史记》人物的诸多范型,以及《史记》故事的许多情节场面,都为
后世的小说、戏剧开出了无数法门。当代的美国汉学家安迪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
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塞》之影响后
代的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
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
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着有《列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比较一下,
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
比,则要晚生177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
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继《史记》之后,班固还写有《汉书》。《汉书》的写人成就及
其语言水平,在我国的历朝“正史”中仅次于《史记》,所以这里就 不说了。

《〈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韩兆琦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第一版,39.00元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纪传体的史书,是历朝“正史”的第一部;同时,《史记》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是我国传记文学与文言小说的始祖;此外《史记》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还具有某种古代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要想探讨任何一种文化、一门学问的历史渊源,往往就要通过《史记》这个门径、这个台阶,由此入手可以事半功倍。

凡是初见韩兆琦先生者,均不相信眼前这位神采奕奕、声如洪钟的长者已年过八旬。多年来韩先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研究热情,在《史记》与传记文学两大研究领域笔耕不辍,佳作迭出。近期他从自己诸多论文中精挑细选出二十篇,合为一册,题为《<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出版,读者可从中充分领略到他的追踪史圣精神、探究传记艺术的思想活力与学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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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刘大杰先生说:“研究汉代的文学批评,必须突出司马迁,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见解最值得重视。”但在当时出版的文学批评史中对司马迁仍是提到的文字不多,于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韩先生写了《司马迁的文学观》一文,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许多新的提法。韩先生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喜爱、特别注意突出文学作品与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如为他们立了专传的有《屈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尤其是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猎赋》《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使之成了《史记》全书中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章。有些人物本来没有立传的资格,但就因为他写过一两篇好文章,或是别人给他起草的传文比较好,于是司马迁就为这些人物立了传,如《鲁仲连邹阳列传》中的邹阳、《三王世家》中所写的汉武帝的三个不成材的儿子等。在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上,司马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标准、文学批评上提出文学作品要有讽谏意义,要能“文辞灿然,甚可观也”,一句话,也就是要有审美价值。在文章篇末韩先生坚定郑重地指出:“我们检阅一下两汉四百年间的文学理论,究竟是谁首先重视艺术、肯定艺术、重视肯定艺术家们的呢?数典不能忘祖,司马迁是魏晋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曹丕、陆机的文学观点与司马迁一脉相承。”

《史记》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

《史记》既是优秀的历史,又是优秀的文学,这是从古至今大家所公认的。但《史记》的文学性最突出的是什么,解放前的评论家都是称道它的语言好、文章好,解放初期的文学史增加说它的人物故事写得好,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先生开始突出地说《史记》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的画廓”。特别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独具匠心地指出司马迁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悲剧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他认为“《史记》不是一个普通的英雄人物的画廊,而主要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悲伤的叹息,而是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此论一出,遂开启了《史记》悲剧艺术研究的大门。

首先是司马迁对先秦的历史资料广泛地进行了收集、汇总,并将其谱列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科学、系统、完整的古代历史书。司马迁依据《尚书》《逸周书》《国语》等整理了远古“五帝”的传说,整理了夏、商、西周古代历史的轮廓;他依据《春秋》《左传》《战国策》等比较细致地整理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尤其是有关春秋时期的历史相当清晰。《史记》写战国时期的历史错乱较多,这是由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烧了,司马迁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理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线索,给后来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方便,对的让大家吸收,不对的让大家纠正、补充。总之,这是司马迁研究古代历史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第一版问世了,韩先生非常喜爱这本书,他在课堂上多次向同学们推荐。李先生在他的书中概括汉代艺术的基本特点说:“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又说:“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韩先生对此非常赞赏。但他同时感到遗憾的是,李先生在揭示汉代艺术的美学特征时,举为例证的仅有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人的辞赋,而居然只字没有提到司马迁,没有观照到《史记》这座汉代艺术的最高峰。因此韩先生才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中指出“《史记》是西汉前期这种美学思潮的杰出代表,同时这种美学思潮又是司马迁审美观所形成,并得以充分发展的客观条件”。

其次是司马迁整理、谱写了秦朝统一以来,以及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和刘邦建国以后的西汉王朝前期的历史。这一部分完全出于司马迁的独创。

司马迁对孔子既有高度的赞赏、敬佩,又有某些理论上的批评,同时又浓重地、突出地在孔子这个形象上融入了自己深沉的感情与无限的寄托。韩先生在《关于<史记·孔子世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孔子世家》中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孔子、与被董仲舒与后世历代帝王所妖魔化、所加封起来忠心为专制皇帝做奴仆的孔子都不相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曾对孔子的“写春秋”作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吹捧,韩先生说:“司马迁为什么要气大声宏地把《春秋》推崇到这种程度?”答案是“原来真正做到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引用孔子是为了打鬼而借力于钟馗”。他还说:“孔子是司马迁笔下的悲剧英雄。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到处碰壁,受打击、受误解,到死凄凉寂寞,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司马迁的遭遇比孔子更难堪、更悲惨,更加看不到希望与前途。司马迁抬高孔子、歌颂孔子、夸大孔子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寄希望于孔子,并从孔子的形象中寄寓自己的情感与身世。”

当代人写当代专制王朝的历史麻烦很多,如果你一概歌功颂德,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揭露它的黑暗面,那恐怕就要倒霉了。但司马迁居然也能够把秦朝统一、秦朝末年以来一直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写成了今天《史记》中的这种面貌,就像班固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功劳写了,把他认为汉武帝该受批判的种种问题也都写了,这可不容易。唐朝的刘知几曾说,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家要有“史学”“史才”“史识”;到了清朝章学诚又提出一项“史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要有杰出历史家的品格,要能够实事求是,要能坚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代。人们认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确是高标独树,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像司马迁这样的很少很少。

中国古代传记艺术,是韩先生除《史记》外又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韩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我之所以愿意出版《<史记>与传记文学二十讲》这本小书,就是为了向读者朋友们推荐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与‘传记文学派生艺术’中的一些好文章。我对这部分内容实在是太喜欢了,每当想起韩愈、苏轼,尤其是欧阳修那些脍炙人口的碑文、墓志铭,那些闪现着时代风采的,那些忧国忧民、关心现实政治的文章,不由得内心为之怦怦然。”韩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新见。比如他非常重视唐宋碑文、墓志铭、祭文、行状这类文体。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一文中,他指出这类文章之所以在当时特别受到重视,是因为“可以趁机让人传诵,有一种向世人‘发表’的机会”。此外,他还独具慧眼地指出碑文、墓志铭等具有“当代史”的价值,尤其是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所写的人物,均为身系国家兴亡、社会治乱的达官显宦,因而“有些人的碑文、墓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当代史,是反映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到下一个朝代的史官们编辑上个朝代的‘正史’时,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这些碑文、墓志铭,几乎都被改头换面,或长或短地收入到相应的人物传记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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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记文学的派生艺术光映千秋》一文中,韩先生指出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文学激发了以人物传记为面目的各种派生艺术,如传记体的寓言、传记体的讽世文字、传记体的滑稽文字与传记体的小说等,厘清了这四类文体的渊源与发展,揭示了史传文学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辗转相成与共同提高。

孟云飞书法《天下之恶一也》

韩先生今年八十有四,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已跋涉了半个多世纪。近来韩先生又把一部40万字的《史记研读随笔》的书稿,让我们几个博士弟子传阅。他请我们提出意见,以求更加丰富与完善。我们相信,这本新著必将带给读者更多启迪。祝韩先生学术之树长青,源源不断地为学界奉献精品力作!

《史记》的文学性与抒情性

《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写法类似今天的小说,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荆轲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等,它们都是详细地叙述故事、生动地描写情节场面、绘声绘色地为作品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尤其是司马迁的主观情感有时又偏偏不在胜利者的一方,如楚汉战争的胜利者是刘邦,但司马迁的同情却在失败的项羽一方;又如汉武帝的伐匈奴,真正为汉王朝建立丰功伟业的是卫青与霍去病,而司马迁感情所凝注的却是从来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的李广。胜利者的业绩自然是伟大的,而“失败者”的表现也决不渺小。我们细读一下项羽失败后的东城之战与垓下自刎;读读李广失败被俘后的匹马逃回,凭着这些细节,我们称项羽为“战神”,称李广为“飞将军”,谁能说不合适?这就是司马迁如椽大笔的描写工夫,是《史记》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功。

《史记》文章充满抒情性,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几乎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又如《李将军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外戚世家》等那种夹叙夹议,那种或悲悼、或愤激、或迷惘的悠游唱叹,何等动人。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真是一点也不错。《史记》中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滑稽列传》等等,其“人物”“故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似乎难以考查。范淑《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有所谓“说部可怜谁敢伍,庄骚左史同千古”;刘鹗《〈老残游记〉序》有所谓“《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庄子》十之八九是寓言,《史记》中的一部分人物故事也恰恰就是寓言。在这里我们要思考、要体会的是它的说理是否深刻,而不必去穿凿它所使用的“人物”与“故事”是否属实。《史记》对我国后代写人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吴曰法说:“小说家之神品得力于《史记》者为多。”丘炜爰说:“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

由于《史记》是传记体的史书,又由于《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于是研究传记文学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史记》称作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过去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但普鲁塔克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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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书法 《尤而效之》

《史记》在今天的思想意义

其一是表现了进步的民族观,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这种观点大体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是司马迁的《史记》全面表述出来的。这个口号已经被现在中国境内、境外,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所普遍接受。这个口号的本身不一定很科学,但是作为团结炎黄子孙的一个纽带,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两千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被普遍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其二是司马迁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因为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管仲为什么能把齐国壮大起来,能使得齐桓公成为“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为齐国能够发展工商业。司马迁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片面地“重农抑商”。司马迁的这种主张被压制了两千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再读《史记》,才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原来如此进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表彰他们对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种眼光是很难得的。其中特别写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他说子贡建立了很多跨国公司,无论他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来招待他。他说孔子当时周游到一些国家,孔子之所以能受到这些国家诸侯的优礼相待,完全是因为有子贡,那是子贡花钱打点的结果。这虽然有点像是开玩笑,但司马迁重视发展工商业是无疑的。

其三是《史记》对先秦与汉代所流行的儒家与法家两个重要学派都有所批判,也都有所继承。儒家所宣传的“禅让”,所倡导的“德治”“仁政”与“大公无私”“身体力行”等等,都被司马迁所接受,并在《史记》中构成了自己所梦想的模范政治与模范人格,诸如尧、舜、禹、文王、周公等等。但司马迁又重视法制,他描写了吴起、商鞅、赵武灵王、晁错等一批勇于推行变法,甚至为推行变法而付出了生命的人物。《史记》中有《循吏列传》,特别歌颂了秉公执法的李离,由于他在执法过程中因误判而错杀了人,于是坚定地将自己判为死刑,引咎自杀;又歌颂了坚持原则的石奢,石奢出于为国执法,不得不照章判定了自己父亲有罪,而自己又从亲情上感到对不起父亲而毅然自杀了。《史记》中这些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代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四是《史记》里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都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不光是司马迁喜欢的英雄,像管仲、晏婴、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较讨厌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等也有这种抓紧机会干一番事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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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几种注本

《史记》问世已经两千一百年了,生活在现代的读者要想比较准确地读懂《史记》,就得有个合适的注本。在这里我提出几种供大家参考。首先是“三家注”。所谓“三家注”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种注本的合称。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注本。这三种注本原来都是各自成书,到了北宋,开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散,统一地穿插、编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史记》,就是这样的一种合刻本。“三家注”对《史记》原文的校勘、对文章史实的考辨、对地理、名物的注释等等,都做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其贡献是很大的。

其二是明代后期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此书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通过眉批、篇后评语等方式,对上起汉代下至明代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资料广泛地搜罗汇总外,还对《史记》原文的校勘、词意的解释、资料的来源,以及对《史记》文章写作方面的评论都广为收集。从而很有助于读者触类旁通,开心益智,对研究工作与撰写文章很有裨益。

其三是今人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早而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史记》全书进行简明注释的较早的一种,1990年由三秦出版社初版,其后又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过多次。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简明,它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疏通原文语意,以及解释音、义、人物、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等,一般不作引证,歧义只注一说。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它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将《史记》原文、褚少孙补文、附记太初以后的大事均用不同字体区分排版。在行文中又用“序论”“题解”“简论”为导语,以导出编写者的个人见解、或评或论等等。

其四是韩兆琦编著的《史记笺证》。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注释格外详尽,内容包括原文校勘、读音释义、资料来源、史实辨正,以及文章写法、作者寓意等等。其二是本书汇集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评论资料,特别是汇集了地面上的古迹遗存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等等。此外还收有相关的历史地图与文物图片二百多张。本书是对《史记评林》编写方法的进一步扩充与发展。全书500多万字,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2009年再版。

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转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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