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十条“总理级”家规,半个多世纪过去仍极具现实意义

周恩来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不仅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同样也是治家的榜样。他对亲属的要求与教诲的点点滴滴,为我们今天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立了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我们能深刻地体悟到“治家”的重要意义。

澳门新葡亰网投,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周恩来总理的十条家训,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特有的家风家教,蕴含着正气和清廉之风,它像一面镜子,告诫我们如何严以律己,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何把好权力关、亲情关。
转载自2015年6月11日《长沙晚报》

 “邓颖超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相濡以沫的伴侣,又是共同奋斗的战友。她从青年时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动之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周恩来曾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压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邓颖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决定,从没有对个人工作安排提出过要求,甘于默默地奉献。召集亲友开了一个会,耐心地解释徇私情的危害。

对亲属,周恩来是个重感情的人。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他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旧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政府的总理,共产党的总理,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十条“总理级”家规

在周恩来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说:“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对于周家的晚辈,周恩来既严格要求,又谆谆教导,去除他们依赖父辈的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亲情观、身份观,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周恩来经常向他们强调:“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的影响。上几代,周家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学八旗子弟。”

侄儿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恩来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相当好。但周恩来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学校就读,还特意嘱咐无论是领导谈话、填写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千万不要说出与他的这层关系。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1961年结婚后,学院领导帮助解决夫妻分居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国务院也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在他的说服教育下,侄儿、侄媳一起调回家乡工作。

还有一次,两个来京探望他的晚辈来不及看戏,秘书就叫司机送他们去。周恩来知道后批评了两个晚辈和秘书:“这是搞特殊化!破坏了家规。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并交代秘书,“记上账,今晚交双倍车费,扣我工资。”

“老爷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

周恩来深深懂得“治家”对于一名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视察北京101中学时,就以清朝八旗子弟为例,告诫干部子女们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向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提出:“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过“亲属关”的困难,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直到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仍然面临着如何过“亲属关”的问题,周恩来这些50多年前的论述真可谓远见卓识。

本文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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