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

唐代是万人空巷去看花,宋人大概更多的时候一面是买了花来插瓶,——这是后面要说到的;另一方面是自己栽花莳草,宋诗中关于买花栽、朋友间交换乃至索求花栽的作品,简直不胜枚举。对于栽花莳草,宋代士人好像特别有一种躬身实践的热情,甚至是“从小做起”。杨万里有一首诗题作《幼圃》,题下自注道:“蒲桥寓居,庭有刳方石而实以土者,小孙子艺花窠菜本其中,戏名幼圃。”诗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为圃石为墉。瑞香萱草一两本,葱叶蔊苗三四丛。稚子落成小金谷,蜗牛卜筑别珠宫。也思日涉随儿戏,一径惟看蚁得通。”蒲桥寓居,是作者在杭州为官时候的寓所,地在当时的兴福坊东,桥不通水,只是一座旱桥。半弓,两尺半(五尺为一弓,也称作一步)。燕泥,形容少,以见出花圃的小。墉是墙。蔊苗即蔊菜,可以吃。这一个太小太小的花圃,但对蜗牛来说,已经如宫殿一般,那么在小儿看来,也就像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一样了。

讲演者小传扬之水,原名赵丽雅,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等。这里所谓的“花”,还有“香”、“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为什么宋人会有、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作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单从历史背景来说,便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比如城坊制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发达,还有科举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这些又互为因果,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化的合力。题目叫作“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已经显得很罗嗦,其实这还是省略了的,说得齐全,该是“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妨先把南宋诗人葛绍体的几首诗引在这里:西汶艺术网《韩氏与闲即事》:堂深暑不到,闲意一炉香。棋斗过河急,琴弹流水长。古瓶疎牅下,怪石小池旁。忠献画图在,英声不可忘。又《秋堂东轩》:新糊窗纸旧胡床,铜鸭烟昏砚墨香。淡翠屏风小瓶亚,芙蓉红軃菊花黄。又《洵人上房》: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有意探禅学,无心了世情。不知清夜坐,知得若为情。葛绍体并不是著名的诗人,也可以说是很没有名气的,他的作品,一般的宋诗选本都不会选。但这几首诗却很有代表性,两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件互有关联、并且又都与瓷器相关的雅事,差不多都写在这里了,也正应了今天的题目,即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过因为时间有限,不仅茶事省略掉,香事恐怕也来不及细说了。一、助成宋人之风雅的种种条件这里所谓的“花”,还有“香”、“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为什么宋人会有、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作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单从历史背景来说,便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比如城坊制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发达,还有科举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这些又互为因果,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化的合力。比如说,由于科举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个社会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进士和一大批预备进士,这一群真正可以称为文人的进士和预备进士于是成为风雅的渊薮:不仅培养,而且传播。而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与名士的角色互换,或载道或言情的写作态度与方式的互换。而城坊制的解体,加速了都市文化的发达,于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能够以都市提供的娱乐场所而迅速流布。此外还可以说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风雅的皇帝,自己能诗会画,又抚琴焚香点茶都来得,还直接领导兼指导了一个画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贯彻和指导画家的实践(此前有一位李后主,但李后主应该说是文学家,宋徽宗则是艺术家)。又有关于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发现和空前规模的引种,对古老品种的选育和栽培以及相关技术的长足的进步,又众多花谱的问世,等等,这都是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对花的赏爱,很少再有狂欢式的热烈,而是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二、桌子的特殊意义西汶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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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器皿插时令花果作为室内的陈设,亦兴起于两宋。并非说此前吾国尚无瓶花,只是还不算盛行罢了。促成这一风气形成的是居住形式的改变,即高桌座椅的渐行普及——之前的漫长岁月,国人则是于坐席上或凭几案跽坐。两汉画像石乃至六朝绘画中,彼时之居室与生活场景随处可见,室内格局莫不以几案为中心渐次展开,分列坐席,并以屏、幄、帐、扆等为区隔,以明乎主客尊卑和功能空间——此种居室至为简洁,家具既少,尤罕陈设。

用作插花的大瓶,高多在三四十厘米,或者更高一点。北方辽金墓葬砖雕或壁画中常有它的形象,比如河北的宣化辽墓,山西的平阳金墓。大瓶的主要发展线索仍是此前作为生活用具的瓶罂。与作为几案陈设的小瓶相比,这一类安排在厅堂的大瓶开始流行的时间或稍早一些。以图像为比照,北方窑址属于宋代遗存的若干大瓶应可定名为花瓶,河北磁县观台磁州窑址所出即是比较集中的一批。又湖南益阳县泞湖出土一件北宋青瓷大瓶,高四十二厘米,口径十二厘米,侈口,短颈,丰肩,以向下的收分显出瓶身柔和的曲线。重要的是,此器颈肩结合处阴刻“熙宁五年花钵”六个字。这自然是最为确凿的一例。几种大瓶造型的渊源也都很早,但用途大约始终比较宽泛,直到宋辽金时代鲜花插瓶作为家居陈设蔚为风气,才成为大致固定的花瓶式样。

我插花没有师承。不但未窥东洋诸“流”,本国名着如《瓶史》之类也没翻过。晚清江南文士好风雅而耽逸乐,评茶论酒,顾曲莳花,传下讲“生活之艺术”的专着很多。不像宋人,仅是诗文里间或提及一两句,最多如欧的写篇文章——毕竟是游冶之类,特为作一部书,还觉得不属儒者正业,有些不好意思。欧公名文《洛阳牡丹记》,与道学前辈邵雍的诗《插花吟》合看,颇能窥见北宋承平年月的安乐清华。康节先生在他的“安乐窝”簪花醉歌,此系洛阳城里老名士的洒落;而吴学究游说石碣村,撞见赌钱归来的阮小五,那厮鬓边亦“簪着火红一朵石榴花”(《水浒·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公孙胜应七星聚义》)——都会与江湖,文士和好汉,宋时男子爱花,却是普遍的风习。

题目叫作“宋人与花与香与瓷器”,已经显得很罗嗦,其实这还是省略了的,说得齐全,该是“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妨先把南宋诗人葛绍体的几首诗引在这里:

病腹难堪七椀茶,晓窗睡起日西斜。贫无隙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卖花。

可以说宋代花事是依凭着此前的蓄势而呈现一派新局面。但是我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家具变革所起的作用。

——诗实平庸,却和晚清措辞鄙俚的“子弟书”一样,因不惮繁琐地记录下当时的日用什物,成为考辨过往俗世生活之可信而为官修文献所阙载的史料。纸窗,胡床,焚香的鸭型铜炉,墨,砚,屏风,小瓶……这些迄今犹是追求古典风格居室中的必备件。而“芙蓉红軃菊花黄”,则正是此时的仲秋光景。两宋中产以上之家必有书房,它通常系由大屋中隔出的一独立空间,狭小而私密,宜于独坐,或和一二密友自在清谈。仍看前引《水浒传》第十四回,公孙胜初到晁盖庄上,先在“后堂吃茶”——此属客厅,自然不便于开讲“十万贯金珠宝贝”,所以公孙胜说“这里不是说话处,别有什么去处可坐?”,晁盖便“邀那先生又到一处小小阁儿内,分宾坐定”。晁盖固然是粗武之人,但作为知名乡绅,家中必须有此一间“小小阁儿”的书房——葛诗所记诸种文玩陈设,这小阁内亦应大率置备;“小瓶”则已是此空间中不可缺之要件。

书案小,容物自然不多,文具的陈放也不宜散漫。两汉常用的文具,不过板砚、墨丸、砚子、砚滴,简、帛,书刀和笔。墨锭普及以后,墨丸、砚子可以不必了。纸的广泛使用,便又省却了简和书刀。平壤彩箧塚出土一具乐浪时代的漆砚盒,盒里放着板砚、砚子,两侧各置鎏金笔插,下边又设一个内分六格的小屉,合各种功能的器具为一,集中而省便。湖北省冶金建筑公司鄂州工地七号墓出土的西晋青瓷圆砚,砚盖顶端的捉手作成蛙形的小水盂。江西丰城县洪州窑址出土的唐辟雍砚,砚的边缘处作出两个插管,兼作笔架。隋唐以前,书案上面放置的差不多都是书写时候的实用之具,二合一的精巧也使它不过多占据有限的空间。高坐具尚没有完全取代席坐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一张足够大的书桌或书案来安排各色文房用具和诸般清玩。

——东坡措语喜夸张,黄州是他遭贬谪外放之地,从来都不算大城,人居应不至如斯稠密,而这样小地面亦有游走闾巷的卖花人。把此诗与陆游的名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合看最有意思,能见两宋民众爱花之已成涵盖大城与小邑的普遍风习。《东京梦华录》卷七:“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正是上引两诗之注脚。此种铺排于竹篮中的折枝花卉买回家,即选前述之“小瓶”贮水养之,置诸案头,自饶清趣,数日既谢,易而换之,所费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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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好古者,顾余曰:“子所制瓷,美则美矣,然器形多弗遵古制,吾不取焉。”余笑:“子推重赵宋之文教,独不记宋徽宗之言耶!彼大观中与群臣改定礼制而谓,‘周因于商,所损益可知,而不相袭。善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而已。’——此议甚是。余志亦不在仿古,抟新锻异,以写我心、合人用而已。今古生活不同,器物何必一味因袭?使宋人见我,未必不称善耳。”

五、宋代花瓶的大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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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原名赵丽雅,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1996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等。

曾经有客人在店内浏览,忽然问:“你插花是宗‘××流’吗?我们是同门呢!”我愕然——那“××”听着耳生——继而答:“没有‘流’。”

当然不管怎么说,花与花瓶都仍只算得宋人生活中的细事,今天是把它作成一幅特写,于是可以看到花瓶作为几案陈设成为风气,实在是与宋人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即席坐向着垂足坐由转变到最后完成密切相关。这样一个牵连了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我说它是情节丰富的别一种历史叙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罢。

两宋插花亦有“主流形式”,即尚疏朗横斜,往往每瓶仅取一枝,这在当时绘画中不乏实例。与之相应,瓶不仅须小,且应狭口长颈,庶几便于造型而有清峻之美。魏晋六朝以迄于唐,流行侈口长颈腹如垂胆的“胆瓶”,插入荷花莲蓬,以之礼佛;宋人之于花瓶形式则颇有创造,如觚式,尊式,琮式,都不见于前代,但其灵感却出于复古。北宋是吾国考古学大兴的时代,关、洛等地,先秦古器物大量出土,收藏研究古器物则是彼时士人之风气,欧阳修之撰《集古录》手稿迄今尚存,赵明诚所撰《金石录》尤为精博浩繁,宋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录》则属集大成之举。好古之心催生了拟古之行,引先秦古铜、玉器造型为生活器皿遂成为一种被付诸实践的思路,而且获得了成功。今天人们艳称的宋代出戟尊、琮式瓶、贯耳瓶、弦纹尊、鼓钉洗等青瓷器,考其原型,其实都源自周秦而不见于六朝隋唐。近人扬之水说“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并没有全新的设计,只是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之从古已有之的瓶罂样式中独立出来”(见《宋代花瓶》,收入《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扬之水撰,三联书店),并不准确。宋代的拟古青铜花器,材质大率为瓷,体量大大缩小,使之由庙堂礼器变为案头陈设;原有的繁缛纹饰一概略去,仅以色釉为装饰,亦转堂皇而为幽雅,其实是精微的创造。室内插花的风气自兹绵延至近世,明清以来瓶的形式尤为繁复至不可胜举,但士庶都仅视其为点缀生活的遣兴余事,从未上升至哲学的层面,赋予其苛冗的规条与意涵,更没有如东邻之衍生为诸多各是其是的宗派——此所以被客人慷慨引为某“流”之“同门”时,我固然铭其不弃,然终不敢不亟逊谢之。此客或不失好学之士,然未得门迳——盖插花者,小道也,解得多读书、看古画、辨草木、择器皿,便可随意下手,自然不俗,何用投师顶礼于东人耳。

都城商业繁盛,人口密集,民居、商家、官署不免要争夺空间,因此房屋是非常紧张的,并不是家家能够造园,或者应该说,平常人家难得能够造园,哪怕是很小的园。南宋姜特立《因见市人以瓦缶莳花屋上有感》即有一个难得的细节可见都城花事:“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莳花亦良苦。因思离宫与别馆,南至九嵕北鄠杜。东西延袤八百里,桥梁褭空七百柱。伤哉好大荒主心,岂识世间蓬筚趣。一邱一壑吾辈事,随分园池何用许。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无数。大虽不足小有余,便可终身为老圃。”诗人的别有寄慨且不去论,诗中记述的“世间蓬筚趣”,却正可见出宋代花事的特色之一。苏东坡《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一:“病腹难堪七椀茶,晓窗睡起日西斜。贫无隙地栽桃李,日日门前看卖花。”这是几乎没有花的空间了,但仍不妨“日日门前看卖花”啊,依然有那么大的空间。

两宋城市之富庶远过于唐,南北都有“自古繁华”的都会——东京梦华,西湖繁盛(宋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宋佚名撰《西湖老人繁盛录》,分别记载汴梁、临安之城市格局、闾巷风俗,皆社会与城坊史之着名文献),仅从时人笔记中就可以窥见。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和膨胀,令空间亦渐觉拥挤,前有厅堂后有园囿的理想居所对常人而言仅是想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刚需”其实古已有之,惟近年尤剧罢了。苏轼《黄州春日杂书四绝》其一:

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一节举出临安各种类型的特色酒店,比如包子酒店,专卖鹅鸭包子,肠血粉羹之类。宅子酒店,是门面装修得如同仕宦宅舍,或者干脆就是仕宦宅子改作的。庵酒店,内有娼妓,可以就欢,门前有红栀子灯,不分晴雨,总蒙着箬叶做的罩子,以作为标识。《清明上河图》里就画出这么一座酒店,便是孙羊正店。又有一种,名字叫作“花园酒店”,说是“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学园馆装折”。城外闲地多,自然更方便布置为花园,若在城里,大概就要很费一番纳须弥于芥子的心思。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分茶酒店”条说到当日临安“诸店肆俱有厅院廊庑,排列小小稳便阁子,吊窗之外,花竹掩映”,似乎也略存一点“花园酒店”的意思罢,“小小稳便阁子”,即如今天的雅座包间。当然酒店用各种心思巧置花木都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为了招徕顾客,和当时的酒店风行挂卷轴画是同样的性质。

“小瓶”的烧造,近数十年颇为冷门,清丽者甚不易得。概因易帜以来,“乾撼坤岌,寰宇纷扰”,政治强力介入民众生活,传统的风雅之行,多被新时代视为腐朽趣味而匿迹,人心日渐粗粝,插花既成罕事,器具自无人讲求了。余性近自然,爱花成病,每见好花枝而欲供养案头,常苦无佳器;性又嗜茶——茶席上没有瓶花,尤为缺憾。吾国近年因插花风气的中断,南北窑厂烧造花瓶固然仍不少,但悉为体量高大的陈设器,只能置于室内某一固定位置,不便移动。宋人书斋案头专供插花的小瓶,不但烧造琐碎费心,取利亦有限,遂罕有人涉足。所谓“求之不得,反求诸己”,我因之在做茶碗的同时,也造了许多花器,而尤以“小瓶”为大宗。这些瓶子高度多在一拃之间,因弗欲量产,尽出手工,器形乃能恣意为之,有些已不在传统的范畴中了,但其审美趣味,仍应归于古典作风——北师大王宁教授整理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授《说文解字》时弟子周树人、钱玄同、朱希祖所作笔记,曾获国家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经费资助,其实太炎先生着述以年代论,绝非“古籍”,评审者亦是出于认同其内容的纯粹古典精神而做的变通。对于平衡师法古人和适应时代之间的尺度,我曾撰一条笔记谈及:

宋代瓷器就器型来说,一个可以算作“事件”的大变化,是陈设瓷的出现,原因即如上述,便是由家具史中一个革命化的变革所引发的。因此我不能不再次强调桌子的重要。因为桌子的出现,整个室内格局都变了,即居室陈设的以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高坐具的发展和走向成熟,使精致的雅趣有了安顿处。瓶花史与家具史适逢其时的碰合,使鲜花插瓶顺应后者的需要而成为室内陈设的一部分,并与同时发达起来的文房清玩共同构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如果不是与家具史的线索相交汇,瓶花的发展很可能会是另外的面貌,比如东瀛花道与茶道的结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仅风格不同,甚至内涵也不很一致)。

——虽属文言,遣辞并不晦涩,足以表明我的态度。花器不必格于程式,花材尤可随所遇而取之,毋用拘泥,但有几条心得,因自经验中得来,似乎尚值得拈出:

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并没有全新的创造,只是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它从古已有之的瓶罂样式中独立出来,而给了它比较固定的用途。如果作一个很粗略的区分,那么可以说,设于厅堂的大花瓶,造型来自粮罂食瓶的成分为多,而设于几案的小花瓶,式样多取自于上古青铜礼器。

又,可用木本时,即不用草本;有隔年木本,即不用本年新枝。此条不需多解释:木本之瘦硬质感,永非草本所及;且同一植物,隔年老枝必较嫩条更见遒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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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瓶选叶,虽为配衬,其见作品功力匠心,更甚于择花。盖名花随处不难购置,配叶则需慧眼搜求发现。大要则叶细碎者为上,肥阔者次之;蜡质者光泽幽烨而耐久,被绒毛者不堪用。

唐宋时代室内格局与陈设的不同,由传世绘画和近几十年发现的墓室壁画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不必细论。花瓶成为风雅的重要点缀,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书房。它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等为称,可见其小。书房虽小,但一定有书,有书案,书案上面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式样仿古,或铜或瓷,而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的组合。花瓶作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占得固定的位置。

属于高座具的“胡床”魏晋时传入中原,人在此物上须垂足而坐,形姿已近近代,虽然舒展适意,当时却被视为放纵失礼。侯景是东晋有恶名的军阀,破坏力堪比汉末董卓,《南史·贼臣传·侯景》说他“床上常设胡床与荃蹄,着靴垂脚坐”——特别强调今人至为寻常自然的“垂脚坐”,即因在当时这尚属放诞倨傲,史家以此志侯景的跋扈恣肆。起坐形式的转变至宋代始告完成,生活于南北宋之间的学者庄绰称:“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踞,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前引《水浒传》第十四回,吴用会齐了阮家三兄弟“入酒店里来,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情形已和我们现在去小馆子吃饭找座全然无异。

此外还可以说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风雅的皇帝,自己能诗会画,又抚琴焚香点茶都来得,还直接领导兼指导了一个画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贯彻和指导画家的实践(此前有一位李后主,但李后主应该说是文学家,宋徽宗则是艺术家)。

进入垂足坐的时代,各式今人熟悉的高家具才渐次出现和成熟,中国人的居室不复魏晋之前的疏简清旷,不同功能的空间有了与之对应的家具和器皿,兹无意详谈。说了这么多和插花不相干的,似乎是扯远了,其实正是宋人生活环境的异于前代促成了瓶花进入日常生活,故不得不有此一番饶舌。且看一首南宋葛绍体《东山诗选》中的七绝:

一、助成宋人之风雅的种种条件

宋·无款·《胆瓶花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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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糊窗纸旧胡床,铜鸭烟昏砚墨香。淡翠屏风小瓶亚,芙蓉红軃菊花黄。

二、桌子的特殊意义

其一,宁少勿多,宁疏勿繁。一瓶既得,不妨反复端详,可有可无之花叶,一概剔除——日本川濑敏郎氏,插花确能得萧疏清朗之致,然亦无它神秘——敢于下辣手做减法而已。以此即受膜拜,被尊为“大师”,亦觉少见多怪。

桌椅的配合使用,始于晚唐五代。椅,倚也,与席坐时代最大的不同,是坐的时候有了依靠,初时因多作“倚子”。桌,初始的时候通常作“卓”,即高的意思,相对于席坐时代的家具,它当然是高。如此布置本是渊源于当日都市中到处开设的饮食店铺,而士大夫家宅中室内陈设的变化要到北宋中期才大致完成。随着高坐具时代各式家具的发展成熟,用于寄顿文人士大夫各种雅趣的书房也逐渐有了独立的品格,在不断完备的过程中越来越见出特色。书房里的书案变得高而且宽大,作为书写用具之一的纸,幅面也比以前大了许多。而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书写的姿势改变了。与此相应,文房诸器中增加了臂搁、镇尺、砚山、砚屏,等等。臂搁的出现,是因为书写姿势有了改变。镇尺使用的广泛,和纸张尺寸的变大有密切的关系。而砚屏可以说是纯粹的摆设,是由宋人的爱石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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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秋堂东轩》:新糊窗纸旧胡床,铜鸭烟昏砚墨香。淡翠屏风小瓶亚,芙蓉红軃菊花黄。

一日与萧先生闲谈,我说:“从商以来,心力俱疲。山中制瓷,满面尘灰;坐店待客,殚虑竭神……”语未竟,他道:“我看你至少在店里挺轻松的,也就泡一天茶,冲进来的客人翻个白眼。”——闻之大笑,处女男大率有挑剔的毛病,所谓“翻个白眼”确是有的。我之插花既无承传,弗所师从,姑名之“白眼流”,可矣。以上拉杂琐谈,绝无统系,支离可哂。然不惮浅陋地写出,实出求教于同好之意。“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倘获指正,何幸如之。

再回过头来说小瓶。因为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这一类,它和同样作为几案陈设的仿古式小香炉总是组合在一起的。小瓶,还有小炉之好,第一是以釉色取胜,第二便是造型。杨万里《烧香七言》所谓“琢瓷作鼎碧于水”,把这两样好处都说到了。

插花而有流派,是日本的特色,岛国之民极尽细腻幽微,历来盛出将简单事复杂化的大师。插花在彼上升为“道”,亦不免小题大做。日本园林、插花,重情境韵致,与吾国固有的审美取向颇为融通,所以在台湾被照单吸收复制,并不觉得突兀——这是题外话了——总之是强调意境,追慕自然趣味;但一面又门户森森,规条繁苛,一切行事都有制度——微觉分裂。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成为描绘临安都市风情的名句,而它实在又是北宋都市情景的南移。《东京梦华录》卷七云季春时节,“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在《清明上河图》中早已绘出这样的情景。前面说到的孙羊正店旁边就正是一个用马头花篮卖花的花摊。

作为市声之一的卖花声大约最易牵动思绪,诗词咏及者因此最多,这里呈现的细节便更多一点诗心烛照下的体验和品味。如孙惟信《禅寂之所有卖花声出廊庑间清婉动耳》:“曲巷深房忆帝州,卖花庭宇最风流。窗纱破晓斜开扇,帘绣笼阴半上钩。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盈头。泉南寺里潇潇雨,婉婉一声无限愁。”(《全宋诗》,册五六,页35148)又蒋捷《昭君怨?卖花人》:“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南宋
马公显《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石案

宋人咏花诗之多就不必多说了,随便翻翻《全宋诗》就可以了解。只举两首和花瓶相关的诗。南宋方回《开镜见瓶梅》:“开奁见明镜,聊以肃吾栉。旁有一瓶梅,横斜数枝入。真花在瓶中,镜中果何物。玩此不能已,悠然若有得。”这一情景在绘画中,正好有合式的对应。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一幅传苏汉臣《妆靓仕女图》,图中描绘以为对镜理妆的女子,妆具的旁边有一个小木架,木架里面坐一具插着鲜花的花筒。

还有一首专说造型的诗,即南宋钱时的一首《小甆瓶》,诗前小序称:“羔姪近得小甆花瓶二,见者莫不称叹。熊姪自言,因是有感。大概谓此瓶高不盈尺,价不满百,以其体制之美,人皆悦之,若无体制,虽雕金镂玉不足贵也。惟人亦然,修为可取,虽贱亦好。苟不修为,贵无取尔。余喜其有此至论,因诗以进之,且以开示同志。”诗曰:“小甆瓶,形模端正玉色明。乌聊山边才百文,见者叹赏不容声。乃知物无贱与贵,要在制作何如耳。轮囷如瓠不脱俗,虽玉万鎰吾何取。……”可知这一对得自徽州歙县西北乌聊山边的小花瓶,高不足一尺,价不到百钱,而釉色美丽得像玉一样,又造型线条流畅,有规整端正之好。因此偏爱“格物”的宋人由不得要起一番哲思。

邓深《竹筩养梅置窗间》:“竹与梅为友,梅非竹不宜。截筩存老节,折树冻疏枝。静牖初安处,清泉满注时。暗香披拂外,细细觉春吹。”竹筒制作的花瓶自然难以久存,因此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曾经流行,不过瓷器中筒形瓶的设计就很可能是从竹筒取意。

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插花的小瓶,见于诗人题咏者,最常见的便是胆瓶、小瓶、小壶(壶可以说是瓶的由古称而变成的雅称)。而花瓶的造型也反映着士人的审美情趣。比如仿古一类的贯耳瓶,琮式瓶,尊式瓶,花觚,蓍草瓶,等等(香炉则是鬲式炉,鼎式炉,奁式炉,等等)。实物中,有一组很好的例子,即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龙泉窑各式小瓶在这里占得多数,胆瓶,瓜棱瓶,贯耳瓶,管耳瓶,弦纹瓶,高差不多都在十几厘米,这正是最宜于几案陈设的尺寸。琮式瓶,出自龙泉窑者为一对大瓶,小瓶则有青石制作的一对。它后来成为明人眼里花器中的雅品,名作蓍草瓶,而赏鉴的品味当是遥承宋人。两件景德镇青白瓷印花双凤纹碗碗心图案中装饰着插花的弦纹瓶,而它与窖藏中的龙泉窑弦纹瓶式样完全相同,那么后者是花瓶,这自然是最为直接的证据。铜瓶数件,都是宋代花瓶的常见样式。窖藏中制作精好的龙泉窑仿古式青瓷小香炉,屡见于宋人题咏的蟾蜍砚滴,与各式小花瓶正是当日几案陈设最为常见的组合。总之,这批窖藏中的花瓶不仅品类丰富,而且集中体现了它所属时代的雅尚,可以视作记述了宋代瓶花故实的一批珍贵标本。

又《洵人上房》: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有意探禅学,无心了世情。不知清夜坐,知得若为情。

在此之前的瓷器多半只是实用具,灯具、香炉,也都是实用具(宋人的焚香,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一种高雅的娱乐,因此宋代士人会有兴趣手自调香,并且互相交流调香的经验)。香炉和花瓶当然很早就有了。花瓶还可以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香炉则是本土古已有之。但花瓶和香炉成为案头陈设,并且普遍流行蔚为风气,却是在宋代。

这里所谓的“花”,还有“香”、“茶”、“瓷器”,当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为什么宋人会有、或者说能有这样的作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单从历史背景来说,便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比如城坊制的解体,都市生活的发达,还有科举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这些又互为因果,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化的合力。

《妆靓仕女图》

又陈棨的一首《店翁送花》也很有意思:“店翁排日送春花,老去情怀感物华。翁欲殷勤留客住,客因花恼转思家。”旅店用日送鲜花的方式慰藉客中情怀,大约也已成为当时一种日常化的服务。

比如说,由于科举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个社会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进士和一大批预备进士,这一群真正可以称为文人的进士和预备进士于是成为风雅的渊薮:不仅培养,而且传播。而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与名士的角色互换,或载道或言情的写作态度与方式的互换。而城坊制的解体,加速了都市文化的发达,于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能够以都市提供的娱乐场所而迅速流布。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卖花也是都市一景。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有卖花风习。陆放翁的名作《临安春雨初霁》:

又有关于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发现和空前规模的引种,对古老品种的选育和栽培以及相关技术的长足的进步,又众多花谱的问世,等等,这都是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话题。总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点便是日常化和大众化。宋人对花的赏爱,很少再有狂欢式的热烈,而是把花事作为生活中每一天里的一点温暖,一份美丽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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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方回的诗,可见妆镜旁边陈设花瓶,在宋代不仅仅是女子的雅尚,士人也是把它视作一种逸趣的。截竹为筒,筒插鲜花,本来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这幅画里用来插花的花筒应该就是宋代瓷器中的一种筒形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南宋官窑器,日本根津美术馆藏一件属龙泉窑,时代也属于南宋。今人常称它为“花插”,而它的样子很像是竹筒。而截竹为筒,用竹筒来插鲜花,本来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

四、宋人花事是很商业化的,但不妨碍它浸润诗意

书案,汉代也已经出现,不过尺寸很小,同时又有同样形制的奏案,都是用作临时置放图籍、文书之类,而二者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别。南北朝至隋唐,书案的这种样式便一直延续下来,北齐崔芬墓屏风画,唐真子飞霜镜镜背图案,都有栅足书案的形象。屏风画中,书案上放着笔格,铜镜的书案上边除笔格外,又有多足砚即辟雍砚和里边包着卷轴的书帙一裹。由图像显示出来的比例,可以看出书案依然不大。

三、留给花的空间很大,也很小

六、对“格物”的偏爱使花事成为宋人诗词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前面说到助成宋人风雅的种种条件,宋代花事的空前发达是一定的了,所以这里说留给花的空间很大。宋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花作为日常生活中风雅的点缀。

葛绍体并不是著名的诗人,也可以说是很没有名气的,他的作品,一般的宋诗选本都不会选。但这几首诗却很有代表性,两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几件互有关联、并且又都与瓷器相关的雅事,差不多都写在这里了,也正应了今天的题目,即宋人与花与香与茶与瓷器,不过因为时间有限,不仅茶事省略掉,香事恐怕也来不及细说了。

《韩氏与闲即事》:堂深暑不到,闲意一炉香。棋斗过河急,琴弹流水长。古瓶疎牅下,怪石小池旁。忠献画图在,英声不可忘。

“小楼”二句从陈与义“杏花消息雨声中”化出(《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北宋汴京流行“卖花担上看桃李”的诗句,宋徽宗《宣和宫词》有“隔帘遥听卖花声”,可见这一种“清奇可听”的市声是宫廷里也要捕捉的风雅。与陆游同时的王季夷《夜行船》句云“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晚于陆游的史达祖《夜行船》云“小雨空帘,无人深巷,已早杏花先卖”。张炎《端正好》“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卖花人到”,又都是化用陆诗意境。

《花篮图页》
南宋 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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